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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时期中的呐喊与彷徨——重读《爱是不能忘记的》 学生 郑飘雪 指导教师 康斌 绪论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 张洁无疑是一个杰出的存在。在她各种类型的作品中，小说成就更为显著。从1978 年初登文坛，年届40的她以《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问世，到2006年推出的长篇力作《知在》, 这期间她是我国第一个荣获长篇、中篇、短篇小说三项国家大奖的作家，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和《无字》分别获得了第二届和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两次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并首次获得了“文学女士” 的称号。
▲ 张洁手捧茅盾文学奖。 她的众多作品都是伴随着争议勇敢生存。作者初期的作品，以其诗意而忧郁的艺术风格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作家王蒙在文中曾这样写道：“ 我至今不能忘怀初读张洁的《森林里的孩子》时候的激动。”而后《爱是不能忘记的》更因其思想探索的尖锐性而引起强烈持久的争论。发表于1986 年的《他有什么病》和1989 年的《只有一个太阳》这些转换风格的作品亦引发了不小的争议。1990 年代以后, 作家的思想和艺术又有了很大的转变,其前后风格的嬗变更是批评家们研究的热点。 《爱是不能忘记的》（以下简称《爱》）这一短篇小说无疑是其争议作品中最具代表意义的。该作品从1979年诞生初期呈现出两极批评现象：一方面，有不少人赞扬其书写的爱情是伟大而真挚、深刻而隽永的，是80年代文学作品中爱的回归的代表作。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卫道士”批判文中朦胧的“婚外恋”，是一种伤风败俗。90年代以后则不再局限于从道德上对该作品进行是非对错的判断。其中对文本内容的解读，有从钟雨和老干部纯粹精神爱恋着手，探讨文中“爱情婚姻观”的；有用西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研究其爱情心理的；也有与柏拉图的爱情哲学作比较的；还有从叙事学、解构主义、女性意识等方面对其进行研究。但鲜有人立足小说诞生的时代，从文学史的角度对该小说进行客观的价值评估。 本文将重返历史语境，不再执着于文本里浅露的爱情婚姻观，而是从特殊时代大背景出发，从贯穿文章始终的“新人”——“我”入手，探讨文中“新人”与“旧人”对爱情婚姻的态度差异，再现八十年代社会大众对该小说前后评价及转变，在呈现八十年代初期整个社会的爱情婚姻状况的同时，并指出《爱》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文学表达上的单薄。  一、两代人的三种爱情婚姻观在《爱》中，张洁呈现出两种最具争议的爱情模式，一种是老干部与妻子因为责任、革命道德结合的婚姻，另一种是老干部与钟雨在婚外生出的真挚爱情。在个人自由意志和社会责任的冲突下，代表传统知识分子的钟雨在痛苦和折磨中保持对精神爱恋的绝对忠贞，作为政治意志发言人的老干部在高度理性中捍卫责任和道德，而“我”则是文中叙述这段爱情的新时代知识分子，在面对上一代情感缺陷时，痛心疾首的呼唤个人在婚姻中的独立自主以及爱情在婚姻中的必然地位。 ■ “旧人”的美丽与哀愁恩格斯说“痛苦中最高尚的最强烈的和最个人的——乃是爱情的痛苦”。恩格斯的这句话，无疑将爱情放到了至高的位置，将其中的痛苦、折磨诗化成高贵的神物。而作为“旧人”的上一辈：钟雨和老干部，其朦胧诗意的浪漫爱情是无比迷人而美丽的，但其“发乎情，止乎礼”的遗憾是痛苦与哀愁。面对这段为人所“不齿”的爱情时，两人都默契地认同爱情与婚姻分离的状态，并恪守道德不越雷池半步，始终保持着爱情的纯洁性和神圣性。 钟雨的一生都在这种痛苦中煎熬，她优雅、淡泊又充满魅力却终究没有得到属于自己的爱情。年轻的时候因为懵懂无知嫁给了一个漂亮的、公子哥似的人，终以失败结束短暂的婚姻。接下来的半生都在一场见面不超过24小时，甚至连手都没有拉一下的精神爱恋的漩涡里游弋，爱上了一个已有家室的老干部。她迷恋他那“成熟而坚定的政治头脑, 他在动荡的革命时代的出生入死的经历, 他活跃的思维、工作的魄力、文学艺术上的素养……”她像得了魔症一般，每天都要读一读契诃夫，像是疯狂地爱上了契诃夫一般。像个初恋的小姑娘，“为了看一眼他乘的那辆小车以及从汽车的后窗里看一眼他的后脑勺, 她怎样煞费苦心地计算过他上下班可能经过那条马路的时间；当他在台上作报告，她坐在台下隔着距离、烟雾、昏暗的灯光、攒动的人头，看看他那模糊不清的面孔”。她就这么远远地痴痴地守护着那份永远不可能交汇的爱情，终日抱着那“爱情的信物”（《契诃夫选集》）沉醉耽迷，在日记里与情人相会并倾诉衷肠，在情人死后为他披麻戴孝，她一个人默默地将这份纯洁的感情供奉为神圣的宗教。 钟雨那超乎想象的理性克制，近乎精神自戕。在承受了早年失败婚姻的打击后，她拒绝所有的追求者，在每个寂寞难眠的夜晚，就用曾经犯下的错误一遍一遍地折磨自己，竟然会有一种“赎罪似的快乐”。在失败婚姻后重现爱情，老干部这一男神形象成为她生活中唯一的情感寄托，她保持着对这份精神爱恋的忠贞，她的精神在日记里与情人日日厮守，这份浪漫的幻想将她所有的情感生活填满。 其一她是礼教传统下的知识分子，是“痛苦的理想主义者”。在中国几千年的礼教传统下，“忠孝节义、礼义廉耻”是君子的行为规范与评价标准。她端庄、正直，绝不干任何不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事情，至死都遵循着儒家“发乎情，止乎礼”的传统。以其强大的意志力战胜了情感的空虚，在感情里从来都是不求互动，不求呼应，克制得几乎没有情欲。这份看似安全又富有美感的柏拉图爱恋，充满幻美，却又是致命的残忍。她甚至觉得自己是有罪的，从她羞于向女儿坦白这段感情以及在她小说中非议与自己同类的女人这两处可以看出。其二也是最为直接的原因，刚刚经历了一个伤心病狂的“禁欲”时代，任何“私心一闪念”都得上纲上线，都得进行批判。这种知识分子所特有的耻感意识和忏悔心理都来源于对社会道德秩序、伦理纲常的敬畏，但同时也是一种迂执，对主流价值软弱地顺从。她始终压抑着那似火的感情，直到在生命快要终结之时才在日记里勇敢地呼唤自己的爱人，一个终生唯物论者，却寄希望能与之在天国重逢，也算是最后的爆发与反叛。 老干部作为这段爱情的主角，保持着“十七年”文学作品中的“高大全”的男神形象。但在文中却很少的直接出现。“您不该在作品里非难那位女主人公……要知道, 一个人对另一个产生感情原本就没有什么可非议的地方。她并没有伤害另一个人的生活……其实，那男主人公对她也会有感情的。不过为了另一个人的快乐他们不得不割舍自己的爱情……”这段是从“我”早年的记忆中找出来的场景，应该是文中唯一一次“直接”的表白，而后“我”就只有从母亲那呓语般的日记里推测，他们承诺互相忘记，之后在单位遇见也是极力地回避或匆忙地点头。可以看出老干部也如钟雨一样，高度的理性克制让这段感情像疾驰而过的汽车尾气一般飘散空中。他们都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遵从者，认同爱情与婚姻的分离状态，坚信精神爱恋的纯粹性和神圣性。面对这种分离的哀愁时，没有丝毫埋怨与不甘，从没有想过突破伦理禁忌，追求个人幸福与爱情。  但在另一个方面，他与钟雨又是不同的。他不仅是主流价值的顺从者，更是政治意志的践行者和发言人。感性往往像私藏的小情人，而理性却是明媒正娶。老干部对待情感的理性远远超过钟雨，他可以“出于道义,责任，阶级情谊和对死者的感念。毫不犹豫地娶了这位姑娘。”“逢到他看见那些由于'爱情’ 而结合的夫妇又因为'爱情’而生出无限的烦恼, 他便想到: 谢天谢地， 我虽然不是因为爱情而结婚， 可是我们生活得和睦，融洽，就像一个人的左膀右臂。”从这些地方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神话的坚不可摧的革命者形象，具有强大的革命意志，与其说是为了另一个人的“快乐”，不如说是他对道义、阶级观念的终身奉行，在个人情感和社会责任面前，义不容辞的选择后者。从他最后的牺牲也可以看出：为政治生，亦为政治死。 ■ “新人”的执着与困惑“我和我们这个共和国同年。三十岁, 对于一个共和国来说, 那是太年轻了。而对一个姑娘来说, 却有嫁不出去的危险。”这句颇有些自嘲意味的俏皮开头，将小“我”与整个大时代的命运巧妙的连接在了一起，年轻的国家也正面临着“危险”。“我”正处于适婚年龄，有个交往了两年的男朋友，却拿不准主意是否要嫁给他，因为我不爱他。但在人们眼里“我”却是“劣种的牲畜”，是“变着法儿想要混个肯出大价钱的冤大头”。于是，我开始像个老学究思索起了婚姻的实质，对带有商品交易烙印的婚姻产生了质疑。无疑“我”作为“新人”——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婚姻中寻找自我和追求爱情。“我”不再像母亲那一代人，年轻的时候“并不一定了解自己追求的, 需要的是什么, 甚至别人的起哄也会促成一桩婚姻”，遇到真爱时却又因为社会种种制约造成终生遗憾。 “我”是具有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的新时代知识分子。从文本可以看到，起初“我”在面对自身爱情和婚姻关系的困惑中探寻婚姻的实质，后来从上代人的爱情悲剧中领悟到爱情在婚姻中的唯一性，执着地呼唤爱情回归到婚姻生活中来。 第一，在面对上一辈的爱情婚姻观时，“我”是具有批判态度的。“我”被母亲这段情深意长的精神恋爱所震撼，“我”为母亲长年痴守无望的爱情觉得悲剧，但“我”在为他们强大而持久的爱情感动之余，也不禁谴责“为什么他们不互相等待着那个呼唤着自己的灵魂？如果我们都能够互相等待, 而不糊里糊涂地结婚, 我们会免去多少这样的悲剧哟！”“我”是不赞同父母辈的爱情婚姻观的，“我”为他们对时代的忍耐力感到痛心，为他们心甘情愿的隐忍克制感到悲哀。所以“我”在文末摆出了自己的态度: “别管它多么美, 多么动人, 我可不愿意重复它!”“我”在向世人表达他们爱情的悲剧，“我”在呼唤所有人都应该等待与自己灵魂呼应的人。 第二， 在面对自己的爱情婚姻问题上，“我”是独立而自由的。“我”没有被别人的非议所绑架。而是对社会所固有的价值观进行正面直接的反击，即使“有人就会说你的神经出了毛病, 或是你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隐私, 或是你政治上出了什么问题, 或是你刁钻古怪, 看不起凡人, 不尊重千百年来的社会习惯, 你准是个离经叛道的邪人。”我面对自己不成熟的爱情是有困惑的，并努力思考渴望得到关于婚姻实质的答案。看到母亲的悲剧时，我似乎得到了答案。“如今, 他们的皱纹和白发早已从碳水化合物变成了其它的什么元素可我知道, 不管他们变成什么, 他们仍然在相爱。尽管没有什么人间的法律和道义把他们拴在一起, 尽管他们连一次手都没有握过, 他们却完完全全地占有着对方。那是什么都不能分离的。”“我”认为爱情才是婚姻的实质，正如恩格斯的观点，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而我的对象乔林，虽然有着俊朗的外形但我不爱他。从他那单薄匮乏的词汇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对生活没有态度，以致对爱情也只有苍白的感受，是一个缺乏爱的能力的人。因此，我作为“新人”不愿再重蹈上一辈的覆辙，发出了新时代最响亮的一吼：“爱，是不能忘记的！”  二、赞扬与批判并存的社会争鸣接受美学认为, 文艺作品是为阅读或观赏而创作的,它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 只有在阅读和观赏的过程中才能实现。而读者是这个过程不可缺少的基本环节, 如果没有读者, 文学文本就不可能成为作品, 只是一叠印着铅字的纸张,没有任何作用。可见读者的解读才构成了文艺作品的完整性。因此也就有了“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爱是不能忘记的》在它诞生以后，也可谓掀起一阵不小的风暴。赞扬与批判接踵而至，短短的数万字小说，却引发了整个文坛的争论，甚至在民间也引起了不少轰动。社会上很多命悬一线的婚姻也开始敢于走向破裂，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婚姻生活。在1980年第8期的《文艺报》上还有对关于《爱》的来稿综述，争议局面尤为壮观，编辑将来稿主要分为了四类，都以道德为核心对小说格调和倾向、两个人物形象（钟雨和老干部）、爱情、悲剧原因这四个方面进行多角度探讨。以下将呈现对该小说评价的四种不同的声音（赞美、批判、折中、流动）。 其中赞美的声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作家在文学创作主题的开拓性上的赞扬，在当时敢于书写关于爱情主题实为勇士，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谢冕、陈素琰夫妇谈到《爱》鞭挞无爱的婚姻, 批判交换和买卖的婚姻, 在作家的思考还不十分活跃自由“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忌讳, 我们还有无穷无尽的忧虑,我们还有着太多的左顾右盼”的国情下,这篇小说在“题材与主题上”作了一番“认真的冲撞”。二是从文本内容上的赞扬，黄秋云《关于张洁作品的断想》中提到：《爱》所写的是人类在感情生活上一种难以弥补的缺陷, 作者企图探讨和提出的, 并不是什么恋爱观的问题, 而是社会学的问题, 希望读者认真思索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习”“加于我们身上和心灵上的精神枷锁是那么多。他肯定了该小说在内容上的深刻性。三是从道德上对钟雨和老干部的爱情进行赞扬的，认为钟雨和老干部那理性克制的背后是崇高的人格，是对道德的捍卫和对责任的坚守，因此这段爱情是伟大而神圣的。 其中批判的声音有两个方面，其中最为突出的声音便是肖林和李希凡。二人都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其进行苛责。虽然他们都是认同恩格斯的关于爱情和婚姻关系的观点，但是在文中“我”的呼唤上，都提出了相似的看法。其中肖林认为此小说的格调不高，他认为作家没有承担起思想和道德上的责任。他认为应该“劝慰那些已经不该相互呼唤爱情的相互呼唤者，如果因此而会影响到一个不应该被背弃的人的生活”的人“还是倾听一下这样的道德呼唤，而割舍我们的那种爱情呼唤吧！因为倘若真有所谓天国，我们也得去见马克思，我们不能背弃革命的道德、革命的友谊！”他认为钟雨最后的向往不过是“充满骄矜的精神胜利”。李希凡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还提出老干部与妻子风雨里来和睦、融洽，必定会产生爱情。有少数拥护者都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毒瘤，会将青年引入歧途。无疑，两人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都誓死捍卫革命友谊和革命道德，其中都举出了保尔柯察金和丽达的爱情故事，认为“抑制冲动”的高贵人格才是值得赞扬的，而文中的“我”呼唤爱情的绝对主体地位，忽视社会道德责任这一举动使文章的境界不高。 虽然当年肖、林二人成为批判的主流声音，但也不能忽视从文学创作方面提出的批判声。其中曾镇南就是从文学创作和生活的关系上提出质疑，认为该小说“违反了生活逻辑，和读者的生活经验相距太大和一般人正常的美感完全背离，在正常的生活中是矫情的，行不通的。”而林浩泉则表达了对张洁创作的不满足，他认为该小说没有太大突破，仍是拿着“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竹杖在探路。 当然还有不少折中的观点，如秦吉了在《有甚于画眉者》中的表达：我认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但我并不提倡现在没有爱情的夫妇都去离婚（倒是要劝这样的夫妇学习喜旺、李双双“先结婚，后恋爱”，建立团结和睦的家庭）。无疑这是一种保守的“老好人”似的观点，既肯定了小说又维护了主流话语。 曾镇南在《王蒙与<爱，是不能忘记的>引起的争鸣》一文中比较深入的探讨了王蒙思想的转变。其中提到王蒙对《爱是不能忘记的》做出了高度评价，认为里面的爱情书写达到了最极致的境界，爱情悲剧写出了人类在情感上的永恒缺陷。他认为是浪漫主义小说对爱情理想的呼唤，并不能将其归为社会学的讨论中。但在后来的重读中他又提出“是不应该不知节制地夸张和沉溺于这种情感又反转过来嘲笑和蔑视人们的正常的与健康的爱情婚姻生活。”由王蒙的前后态度可以看出，当时这篇小说的社会效应之强烈，文学之于社会生活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人们对爱情和婚姻关系的态度也随各自立场的变化而变化。 这些争议在今天已经不能再用是非对错加以批评，就如王绯先生所言“因为:无论当年的参与者/发言者持有怎样的立场, 发出怎样的声响, 都已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曾经作为现代型自律/他律的理性主体,这些知识英雄, 共同留下了一个纯粹的姿态,一个执着的手势。这就够了。”  三、转折时期中的尖锐与单薄“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无疑这是我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婚姻的实质乃传宗接代。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将婚姻工具化、仪式化，而忽略了婚姻的结合是人这一重要主体，基本的人性被忽视。而在整个文革时代，社会舆论否定“男女情爱”，甚至抹煞两性区别。把男女的关系简化为“同志”、“战友”、“阶级关系”、“铁姑娘队”、“女子采油队”以及“不爱红装爱武装”男女服饰混淆，试图用政治观念图解两性间的关系。这和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在此背景下，关于《爱》的争议之多也是在情理之中。人们处于文革与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之交，由一个“禁欲”年代走向一个与世界对话的时代，在思想和观念上难免会有很大的冲突和撕裂。作家作为有着济世情怀的知识分子，从精英立场出发，有着建构价值理想的强烈愿望。想要通过文学来干预生活，干预现实。从文中的“我”可以看出，有着绝对、鲜明、不容妥协的立场，急于向“问题”社会开药方。从社会效应可以看出，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深深地影响了社会生活，但是作家在表达个人自由意志与社会责任的冲突时，仍然没有突破主流意识的安全罩，其强烈的意图性和小说本身的单薄性大大的减弱了其文学性。 ■ “爱”的呐喊小说所处的特殊时代，不仅是小说诞生的肥沃土壤，也是其议论纷争的战场。文革无疑是文学史上的一次大浩劫，在书写的内容上禁区重重，“爱”的文学更是遭到了灭顶之灾，爱情和性作为会“腐蚀人民纯洁心灵”的毒药几乎从文学书写中消失。1972年，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被列入坏书之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明明不准写爱情，还非要写”。由此可见，爱情是文革中的大忌。而文革期间，极力推行的是一系列为其政治斗争服务的高度政治化、概念化的文艺创作，使整个文革期间公开出版的文学总体上呈现荒芜、枯竭和畸形发展的局面。如果单从爱情书写来看， 1978年刘心武《爱情的位置》是“文革”结束后最早在文学中恢复爱情记忆的作品，因为它第一次冲破爱情的禁区。文革之前，1949年到1966年的“十七年文学”中爱情的书写多以“革命 爱情”的叙事模式，例如《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和江华就是在同志关系上逐渐升华到爱情，其中共同的革命经验是爱情成长的保证。而1979年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再次引起轩然大波，是因为它不仅通过文中朦胧的“婚外恋”呼唤了爱的回归，还有对革命年代“革命 爱情”式婚姻的质疑，也是对“十七年文学”中爱情书写的一次反叛。在正常情欲被压抑，爱情只能由革命意志克制的时代，这一“婚外恋”的诗意朦胧就像春天里的第一束阳光打在人们脸上，兴奋和尴尬也随之四起。 学者许子东说：“文革结束后一段时间内，'文革’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兼有历史记载、政治研究、法律审判及新闻报道的某种功能，而且这些故事的写作与流通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政治、法律、传媒乃至民众心理微妙的制约。”该小说产生的社会效应无疑佐证了许子东这一观点，文中老干部的婚姻以及老干部被迫害都与特殊的历史相关。所以该小说无论从内容的生产还是内容的输出上都带着深深的历史烙印。 而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作者本人也表达了其写作意图，张洁自己给出了一个阐释， 即便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 人们在感情生活上也是有缺陷的。为什么不承认这个缺陷呢? 恩格斯曾经说过:“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在我们的生活中, 真正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有多少呢？而权衡利害的婚姻却随处可见。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书中, 恩格斯断言: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 从而把婚姻中一切经济考虑消除后, 建立在真正的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正是最牢靠的婚姻。这篇小说, 就是想用文艺形式表达出我读恩格斯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体会。”因此在作者自己的解读下，这篇小说的意义就不再是讲诉纯粹的爱情，而旨在探讨社会学、伦理学的问题，因此有人将这篇小说称为“现代文明婚姻启示录”。而这类问题小说就如疾病一般呈现在尚未开化的社会，因此也才会有以上各种声音。谢冕夫妇对张洁开拓性的赞扬，黄秋云看到小说暴露出当时问题（个人的自由意志与社会道德责任之间的冲突），这些都是小说的价值所在。 历史的推演就像一场预谋，就在1980 年，该小说发表后的几个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婚姻法》。最引人注目的是，离婚的条件中明确写了这样一条：“如果夫妻感情破裂，调解无效，准予离婚。”可见婚姻对爱情的呼唤已经名正言顺，而在之前离婚简直就是“资本主义的毒瘤”，即使是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离婚现象也少见，更别说因为没有爱情而离婚。在这一法律的颁布之后，“以上海为例，1966—1976 十年间，全市总离婚登记数只有6489 对。全市平均每年离婚的数量仅相当于50年代一个区的数量。”由此可见，在此之前为了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太多的人在大众的道德审判下过着没有爱情的婚姻生活。而文中的“我”真想大声疾呼地说: “ 别管人家的闲事吧，让我们耐心地等待着, 等着那呼唤我们的人, 即使等不到也不要糊里糊涂地结婚! 不要担心这么一来独身生活会成为一种可怕的灾难，要知道, 这兴许正是社会在文化、教养、趣味…… 等等方面进化的一种表现!” 这一振臂高呼，犹如冷水浇背，让众人陡然一惊。不仅呼唤出人们内心封存已久的情愫，也替那些备受煎熬的人们掀开了情爱的“遮羞布”，不再被僵死的教条和狭隘的眼光所绑架。因此再来看肖、林当时的观点未免太过迂执，文学终究是人学，用阶级性代替人性来对文学进行审判终究是不公允的。因此《爱》其文学史的价值是不容小觑的。 ■ “爱”的单薄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说过“对人类存在问题的真正的和全面的回答是要在爱中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统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关于爱的启蒙无疑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婚姻以自由情爱为基础这一观念的革命也是进行得尤为彻底，无论是在作家个人生活方面——对“真爱至上”这一观念的践行，还是文学作品关于情爱的书写都极为灿烂，而此时的《爱》则像一个清新、明媚、通透，渴望爱情的小姑娘，与五四时期的“爱”遥相呼应。如果正如作者所言旨在探讨社会问题，那么在爱情与婚姻关系的书写上还是显得太过单薄。 其一在以爱情和婚姻关系为主题的书写上还不够深刻。早在1921年的《伤逝》中，鲁迅通过对涓生和子君的书写，对爱情和婚姻二者的关系已经有了很深刻地书写。在呼唤了“爱”进入婚姻之后，在生活的琐碎面前，再次面对无爱的婚姻才是更为刺骨的悲凉。而《爱》就如第一个“出走的娜娜”，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但是就像鲁迅追问“娜娜出走以后会怎样”,真的像“我”所说的“如果我们都能够互相等待, 而不糊里糊涂地结婚, 我们会免去多少这样的悲剧哟!”，爱情就果真是婚姻的唯一保障了吗？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其实张洁在后来的作品《只有一个太阳》、《无字》等作品中就再次阐述了这个问题，以一种惨烈、倔强的姿态亲自打碎了自己建造的“爱的乌托邦”。 其二，作者在对爱情和婚姻关系的解读上还是没有摆脱传统的爱情叙事。文中关于这伟大爱情的书写，多是通过“我”的视角加以解读，读者也只能从一些暧昧的词句去揣测两人的感情，例如“至于他爱不爱我的母亲，我就猜不透了”、“原来那套契诃夫小说选集是他送母亲的。对于她, 那几乎就是爱情的信物”、“没准儿， 他这个不相信爱情的人，到了头发都白了的时候才意识到他心里也有那种可以称为爱情的东西存在。这可真够凄惨的。”从“猜不透”、“几乎”、“没准儿”诸如此类的词就可以看出这段所谓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是犹疑的，是充满不确定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作者在书写时的暧昧不清。作为作家，走到前台来阐述自己的写作目的，否认这是一篇爱情小说，拿出社会规范的标准教材《共产主义原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比起叛逆者形象更像一个乖学生。既想捅破世俗道德的枷锁，又进行得不彻底，就像文中母亲说的“我真是一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在人物塑造上，作者将钟雨和老干部塑造成无欲无求、大写的人，钟雨一如修道院里的修女，在爱情中只有幻想没有情欲，老干部也是高大的神一样的存在，还是落入“十七年文学”中“高大全”人物形象的怪圈。作者还是在主流意识形态下进行安全地表达，对“精神恋爱”的高度赞扬，不惜物化和神话爱情，对情欲的刻意规避使得文章还是仅仅停留在人道主义层面上，没有深入到性爱欲望的本质。由此可见，林浩泉的评价在当时是更为深刻和更富有远见的，他看到了作者在传统“发乎情止乎礼”的叙事中没有突破。因此作者的畏手畏脚还是与同时代作家一样存在局限，从而大大地削弱了该作品的深刻性和尖锐性。 其三，在小说的表达艺术上，表达主题的方式机械而显得生硬。“我”作为新时代的呐喊者，也是作者的代言人，文中大量的说理和劝世良言直白而缺乏美感，比如“而如果我们仅仅是遵从着法律和道义来承担彼此的责任和义务, 那又是多么悲哀啊! ”和“尽管没有什么人间的法律和道义把他们拴在一起, 尽管他们连一次手都没有握过, 他们却完完全全地占有着对方。那是什么都不能分离的”两个先后形成对比，直接得出爱情是婚姻的唯一这一结论。还有：“在商品生产还存在的社会里, 婚姻, 也像许多问题一样, 难免不带着商品交换的烙印。”“我已经不能从普通意义上的道德观念去谴责他们应该或是不应该相爱。我要谴责的却是: 为什么他们不互相等待着那个呼唤着自己的灵魂?”从这种种表诉中，可以看出作者想要呼唤爱情回归婚姻生活的急切心情，但只是从一些单薄的议论上还无法达到剖析社会问题的深度。“我”干瘪的说理就如作家走到前台告诉人们应该怎么生活，作者站在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对读者发号施令。在李建立将该小说作为成长小说研究时，从叙事角度也有以下论述“叙述者的目的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某种观念，可是这种表达需要（这一点在叙述学上是不能得到原谅的）借助叙事才能确立自身言说的合法性。”作者的写作意图太过明显，主题先行大大地减弱了小说的艺术美，没有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让读者去体会那段爱情的深沉。 时代的转折时期，也正是一切价值重建时期，作者想要建构自己的价值理想，但往往也是一厢情愿自认为正确。从曾镇南的评价就可以看出，他认为“违反了正常生活的逻辑”，“和读者生活经验相差太大”。作者将爱情固化和神话只是理想主义的表达，正如作者在一次采访中说到“人类需要神话和童话，其实人生离不开假象，它像美丽的毒品，对于这种毒品的渴望全人类都存在，包括我自己在内。不论男人活女人，什么类型的人都会有这种渴望。”从作者自己前后的矛盾可以看出，作者早期对爱情和婚姻关系书写的稚嫩。该小说是不具有典型的普遍的社会意义。综上所述，从文学价值上来看，张洁对自己“文学性的读书笔记”这一评价更为中肯。正如刘再复所言：“应当承认, 这阶段的作品的本身的文学性并不能说是很高的。这些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问题小说。问题小说在思想启蒙时期往往具有振聋发聩的警醒作用。但是, 作家一旦把思想中心放在社会问题上, 作品就不能不受到问题结构的牵制, 从而削弱对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的揭示。一般来说, 这类作品很难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 因为随着社会问题的解决或社会矛盾中心的转移, 作品本身及其中塑造的形象也会随之逐渐失去原先的光泽。”  结论 爱情的美好始终是历代文人所讴歌的对象，而婚姻的沉重总能衍生出各种复杂。爱情和婚姻两者的关系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爱是不能忘记的》这一短篇小说无疑将两者都书写了出来，其中近乎宗教的幻美爱情是人类永远追求却难以抵达的精神高度，实为浪漫主义的灵魂呼唤。个人的自由意志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冲突也是层出不穷的。文中提出的“何为婚姻实质”这一命题在那个时代具有超前的重要的历史意义。 80年代的问题小说有其承上启下、开拓新格局的现实意义，而80年代的文学评论界所呈现出来的繁荣景象也是文学之活水。两者既是相爱相杀又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了文学的完整性。 时隔多年，当年的争议也尘埃落定。我们重返历史现场，从这篇小说及其产生的社会效应可以看到当时整个社会的爱情婚姻观念和状况，虽然作者在探讨爱情和婚姻关系的问题上还略显单薄，但是敢于在当时背景下提出别人所不敢提出的话题实为勇敢，为新时代的爱情婚姻做了一个先导，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海登怀特在《元历史》一书中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爱情和婚姻所衍生出来的社会问题在今天也还是常新的。  致谢 行笔于此，四年的大学生活也接近尾声。带着呐喊的前两年，彷徨的中期，而今的朝花夕拾，有文学与良师在侧，过往的每一段日子都闪着光。 论文的撰写是大学最后的仪式，感谢我的导师康斌在这段日子里的耐心指导，以及对我写作拖延的包容。在断断续续历时一年的论文写作中，由于学力有限，然思虑过多，多次遇到困惑。有时困于某个观点，更有质疑论文写作意义的时候,此乃孔子所言：学而不思则怠，思而不学则惘。但每每如此，老师在我选题徘徊时及时给出了建议，在中期困于各种声音无法找到自己定见时指出了新的出口，多次行文的不周全也都是在康老师的提点中豁然开朗。无论是学习上的及时解惑，还是生活中的热心提点，在亦师亦友的交流中，常常感动于睿智深刻又不失幽默的谈吐，我庆幸有如此良师能够共鸣。 在大学生活中，还要感谢一群可爱的人。在文学理论课上总能带来喜悦与崇高感的李老师，在外国文学的冲突与悲剧下带来生命力的欧老师，在写作课上总能带来浪漫灵感的纵老师，在诗与酒中性情生活的覃老师，在与张老师的闲谈中也收获颇丰。还有很多在学习上带给我开阔视野的老师们，此处都不再一一赘述。 一直抱着对文学的热忱与真诚进入大学，然学海无涯，道路且长。在新的生活面前，希望自己还能怀着热情。最后还要感谢本次论文涉及到的学者以及先贤，为我的写作增添必要的论据，感谢师兄师姐对写作论文经验的传授。尽管如此，文章仍然有许多不足之处，希望各位学友、师长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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