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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16岁大婚缺钱,把国宝抵押40万元,银行大佬顶住压力捐给国家

 历来现实 2022-03-14

1949年1月18日,天津城刚解放第4天,一名身穿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突然步履匆匆地走到了军管会的大门前。

当时,天津城里治安状况较为混乱,并且还有不少国民党潜伏的特务,任何人都不能私自进去。

于是,负责站岗的解放军战士毫不客气,立刻伸手拦住了他,问道:“同志,你找谁?”

中年男人的神色显得有些焦急,回答道:“你好同志,我是四行储蓄银行的经理胡仲文,想找你们这里金融管理处的负责人,我手里有重要的东西,需要立刻交给他。”

解放军战士仔细打量了他一下,脸上露出迟疑的神色说:“那你先等一下。”

随即,他走到与另一边站岗的战士身边,两人小声商量了一会,才转头对中年男子说道:“同志,你跟我来吧。”

见到负责人,胡仲文从怀里掏出了一份故宫珍宝的名册,然后递了上去,说道:“领导,这些国宝目前藏在我家里,希望能上交给国家。”

此时,负责人正准备喝茶,点点头示意把它放在桌上。

放下茶杯,这才拿起来一看,见上面第一行就是稀世国宝“金编钟”,心里不由大吃一惊。

负责人草草浏览了一下,立刻放下清单,站起身从桌子后面走了出来,然后紧紧握住了胡仲文的手。

“同志,感谢你对国家所做的贡献,我会立刻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上面,请你注意保密,千万不要对外泄露,我们会派工作人员与你联系的。”

那么,这件金编钟到底有何来历?为什么如此珍贵?它怎么又会落到胡仲文的手里?这一切还要从头说起。

乾隆的寿礼

1790年的一天,十几位官员聚在礼部的一个房间里,时而小声议论,时而激烈争吵,大家正七嘴八舌讨论着一件大事情。

如今的乾隆太上皇马上要迎来自己的八十寿诞,他们正琢磨着应该送什么礼物,才能让他老人家龙颜大悦。

众所周知,乾隆一生声名显赫,在皇帝宝座上就坐了整整60年,大清朝在他的统治下可谓是国力鼎盛。

可问题是,宫中的天下奇珍异宝无数,古董字画更是琳琅满目。乾隆帝也早已司空见惯,一般的玩意根本入不了他的法眼,这该怎么办呢?

当时为了给乾隆帝做寿,全国各地群众都在紧锣密鼓的准备着给惊喜,要为太上皇热热闹闹的庆贺一番。

举国欢庆的日子,身为臣子的各级官员,自然不能落人之后,怎么才能送出既有“新意”且贵重的礼物呢?

这一天,大家在礼部的房间里,依然没有讨论出满意的结果,眼看到了吃饭的时间,只好先后走出门外,准备隔日再议。

一位大臣刚走出大门,一道刺眼的金色光闪过眼前,抬头一看屋顶上金黄色的琉璃瓦,突然就有了灵感。

他一拍自己脑门,对众人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咱们不如送圣上一套金编钟,这会是不错的选择。”

众大臣一听,都觉得这想法不错。于是,大家马上聚集在一起又开始讨论起来。

自古以来,编钟就象征着威仪,逢盛大典礼都会让乐师打击助兴,但材料都是由青铜铸成,如果换成黄金,声音应该会更悦耳动人。

经过众大臣的商议,最终这个想法被确定了下来,随后制定相关文书,发至全国各地政府机关,并派官员专门负责执行。

很快,在大清朝各地能工巧匠的精心打造之下,一套价值11439两的金编钟正式出炉了,引得众人惊叹不已。

果然,太和殿庆典时辰一到,金编钟被敲响后,纵是乾隆皇帝见多识广,阅宝无数,也被金编钟的声音深深吸引,不由得得眉开眼笑,龙颜大悦,不仅大赞众大臣巧思不错,还颁布诏令奖赏了大家。

自从,这套富丽堂皇的金编钟就成了乾隆皇帝的最爱,一直陪伴着晚年的他。

乾隆去世后,并没有嘱咐让金编钟陪葬,后世皇帝就把它一直珍藏在皇宫里,如此就过去了一百多年的岁月。

1912年,清朝最后一任皇帝溥仪发布诏书,宣布正式退位,由此大清封建王朝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表面上清朝虽然被推翻,但根据当时国民政府制定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依然可以带着后宫嫔妃、大臣住在故宫。

据说,当时愿意死心追随溥仪的清朝遗老遗少,竟然多达一千多人,盼望着他能有一天能够东山再起。

但是,这过日子不能光嘴上喊喊,这“名存实亡”的皇宫,按照条例政府每年只拨给四百万元新币,这么多人怎么也不够花。

偏偏溥仪生来富贵命,不懂得勤俭节约之道,平时也不过问此等小事,依旧大手大脚开销,生活一下子就陷入了入不敷出的状况。

1922年,溥仪16岁之时,明知道往日风光不再,却仍要打肿脸充胖子,吩咐宫中上下依旧按照旧历,开始为他操办大婚典礼。

初步估算,这大婚典礼花费银元就要数10万两以上,此时国民政府早已不能按时如数发放皇室的经费,这钱财该怎么筹集呢?

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大量拍卖、抵押皇宫里的金银财宝。自此大量宫中文物开始流落民间。

这次也不例外。溥仪当然不能亲自出面,于是叫岳父与北京的盐业银行签订了一份抵押合同。

其中,里面就有金编钟、金册等物件,而当时金编钟仅仅被抵押40万元,其它物品共计40万元,几乎是“白菜价”典卖。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按照当时的社会局势变化,估计溥仪所率领的皇宫遗老遗少们,能够按时赎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大婚当天,按照宫廷旧习,金编钟再一次被敲响,同时也是大清朝最后的一次丧钟。

时隔一年,溥仪自身难保,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赎回金编钟等物品,从此成为了北京盐业银行的物品。

得到金编钟等一批国宝后,银行方面立刻做账,将这笔账目勾销,这样金编钟就摇身一变成了盐业银行的账外资产。

为了安全,银行方面把金编钟运出宫外后,秘密地把它转移到了北京东交民巷一处银行密室,这里有许多外国领事馆,一般来说当时中国军警不会随意进入。

1924年,京城一家报纸记者不知从哪里得知了“金编钟出宫”的消息,于是,他为此写了篇文章刊登出来,立刻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如此价值连城的宝物,当然引起了军阀们的觊觎,于是各方人马到京城后,都开始四处打听“金编钟”的具体下落。

北京盐业银行对此发表声明,表示这条消息纯属谣言,对外界否认东西在银行手里。但仍然挡不住他们的轮番登场。

命运多舛

当时占据北京的军阀是张作霖,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派人四处打探,经过半年的折腾,也没有弄到可靠的情报,只好不了了之。

阎锡山、冯玉祥等军阀也先后杀到京城,同样派人查找“金编钟”的下落,不过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冯玉祥更是把溥仪直接赶出了故宫,从此后开始四处躲藏,并且后来在日本人的帮助下逃到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

北京盐业银行的高层们开始发愁,这京城已不是安全之地,更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经开会商议后,决定秘密转移到天津分行。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的金融业尤为发达,由于开埠较早,繁华程度甚至超过了北京和香港,一度是北方的贸易和金融中心。

天津租界内有众多的外资、中资银行,四处可见拔地而起的洋楼,而天津盐业银行分行正处于法租界境内。

陈亦侯时任盐业银行副总经理,兼任天津分行总经理。由他亲自负责秘密进行转移。

据他家人回忆,陈亦侯是温州人,是个做事认真负责,胆大心细的人,为了保护这件稀世珍宝。后来,几次差点为此事付出生命的代价。

为了掩人耳目,陈亦侯把车开到北京后,等到天黑才前往东交民巷取“金编钟”,随后一刻不敢停留,马上返回天津。

半路上,突然冲出来一个喝得醉醺醺的日本人挡住了去路,手指着车上的陈亦侯说个不停,嘴里叽里呱啦也不知道说些什么东西。

陈亦侯有些着急,用手连续按了几声喇叭,却见日本人不仅不让路,还朝着车子走了过来。

因为不想与对方过多纠缠,陈亦侯连忙稍微打偏了一些方向,加大油门,准备绕过他继续前进。

谁料,日本人竟突然摇摇晃晃冲了过来。此时,陈亦侯想要刹车已经来不及了,只听“嘭”的一声,一下子结结实实把日本人撞在了路边。

陈亦侯吓得心里突突直跳,身上不由冒出了一些冷汗,但哪里敢下车去查看日本人的死活,继续驾驶车子回到了天津。

当时的天津分行,有个迷宫一样的地下库房。陈亦侯为了保险起见,并没有直接把金编钟放在地下库房里,而是把它藏在库房夹层的暗室里。

不过,随着日本发起侵略战争,天津很快也落入到日本人的手中。

1937年7月30日,突然就有个声称是日本领事馆的负责人,主动找到了陈亦侯的家里。

陈亦侯看到他拎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心里马上明白了他此时的目的。

果然,来人自称是日本领事馆的副领事长,也不知从哪里嗅到了“金编钟”的气息,说是来和他交个朋友。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日本副领事长还带了自己的女儿,说是要她认陈亦侯做干爹,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陈亦侯苦笑不得,但又不好直接拒绝,只能慢慢敷衍,说一些“初次碰面,不能乱认亲戚”之类的场面客气话,委婉地谢绝了。

由于陈亦侯不吃这一套,最后日本副领事长一行人才悻悻而去,而带去的礼物也被陈亦侯拒绝了。

“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我都会尽力而为,这些礼物还是送到银行去,因为我家里是不收礼物的。”陈亦侯在送别时这样说道。

隔几天,日本副领事长又出了一招,竟然派人前来相邀喝酒。

或许是不想把关系闹得太僵,毕竟日本人当道,万一把他们惹恼了也不好收场,于是,陈亦侯也挺客气,最后欣然答应了。

席间,副领事长见陈亦侯前来,以为这次有戏,开始明里暗里的套话,因为打听到金编钟的下落。

对此,陈亦侯不急不躁,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来应付,并不直接回答,绕得日本人头昏目眩,有些不知所措。

副领事长见他不领情,随后叫来了一帮日本歌姬喝酒助兴,双方各自怀着心事,不知不觉就有几分醉意。

也不知啥时候,副领事长突然说有事,然后带着翻译去了外面,只留下陈亦侯和几个歌姬在房间里。

等了许久,陈亦侯也不见副领事长回来,突然明白了什么,就自己站起身来,带上帽子独自回了家。

回去后,陈亦侯对着夫人说:“这日本人请我吃饭,到一半就跑了,不知从哪里弄了好些个日本娘们,一直围着桌子转,搔首弄姿劝我喝酒,我一想这日本人没安好心,就自己跑回来了。”

好友相助

虽然,日本人当前碍于天津分行在外国租界内,不好直接派兵前去搜查,以此避免与西方国家发生冲突。

但这一天或许迟早会到来。对此,陈亦侯心里也一直忐忑不安。

为了让“金编钟”有更好的藏身之所,陈亦侯每天都冥思苦想到底该怎么办。最后发了一封电报向盐业银行总部请示。

此时的银行总经理吴鼎昌,早已升任贵州省主席,而且还是蒋介石麾下的文官长。但要跟他联络却并不容易。

首先由天津发电报到上海,再有上海转到香港,最后才能辗转到达重庆,这一封电报几乎绕了大半个中国。

一个月后,陈亦侯才收到了吴鼎昌的回电,却见上面只有一个“毁”字。

陈亦侯顿时气得暴跳如雷,一个人在办公室里破口大骂,把手下员工都吓了一大跳!

原来,上面的意思就是把金编钟直接融化成金条,这样一来既便于隐藏,也容易让银行储存。

对于这稀世国宝,陈亦侯是非常珍惜的,知道金编钟能流传下来非常不易,除了它的实际价值之外,其中蕴含的历史、人文、工艺等无形的文物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因为,就算是铜也不是哪一块都能敲得响的,更何况是拿纯金做成的金编钟,还能敲出乐曲来的文物。

而让陈亦侯气愤的是,总部竟然不懂其中的道理,现在要求把它直接毁掉!

生气归生气,陈亦侯当然不会把金编钟毁掉,也真的下不了手,毕竟这事情要是以后被追究,那他就成了民族的罪人。

如果不毁的话,也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找上门来搜查,万一被找到,那一家老小的性命也怕不保,这该怎么办呢?

正当陈亦侯左右为难之际,得知了好友胡仲文调回天津工作的消息,于是,决定找他商量对策。

两人在家里促膝长谈,一直商议到深夜,最后才达成了一致想法,把金编钟转移到胡仲文任职的四行储蓄会的密室里。

一天,等到所有银行工作人员都下班了,陈亦侯才叫司机杨兰波把车开到了地下库房,然后两人一起把金编钟搬到了车上。

因为担心被人跟踪,陈亦侯叫杨兰波驾驶车子绕了整整一大圈,确定安全后,才返回到了离盐业银行只有300米的四行储蓄会库房前面。

此时,胡仲文早已带着工友徐祥等候多时,连忙上前开始搬运。

为了尽量减少搬运的时间,两位好友不得不请人帮忙,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四人累得气喘吁吁,终于把全部16枚金编钟放进了库房里的小休息室,为了掩人耳目,同时又抄起铁锹,把预先准备好的一车煤全铺在外面,这样可以减少别人的怀疑。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果然不出陈亦侯所料,日本人再也无所顾忌,很快就展开了搜查行动。

由于不用藏着掖着了,日本人直接把陈亦侯“请”到了日本宪兵队,要他去参观里面的情况,实际上就是软禁和恐吓。

大家得知这个消息后,心里都非常着急,也很紧张,都以为这次陈亦侯可能再也出不来了。

与此同时,日军派出大批军警直扑盐业银行天津分行,以寻找适合“防空袭的地下室”为名,开始搜查银行的地下库房,把库房内的物品翻了个底朝天,并仔细搜查了每一处可能藏匿的地方。

日本人甚至对地下库房的房间墙壁进行了仔细测量,还发现了库房里的假墙暗室,但最后还是一无所获。

不过,日本人并未就此放过陈亦侯,开始对他严刑逼问,但都被陈亦侯全部否认,表示自己并不知道有这回事,更别说“金编钟”的下落了。

后来,日本人也无计可施,他们确实也没有可靠的情报在手里,把陈亦侯关了半年后,见没有任何消息,就把他放了。

重回故宫

全国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开始派出大量军队前往大城市,一边忙于内战,一边近乎疯狂地搜刮民脂民膏。

天津分行藏有“金编钟”等金银财宝的事情,可以瞒过日本人,当然瞒不过他们的耳目。

陈亦侯和胡仲文两位好友对于国民党的行为极其厌恶,当然不愿意配合,决心继续好好保管“金编钟”。

为了敛财,当时前往天津的孔祥熙想了不少办法,当众宣布:凡是举报隐藏金银财宝的,可以提取70%的奖金。

对此,陈亦侯后来对家人说,金编钟可以完好的交给国家,离不开司机杨文波和徐祥的功劳。

如果当时改变立场举报的话,他们一夜之间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可是他们从始自终却熟视无睹,并没有就此动心,他们同样是英雄好汉!

要知道,时值战乱期间,天津物价飞涨,而他们两人的生活状况并不如意,却坚守住了自己的原则和底线,这才是让人真正值得钦佩和称赞的地方。

也可以说,他们在巨大的财富诱惑面前,人品经受住了严格考验,是值得信赖的朋友。

1946年,军统局长戴笠也到了天津,听说“金编钟”的事情后,直接让手下写了一封诬告信,然后找到了陈亦侯。

陈亦侯不卑不亢,从容应对,说是当年吴鼎昌早已回复把金编钟毁掉,他最后只能照办,并拿出了那一张保留多年的电报。

戴笠听了,也没有办法,但是他并不相信,还是派特务严密监视陈亦侯的一举一动,有任何消息立刻通知他。

不久后,戴笠因为飞机失事,葬身火海,这件事自此无人过问,这才等到了三年以后的天津解放。

由于陈亦侯身体欠佳,而且已经退休在家,不方便出面,于是,他就叫好友胡仲文前去军管会说明此事,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如此,一套历经颠沛流离的黄金编钟才终于得归其所,重新回到了故宫,让世人能够重睹它昔日的风采。

陈亦侯、胡仲文两位的高尚品格也应当载入史册,他们的精神同样值得后人的尊重和纪念。

1954年,金编钟在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向公众首次展出,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巨大关注。

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消失了25年之久的国宝背后的故事,也同样的精彩,同样的扣人心弦,同样的让人泪目。

1970年,我国发射第1颗人造卫星的时候,由这一套黄金编钟演奏的声响,与卫星一起继续进太空进发,冲出地球,响彻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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