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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莫小北 机缘巧合，听到了一番痛骂他人的语言，感受就是嘴比脑子还快，一句接着一句，另一个感受是听者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与生殖器有关的话语冒个不停。
说起“脏”，玛格丽特·米德是个绕不开的任务。米德认为污秽即危险，“污秽的东西都被视为肮脏的，即禁忌的东西不一定是肮脏的，但肮脏的东西一定是被社会所禁忌的。”脏话也是如此。它的危险就在于对日常生活的干扰或者说正常秩序的破坏，它是禁忌，所以肮脏。肮脏不仅仅是危险的，肮脏也是“痛快”的。这里的“痛快”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是报复，用肮脏的话语来诅咒对方，在想象中发威，就可以心里爽快；第二是较劲，你不是让我守规矩么？他欺辱了我，我就骂，骂他出口恶气。肮脏不仅仅是简单的、低等的，“高级”的、“文明”的肮脏也层出不穷。我们受的教育是逐渐敏感于气质、脱离于土气的熏陶，那些“下三滥”的低级脏话拉低了我的身份，有辱于我的名声，于是我“取径救国”，“骂人不带脏字”地既解气，也不辱斯文。肮脏也不仅仅是破坏性的，它也可以具有正功能。当肮脏成为集体的标识，肮脏就具有了凝聚凝结的功效——这时候的“肮脏”更多地是强加的、外部的。作为“弱者”的抗争就往往是如此：你说我“肮脏”，我就偏要保持本性；甚至反正我不能成为你，倒不如爽性到底。这里不是要为脏话“平反”，而是想说脏话所以“脏”，更多地是因为“危险”，而不是“肮脏”。“危险”何在？它是常人方法学中的破坏性试验，把习焉不察的规矩“晾晒”出来，与其说这是文明的压抑，倒不如说这是整合，具有负向意义的正功能——没有他们的“坏”，怎么证明我们的“好”。 一份社会学和语言学的研究：女性能不能说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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