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世森 姜林林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7000多名江西兴国子弟组成兴国模范师，在两年多时间里南征北伐、浴血奋战，同国民党“围剿”军进行了一次次殊死搏斗，并成为中央红军长征途中12个主力师中唯一一支从地方武装上升为主力部队的整建制师，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书写了一段不朽的传奇。这支队伍虽然存续时间不长，但却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最年轻的开国中将之一谢有法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从一名放牛娃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先后参加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率部参加山东反“扫荡”、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战斗和抗美援朝战争第二、第五次战役，长期在军队政治工作领域辛勤耕耘、建树颇丰，被誉为“优秀的政治工作者，艰苦奋斗的楷模”。 穷苦的放牛娃 精灵的红小鬼 1917年4月16日，谢有法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秀水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长年患有病疾，母亲日夜奔波操劳，一家人过得十分清贫。更为不幸的是，因无钱医治病患，他的姐姐和3个妹妹相继夭折，令这个悲苦的家庭雪上加霜。 苦难大多时候是种灾祸，但有时也能成为一种财富。生活的艰辛没有压垮年幼的谢有法，反而使他变得更加坚毅果敢。他从小就懂得要为父母分忧解愁，经常上山打猪草、砍柴火，为地主家放牛赚钱补贴家用。9岁时，母亲东拼西凑，咬牙将他送进村里的蒙馆上学。他牢记母亲“咱不跟别人比穿戴、比吃喝，要比学习、比做人”的叮嘱，发奋苦读，学习成绩遥遥领先。 当土地革命的烈火在兴国这块红土地上熊熊燃烧的时候，谢有法也逐渐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当时，“抗租、抗息、抗税、抗债、抗粮”斗争一浪高过一浪，红军指战员也常来秀水村“扩红”。12岁的谢有法当上了儿童团团长。他做梦都想参加红军，几次都因“年龄太小”碰了钉子，但这个信念却在他心中深深扎了根。多年后，他深情回忆道：“当时参加革命只是随潮流而动”，“并不是有很多认识，所做的工作亦是单凭热情。参加青年团和剧团的工作，对我的学习、进步起到不少作用，但心绪更野了。” 1933年5月上旬的一天，兴国模范师集体参加红军。刚满16岁的谢有法闻讯后兴奋地报了名，但招兵干部嫌他身体太弱拒绝了他的参军请求。他不愿放弃，便紧紧跟在队伍后面，一直追随十余里，终于令招兵干部不忍拒绝。询问中，招兵干部了解到这个“犟娃娃”肚子里还有点墨水，便欣喜地将他拉入革命队伍。从此，谢有法踏上了一条布满荆棘又充满阳光的革命大道。 谢有法被分配到兴国模范师第1团宣传队当宣传员。他十分清楚自己的长处和弱点，自身体弱力薄，扛枪弄炮比不过别人，但宣传群众正是自己的兴趣所在。于是，他信心满满地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他在宣传队里打快板，数“莲花落”，唱红军歌曲，其中最拿手的要数兴国山歌。他常常出口成章，随编随唱；召开群众大会，搬来小凳子往上一站，面对下面乌泱泱的观众，讲得绘声绘色、有模有样，有时还能即兴来一段山歌。团长李寿轩等领导都很喜欢他，称他是“精灵的红小鬼”“出色的宣传员”。 是年5月底6月初，兴国模范师改编为红3军团第6师，谢有法被分配到该师第16团1营2连当文书。岗位变了、身边的战友也换了，纵然有万般不舍，但他还是很快稳定情绪，开始新的工作，并第一次明白“革命队伍是一个大家庭，只有同志之谊，不能搞亲亲疏疏；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别”的道理。这个转变，对他后来的成长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1934年2月，谢有法随部队参加了江西南城、金谿、资溪间的战斗。初次参战，内心多少有些紧张，但他在执行任务中得到了极大的锻炼。战斗的激烈、战争的残酷，也进一步激发了他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和对战友的同志之爱。部队转战福建后，谢有法不幸患上了严重的皮肤病，几经辗转被送进红军第一后方医院接受治疗。长征开始后，谢有法带伤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他不忘自己的老本行，重又拎起石灰桶，见缝插针地往墙壁、路面、树干、石头上书写红军革命主张，很好地鼓舞了士气。 1936年2月，谢有法在陕北瓦窑堡加入中国共产党，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后方政治部宣传队分队长。此后3年多时间里，他先后担任军委直属队后方政治部组织科干事、军委总政治部机关单位指导员、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干事、晋南军政干部学校政治处主任、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副科长。 奔赴第1纵队 烽火齐鲁大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山东各地群众纷纷拉起抗日武装。当时，政治力量犬牙交错，斗争形势相当复杂。1939年5月初，中共中央决定组建八路军第1纵队，以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分布在山东、苏北和冀鲁边区的各抗日部队。谢有法离开八路军总部，奔赴沂蒙山区，参加纵队组建工作。 8月1日，第1纵队正式成立。谢有法任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不久改任组织部部长。10月，第1纵队和山东纵队的领导机关合并，谢有法出任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其时，整军运动已在齐鲁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但党的组织形同虚设、组织生活流于形式、民主集中制落实不力、党的基本知识教育严重缺乏等问题，在各个部队不同程度存在，给部队造成了严重损害。谢有法认真执行徐向前司令员“主力部队正规化、地方部队基干化、游击部队组织化、全部武装党军化”的指示，一手抓党的组织建设，一手抓干部队伍的培养与选拔。  ◆淮海战役结束后，渤海纵队部分干部在安徽濉溪口休整时合影。后排左一为谢有法。 他将所属科长、干事分为6个组，分派到5个支队和胶东军区第5旅，要求他们深入一线，一边打仗一边做党建工作，做到“仗打到哪里，政治工作就保证到哪里”。同时，他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敌占区，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帮助建立健全党组织，指导连队开展“创建模范支部活动”，并推而广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至1939年底，山东纵队各部队基本做到了连有党支部、团有党总支、支队有党务委员会，先后发展党员1200余人。谢有法还组织编写《党员基础课本》，以《党员必读》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为教材，经常给基层干部上党课，先后培训了800余名干部，使山东抗日武装力量扩大了一倍，战斗力大大增强。 深入细致的政治工作有效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对战斗力的助推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纵队先后胜利进行了五井歼灭战、血战杨家横、马坊战斗、重坊战斗等，每一仗都堪称是我军战史上的经典战例。在一次次残酷的战斗中，纵队指战员们经受洗礼，纵横驰骋在齐鲁大地上，日益锻造成为一支拖不垮、打不散、在反“扫荡”中屡建奇功的英雄劲旅。 1940年冬，为粉碎日军频繁、残酷的“扫荡”“蚕食”，中共中央号召华北尤其是山东平原开展大规模的冬季扩军运动。谢有法根据纵队首长指示，带领各级组织部门解放思想，大刀阔斧地改进选人用人工作。在考察提拔对象时，他把现实表现作为首要标准，本着先提拔、再观察的原则，大胆地予以使用。此举既满足了扩军所需，又大大地鼓舞了士气。同时，他还具体组织将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改建为纵队随营学校，一批接一批地从部队选调干部到学校轮训，从各地招收青年学生入校培养。这些“自力更生的办法，相当地补充了干部的需要”。 1943年3月，新的山东军区成立，罗荣桓任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谢有法出任军区组织部部长。当时，全党正在开展一场旷日持久的整风运动。康生在延安大搞“抢救运动”，还向各抗日根据地布置“抢救失足者”工作，一度在许多地方造成错办忠良、人人自危的局面。作为分管整风审干工作的组织部部长，谢有法敏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紧密联系敌后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经过深思熟虑，向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和政治部主任萧华进行了详细汇报，并谈了自己的看法，建议请示中央：“我部无必要开展'抢救运动’。”后来，罗荣桓向中央建议并经中央同意，在山东不搞“抢救运动”，抵制了康生之流的严重干扰。这样，山东军区既科学贯彻了党中央正确的政治路线，又使山东根据地的整风运动得以健康发展。 投身解放洪流 彰显政工威力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抢夺胜利果实，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为挫败敌抢占津浦线进而控制整个山东的阴谋，保卫和扩大解放区，中央军委电令，迅速组成津浦前线野战指挥部，陈毅任司令员，黎玉任政治委员，宋时轮任参谋长，谢有法任政治部主任。野战指挥部决心集中兵力于津浦铁路徐济段，选择重点，控制铁路一段，阻止国民党军北进。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和野战指挥部首长要求，谢有法迅速组建精干的政治机关，发布《政治动员令》，揭露敌人阴谋，引导部队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和厌战情绪。他一改机关编成的传统模式，将政治部编为4个综合组，各组10来个人，融组织、宣传、敌工和群工等部门职能于一体，并赋予相当高的工作自主权。各级政工干部不怕牺牲，深入第一线开展战场宣传鼓动工作，大大提高了战时政治工作效率，使部队始终保持高昂战斗激情。 期间，谢有法深入鲁中、鲁南各地和部队解疑释惑，组织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他冒着生命危险到一线部队指导工作，为政工干部做出了榜样。他还积极协助陈毅、黎玉同志指挥，把分散的游击支队组建成正规兵团，从组织上保证了津浦线南段战役的全胜。此役，为大兵团运动作战提供了政治工作的成功经验。  ◆谢有法(右一)。 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发起济南战役，这是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重兵守备的济南进行的大规模攻坚战。此时，谢有法任该兵团政治部主任。在战前动员中，他指导部队开展“忆战史、析战局、讲贡献”的教育，叫响“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行动口号，使广大指战员树立起决战决胜的信心和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豪情满怀地投入到攻城准备工作之中。 战役打响后，兵团政治部跟进做好战时政治工作，及时通报敌人伤亡情况和其他方向攻城胜利消息，指示部队进行“火线扩军”，努力消解新兵怯战、退缩心理，有力保证了外围作战任务的迅捷完成。谢有法还十分注重开展战场瓦解敌军工作，指导部队持续组织俘虏开展阵前喊话活动，大大涣散了守军斗志，成功促使国民党吴化文率部2万多人举行战场起义。 济南战役后，淮海战役旋即被提上了日程。由于连续战斗、供应吃紧，粮秣供给问题成为摆在各级指挥员面前的头等大事。谢有法打破传统政、后界限，千方百计抓好部队粮草供给工作。 11月12日，谢有法起草下发了《关于新区借粮工作指示》，明确借粮工作的原则和措施，要求既满足部队供应，又照顾老百姓基本生活。在具体筹粮工作中，他指示各部队建立筹粮专项工作机构，政工主官深入筹粮一线，摸清底数再筹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到粮秣供给充裕丰富，前送后运有条不紊。 与此同时，谢有法还组织兵团政治部发出指示，号召部队大力加强战地政治攻势，通过刊登文章、口头传达等形式，及时总结推广开展火线政治攻势的经验，极大动摇了守军的军心士气。 淮海战役历时66天，是解放战争三大决战中解放军牺牲最重、歼敌数量最多、政治影响最大、作战样式最复杂的战役，国民党军仅投诚、起义的人数就超过6万人，少将以上高级将领投诚22人、起义8人。战后，被俘的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感叹说：你们更多的是在政治上打赢了。 随后，中共中央军委对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进行了统一，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谢有法作为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政治部主任，协助宋时轮、郭化若率领第9兵团与兄弟部队密切协同，连克芜湖等重镇，切断敌后路，分割宁、沪、杭三地敌之联系，一举摧毁国民党长江天堑防线，取得渡江战役、解放上海的重大胜利，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积极贡献。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1950年6月，朝鲜爆发大规模内战。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公然进行武装干涉，并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给新中国的国土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中共中央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赴朝鲜战场。11月6日，志愿军第9兵团奉命入朝作战。 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争，不少官兵心中产生了疑虑：为他国打仗是否值得？赴异域作战能否适应？同世界头号强国较量有无胜算？……时任第9兵团政治部主任谢有法敏锐察觉到部队弥漫着这样的思想迷雾，认识到如果观念转不好、思想难统一，部队显然是不可能完成好作战任务的。因此，他提出了“见缝插针，边开进边动员”的工作方针，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干部全部下基层帮助工作，抓紧各种时机，采取多种形式，不间断地开展以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为核心内容的动员教育活动。 于是，在部队开进途中，政治机关事先布置设立了宣传站、鼓动棚，门板上、村口、路旁刷满标语，张贴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鼓动口号。宣传队打竹板、边说边唱，公路、铁路两旁组织群众慰问。由于宣传教育深入，思想工作到位，部队群情振奋，士气十分高昂。 11月中旬，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打响，第9兵团进入朝鲜东北长津湖地域作战。大雪封山，交通被炸，气温降至零下30多摄氏度，处境十分艰难。由于战事紧急，官兵未及换上冬装便仓促投入战斗，再加上粮草供应困难，一线作战部队出现大量冻伤、冻亡的情况。谢有法十分痛心，他亲自向朝鲜地方政府求援，动员当地民工，为部队运送伤员、粮草。他还组织各部队就近筹措粮草，指导二线部队广泛开展“为当地群众办一件好事”活动，大大提高了民众支前热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作战面临的困难。 第9兵团在完成攻击准备后，于11月27日晚突然发起反击，一夜之间就将长津湖东西两岸北进的美军王牌部队陆战第1师大部和美第7师1个多团分割包围于新兴里（长津湖东岸）、柳潭里（长津湖西岸）和下碣隅里（长津湖南岸）三个孤立的点上，冒着严寒同美军展开激战。战至12月1日，将美第7师31团3100余人全歼，创造了志愿军一次战斗全歼美军1个多团的范例。之后，第9兵团又在长津湖以南80公里的地段上，对突围的美陆战第1师展开层层阻截、步步紧追。 此役，志愿军第9兵团在东线作战共歼敌1.3万余人，彻底扭转了东线战局，毛泽东在12月17日的电报中给予高度评价，指出：“九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第9兵团先后参加第二、第四、第五次战役，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各项作战任务，谢有法率部开展深入细致的战时政治工作，为作战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一些参战的老同志后来时常感叹，“九兵团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作战，而且越战越勇，仗越打越好，政治工作功不可没。” 极端恶劣的战争环境，加上长时间的辛勤工作，谢有法患上了慢性阑尾炎。为了不影响医生救治一线作战伤员，他强忍着病痛，直到两次昏厥后才不得不请假回国做手术。手术结束后仅仅休养了2个月，便匆匆返回朝鲜战场。后来，谢有法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一级、二级国旗勋章。 主政哈军工 谱写新篇章 1955年9月，新中国首次授勋，谢有法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荣誉等身，他没有丝毫倦怠，而是更加孜孜不倦地学习新知识，全身心地扑到本职工作上。不久，谢有法被送到中央党校研究班学习。在一年多时间里，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撰写了大量心得体会，政治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学习期满，1958年5月，谢有法出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政治委员。这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所高等军事工程学院，是我军培养国防科学和技术人才的最高学府。 此时，国内“大跃进”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哈军工也召开跃进誓师大会，掀起了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双革”）的热潮。但谢有法清醒地认识到：培养军事技术干部，靠搞运动不行，只能通过正规的教学工作来完成。因此，院党委“一班人”顶住压力，坚持又红又专的正确方向，始终围绕教学为中心开展工作。院党委经过慎重研究，确定“双革”的主力是教研人员，学员在不影响上课的前提下参加，绝对不能停课搞“双革”。谢有法还主持起草了《关于保证教师业务时间的规定》和《关于保证学员学习时间的规定》，要求教师每周的教学时间不得少于5天，对学员的上课时间、党团活动时间、政治学习等作出明确规定，从而减少了政治运动对教学活动的冲击。  ◆1961年7月30日，唐铎（左1）、谢有法（左2）向谭震林（左3）介绍风洞实验室。 为防止老教师遭受“反右派”的打击，谢有法想尽了各种办法。他去看望因病住院疗养的老院长陈赓大将，言辞恳切地说道：“200多名老教师是建校之初在全国、全军范围内挑选来的精英人才，他们在教学、科研工作中一直起着顶梁柱的作用，如果听任运动波及他们，后果不堪设想啊。”在得到陈赓的支持后，谢有法秉承依靠“两老”（老教师、老干部）办校的方针，注重发挥老干部在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发挥老教师在教学中的骨干作用，安排了一大批老干部担任学院部、系、专科的领导，要求他们发扬传统，言传身教。学院还召开“神仙会”，让知识分子干部敞开思想，畅所欲言。院领导还向过去政治运动中受过伤害的老教师当面检讨，赔礼道歉，从而增强了团结，调动了积极因素。 谢有法对陈赓老院长“教授是炒菜的，党政干部是端盘子的，学员是品尝的”这个思想十分推崇，到任以后将这个提法叫得很响，“教授为中心、领导是服务”逐渐在哈军工蔚然成风。他还提出政治工作“三到位”（到课堂、到食堂、到宿舍），经常到各点位检查落实情况，保证了教学工作的正常运转。同时，谢有法十分注重党政干部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他深知，学校里的许多政策都是党政干部制定的，他们的能力素质对于学校教学水平的提升具有很大影响。因此，他经常强调，党政干部既要热衷于“端盘子”，还必须努力学会“炒菜”，否则就不是一个办教育的行家里手。他在学校举办文化补习班，制定了干部跟班听课制度，并反复动员开导，带头进班听课，使此项制度得到了广大干部的理解和支持，取得了很好的实效。  在谢有法等院领导坚强带领下，哈军工在困境中艰难前进，教学任务顺利完成。至1966年，哈军工培养本科毕业生1万余人，为国防科技“两弹一星”事业、军队现代化和地方经济建设培养了一大批政治合格、业务精通的急需高级人才，不少学员毕业后还担任了相当一级的领导职务。 作为一名从红小鬼成长起来的我军高级领导干部，谢有法将革命军人的优秀品质融入到了骨子里，不管身处什么样的境地，都能始终保持过硬的战斗作风。军委张震副主席曾多次赞扬他：几十年如一日保持和发扬了老红军的本色，真是难能可贵！ 翻开谢有法的家书，清正朴素的家风跃然纸上。在《致夫人、子女的信》中，他以深情的笔触对儿子写道：“小武应注意无论干什么都是从头学，老老实实学。我们都要重新学习的。”“工作和学习要只争朝夕，年龄还小，来日方长。这是生活的基本规律。”“但愿能服从分配，叫到哪就到哪，叫干什么就干好什么，千万要愉快地接受分配，好好锻炼。”在《致侄儿、侄媳的信》中，他谆谆教导道：“人要有点精神，要艰苦奋斗，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子孙后代，眼光要看远些，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惜牺牲……”这些话语，既凝结了一位长辈对晚辈的深情厚望，更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英雄本色。 1983年，谢有法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勋章。1995年1月9日，谢有法因病在北京逝世，走完了他光荣奋斗的一生，享年78岁。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却留下了几十本十分珍贵的政治工作及作战日记，为后人研究我军军史战史提供了丰厚滋养。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