我在高二读书、放寒假时，大概在农历正月初三，舅舅叫我与他的大女儿一道到贵池殷汇街去了一趟。我们从安庆坐小轮到达江南牛头山，我们然后一直沿公路往前走，走了不少的路，才到了殷汇街。殷汇街是我母亲徐唐氏的诞生地。我母亲在殷汇的家已无后人了，我们去的是堂大舅和堂大舅娘家。他家有三个儿子，没有女儿。我们在那里，他们带我们很好。我还和他家的小儿子一道，到不远的山上打过两天柴。我知道了母亲的诞生地像什么样子，也算了却了我自己的一个心愿。
我在桐中读书时，有一年，在大湾生产队劳动时，被生产队长安排到练潭圩里割被水淹的稻子，那只要把稻穗割下来就行。我是与徐有来一道去的。生产队长安排着去，我们不得不去。我生怕惹上了血吸虫，幸好，我没有得到血吸虫病。我真的为此庆幸。可我的弟弟却因在练潭圩区住与劳动的日子长久，不幸染上了血吸虫病，后来他吃药、治好了这种病。在桐中读书时，我再也没有读小说了，我专门读了从学校图书馆借阅的散文和一些名作家的散文集。这其中有杨朔、孙犁、冰心、巴金、秦牧、刘白羽、萧三、陈伯吹、吴伯萧等人的散文集。我读后颇有收获。它既陶冶了我的情操，也培养了我良好的读书习惯，更增强了我的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
我在高三读书时，已经处于顺境，我学习也更加努力了，很想在高考时考好一点。我个人认为，这大概是因为我学习的文科成绩优秀，而国家又十分重视教育，桐中的教师素质都很不错，那时教师没有吃、拿、卡、要，更没有人通过搞家教、开办课外辅导班来赚钱，师德都很高尚，而桐中是名校，所招的学生生源也很好，再加上桐中当年又分外重视升学率，所以就看重和爱护我们这些学子了。
在高三下学期，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了一名团员。入团介绍人是同班同学、家住清水村的汪兴旺。他后来考上了合肥工业大学，简称合工大，那时也是名校。当年，高三毕业生参加高考前，就需要填写好自己报考学校的志愿，不像改革开放后，是在高考分数公布后，才填写个人志愿的。我们填写报考学校志愿时，班主任在当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我在填写报考志愿时，是班主任王老师说了的，他要求我把第一志愿填上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我就按他说的填了。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就成了我第一志愿中的第一志愿。第一志愿里有四个小志愿，我除了写上了新闻学系外，还填写了中文学系，哲学学系，历史学系。在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下来后，我和王老师都以为是考上了该校的新闻学系，但我们拆开后一看，是录取在该校的历史学系了，大概是我历史这门课的高考成绩太好了吧。后来我想到，考上该校历史学系也很好，能考上也很不容易。我是桐中六四级毕业生，当年桐中高考升学率为百分之七十六。后来还有少数学校补考补招的。考入复旦的只有我一人。当年全国只招15万学生，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只招35人，上海及其郊区招19人，其他16人在华东、华中、华南三个地区招收。安徽省录取2人，真正是安徽人的只有我一人，另一人叫王新芳，他是江苏宿迁人，当年他借读于安徽省宿县中学，高考录取时占用了一个安徽省名额。那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有全国知名教授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等人。
在校长史耀民的努力下，桐城中学拥有了设立考场的资格。当年我是在桐城中学参加高考的。考试结束后，我就回到了舅舅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等待高考结果。我心里有数，知道自己考得不错，肯定是能上大学的。因此，我在高考过后，一点也不着急，内心很舒坦，就只要耐心地等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就行了。
1964年秋季，是舅舅带着我从大湾子出发，从小路走，一直走到安庆的。当天，舅舅感冒发烧，带病送我到安庆的。我挑了一担简单得再不能简单的行李，一头是床旧被子，一头是只旧木箱，箱里装了一条旧棉裤、一件旧棉袄和两套旧衣裤，带了30元钱。夜晚，我在安庆轮船码头购买了七元钱四等舱的轮船票。第二天旱晨，我与舅舅惜别，乘坐着从重庆开来的“东方红”号轮船，顺江奔向上海，上复旦大学去。我在复旦大学的学习期间，享受甲等助学金，这是最高等级的助学金。每月我能得到20元钱，我把15元5角钱用作伙食费，我把4元5角钱用作零花钱。学生食堂伙食很好，除早餐无荤菜外，中晚餐都有荤菜。“文革”发生后，食堂伙食才差了。那时，学生食堂常用冬瓜作菜。若不是遇上文化大革命，该校培养的对象在毕业后，大都分配在国家上层机关工作，或分配在大学里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只有极少数的人被分到中学任教。考上复旦大学，我真的改变了命运，对弟弟徐长银家也进行了一定的帮助。应该说，我在艰苦奋斗、刻苦读书后，尽管发不了财，但也成了个能体面地工作和体面地生活的人，我是祖国的一个幸运儿，也成了一个能尽自己的能力为国家作出了一定贡献的人。
完。
作者地址与职称：231404 桐城市第二中学 中学高级教师
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爱好唯读书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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