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晨宇等：2021年西方传播学研究年度报告(下)

六、去西方中心主义

传播学从创立之初继承的是西方，特别是英美的政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资源，它想要呼应的问题也根植于西方的现实土壤（Waisbord， 2015）。而随传播学的建制化，西方学术话语主导下研究视角、方法和经验被视为传播学理所当然的前提。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这种学术生产模式的偏见和“有所不见”，由此呼吁一种“去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视野。

这一反思的基点是对“东方—西方”二分法的批判。“西方”并非价值中立的标签，而是隐含着一种等级排序：发达的、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的、现代的西方是处于其对立面的“东方”奋力追赶的目标（Hall， 1992）。同时，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下，对东方的理解建立在一种“他者化”的概括上。Ranji（2021）指出，媒介研究中的“东方主义的痕迹”可以体现为：（1）使用二元概括性术语；（2）构造东西方的“单边关系”；（3）强化西方优越性。具体而言，对非西方语境下的新闻传播实践的观察往往是在先入为主的二元分类下展开的，当非西方体制的传媒业被贴上“非民主”、“不自由”等标签，其社会现实的复杂性被遮盖。同时，“西方凝视”下的非西方议题沦为西方现实的注脚，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被抹去。他者化的逻辑在非西方的媒介表征中屡见不鲜，在这种东方主义的内化过程中，非西方的身份认知被西方话语规训，陷入一种自我否定的话语陷阱（Alahmed， 2020）。

在传播学学术生产的场域中，非西方学者面临身份自证和理论应用的双重困境，一方面，西方理论对非西方情境的解释力有限，另一方面，这些理论又被视为国际学术交流的入场券。Albuquerque（2021）指出，这种困境是体制性的，其背后是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话语霸权的再生产是一种复杂的“合谋”过程，处于边缘地位的非西方学者需要通过靠近“世界一流”的学术机构获取符号资本，这反过来加强了西方主导的学术评价体系的合法性。也有研究者反思了以英语为通用语的学术发表常规为知识生产和分享构成的障碍，并带来了知识贫瘠的风险。在“不发表就出局”的学术生态下，非英语母语的研究者出于职业发展的考虑，需要加入英文国际发表的激烈竞争，而在此过程中，“像母语者一样写作”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和心理负担，更重要的是，语言的转译也可能意味着研究解释力的自我消耗（Suzina， 2021）。

一些研究对“数字/数据殖民”的反思也体现了去西方中心的思路。数字资本主义驱动对数据资源的掠夺，这种将人视作“原材料”的思路与殖民主义不谋而合（Couldry & Mejias， 2019）。数字殖民描述了跨国技术公司假慈善之名，为欠发达地区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来拓展自己的市场，从而实现商业帝国的扩张。在这一过程中，殖民主义的技术叙事被重新唤醒，西方的技术被视为救赎，技术的诱惑性掩盖了不平等的经济秩序（Oyedemi， 2021）。西方算法科技公司在非西方的业务扩展过程中面临文化差异。对此，它的处理方式体现了一种既漠视差异又强调差异的“算法凝视”。具体而言，跨国科技公司投放亚洲的算法产品对人群的分类方式没有经过任何文化调试，完全沿用了西方的模板；同时，对亚洲客户的他者化概括——比如轻视隐私、只重利润——成为数据监视的遮羞布（Kotliar， 2020）。

去西方中心主义提示研究者采取一种由内而外的视角观察非西方的信息技术推广和使用经验，关注非西方数字技术实践的内部异质性。在此思路下，一项关于中国品牌手机在加纳推广的田野研究呈现了本地营销者对中国“农村市场导向”模式的“翻译”，以及其中“本地知识”的重要作用。中国和加纳的信息技术产业都处于后发地位，这种相似的经验是中国模式具有适用性的前提。不过，加纳本地营销实践并非“照搬”中国，而是兼具适应与创新的过程，其中“西方的现代性不再是唯一的参考”，本土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正在酝酿（Lu， 2021）。这让人看到Oyedemi（2021）所呼吁的“用创新完成去殖民化”的可能性。

去西方中心主义是一种赋权的思路和实践，它指导研究者突破“东方主义”的二分思维，揭示并反思那些西方主导的学术话语和技术实践中被自然化、正当化了的价值预设及其背后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秩序。西方以外的地区不应沦为西方主导的数字资本主义的“原料场”，其技术实践经验不应成为西方优越的证明。而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迷思和困境，需要更多来自内部视角的细致观察。

七、超越“剥削”的平台劳动

近年来，平台劳动作为一项研究议题受到广泛的学术关注。早期研究者继承了数字劳动的研究传统，聚焦其中的剥削问题。与此相对，劳动者的主体性问题亦逐渐浮出水面。如同Duffy、Poell和Nieborg（2019）在对平台化文化生产的讨论中所讲的：“制度性结构会与生产者、消费者的社会经历在特定的背景下彼此铰接。因此，对文化生产的平台化进行全面理解需要同时考虑机构性因素和人们在平台中的具体实践。”

在以剥削为主导框架的研究中，研究者虽然并没有做出太多理论超越，但却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现实图景。Delfanti（2021）讨论了亚马逊仓库中的物质基础设施和文化基础设施。机械逻辑严重剥夺工人的自主性，算法管理系统加速知识的数据化进程，而这些知识又被用于监视和严格控制下游劳动过程。这不禁使人想起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的动荡岁月，只是新兴技术和文化理性将之进一步强化了。相较之下，在更强调劳动者主体性的研究中，McDonald、Williams和Mayes（2021）发现，多数澳大利亚摄影师仍旧处于在平台工作和传统就业之间游移的状态。他们并不总是愿意遵守平台公司设定的游戏规则，并认为数字平台限制了其发展高质量、长期客户关系的能力，挫伤了创意工作的声誉，压低了其收入。如果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他们会选择“退出”。

除此之外，更多研究试图在两种研究视角之间做出调和，甚至产生对话的可能。例如，创意劳动一直是该领域关注的主要对象之一，而量化指数（如点赞数、收藏量、订阅数和转发量）是衡量数字创意经济中的工作者成功与否的关键指标。为了获得好看的数据，内容生产者“生产”出各种呈现策略。Stevens（2021）研究了Instagram平台上的“Blackfishing”，即一种创作者用化妆方式来让自己看起来像黑人以吸引流量的策略。尽管黑人的身体、文化在历史上一直被各种品牌挪用，在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下，平台使其从种族化的身体和空间中提取文化和经济价值的过程变得更自然、合理。博主们通过引人注目的、种族化的审美来争夺关注、达成交易，其潜在后果是，打造出一种更适合消费者和资本主义的审美和文化，并遮蔽种族问题。与这种思路相仿，Rouse和Salter（2021）发现，为获得关注和利益，角色扮演者们（coser）会不断满足粉丝的期望甚至性幻想，而其背后的平台也正是以性剥削的方式从中获利。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内容制造者们往往无法把握市场情况、行业动向，以及其所在的平台和算法特征，这种复合的不稳定性使得他们往往只能在平台资本主义的框架内活动（Duffy， Pinch， Sannon & Sawey， 2021）。

另一种思路是从平台本身出发，通过观察平台内部架构，反向凸显劳动者的能动性。例如，Lei（2021）通过考察平台在技术、法律、组织维度上的架构差异来反思行动者的参与实践。例如，服务平台（service platform）旨在打造一支可靠的劳动力队伍，在设计上要求对外卖员有更高层次的监督权力，同时也会对双方的雇佣关系负有一定法律责任；而零工平台（gig platform）则更需要灵活的劳动力，其行使的监督权力有限，同时也避免了基于雇佣关系的法律责任。因此，尽管处于原子化的工作模式中，零工平台上的工作者更可能认为他们的工作关系具有剥削性。这也意味着，平台劳动研究应该引入更具体的技术考量，充分认识其中的复杂性。正如Gandini（2021）所言，研究者们需要采用更精确的术语和更恰当的方法，避免“数字劳动成为一个空洞的能指”。

除此之外，平台劳动研究中经常会牵涉到性别问题。在普遍的想象中，“在家工作”（work at home）似乎能够为女性实现更多的赋权，使她们既能担负传统的家庭责任，又能够获得经济收入。然而Patterson（2021）的研究则表明，由于技术工作要求高度专注，这种平衡实际上难以实现。更糟糕的是，这种劳动形式还因其女性化和非物质性的特征而受到轻视。Sun（2021）基于在中国深圳进行的一年半的田野工作，提出女性程序员会战略性地调整性别和技术边界，展示出多重，有时甚至是矛盾的身份。总体上讲，即使由男性主导的工作场景仍然存续，女性程序员不断调整性别身份的行为使她们有机会重新划定性别界限，并对男权社会的既有结构提出挑战。

八、从人际传播到人机传播

如Guzman和Lewis（2020）所言，在过去七十余年间，传播研究与人工智能研究沿着两条互不相交的轨迹发展。人工智能研究关注如何在机器中再现人类智能；传播学则强调人们如何相互交换信息。如今，随着人机交互越来越普遍，人工智能和传播研究之间也出现合流。然而，当传播学者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时，不得不去克服一个根本性障碍：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互动，完全打破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传播理论体系的前提，因为机器从传播媒介转变成了传播者。

近年来，人机传播领域最重要的理论进展来自于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CASA（Computers Are Social Actors）范式（Nass & Steuer， 1993；Fortunati & Edwards， 2021），这一范式认为人们会以人际互动的方式来处理自己与计算机之间的关系。随着媒介技术的快速演进，Lombard和Xu（2021）提出了MASA（Media are Social Actors）这一延伸范式，并在其中强调了社交线索（social cues）的重要性。MASA范式将社交线索分为两类：一类是人类启动社交感知的主要线索，例如机器人的面部表情、声音、形状等；另一类是人类启动社交感知的次要线索，例如机器人的体积、移动性等。这一范式认为，当媒介技术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都展现出更具人类特征的社交线索时，人们更可能将媒介技术视为社会行动者，并进行社交性互动。

在实证研究的设计层面，作为对于CASA的呼应，使用人际传播的经典理论去检验人机传播，并借此对比两者之间的共性与差异，已经成为一种主要取向。例如，Meng和Dai（2021）基于人际支持性传播的既有理论，考察了聊天机器人提供情感支持的可能性。他们发现让人们相信机器人可以成为真实且可信的支持来源，是影响支持效果最重要的因素。除此之外，Liu（2021）将不确定性降低理论应用于人对人工智能的信任问题，并发现机器学习的透明性可以降低人们感知中的不确定性，进而提升信任。这两项研究都有条件地支持了CASA范式。

人机传播的既有研究较多关注人们是否会像和他们的同类一样，与机器产生互动。Hong、Peng和Williams（2021）的研究则指向了人机传播的另一个侧面：人类是否准备好接受AI的创意工作？他们基于期望违背理论，考察了人们如何评估AI制作的音乐，并发现那些认为AI音乐超出自己预期的人并不会给出更高的评价；不过，那些认为AI音乐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人却普遍会给出更低的评价。这提醒后续的研究者注意：人们对于机器本身的既有态度，将是人机传播研究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将人际传播理论放在人机传播中进行考察，为研究者提供了理解人机互动的普遍起点。不过，Fox和Gambino（2021）也对这一方式表达了担忧，因为仿真社交机器人普遍并不符合人际传播理论的根本前提。例如，社交机器人并不会像人类一样去感知奖赏与惩罚，因此社会交换理论可能并不适用；社会渗透理论认为社会规范会让早期交往中的自我披露停留在表层，然后逐步加深。不过，社交机器人并不拥有持续的个体记忆，所以无法参与到这一“渗透”过程中。因此，研究者认为人机关系研究需要发展属于自己的独特理论框架。进一步讲，将机器人“人性化”、进而发展出一种类人际关系（human-like relationships）可能本身也存在问题，因为机器人是为了满足人类需求而设计，并处于人类的掌控之中。这也呼应了Spence（2019）的质疑：“人类传播是否应该成为评判人机传播的黄金准则？”

九、多维面向的中介化家庭

随着社会和技术在过去十数年的飞速发展，影响家庭结构的价值观、行为和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本属于“家”这片温情场域的许多职能业已委托给其他社会机构，例如社会上出现越来越多元化、甚至可订制的婴幼儿早教、老年人托管服务。不过，家庭作为成员间彼此照顾、支持的港湾的内核依然存续，沟通又在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Koerner & Fitzpatrick， 2002）。

在家庭成员的远距离沟通中，社交媒体仍是重要媒介，相关研究呈现出一定的多样性。Abel、Machin和Brownlow（2021）通过回顾1997—2019年期间发表的51篇关于家庭远距离沟通的研究，整合出四个主要的研究领域：（1）社交媒体环境中的家庭构建；（2）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家庭仪式展演；（3）在线家庭传播实践的本质；（4）隐私、冲突和家庭关系质量研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分类仍存在交叉，同时也未强调具体的、现实的、文化的家庭交流语境之影响。

不同文化孕育各自的“家”文化，其中的亲缘守门人（kinkeeper）的价值考量和技术策略呈现出显著的差异。Hsu（2021）以中国台湾跨国家庭背景下的女性移民（即“跨国女儿”）为个案，探讨儒家文化建构的养老理念与ICT技术如何在跨国家庭背景下相互交织。一方面，跨国女儿定期与家庭通话、避免家人担心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传统父权制与儒家社会孝道规范的延续；另一方面，跨国女儿受制于道德和情感因素，使她们将ICT技术再造为“孝顺技术”（filial technologies）。此类研究也表明，一些重要但往往不可见的“虚拟缺席”现象仍待进一步研究，而技术有时作为情感润滑剂，有时又作为抵抗工具。这一切都需基于具体的文化背景进行探讨。

ICT技术的正向价值显著体现在老年群体当中。首先，社交媒体在加强代际关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Casanova等人（2021）的研究表明，只要有得当的培训课程和子女、孙辈的正向反馈，老年群体就可以克服技术恐惧，获得更满意的社交网络的使用体验。实际上，大多数受访的老年人对WhatsApp和Facebook都持积极态度，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凸显出社交网络在消除老年人孤独感、支持其社交生活方面的潜在力量。除此之外，Elias、Lemish和Nimrod（2021）还发现，如果祖孙两辈之间的关系紧密，老年人就会更愿意为了辅助孙辈而去学习数字技能，这反过来也会使他们与孙辈的互动更具信心。

中介化家庭研究同时也被放置在全球新冠疫情的背景之下。Faulkner（2021）发现，在大家庭（extended family）中，由于家庭成员较多，彼此间存在代际和教育背景差异，各成员对新冠病毒信息、知识的掌握并不相同。面对这种情况，年轻群体可能需要多次、耐心说服老年人病毒是真实存在的，且作为高风险群体，老年人更需加强防护。这种现实经验鼓励研究者反思家庭沟通技巧，并以个人为单位调和个人主义、家庭、阶级、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在小家庭（nuclear family）中，一般说来，当人们遭遇压力和不确定性时，往往会从关键他者那里寻求情感支持和对现实的共同理解。通过对新冠疫情早期的医护工作者及其家庭进行研究，Enestrom和Lydon（2021）发现，总体而言，医护工作者越能够从伴侣那里获得支持和对现实的共同理解，对彼此关系的满意程度就越高。Lillie等人（2021）的研究则说明，上述相关性对于疫情中的普通夫妻关系也适用。而担忧疫情的单身者则变得更渴望稳定的家庭关系，更害怕独自面对诸多社会变化（Alexopoulos et al.， 2021）。

不过，技术对家的中介作用远不只呈现出积极的面向。在疫情背景下，也有研究指出剧烈的社会变化可能会加剧家庭中不平等的劳动分工，从而破坏女性的幸福感（Waddell， Overall， Chang & Hammond， 2021）。更宏观地讲，随着物联网数字技术的繁荣发展，原本单纯、温情脉脉的“家”也逐渐成为一个被平台资本主义日益侵蚀之地。那么，或许值得反思的是：技术对家庭生活的改造是否已经伤害了“家”最核心的特质？Goulden（2021）通过对谷歌和亚马逊提供的家庭式的群组账户进行分析，提出平台上的“家”是一种经由设计的、对家庭生活的模拟，它不仅是家庭消费的载体，也是消费家庭生活的载体。借助家庭社会学，作者认为平台技术可能使得家庭成员手中的权力得到重新配置，并进一步改造家庭规范、影响家庭生活。

十、媒介技术的社会想象

在新的媒介技术层出不穷，科幻场景不断成真的时代，感受和思考技术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技术的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ries of technology）作为一种意义制造过程，不仅为人们应对新事物储备文化资源，同时也支撑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Taylor， 2004；Jasanoff & Kim， 2013）。有关技术想象的研究呈现出双重面向：其一是面向未来技术，因其尚未完全普及而被想象。这部分研究关注公共和个体两个层面对于技术的话语建构，试图从未来透视当下；其二是面向“隐身”于日常生活的数字基础设施，因其不可见性而被想象。这类研究批判性地讨论了技术感知和媒介实践相互塑造的过程，尤其涉及社会想象如何促成或解决技术带来的社会争议。新近研究在这两个维度上均有一定突破。

首先，对于未来技术的想象让人们得以在现实与未来间来回游荡，其价值并不在于预测未来，而在于揭示当下。Campbell等人（2021）以5G广告为分析对象，指出5G技术叙事中包含了乌托邦式的未来构想：在5G的支持下，个人、场景和物体间都建立起了广泛的连接，人们的工作、娱乐和家庭生活都因此有所改观。同时，该研究也揭示出乐观情绪背后5G技术的（不）可见性如何被话语建构。5G技术的具体形态和位置被抹去，一方面，抽象的描摹突出无处不在的数据流；另一方面，有形的信号基站所表征的物质脆弱性被遮盖。与之相仿，Mützel（2021）以银行业咨询报告为分析材料，梳理并展示出数字支付未来想象的历时性变化，并提炼出三个叙事主题：数据的货币化、数字支付的增长和支付体验。该研究进而指出，上述预期指引了银行从金融机构向支付平台的转型。

公共话语之外，面向未来的技术想象也以个体感知的方式呈现。Jewitt、Mackley和Price（2021）指出人们对数字触觉的物质性、身体、空间排布和时间性的体验离不开其他媒介的使用记忆，反过来，对未来数字触觉的想象也能引导我们重新理解当下的媒介环境。就时间性体验而言，加入数字触觉的远程交流更能调动亲密关系之间的此时此刻（in the moment）感，这与移动传播的随时随刻的交流模式形成对比。Lupton（2021）以线上问答的形式，考察了人们如何理解“数字人格”这一未来概念，并发现在普遍的数字监控下，数字痕迹累积而成的“人—数据”聚合体正在改变人们对自我的体认方式。在“数字人格”浮现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会以实用主义的思路接受这一概念，同时清醒地意识到其局限性：真正的自我是流动的、有感受力、有记忆的，数据所能捕捉的只是人格的碎片。

第二，技术想象这一概念工具还被用于探讨个人和群体如何理解现有技术潜在的影响。Liu和Graham（2021）从隐私、技术使用和政策推行三个角度呈现了中国普通民众对“健康码”的情境化的、流动的技术想象。研究发现，人们对健康码中算法技术的差异化、相互矛盾的理解，来源于不同的个人经历、既有技术体验和未来预期。比如，认同“隐私交换安全”的民众在看到他人欺骗性使用健康码之后，对技术的信任会降低。与之相仿，Swart（2021）考察了算法体验对算法素养的塑造作用。研究指出，用户对算法的感知在“期望违背”和“个性化线索突出”两种情况下最为明显，但是这种直觉的碎片体验并不一定可以转化为对算法的清晰理解和表达。这提示算法素养研究要自下而上地理解用户的算法实践，以防止学术词汇遮盖生活经验。

另有一些研究关注既有技术社会想象中的技术合法性问题，换言之，它们探讨的是关于技术的集体理解方式是否正当。在这里，想象是一种话语权，对于技术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提供了一种解决思路。Kazansky和Milan（2021）观察了社会团体应对数据化威胁的策略性行动，并呈现出三种“反技术想象”：“区隔化”、“意识唤醒”和“模糊化”。然而，技术想象所包裹的技术合法性（legitimacy）是稳固的，反抗并非常态，其力量也有限。算法的民间理论（folk theories）反映出用户“无可奈何”的心态：他们常常被算法的运作方式“惹恼”，却一边批判技术一边接受现状（Ytre-Arne & Moe， 2021）。想象的力量往往被技术的自然化和中立化限制，而想象的主体则被“话语终止”（discursive closure）所捆缚，最终，用户只得确认数据化困扰之“不可避免”，从而建构出“无能”的主体（Markham， 2021）。

结语

基于以上对2021年英文传播学研究热点话题的综述，本文尝试从三个维度梳理其研究趋势。

第一，新近英文传播学研究的考察对象主要集中于社交媒体和新兴技术（emerging technologies）。在对于传播学SSCI目录中8本期刊的关键词词频统计中，本文发现“社交媒体”共出现76次，排名第一，其中尤以Facebook、Instagram、Twitter和YouTube为主要考察对象。Stoycheff等人（2017）曾批评传播学视野下的社交媒体研究已经趋近于“Facebook研究”，与此相对应，新近研究则体现了研究对象更大程度的多元化。在西方主流社交媒体之外，对于中国本土微信、微博的实证研究也屡有出现。

当然，在传播技术不断更新的态势之下，社交媒体如今是否应该继续被视为“新媒体”，已经成为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Pooley（2018）曾将传播学者比喻为“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以体现传播学者需要不断应对技术迭代所带来的解释性危机。与此相对应，新近研究重点关注了人与人工智能机器人之间的传播行为、VR使用中的亲社会行为（Li & Kyung， 2021）、对于未来技术的社会想象等话题。不过，这些新技术的研究仍然会回到传播学的主流脉络之中，这体现为“新”技术与“旧”理论之间的不断碰撞，相较之下，原创理论仍比较匮乏。

第二，研究议题、领域之间呈现出明显的交叉发展态势，体现出更强的对话可能。长久以来，传播学总因研究议题的碎片化而遭受质疑。Afifi（2017）提醒我们，研究者兴趣的愈加严重的专门化可能让他们“对那些从不同视角阐述相似问题的重要贡献熟视无睹”。在这一方面，新近研究明显展现了不同议题之间相互吸收、对话的趋势。正如本文所展示的，通过对于数字不平等与基础设施、物质性与文化研究、平台剥削与劳动者主体性等议题之间的融合，研究者拓宽了本领域的研究纵深，也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与此相仿，在跨学科层面，正如Goyanes（2020）所呼吁的，研究者需要将其他学科的理论传统与传播学进行嫁接，进而加深我们对于传播现象的理解。本文发现多学科研究者共同深耕同一研究议题的现象愈加普遍，这让很多议题具有了更为明显的“去学科化”特征。例如，近年来考察“社交媒体与政治极化”的重要研究者Markus Prior（2013）出身于政治学；从政治学视角讨论这一问题的重要研究者Shanto Iyengar则出身于心理学。正是在这种跨越学科的智慧交叠中，具体研究议题才得以更为充分地展开。除此之外，在研究方法层面，传播学研究中亦出现了一些具有实验性质的新方法。例如，传播学者对于技术想象的研究模糊了研究和艺术项目的边界（Jewitt， Mackley & Price， 2021；Lupton， 2021；Markham， 2021）。

第三，新近英文传播学研究呈现出对于传播技术与平台更深入的批判性思考，其中包括但不限于算法如何制造新型社会不平等、媒介平台如何重新分配家庭权力关系、亚马逊仓库中的基础设施如何剥夺工人的自主性等具体问题。同时，研究者也基于这种批判性视角，展现了对于女性、性少数群体、少数族裔、移民、无家可归者等社会群体的人文关怀。同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对于媒介技术的批判中，研究者越来越强调人与技术的复杂互动关系，这或许可被视为一个研究领域趋于成熟的标志之一。政治极化研究对于个体主观感知的“虚假极化”的关注、平台劳动研究对于劳动者主体性的强调，以及基础设施研究者对于“基础设施性生存”的探索，都可以作为这一转向的例证。

（董晨宇 丁依然 许莹琪：《2021年西方传播学研究年度报告》，2022年第2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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