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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寿先生书风与李瑞清、胡小石一脉相承，在精研甲骨、金石基础上进行书法创作。 ——栾继生教授《从来书画贵士气 经史内蕴外乃滋——游寿先生的学术研究与书法艺术述略》李敬东 自清乾嘉以降，学界盛行金石考据之风，尤以崇古为尚，大量古代器物的发掘，为学术研究带来空前的便利，此风一直延续至清末民初以及后来的几代学人。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主张的汉学家法的名物训诂的考证和质朴无华的书风相得益彰，提出北派书法所谓的篆书遗意，谨守汉法，与朴学相通，是学术的上流。乾嘉学派的优良传统日益为学界所重视。游寿(1906—1994)，字介眉、戒微，福建霞浦人。出生于书香世家，高祖游光绎以学问名世，名其书斋为“炳烛斋”，工诗善书，识者谓“磊落有奇气”。林则徐出于游光绎门下。游寿自幼受家学濡染，读书习文。1920年考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当时邓拓之父邓仪中任游寿的国文教师，他要求学生严格，不仅文章要好，书法也要精。当他初次看到游寿的书法时，认为文章词句皆可为范，只是字不甚佳。从此游寿发奋攻书，日临颜楷数纸，几年未断。1928年游寿考入中央大学，师从胡小石先生研究先秦文献、古文字学及书法。 胡小石先生诗稿胡小石(1888—1962)，名光炜，字小石，号倩尹，又号夏庐，晚年别号沙公、子夏等。原籍浙江嘉兴，生长于南京。胡小石在文字学、史学方面造诣颇深，精于书艺和诗词。胡小石自幼喜爱书法，因无名师指授，未得笔法，十分困惑。后在上海遇李瑞清，方得用笔之要。1917年至1919年为李瑞清家庭教师，其间受到李瑞清的耳提面命。李瑞清对他讲：“学书必须习篆，不善篆则如学古文不通经学”、“求篆于金，求隶于石”、“神游三代，目无二李”。主张学书应探寻书法的渊源，从金文学起，并总结出：金文在西周早期皆用方笔，西周中期以后转变为圆笔。篆书石刻始于石鼓文，是延续西周晚期风貌。发展到秦始皇诸纪功刻石，小篆日益循规蹈矩，以圆笔为主。李瑞清的书法喜用涩笔，行笔一波三折，强调顿挫。胡小石的书法除了遵从李瑞清的矩度之外，还在八分书上下大力气临习，无论《礼器》《乙瑛》，还是出土不久的《流沙坠简》，用笔更加雄强遒劲，比何绍基的隶书更见骨力，所用方笔也很多。这与胡小石的性格是分不开的，胡小石为人骨鲠刚直，故而曾农髯评价胡小石说：“他为人孤峻绝物，苟非所与，必面唾之，虽白刃在前亦不顾也。及观其事师敬友则循循然，有古人风。”胡小石还善于做诗，他曾为茶楼做诗。胡小石诗句：“清丝流管浑抛却，来听山中扫叶声。”以上系在两江师范求学时为清凉山扫叶楼品茶时所题。胡小石的诗是生活感受的喷涌之句，另一首《与友人江头小饮》写道：“十年骑马上京华，银烛歌楼人似花。今日江头黄篾舫，满天风雨听琵琶。”胡小石的同学陈中凡评云：“叹其轶材秀出，非侪辈所能及。”胡小石曾经其师李瑞清介绍，受业于陈散原学诗。陈先生教胡小石专习唐人七绝，而后再就性之所近，兼习各体。胡小石所作七绝旨趣神妙，风调隽美，散原先生赞曰：“其为文以龙门为宗，于诗潜心陶谢与工部特深，所作绝句，直追中晚唐。偶作小令有宋人风致。”胡小石才思过人，诗文“立马可得”。1950年夏，华东军政委员陈毅将军来宁，在玄武湖会见南京文艺界知名人士。午餐后，陈请胡赋诗留念，胡小石略思片刻，即吟五绝一首：“千秋倾城酒，十里送荷风。更以吞江量，完成跨海功。”
1938年，游寿先生抄录胡小石先生所作《散原先生挽诗》曾有人认为胡小石的书法还受康有为、郑孝胥的影响，其实此言差矣。胡小石在入两江师范之前，受业于李瑞清，始学北碑《郑文公》与《张玄墓志》，学习《郑文公》的坚实浑朴、《张黑女》的端秀奇险。后来接触到《流沙坠简》，洞察两汉隶分、章草、魏楷之根基。在当时的大上海，沈曾植先生精通帖学及古文字。胡小石颇仰慕沈老的学问根基，遂登门求教，得到了沈曾植的器重。胡小石的书风也不同程度受到沈曾植的影响。信札尺牍最能反映作书者的真实心态，尤其是家书，足可以披览书写者的心迹之一斑。胡小石晚年多次给外地的儿子胡令德写信，问询日常情况，对晚辈体贴备至。书札所用行草，化碑为帖，远绍晋唐。结字大开大合，聚散有致，字与字的萦带随势生发，参以明清王觉斯气度。信札可为心画代言，倾诉心声，如见其人。对于一般书家而言，能精于两种书体已属不易，胡小石先生精擅真、草、篆、隶四体，并融会贯通，各造其能，在书家之中是极为罕见的。他的楷书得力于《郑文公碑》以及《瘗鹤铭》的矩度与雄迈，用笔汲取李瑞清的战掣与涩劲，气象雄浑而博大。到了晚年，胡小石的楷书掺入篆隶笔意。脱去乃师的痕迹，破空杀纸，苍然凝重，形成厚拙雄肆的书风。胡小石晚年的书法颇得出蓝之誉，主要取决于他超人的天资与学力。一生精研经史子集，吟诗作赋，吐纳古今，深厚的学养和特出不凡的气质造就了那钢筋铁骨般的风格，所以说胡小石先生晚年的书法真正到了无法的阶段，以古人书迹为参照，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游寿在中央大学求学期间，受到胡小石书法影响颇深，曾手摹《甲骨文前后编》和大量钟鼎金文，秉承师训，“求篆于金，求隶于石”。胡小石先生隶书多得《张迁碑》之朴厚，而游寿隶书则取《礼器碑》之婉畅。胡小石曾指导游寿说，汉碑以《礼器》最有筋骨，碑阴尤佳，学好《礼器》，再写其他无不如意。所以游寿对《礼器》用功最深，得其瘦劲清逸。游寿师从胡先生以后，舍弃唐楷，直攻北碑，悉心摹写《张猛龙碑》，间学汉魏钟繇小楷《戎路》《还示》等帖的醇古高雅。
1931年游寿大学毕业，任教于福建厦门集美师范学校。1934年她重返南京，就读于金陵大学文科研究院，再次聆听胡先生教诲。1941年游寿赴重庆白沙，任教于四川女子师范学校，主讲古典文学。1943年在乐山李庄担任中央研究院编辑，此间著有《李德裕年谱》《书苑镂锦》《论汉碑》等学术论著。1946年执教于中央大学。1951年北上任教于山东师院中文系。1957年支边黑龙江，执教于哈尔滨师范学院，专门从事考古学、文字学、古典文学及书法教学研究。胡小石书法骨力洞达，以书贵瘦硬为美，以骨力见长。游寿书法融篆、隶、真、草为一炉，点画于瘦劲生涩之中，偶用丰腴之笔，刚柔相济，血肉丰美。有学者评其书“瘦处如铁，腴处如玉”。比胡小石书法更多了一分儒雅的学者风度。胡小石所临钟鼎施以方笔，朴茂雄强，有金石之气。但未脱去李瑞清战笔的习气。而游寿的书法除了保持乃师的大巧若拙、风骨凛然，还能以帖化碑，化百炼钢为绕指柔，增进学者隽永的书卷之气。含婉媚于遒劲，静中有动，似欹反正。胡小石的书学观念也直承李瑞清，很少临习唐以下的碑帖。过去曾有人对胡先生的书法提出质疑，认为是犷悍的野气。游寿曾为之辩解说：“胡小石先生的书法具有诗人的气质，有人以为'犷悍’，我以为不妥，他一生的字是沉雄豪放，是经过锻炼后加入文学修养烧铸出来的。”胡小石对自己书法也时刻进行反思，在一幅字上题过：“恨未能挹其高秀。”可惜胡小石未得永年，74岁时患病辞世。他在晚年对学生说：“我七十多了，书写得还不尽如人意，如果再给我十年时间，草书或有长进。”胡小石的书法是治牌学的路子延续下来的，涉及草书并不十分多，但不能说他没有草书的天赋，以他诗人的气质所书写的草书才情迸发，亦能摄人心魄。胡先生在晚年想专写草书，以求高而秀的书风，可以看出他对书法艺术的钟爱，孜孜以求，不断为自己设立更高的目标，并为之锲而不舍。游寿数十年博览汉魏刻石，她的书风变化始于上世纪80年代。1980年大兴安岭嘎仙洞北魏太平真君四年石刻“祝文”的发现，印证了游寿所坚持的拓跋魏祖先“旧居石室”应当在呼伦贝尔兴安岭一带的论断。“祝文”书法犷悍沉着而存汉隶朴拙笔法，游寿有时仿其笔意做书，减去隶意而增之以魏碑的肆意峭拔。游寿晚年写过一篇《学习寸得》，她说：“书者，如也，如其人之性情气度。三十而立，人自生而至知学之年，其内心所习既具备，于是下笔于内心有一定的气度。故书如其人，自三十至五十，此三十年中，为书学成熟之始。五十以后至七十为书法最佳时期，七十至八十为老年书法之苍劲。至于学习临摹，必在三十岁以前下一段功力，以蓄内心。书者笔先，未有不从学而号天才。又有笔秃千支，此皮相言也。吾最服膺：笔已成冢，不如读书万卷。今年八十八矣，书已下坡路，不足言书法。以寸心之识，以告读者。”从这篇学书体验中，能真切地感到游寿暮年对书法的态度，不仅要勤于临池，还要以学问滋养书法，反对做没有学识的书奴。腹有诗书气自华。何谓“华”？所谓精神凝聚而焕然也。游寿的书法可作如是观。周汝昌先生看过游寿老人的遗墨时，题诗云：“临池罕遇卫夫人，片楮零缣世所珍。学力真切在金石，不随流俗逐时新。”此诗可为游寿书法的绝好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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