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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发生了斐迪南大公被刺事件，这确实出乎大国们的意料。随后，温斯顿的描述，与敝号在《哈布斯堡的灭亡》中随笔的几乎一样——乐于发动战争的决策者，恰恰是以最短视目光锁定在既得利益上的那群人，其实他们谁都没有能力去估量战争不受控制的后果，他们也不愿意去估量，也没有必要估量，因为他们早已为自己准备了退路，因为要备受战争折磨和付出牺牲的，只是被他们忽悠起爱国热情的普通民众。 到了最后，发动战争的，与战败后斥责战争愚蠢的，常常是同一批人。却没有人对那被迫投入战争中死难的一千万人命负责——你选择了相信那些决策者，那么你自己就要为这份信任付出代价。 刺杀事件两个月后，德皇威廉二世和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还在沟通，相互表达了不愿意卷入战争的意愿，希望把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事件提交海牙法庭审判。 然而，双方属下的军事机构都已经隆隆开动战争机器，俄国参谋长苏霍姆里诺夫要求俄国动员，防备可能的突袭，俄国的动员马上引发了德国的警惕，德国的毛奇又强迫德皇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放弃一切敌对行动。随后两国就彻底走向对立。 德国并不知道，进攻比利时，会引发英国毫不犹豫地对德宣战。——我们以为的最高决策者的视野有多宽，知道多少事，其实往往并不是那么回事。决策者的视野，取决于决策体制，视野的宽广程度与权力的绝对程度呈反比。集权体制下的决策者，拥有无上的权力，但其视野就会受很大限制——就像约瑟夫皇帝一样，他拥有绝对权力，但他的决策圈，也就是信息来源和思维模式以及偏好，就来源于三个人。 温斯顿几乎是在重述之前第一卷中有关一战前各大国的政治与外交博弈，大家几乎都在小心翼翼地避免战争，不论是既得利益的霸权掌控者，还是崛起的挑战者，都在想方设法通过军事协助的外交手段来达成自己的目的。但十九世纪末开始席卷欧亚大陆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已经成了不可逆转的大势，无论怎样的努力，王朝体制也盖不住来自巴尔干诸国的骚动。 从温斯顿对奥匈帝国军队早期对塞尔维亚的作战描述来看，康拉德几乎是犯了所有重大的军事错误。 这里需要强调温斯顿作为一个文官，既能深度参与战争决策，又能亲历战场如何实施这些决策，还能随时跳出局部看待世界格局，由此提炼出来的关于战争的几条重要法则： 第一是永远都有选择，任何一种选择都有损失，决策者的关键是挑选最有利，或者说损失相对最小者，更为重要的，一旦选择了，就需要忽略这个决策带来的损失。“永远都有选择”，还提示我们注意，提倡不惜一战斗争到底的人们常说的那句话——“开弓没有回头箭”也是个伪命题。 第二是永远都有充足的理由否决一个正确的选项。战争中通向胜利或者安全的道路，从来都不是折中道路，一旦走上折中，结果势必是全盘皆输。 拿破仑战术中的集中兵力，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很难得到贯彻——德国早期关于集中全部兵力绕道比利时直接进攻法国的战术，在事后看来，被证明为最可能征服法国，尽快结束战争的选择，但却被毛奇改成了折中方案——三分之二兵力用于进攻法国，三分之一兵力用于到东线防卫俄国——结果就是，进攻法国的兵力没有对法国形成压倒态势，陷入鏖战泥潭，而东边的兵力也不足以支持奥地利征服塞尔维亚。这个1914年的折中方案，已经决定了1918年德国的必败。 同样，早期康拉德进攻塞尔维亚，为了谨慎起见，也采用了折中方案，既没有集中全部兵力，也没有迅速进攻，而是北防俄国，南防土耳其，步步为营进逼塞尔维亚。 第三是逼迫对手按照你适应或设计的方式应战，同时，避免自己按照对方喜欢的方式作战。这一条实际上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谓的先要立于不败之地——即便出了岔子，不至于一败涂地。温斯顿用的还是德国进攻法国的施里芬计划之明智——就不按照法国想要的样子来跟它硬拼，而是从北边比利时入侵，一个右勾拳，本来是东西对峙的国家，却从北向南来进攻，用你最没有准备和最不适应的方式来打击你。 这就很像当年蒋百里提议，后来被付诸实施的对日的淞沪会战。淞沪会战的战略意图，是把日军本来顺手的由北向南居高临下的进攻态势，改变为由东向西，国军居高临下的态势。第四是保持有生力量。保持有生力量，活着是最重要的。这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我们都能理解的，一城一地的得失，是可以根据战争进程和政治形势来改变的，关键是，你可别先死了，等不到那天。 其二是，要有一套体制机制来确保随时得到有生力量补充——动员力，征兵体制，想想十多年之后，在中国的毛泽东应用的战术，除了在夹缝中躲躲藏藏，不硬拼，一直等待时机和时势的变化，更为重要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确保红军有生力军的补充。
再回过头来看东线战场。 当俄罗斯已经准备大军入侵东普鲁士的时候，实际上东线德军并未做好充分准备。既有的将领对于毛奇的战术和决策并不感冒，也不打算主动出击去截断俄军。这给了毛奇以换将的理由，由此，鲁登道夫和兴登堡这两位在一战后期和二战前期的风云人物才得以走上了台面，他们正是被毛奇启用到东线去应付俄军，才得到凸显才能的机会。 他们显示能力的战场就是1914年8月的东普鲁士坦嫩贝格战役。当时，俄军以两个兵团，分别从东面、东南面夹击坦嫩贝格。鲁登道夫手头上只有一个第8集团军，毫不犹豫地采取了冒险战术——快速行军，在俄军两个集团军会和之前，连续突击，逐个击破之。——温斯顿称之为天才之战。 鲁登道夫摸清楚了东面来敌是伦嫩坎普夫的集团军，而东南面是萨姆索诺夫集团军——后者比前者要突前，且萨姆索诺夫乃是俄军的名将。因此，鲁登道夫的策略是，派出骑兵骚扰东面的伦嫩坎普夫，制造种种迷惑情境，让伦嫩坎普夫搞不清德军的布防究竟在哪里，于是放慢了进击速度。同时，在东南面撤除一切防御工事，让萨姆索诺夫认为德军已经开始撤退。其后，让兴登堡以最快速度行军，突袭萨姆索诺夫集团。 萨姆索诺夫的集团军一开始以为出现的德军只是小股殿后撤退的军队，接触了之后才发现居然是主力，几乎就是一触即溃。德军的步炮协同显现了战场威力，一方面以猛烈炮击轰垮了俄军的部署，一方面以步兵迅速出击，冲垮了俄军的意志。 期间还发生了鲁登道夫下属冯·弗朗索瓦将军违抗命令的事情——鲁登道夫看到东面的伦嫩坎普夫集团军已经向南靠过来，感到担忧，要求弗朗索瓦带领北面的德军去设置对东面来敌的防卫，弗朗索瓦却抗命不尊，他认为萨姆索诺夫的集团军已经完全崩溃，这时候应该集中兵力狠命一击，以求消灭萨姆索诺夫集团。奇怪的是，鲁登道夫也没有完全阻止这个下属。 于是仅用了三天时间，德军从西和北合围了萨姆索诺夫集团，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兴登堡转而负责进攻东面的伦嫩坎普夫。同样，兴登堡运用的也是奇正结合的战法，正面攻击，加上弗朗索瓦从南面撤出的部队形成右翼（在打萨姆索诺夫时，他在鲁登道夫的北面），对俄军进行迂回侧击。同样的，俄军能够顶住德军正面的轰击，毕竟俄军的人数在德军之上，但却难以防备弗朗索瓦的侧翼攻击，也是一天之内就让俄军溃退。 整个坦嫩贝格战役中，冯·弗朗索瓦的部队四天内连续行军120余公里，还打了两场硬仗。 不过伦嫩坎普夫还是比萨姆索诺夫幸运，他的北面没有军队，由此可以顺利撤出战场。当然，他撤退的决心也够狠，以一天之内跑七十公里的速度撤，所以保全了部队的大部。
与此相对应，奥匈帝国在南面的伦贝格与俄军开战，远没有德军的行动力。温斯顿分析道，奥匈帝国军队的构成复杂，这是他们战斗力偏低的主要原因，起码有八个大的民族构成，每4个人中就有1个对奥地利不满。伦贝格一战几乎就让奥匈帝国军队颜面丧尽，损失了25万人马。著名的康拉德于是向鲁登道夫求援。 鲁登道夫和兴登堡几乎是同时决定向南转进，拯救奥匈帝国。德军再次展现出了不同寻常的执行力，他们虽然是英勇地从北到南前去拯救友军，也从没有忘记要“立于不败之地”，即一旦发现俄军对伦贝格和华沙的重兵太重，就要随时撤走。所以是一路架桥一路埋设地雷前进。 果然，在华沙他们遇到了三倍于己的俄军，顶了一天之后，终于撑不住了，反过来向奥匈帝国求援。康拉德自己还陷在泥潭里，所以毫无办法。兴登堡随后即撤离战场。随即就被康拉德骂成见死不救和背信弃义。 温斯顿在这里展示了典型的集权国家通过内部宣传和信息封锁制造的爱国氛围——虽然在战场上始终是一败涂地，但奥地利国内的宣传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不仅军队在战场上坚挺，还能拯救屡屡濒死的友军，而友军又是如何背信弃义，鼓动更多的年轻爱国者走上战场，去成为康拉德那要命指挥下的炮灰。 1914年9月-11月，奥匈帝国的军队，从侵入塞尔维亚开始，就没有找到过北，连续发动了三次进攻，但最终被塞尔维亚这支之前被奥匈帝国的爱国者们嘲笑为养猪者的队伍，赶回了9月的起点。 到这年年底，德国的参谋长法金汉就已经意识到，德国要在这场战争中取胜希望已经基本没有了，所需要的，就是如何能够顺利脱身，减少损失。 依靠东线战争取胜而崛起的鲁登道夫和兴登堡，当然就鼓吹，只要东线取胜，就有希望赢得整个战争的胜利。这当然成为了鲁-兴和法金汉之间的矛盾——并非完全的战略思想矛盾，而在于政治地位矛盾。居于领导地位的人总会趋向保守，想要得到领导地位的人则渴望变化和波动，仅此而已。 在鲁登道夫援引奥地利的康拉德的帮助，说服了德皇威廉二世，最终同意加强东线战役，同时解除了法金汉的陆军大臣职位，仅保留了参谋长职位。由是，为兴登堡的上升扫平道路——也就为一战的延长提供了动力，同时，德军系统内也出现了两个互不买账的权力中心。康拉德最希望德国如此，这样一来，他就能得到德国最大的助力，用最孱弱的奥地利军队去应对俄国和塞尔维亚。 1915年1月，新官上任的鲁-兴二人，合作发起了针对俄国的钳形攻势——马祖里冬季战役，左路从华沙以北，沿着北海进攻，右路从波兰南部，向东北方向进攻。北路的攻势中，第一次集中使用了毒气弹——一次性使用了18000枚毒气弹！ 在北路进攻中，德军的战术依然是集中一点突破，然后突破点的军队实行迂回，连同其他部队一起一股股包围歼灭俄军。这是一次在严寒中进行的战役，艰苦程度可想而知。俄军居然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功，只有不断撤退。 不过兴登堡自己总结认为，战役虽然在战术上完全成功，但却没有取得任何战略上的进步——只不过是消灭了一个集团军，俄国人数优势太大了，很快又可以招满兵源来补充，看起来毫无损失。——这也是他的政敌，法金汉的基本论点，打俄国毫无意义。 改变了法金汉想法的，乃是英法联合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如上文已经详述过的，英法打算以打通海峡，沟通里海与地中海，从而实现对俄国的全面援助。这让同盟国感到心惊，由是连法金汉也开始转而重视东线战场。1915年夏季开始，德军再次主动发动了一次对波兰范围的对俄军的攻击，终于攻下了华沙，并且继续节节推进，直到秋季。 秋雨季节里俄军的全面败退，以及当地居民的逃亡景象，给鲁登道夫本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些老百姓受了多大的苦难，流了多少眼泪，死难了多少无辜的人；我一生经历了多次战争和浴血战斗，没有哪个战场的恐怖能跟此时大量人口无休止地出逃造成的可怕景象相比。 1915年下半年的战争中，俄军损失了100万人马。与此同时，德奥联合把塞尔维亚彻底占领，并且促使保加利亚加入了同盟国。南面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也以协约国全面败退而告终。应该说，东线战场在1915年达到了同盟国的战力顶峰。 令人惊讶的是，法金汉在西线的指挥也取得了成功，给协约国造成了重创。这种战力顶峰给法金汉造成了一种错觉，就是认为德军在西线一定能取胜。 温斯顿指出，他的问题在于过度关注战术，认为德军在人数相对较少的情况下也能取胜——但战略上，依然是物资和人数优势多的一方最终能取胜。 温斯顿在战略上赞同兴登堡的思路，即德国应该一开始就把重心放在东线，既少碰英国海军，又能获取俄国腹地的油田和粮食资源，如果能征服巴尔干，则能获得至少20个师的军力。法金汉对于战术和武器装备的迷信，导致他丧失了东线战机，并且选择了最难碰的西线。 果然，1916年夏季，俄军的博罗西洛夫将军组织发动了反攻。他的反攻也是集聚了半年的力量，用四个集团军的兵力，同时在东线从北到南三个主要战场发动反攻。 这一举动完全出乎德军意料之外，用于战术迂回的空间也没有了。这种打法是典型的自伤八百的打法，光是秋季进攻一项，俄军就损失了35万人，到后来接近100万。不过战果就是重新恢复了部分波兰和塞尔维亚，并且把奥匈帝国彻底打残。 这几乎就是俄罗斯帝国的回光返照。谁也想不到，1917年这个巨人就突然间崩塌了——就像七十三年后苏联一夜之间宣告解体一样。 温斯顿指出：战争比的不仅是资源、人力、战力和执行力，更有政体本身的稳定性。想想后来的德国、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并不是败在资源和人力上，而是看似牢不可破、上下一致的集权体制，一夜之间就因为战争引致的内部矛盾垮掉了。 1916年11月，灯枯油尽的奥匈帝国老皇帝——弗兰茨·约瑟夫，在自己85岁高龄这年，对于战争已经彻底厌倦。他非常明白奥匈帝国内部已经到了何等崩溃的边缘——尽管国内宣传仍然是形势一片大好、前所未有的好。 他下定决心要在1917年春主动提出和平方案。11月20日，他一直发烧，但仍在工作，中午连饭也吃不下，到下午在陪护们的要求下去午睡，他也实在扛不住了，于是起身去卧室，并且对秘书说“晚上七点叫我，我的工作积压太多了”。他睡下后不久，就去世了。 这是同盟国崩溃的第一个信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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