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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1979年，国家成立了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利用外资管理委员会（简称“两委”)，主任为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副主任是汪道涵、周建南、江泽民。“两委”面向社会招聘干部，我由冶金工业部情报研究所毛遂自荐应招考入，先在综合局，后在特区办（主任由江泽民副主任兼）工作。不久，由谷牧主持，中央召开了特区工作会议，确定设立深圳、珠海、厦门、汕头4个经济特区。会后不久，我被选派美国学习MBA。
谷牧 改革开放国策的提出与贯彻执行，开启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门。之前，新中国只有对外贸易和对外援助，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输出和对外投资。 1982年，为更好地扩大对外开放，中央决定“两委”与“两部”（外贸部、外经部）合并组建对外经济贸易部（简称经贸部，首任部长陈慕华），新设国外经济合作局（首任局长王西陶），专司全国对外承包工程、劳务输出和境外投资这项我国前所未有的新兴事业。1983年3月，我MBA毕业被分到该局工作。
陈慕华 中东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国由于石油开发出口一夜暴富，大批工程建设上马，劳力与工程技术人员奇缺。20世纪80年代，地处西亚北非的中东地区一直是我国对外承包、劳务和投资的主要市场。1984年，我先是被派往埃及，临登机前突然改派两伊战争中战火纷飞的巴格达，任中国驻伊拉克使馆经参处三秘。 由于旷日持久的两伊战争（8年）和后来的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中东市场逐惭萎缩。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东南亚市场迅速代之而起，我国在印尼等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工程与投资迅猛发展。为适应形势需要，1992年3月，经贸部改称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部（简称外经贸部，首任部长系后来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合作局改称国外经济合作司，首任司长乌兰木伦。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亚洲一直是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劳务输出和对外投资的最大市场。不论是经贸部合作局还是外经贸部合作司，我都有幸在亚洲处工作，得到锻炼。 2003年3月，中央决定将对内经济贸易部并入外经贸部，成立商务部，合作司改称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司（首任司长陈健)。进入本世纪，我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已扩展到全球六大洲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迅猛，特别是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以来，更是取得骄人成绩。
1992年，我受外经贸部国外经济合作司指派，随某公司再赴印尼，与印尼方商谈该公司在印尼西爪哇省新中标的工程承包项目、工程技术人员的派遣和投资，并正式签约，故有机会光顾印尼第三大城市、西爪哇省首府Bandung（万隆）。这个原本不为世界所知的山城，因1955年在此召开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亚非会议而瞬间闻名全球！ 1953年8月，时任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率先提出召开亚洲非洲国家会议，共商国际大事。南亚的印度、印尼、缅甸、锡兰（后更名为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五国率先响应，于1954年4月在锡兰首都科伦坡、同年12月在印尼茂物召开会议，决定邀请含中国在内的亚洲非洲25国参加，定于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举行。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万隆会议隆重召开，共计340名代表出席会议，代表着占世界面积近1/4（3100多万平方公里）和世界人口约2/3（14.4亿）的29个亚非国家。
参会国有：阿富汗、柬埔寨、中国、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加纳）、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伯尔、菲律宾、也门等亚非29个国家。 中国政府始终对召开亚非会议持响应、积极、支持态度。中国政府代表团由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率领，代表有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外贸部长叶季壮、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代表团顾问是：廖承志、乔冠华、陈家康、黄华等。
万隆会议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这五项原则实际上是195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会见来华访向的印度代表团时就已率先提出。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万隆会议上提出后，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所承认和接受，并载入联合国大会宣言及一系列重要国际性文件，对推动国际关系正确发展发挥了重大历史作用，被认为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成为国际上公认的处理国家关系的基础。
亚非会议精神概括为“团结 友谊 合作”，被誉为“万隆精神”。 这是亚非国家和地区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自己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会议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制定的。《公报》提出了载入史册的十项宣言，是亚非国家对国际关系准则的重要贡献，是世界历史进程中划时代的里程碑。 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原定1955年4月11日在印度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由印度经香港飞往雅加达。因缅甸总理临时盛邀，周恩来总理登机前改变行程，率代表团先赴缅甸，随行工作人员与记者则按原定从印度飞赴香港。该机在香港启德机场加油期间，国民党特工买通机场工作人员在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目标是暗杀周恩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至临近印尼海域上空时，爆炸断成三截坠海，仅3人逃生，其余全部遇难。 周恩来、陈毅等从缅甸乘小飞机，途遇特大雷电暴雨，迫降新加坡，二度幸免于难。
我组在万隆与印尼方谈判顺利，成功签约。印尼方盛邀我组参观亚非会议会址，会场上周总理、陈毅座席等，深受教育。 在亚非会议会场，我看到毛泽东主席、印尼总统苏加诺、印度总理尼赫鲁、越南主席胡志明、埃及总统纳赛尔等上世纪亚非国家重要国家领导人的巨幅画像。 2015年4月22—23日，亚非90多国领导人参加了在雅加达举行的“纪念亚非会议六十周年大会”。大会通过了《2015万隆会议公报》等多个重要文件。会后，中方与印尼方签署了由中国公司承建“雅加达至万隆高速铁路”等多项工程建设与投资协议。
2022年3月9日，为纪念亚非会议67周年，我特意瞻仰了由周恩来总理题写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这是我看到的唯一一块由周恩来亲笔书写的墓碑。在墓碑前，我手捧鲜花向亚非会议死难烈士默哀、致敬！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依然是现在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万隆精神，永放光芒！ 写于2022年3月14日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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