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 Postumius S. f. S. n. | Albinus cos. | C[X]XII Genua Cr[e]mo[nam]. |XXVII.
这是在公元前186年由执政官波斯图米乌斯 · 阿尔比努斯（Spurius Postumius Albinus）负责修建的波斯图米亚大道（via Postumia）的部分路段上发现的一块里程碑。上面标明了该执政官的名字，以及两个里程，即从热内亚（Genua）到克雷莫纳（Cremona）的距离，计122罗马里，以及从前面某个站点抵达该地的距离，计27罗马里。到奥古斯都时代，罗马里程碑迎来一次重要革命。在公元前20年左右，奥古斯都在位于罗马广场的农神庙一侧竖立了一块金质或镀金里程碑，象征着帝国大道通往意大利各地的新起点，该碑因此被称为“黄金里程碑”（miliarium aureum）。目前保存下来的罗马帝国时代修建的拉丁语、希腊语或拉丁—希腊双语里程碑数量多达上千块之多，遍布意大利和帝国各大行省。随着国资公路驿站体系（cursus publicus）的建立，帝国时代里程碑上的内容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奥古斯都以后，新道路的开辟或旧道路的修缮均以皇帝名义进行，因此皇帝繁多的头衔名号（the imperial titulature）通常占据铭文的大部分内容。两地之间的距离仍然放在末尾展示，甚至还有略去不记的情况发生。这表明里程碑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宣扬帝王权力，或行省总督向皇帝表达忠诚的某种媒介和工具。尽管罗马帝国时代的里程碑在内容上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仍有两个特色值得一提。首先，皇帝取代了共和国时代的执政官，名义上垄断了罗马大道的修建或维护。里程碑上皇帝名号象征着帝王及其家族在地理空间层面权力的延伸。其次，在里程碑上面，从A到B这样的表达模式依然没有变化。而这一点是和罗马极具特色的“游记”（itinerarium）相契合的。 “游记”类似于希腊的“周航记”（periplus，复数periploi）。但与之相比，罗马拥有广阔得多的陆地及发达的陆路交通系统，因此可将其视作“周航记”的陆上表现形式。“游记”的表现方式十分多样，它既可以是一份像里程碑一样，由地点加里程组成的列表，也可以是叙事性的游记，甚至地图也是其中的一个类型（见下文）。但无论属于上述哪种形式，“游记”的要义在于展示某段连续的旅行记录。贺拉斯在《闲谈集》（Sermones）的第五首诗中详细而生动地描述了主人公沿着阿庇亚大道，从罗马 — 阿瑞奇亚（Rome-Aricia）出发，穿越大半个亚平宁山脊，一直到达卡拉布里亚的布隆迪西（Brundisium）的行程。虽然整段旅途来自诗人的虚构，但其创作基础依托于生活化的旅途见闻。古代世界最知名的游记来自一份碑铭材料，即3世纪上半叶的《波尔多游记》（Itinerarium Burdigalense）。在这个已知最早的基督徒朝圣游记中，作者详细罗列了他在333年从波尔多前往耶路撒冷，以及从圣城返回米兰途中所有的驻留地及这些地点之间的距离。除了对耶路撒冷的风土人情做长篇的文字叙述外，整个往返行程仅是由大量地点和里程组成的一份长长表单，这一书写格式和里程碑中常见的从A到B地的模式几乎如出一辙。可以说，罗马里程碑和游记极其直观地呈现了罗马人特色的空间思维模式。正如上文所示，这种空间思维的最大特色是杨尼指出的线性模式，而不是以方位为最重要的参照。这一空间思维的根源，与罗马共和国时期持续的领土扩张尤其是道路的修建有密切关系。此外，罗马征服者对于公有土地和殖民地面积的测量，以及罗马里程碑上标明的具体里程数显示出，在微观层面，罗马具有较精细的空间意识。这种微观层面精细化、线性化的空间模式，某种程度上得益于罗马数百年来步步为营的军事实践行为。那么当进入公元前2世纪后，罗马人意识到了自身正处在或已成为整个“陆地和海洋”（terra et mari）的主宰时，他们又是如何从宏观层面看待这个世界的呢？这种“大世界观”（the grand worldview）的建立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传统的地理思想的影响呢？
03 世界地图
古希腊发达的数学和天文知识，以及希腊人热爱航海探险的行为，催生出悠久的地理和制图学传统。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地理大征服之后，随着希腊人对人类居住地区有了更广泛的了解，希腊化时代的制图学呈现出繁盛的发展面貌。到了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持续的领土拓展与希腊制图学和地理知识结合起来，其成果不仅在一系列和罗马关系密切的希腊知识分子的作品中得到呈现，还反过来促进了罗马当政者主导的地理探索活动。就后一点而言，它可从尤利乌斯 · 恺撒担任独裁官期间，曾委任四名希腊人主持对人迹所至的广博地域进行测量和计算一事上反映出来。虽然我们并不清楚这一工程是否绘制了地图，但它为不久后启动另一项更加宏大的计划奠定了基础。这就是阿格里帕主持的世界疆域勘测工程，它产生了一幅以其名字命名的地图，即著名的“阿格里帕地图”（Agrippa’s Map），被安置在维普萨尼亚柱廊（porticus Vipsania）之上。由于缺乏任何实物资料，且古代作家对它的记载又十分模糊，我们对该地图的样貌一无所知。它到底是纯粹的文字描述，还是更像欧洲中世纪以来流传的某些世界地图（mappaemundi）那样图文兼具，或是更贴近今人使用的比例尺地图，至今仍是一个无法破解的谜题。德国罗马史家布罗德森（Kai Brodersen）认为，像今天这样的世界地图在罗马并不存在，阿格里帕地图一如古代游记一样，是由大量地点罗列而成的文字性地理描述。但也有学者认为它是文字和图案共同组合而成的一件作品。 尽管缺乏实物证据加以验证，但就此断言罗马时代缺乏世界地图，无论在逻辑上还是经验上都难以让人相信。首先，尺度较小的地图在罗马时代显然是存在的，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装饰在和平神庙墙壁上的“罗马城图”（Forma Urbis Romae）。该地图是罗马城建筑和街道的平面图，刻绘于3世纪早期，目前共掘出1 186块残片，占原地图规模的10%—15%左右。另一幅著名地图来自公元前1世纪晚期建立的罗马老兵殖民地阿劳西奥（Arausio，今法国奥朗日）的地籍图（Le cadastre d’Orange），因其被刻在一块石板上而得以保留下来。这幅图是根据维斯帕芗所颁法令，为重新厘定免税的老兵土地和需要缴税的市政公有土地间的界限而刻的。石板上既有文字，也有格子状的土地规划图。古代世界最著名的世界地图是保丁格地图（Tabula Peutingeriana），因其被15世纪德国古物学家保丁格（Konrad Peutinger）收藏而得名。它被发现于13世纪创作的一幅羊皮纸卷轴上，而这幅图又抄自罗马帝国晚期（约4—5世纪）创作的一幅早得多的地图。有些学者推测该图的原型正是失传已久的“阿格里帕地图”。保丁格地图涵盖了大部分欧洲和北非地区，并涵盖了包括中东、帕提亚和印度在内的地域，是一幅名副其实的古代世界地图。由于它是画在0.33米高，6.8米宽，由13页羊皮纸衔接而成的卷轴之上，因此该地图呈现出极特殊的面貌，最鲜明的特征是它忽略了地球的球体特征，而南北走向的空间比例被压缩到了夸张的程度。然而，这幅卷轴图又有意无意间完美契合了里程碑和游记中呈现的线性空间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保丁格地图并非是为人旅行而设计的导游图，但它又是具有独特形式的“游记”。 尽管在保丁格地图之前没有更早的世界地图实物保留下来，但文献中确切提到，在更早的时代，罗马人就曾使用过大型地域图。生活在3世纪的拉丁修辞学家优美尼乌斯（Eumenius）在某段颂词中提到位于他的家乡、高卢城市奥古斯都杜努姆（Augustodunum，今法国欧坦）的一所学校曾将世界地图用于教学展示。这幅图悬挂在神庙的柱廊之上（in illis porticibus）。作者生动列举了图中描绘的土地、海洋、城镇，尤其是那些著名的大河 — 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在这篇颂词的结尾处，他说：注视着这幅世界地图让人愉悦，因为我们在其中看到的一切均非域外之地（Nunc enim, num demum iuvat orbem spectare depictum, cum in illo nihil videmus alienum）。以上这则材料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重点。首先，orbem ... depictum清楚表达出这是一幅名副其实的世界疆域图，而不仅仅是通过文字对异域的地形地貌进行描述；其次，该地图装饰在神庙的柱廊之上，和阿格里帕地图和罗马城图有极高的相似之处，因为后两者也被悬挂在了大型建筑物的墙体上。这些地图尺寸巨大被悬挂在墙壁之上，意味着它们并非是可移动性的、高度功能化的导航地图，而是服务于教育和美化统治的目的，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这让我们联想到一幅更加古老的疆域图。该图同样没有任何实物痕迹保留下来，仅因为被共和国晚期的博学者马尔库斯 · 瓦罗记载在他的《农事记》中而为人所知。公元前268年，即上文提及阿瑞米努姆和贝内文托殖民地建立的同一年，执政官塞普罗尼乌斯 · 索弗斯（Sepronius Sophus）将一幅意大利地图（pictam Italiam）刻绘在刚落成不久的地母神庙的墙上，以纪念战败意大利东南沿海地区的皮肯提人（Picentes）。这里的pictam Italiam清楚地表明这是一幅意大利地图，而不是文字叙述或者意大利境内不同地名组成的一个列表。以上证据能让我们有一个合理的推测，即尽管罗马时代没有任何一幅描绘世界风貌的实物地图的原本被保留下来，但表达罗马人世界观的地图依然是存在的。
04 希腊化时期的地理论述对罗马世界观的影响
无论公元前1世纪末由阿格里帕主持绘制的世界地图，还是地母神庙中的意大利地图，都能够反映出宏观层面罗马人对其身处的世界所持有的某种整体认知。到公元前2世纪，随着罗马越来越多地涉入东方地区的事务，罗马知识精英对东方尤其是希腊世界文化知识的了解也在逐渐加深。这一时期，对罗马人影响较深的希腊地理学家中有三个人的名字值得一提，分别是来自伯罗奔尼撒的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昔兰尼的埃拉托斯泰尼斯（Eratosthenes of Cyrene）以及叙利亚人波希多尼乌斯（Posidonius）。波利比乌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为人熟知，但《通史》并不仅仅是一部历史学著作。在这部作品的开端，波利比乌斯就给读者打开了一幅“世界地图”，描述了在第140届奥林匹亚运动会（公元前220年，即《通史》叙事的起始年份）举办之年，希腊、亚细亚、意大利和非洲陆地上同时发生的事件。如他所言，在这之前，世界历史都是由彼此无关的片段构成的，它们都是地区性事件。然而，从这一年以后：“历史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发生在意大利和非洲的事件与亚细亚和希腊的事态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事件都彼此相关，并走向一个共同的结局。” 因此，《通史》是以西部地中海的罗马和意大利为核心，将连续的历史事件放置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解释罗马强权崛起动因的历史著作。出身于希腊精英阶层的波利比乌斯熟读古希腊先贤的文字，在他和罗马权贵结交后，遵照指示在北非到大西洋西海岸一带从事地理考察活动。他也将自身视作一个地理探险家，其亲身阅历让《通史》成了不朽的历史地理学杰作。 埃拉托斯泰尼斯曾担任过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馆长，是希腊化时期对地理学贡献最大的学者之一，这不仅是因为他发明了经纬度，还因为他在其他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如计算出了地球直径的长度以及太阳和地球之间的距离。由于埃拉托斯泰尼斯在地理学和制图学等方面做出的成就，他的著作被罗马作家西塞罗、斯特拉波（希腊人）、维特鲁维乌斯、老普林尼等罗马学者广泛征引。来自叙利亚阿帕米亚（Apamea）的波希多尼乌斯是继他之后最出色的地理学家和博学者，在许多学科上均有建树。和埃拉托斯泰尼斯相比，在地理学和世界观方面，罗马人对波希多尼乌斯的兴趣或许更大，一方面因为同时代的罗马权力精英，如西塞罗和庞培等人，与波希多尼乌斯有私人交往，同时也由于他对罗马世界的描述和希罗多德以来的民族志和历史书写传统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在他的笔下，这一切又因罗马成了世界的主宰而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 以上三人代表了一个泛希腊的知识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从共和国晚期到帝国早期，罗马知识精英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受益于这些希腊化知识分子的论著和研究。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实践层面，这些地理知识在多大程度上对罗马人的领土拓展产生了影响。譬如，在恺撒的著作中，他曾经透露自己读过埃拉托斯泰尼斯和波希多尼乌斯的著作，然而，恺撒对高卢、日耳曼和不列颠群岛的地理了解又是十分有限，甚至是错误的。同样，无论是在宏观的战略布局还是局部战术布置中，都没有证据表明恺撒曾使用过地图来助其攻城略地。然而，在八年的时间内，恺撒依旧成功完成了对广袤的高卢领土的占领，并曾两次顺利入侵了大洋对岸的不列颠岛。恺撒的军事征服所凭借的某些手段，和数百年来罗马殖民者们采取的方法相同，即在异族人的土地上征用信使、当地人、俘虏或商人做向导，以获取地理信息情报。战争胜利后，罗马军队和被征服者之间建立依附关系，并在当地架桥铺路，完善基础设施，以此为基础伺机进一步外扩。 因此，在罗马共和国最后200年中，尽管罗马人受到希腊地理学的影响而对外部世界的地理形貌有了较多了解，但其影响可能主要限于学术层面。没有证据证明像埃拉托斯泰尼斯、托勒密这样的希腊—罗马制图学家创作的地图被应用于罗马军队的地理探索实践中。与其说希腊作家的地理论著在促使罗马领土扩张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毋宁说，正如百余年前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一样，罗马的军事实践反过来刺激了公元前2世纪以后，希腊—罗马知识精英对地理探索的兴趣。从共和国最后半个多世纪到奥古斯都逝世期间，罗马体现出了极强的领土征服欲望，与其说受到希腊地理学说的直接推动，不如说它源自亚历山大的世界征服所带来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而这个因素在共和国最后50年白热化的政治斗争中，就像催化剂一样，为罗马人广阔的地域征服和世界观的发展提供了更强的助推力。
05 作为世界征服者的罗马
公元前168年，罗马打赢了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波利比乌斯将这一年视作罗马在地中海世界站稳脚跟的标志性年份。到了公元前146年，分别位于地中海东、西部的两座名城 — 科林斯和迦太基城同时陷落，我们以此作为罗马称霸的起点可能更具有象征意义。当然，就罗马称霸的具体年份加以辩论，其意义并不大。总的来说，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罗马人早已冲出意大利狭窄的土地束缚，将整个地中海变成其内海。罗马人民和元老院治下包含了一个由广大地域和众多民族组成的辽阔的领土型帝国，而罗马人作为“世界征服者”（victor orbis gentium）的形象到这一时期也形成了。至于达成这一业绩背后的诸多因素，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提供了各式各样的解释模式。本文无意复述和“罗马帝国主义性质”这一话题相关的长逾一个世纪之久的学术大辩论，但行文至此，结合上文所谈的罗马权力的空间扩张呈现出来的特征，笔者提纲挈领地试着做几点补充性说明。 1. 正如帝国时期一样，罗马共和国在领土扩张方面并没有一个“大战略”作为政治和军事决策的蓝图和指导性纲领。罗马成为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领土型帝国，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未经规划的“意外之物”。在不久前出版的一部专著中，意大利学者泰雷纳托（Nicola Terrenato）将焦点放在共和国早期以来罗马在意大利的统一进程上。他对罗马统治精英和意大利城市贵族之间所发生的，被其称为“大交易”（the grand bargin）的政治利益交换和文化融合进行了分析。正如他所言，罗马在早期意大利崛起的过程中，并非从一开始就体现出野心勃勃的动力。但在公元前4世纪之后，凝聚力量的罗马城邦，在内外环境刺激之下一跃成为意大利和西地中海地区的最强国家。这个过程就像一场飓风的形成。起初风力较小，但待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越来越多的气流被卷入其中，这场飓风积蓄了强大势能。罗马依靠它众多的人口、较强的武力、灵活的庇护关系和罗马公民权授予等机制，威逼利诱、多管齐下，建立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广泛政治权力关系网。主动或被动地加入这场大型交易的意大利城邦中的精英分子充当了罗马和各民族的中间人角色，为意大利的统一发挥了关键作用。 随着罗马同盟网络越铺越大，它不可避免地步入更广阔的舞台。在西部，罗马因卡普阿（Capua）而引发了和萨莫奈人的战争，因塔兰托（Tarentum）卷入皮鲁斯战争，因叙拉古（Syracuse）和撒根图姆（Saguntum）爆发了和迦太基的战争。东部的情况同样如此。公元前229年，罗马和伊利里亚人之间的冲突使罗马第一次有机会插足意大利外的事务。波利比乌斯对这一事态表达了高度关注，认为这是认清罗马霸权崛起的一个关键事件。根据他的记载，罗马插手巴尔干半岛和埃托利亚希腊同盟向其求援直接相关。公元前200年，刚从汉尼拔战争泥潭中脱身而出的罗马人又马不停蹄地向马其顿人宣战，事因在于菲力普五世和塞琉古的安条克三世达成一致，进军罗马人的盟友、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以求篡夺托勒密五世的王位。该举动导致了东方政治局势的失衡。罗马的盟邦帕加马和罗德岛感到危机四伏，向罗马伸手要求援助。由此可见，罗马每次大型军事行动都因同盟者的原因而卷入（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更大的战争洪流中，再以此为跳板收获更多的领土。 这里并非意欲重弹自19世纪以来提出的“防御性帝国主义”的传统论调。该观点认为，罗马人为了保护其朋友或盟友（amici，socii）的利益而一次又一次地被动“卷入”战争的漩涡，最终却“意外”地成为地中海世界国际政治的主宰和秩序维护者。这一观点自蒙森时代被抛出后，不久便遭到诸多学者的反驳。对罗马统治者而言，因缺乏安全感而产生的恐惧心理，为了维护同盟者利益而尽的义务，以及对财富和荣耀的贪婪，以上种种不同因素混杂在一起，在领土型帝国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同等重要的作用。本文以罗马殖民地、道路和里程碑的发展来观察罗马的扩张特色，直观呈现出罗马的外扩是“步步为营”“走一步看一步”的结果。在漫长征程中的大部分阶段，实物地图的缺失也反过来印证了罗马人欠缺一种前瞻性的战略布局和思考。正如不少学者已指出的，即便是存在如阿格里帕地图这样的大型疆域图，其功用也只是罗马武威的宣传和炫耀，而缺乏实用价值。 2. 公元前2世纪的亚历山大里亚学者对天文、数学和地理学说的探究钻研，无疑对罗马人世界观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不过，相比之下，亚历山大大帝的世界征服和地理探索给后来者造成的影响或许更大。当亚历山大进行前所未有的地理远征，并创建了一个超乎寻常的大帝国之时，罗马刚处于帝国主义扩张的起步阶段。由于史料的严重匮乏，我们很难对亚历山大给处于早期扩张阶段的罗马殖民者带来的影响详加考察。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在于共和国晚期的军事将领，如庞培、恺撒、安东尼等人将亚历山大大帝作为世界征服者的榜样加以效仿这一事实。除了这一点之外，我们注意到亚历山大在远征途中，他随军带有学者和航海家对未知地区（terra incognita）进行探险活动。在西庇阿、恺撒和奥古斯都的远征军中，也有类似的知识分子被委任了这一工作。在军事实践中，派出人员进行地理探索十分符合罗马重视实践的作风。即便是希腊地理学者，如波利比乌斯、波希多尼乌斯直至斯特拉波，无一例外将希腊化时代发展的地理思想和罗马军事征服结合起来论述，而这种模式有可能同样受到了亚历山大大帝遗产的影响。3. 自公元前4世纪晚期以后的两个多世纪，虽然罗马土地处于持续扩张的态势之下，但大规模的领土增加仅发生在共和国最后的50年中。上文提及，波利比乌斯将公元前168年击败马其顿视为罗马在世界范围内霸权建立的标志。然而纵观公元前2世纪，在大规模的土地扩张方面，罗马并未表现出强烈的欲望。直到苏拉时代以后，对广土众民的征服和占有才成为罗马对外战争宣扬的主题。 4. 两个基本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的出现。首先，广为人知的一个事实是，共和国晚期的罗马政坛陷入了白热化的政治斗争。获取对外战争的统帅权，征服大面积的异域土地和为数众多的民族，进而捞取财富和军事荣耀，成了体现个人尊威（dignitas），得到士兵和民众支持的一个重要筹码。逐渐失去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同时又无法掌控军队的元老院在约束政治强人的行动方面表现得越来越束手无策。庞培、恺撒、安东尼等人像脱缰野马一样追求更大的军功，这刺激了领土在共和国最后30年间的大规模扩张。其次，在汉尼拔战争后，随着罗马越来越深地参与地中海东部事务，希腊化君主对统治下广土众民的宣传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罗马的帝国主义扩张模式。到共和国晚期和帝国早期，我们很容易能够在庞培和奥古斯都的用语习惯中，寻找到“胜利者”塞琉古一世（Seleucus I Nicator）、“施惠者”托勒密三世（Ptolemy III Euergetes）以及菲力普五世和安条克三世等希腊君主政治宣示的影子。庞培、奥古斯都，以至于帝国初期的日耳曼尼库斯等人都曾经在罗马世界的边缘，尤其是地势显赫处竖立醒目的巨型石制奖杯，其上清楚地罗列所征服的民族和城镇的数量。著名的奥古斯都功德录中，同样出现了大量罗马人闻所未闻的异域城镇、河流的名称，而这正是来自可上溯至亚历山大大帝甚至更古老的波斯和亚述的传统。但需要清晰指出的是：这一点并不合于公元前2世纪之前罗马人传统的军事和政治修辞习惯。 总之，进入公元前1世纪以后，罗马作为世界征服者的形象愈加频繁而公开地出现在拉丁语书写的政治修辞之中。德国学者福格特早在20世纪早期的一篇论文中就分析了“地球”（orbis terrarum 或orbis terrae）这一术语在罗马文献和钱币上的呈现。法国学者尼考莱在半个世纪后出版的一本颇有影响力的专著中，又详细展示了从庞培到奥古斯都之间，罗马的世界征服者形象的文本和图像呈现。到奥古斯都时代，罗马宣称自身占有了整个陆地和海洋，这种对“全世界”（orbis terrarum）民族施行统治的表述变得司空见惯。“无远弗届”的世界观不仅仅体现在著名的《奥古斯都功德录》序言上，还在长达八章的对广土众民施加统治的炫耀言辞中被表达得更为具体。在斯特拉波的地理学论著，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的诗歌，传说中的“阿格里帕地图”，法兰西大宝石浮雕，罗马铸币上的地球图像，以及这一时期出现的不同体裁和性质的材料中，一种宏大无边的世界观得到了呈现。这一世界观认为，罗马城位于人类世界的中心或居于世界之首（caput mundi），罗马人民统治着全球，而作为罗马人民领袖、受诸神庇佑的罗马皇帝是整个地球的守护者（custos imperii Romani totiusque orbis terrarum）。虽然奥古斯都在公元9年就改变了帝国扩张的策略，但整个帝国的边疆缺乏可以界定作为国家实体的罗马帝国及外部区域的界石或者任何法定边界，充分体现了帝国的无疆世界观。 作者王忠孝，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讲师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