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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总是来得这么猝不及防。
牛津、清华的硕士、博士，开始扎堆中国十八线城市，甚至是乡镇，争夺一个体制内指标； 互联网大厂突然就不那么香了，连码农都集中转向了“制造新势力”； 还有…… ▪︎ 8年前，曾有一篇阅读过亿的文章，《我奋斗了18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喝咖啡是一个隐喻，代指身份、薪水和生活，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最宽的路是上学、打工，但无论如何都要进城，越大越好。▪︎ 8年后，世事变迁，潮流逆转，《我奋斗了18年，终于不再需要陪你一起喝咖啡》。要么是该有的都有了，活成了大家满意的样子；要么是，别人的风光和我无关，世界足够多样，大家各过各的，谁也不用羡慕谁，谁也不必干涉谁。一个个具体而微的数据汇聚到一起，让宏大的社会变迁直接落入眼帘、落到肩头、落在手边。 从先发国家的经验看，到这个阶段，比较麻烦的事就是阶层差距会逐渐被拉开，上升变得越来越难。所以，近些年的《世界不平等报告》一直在发出警告，贫富分化是未来三十年最大的麻烦。但是在中国，我们发现了延缓或逆转这一趋势的迹象和路径。中国已经进入无论是个人自我提升，还是社会发展最难的一个阶段。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76个“稳”是一个佐证。高层在记者招待会上的“爬山”之比，形象而生动，爬更高的山，必然越往后越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进入2022年，无需专家、媒体的提醒，连普通人都深深知道，只要简单努力就能一往无前的时代过去了。统计数据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2551美元，首次超过了世界平均数。但很少有人去对标世界银行刚确定的人均收入12695美元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因为太多国家倒在了最后一刻，更何况中国之大，远不像数字展现的那么简单。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曾针对中国人可支配收入做了一个抽样，然后按比例放大到全国范围，它可能不那么精确，但让人们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足够。这些数据，很是能颠覆很多刻意营造、臆想出来的中国。比如，抖音上人人都年入百万，小红书上人均一辆法拉利，现实中则是大约6亿人月可支配收入不到1000元，而每月可以花出2万的人还不足百万。这个收入金字塔，不那么均衡，更准确的描述是，一个图钉。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上升难。而对位于金字塔中部的人来说，守住现在的位置也不容易。这也就是前一阵子，“躺平”突然变成了一个大众流行话语的原因。国家大力推进的新型城镇化，制造业升级换代，还有可能改变中国经济版图的“东数西算”超级工程……都可能成为新一轮的政策红利。它让更多飘在东部的人，开始愿意去中西部的广阔天地一展身手；让在大城市焦虑缠身的人，却能在县城拥有一份同样体面的从容；甚至一些曾被人瞧不起的行业，也能焕然一新。比如，县城的新中产、新精英在县城买房、买车、像大城市里的人一样规划多样的生活，让孩子进当地最好的学校……从而拉动了县城的商业、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当地消费以及消费升级。中学或专科毕业就外出到附近的大城市打工，极少消费，辛苦攒钱，大部分存款都寄回老家。现在，他们能够在家乡活得更从容，更重要的是，曾经被分割的人生、家庭重新被弥合。人口单一涌向东部，涌向大城市的历史已经改变，“共同富裕”有了新的实现路径。预计明年，35岁的王文广买在县城老家的房子就要收房了。王文广的家乡是曾经典型的贫困县——安徽临泉。家里兄弟姐妹3个，却只有两亩地，小时候一到冬天就只能靠地瓜、玉米果腹。他的足迹遍布浙江、福建、广东、黑龙江、天津、河北等地。他在工地刮过大白，在澡堂子里给人搓澡，在服装厂做过裁剪师，在高铁站注塑，在钢结构厂做过电焊工……搓澡，搓一个6块，跟澡堂子要五五分成；在工地上一年能挣个五六万，真苦不说，尤其不敢受伤；在高铁站注塑，已经是七八年前的事了，到现在包工头还欠着薪……12年游历了半个中国，见识过了人生冷暖。2015年，王文广在北京开始跑单，成为最早的一批骑手之一。骑手的工作，多劳多得，而且没有欠薪。他基本上就是每天出来跑，尽力多跑一些。结婚后，王文广背负了家庭的责任，他不像别人，遇到难缠的订单或心情不好就早早收工，他就一直坚持。几年下来，王文广以每年挣17、8万的收入名列骑手收入前茅，能攒下一些钱来。 生活在北京的临泉人大多扎堆在海淀田村周围。他们成片地租房住，私下叫那里“临泉村”。但架不住这二十年北京发展太快，老是拆迁，一拆迁就要折腾，涨房租。 有些临泉人干脆回老家买了房，做起了小生意。 王文广是最早的一批骑手，相对高收入让他有机会给子女更好的教育和生活
王文广也在老家买了一套商品房，总价大约八十万，在当地最好的学校对面，属于中高档的小区。他想着再挣几年钱，等孩子上学的时候，自己就回老家干装修、陪陪妻子、孩子。和王文广不同，彭中辉在北京昌平跑单之前是有手艺的，在江苏一家做联合收割机总装的企业，一路做到了大师傅。只不过因为工资不高，后来又换了几个工作，也是有各种不合适，想着过渡一下才当了骑手。但没想到，做骑手的收入，每个月能挣到9000多，加上昌平的生活成本低，租城中村里的自建房一个月才500块。于是，彭中辉开始能攒下钱来。因为孩子的成绩不错，在县里能排上前几名，就在老家买了高档商品房，125平总价89万，每个月房贷就3000多。房贷加上吃穿用度，还有给家里老人的，自己的工资也就差不多了。交房要到明年了，现在的彭中辉天天刷抖音，跟着装修博主学习怎么避“坑”，虽然有点压力，但赚6、7年钱就能有自己的家还是有点不太敢想。他说，如果一直呆在厂里，买房怎么也得十六七年的时间。漂在北京的临泉籍骑手们，作为中国第一批骑手，赶上了外卖高收入的工作，他们在北京和老家之间，不停地转换着角色，自由且确定的收入，让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希望。相对而言，和王文广同岁的鹤岗人张焱均、田丹丹夫妇就轻松了许多。夫妇二人用了15年时间尝试了初中学历能干的一切。直到2年前，才开始送外卖。所不同的是，他们选择了就在老家。两年后，他们便拥有了一套自己的房产，距城市商业中心约10分钟车程，连买带装修一共花了4万多。这对于现在每月能赚差不多1万的夫妻俩，基本不构成压力。这套房子的房价收入比仅为0.25，北上广深68、57、37、52的平均房价收入比相比，浓浓的幸福感简直是立刻就扑面而来。在大城市辛苦打拼尝尽辛苦，回到家乡幸福却突然唾手可得的例子正越来越多。当下，新机会，都是随着产业和互联网转移到了成本更低的下沉市场涌现的。所以，当一部分小城镇青年优先选项仍然是先到发达地区去闯一闯的时候，一种新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大：在家门口就能把小日子过好，背井离乡不再是近乎唯一的选项。中国最大的县临泉县（户籍人口238万）的改变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安徽阜阳临泉县，面积为1389平方公里，2020年常住人口166万，也是全国劳务输出最多的县，长期维持着80-100万的劳务输出人口。临泉县曾是中国有名的贫困县，位于安徽西北，三面被河南围着，交通不便，和外界流通基本靠腿，所以，当地人称之为“安徽的西伯利亚”。所以，临泉人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几乎各地都有人们口耳相传的“临泉村”。他们到新疆务农，去云南种西瓜，更多的还是去大城市、东南沿海打工，很多行业都被打上了临泉的特色。比如：京津冀洗浴行业的很多老板和搓澡工，武汉做八角胡椒生意的，宁波回收工厂边角废料，上海干牛肉进口，杭州做菜市场生意的等等等等，相当多的临泉人。近些年，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临泉又摇身一变成为中国最大的骑手县，据美团的统计，就有超6万骑手出自临泉。过去五六年，六万临泉骑手送出一亿单，以全国平均单价5-8元计算，总收入也有5-8亿。2020年，临泉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719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23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0%。2015年至今，临泉城区新建商业楼盘超过85个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收入的提升临泉的城镇化水平也在快速提升，2015年至今，临泉城区面积扩大了3倍，新建商业楼盘达到85个。在当地规划中，到2030年城镇化率要达到55%。样本骑手数据显示，三成临泉骑手已买房，其中大半买在临泉县城，另有在长三角昆山、丽水、徐州、海宁、常州、嘉兴、绍兴……以及成都、武汉等地买房的骑手。2017年，由于发生抢房，临泉成为全国唯一一个限过房价的脱贫县。县城面貌的改变，使得更多在外创业挣到钱的人愿意回来。据统计，目前回流劳动力达到每年1万。在外面创业门槛比较高，在临泉有个几十万块钱可以搞小工厂、小门店、餐饮、种植、养殖、商贸。县域消费也由此上了台阶。在临泉，直接在村里拿快递目前覆盖了106个乡镇，夜间经济的火爆程度更是远超大城市，甚至可以做到彻夜营业。可能最让人想不到的是，在临泉，光蜜雪冰城就开了6家，一些网红店也在这里出现。临泉县的发展，也许可以作为欠发达地区，农业大县，人口超大县走向富裕的一个样本。被改变的不只是临泉，很多传统的中国县城，被移动互联网激活，让县城的生活方式和大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小。临泉只是众多被改变了面貌的样本之一。新的机会，虽然收入低于大城市的打工人，但在县城却富有竞争力。新职业就包括外卖骑手、二维码地推、人工智能培训师、无人机飞手……其中尤以外卖骑手数量最大，人们最熟悉。国家大力推进的新型城镇化。这一政策红利能让很多来自农村、在外地挣到钱的打工人近乎零门槛地在县城落户，这意味着这些县城新中产、新精英们能在县城买房、买车、孩子能上不错的学校，从而拉动了县城商业、服务业的发展，促进当地消费以及消费升级，进而助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不考虑绝对收入，他们在县城生活的质量和性价比丝毫不比大城市的同行差，甚至在诸多方面还能胜出。于是，一批迥异于前一个世代的“新中产”应运而生，家门口的新中产大量和数字化的下沉相关。有房有车，追求个人的全面提升，愿意在孩子身上投资，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一件事，随着互联网零工经济的发展，中国正在崛起新一代的新中产。也许，留守儿童、留守老人这一社会现象将从这一代人开始走向终结。青年此前的奋斗路径已经改变，中国新中产的崛起之路被改变：中学或大专毕业就外出到附近的大城市打工，极少消费，大部分积蓄都寄回家乡盖楼、赡养老人、抚养孩子。也就是说，他们的工作和消费、以及家庭生活是完全分开的。当中国一只脚踏上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我们越来越感受到要抬起另一只脚的挑战——传统制造业发展到极限，产业升级仍需要积累，高收入的工作岗位总是发达地区占比更高；
众多被选择改变命运的骑手，让我们看到了抬起另一只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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