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春 |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金人的“中国”历史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金人的“中国”历史认同

——以《大金德运图说》为中心的讨论

赵永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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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摘要：金人编成的《大金德运图说》一书，充分反映了金人对“中国”历史的认同观念。书中收录的德运承袭图，认同从神话传说人物伏羲至宋辽金时期的中国历史发展谱系，并将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分裂时期的中国正统分成两个分支，在两个分支旁边标注有南燕、后燕、北燕、姚秦、赫连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不仅将“五德终始”学说的单线性发展模式改为复线性发展模式，认同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可以称正统，并且认为正统和非正统都是“中国”,充分反映了金人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认同意识。由于“五德终始”学说的单线性中国历史发展模式受到了复线性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挑战，所以，金人在关于金朝的德运讨论中，出现了“继唐”“继宋”“继辽”等观点的分歧，这不仅从侧面反映出金人对唐代历史、宋代历史和辽代历史均有认同意识，也促使“五德终始”学说这一单线性中国历史发展模式的理论逐步走向终结。

作者简介： 赵永春，男，吉林榆树人，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文章原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自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首创“五德终始”学说1以来，各个王朝为了标榜正统以及将本朝排列到正统发展谱系之中，都按照土、木、金、火、水五行(五德)循环的“五德终始”学说为本朝确定一个德运，作为本朝是中国正统王朝和中国正统发展谱系中一个成员的理论根据。以女真人为统治者建立的金朝政权也没有例外。

为了彰显金朝的正统地位以及将金朝排列到中国正统发展谱系之中，金章宗拾取汉文化中的“五德终始”学说，于明昌四年(1193)十二月、承安四年(1199)十二月、承安五年(1200)二月先后3次召集众多官员大规模讨论金朝德运问题，由于存在意见分歧而没有形成定论。泰和元年(1201),尚书省将3次大规模讨论金朝德运问题的议论文字编成六大册封存，后轶失。泰和二年(1202)十一月，金章宗批准了尚书省有关金朝“继北宋火运为土德”的奏请，下诏“更定德运为土”。金宣宗继位之后，又于贞祐二年(1214)选定朝官22人，再次对金朝德运问题进行大规模讨论，并将朝官讨论德运问题的奏议、金章宗时期德运问题讨论概述(“省判”)、王朝德运承袭图以及“省札”“省奏”等集中到一起，编制成《大金德运图说》2一书。

《大金德运图说》虽然主要是金朝为了确立其正统地位讨论金朝德运的历史文献，但其中也反映出金人的“中国”历史认同观念。学界对金人依据“五德终始”学说自称“中国”正统问题多有研究3,然尚未有人专文探讨金人对“中国”历史的认同问题。笔者不避浅陋，拟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以唐代历史为分水岭，依据《大金德运图说》来分别讨论金人对中国历史发展谱系的认知以及其中所反映出来的金人对“中国”历史的认同观念。

一、 金人对唐代以前中国历史发展谱系的认同

《大金德运图说》中收录一幅金人绘制的王朝德运承袭图(图1),或曰正统承袭图，是金人依据“五德终始”学说和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自己确定的德运以及金人对德运问题的认知编制而成，实为一幅金人眼中的中国历史发展谱系图，充分反映出金人对唐代以前中国历史发展谱系和“中国”历史的认同。

图1 王朝德运承袭图

资料来源：《大金德运图说》,影印文渊阁 四库全书第64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版，第305—306页。

从历史上看，秦始皇是最早采纳邹衍有关“终始五德之运”学说并应用于朝代更替之人。《吕氏春秋·应同》记载，先秦时期按五行相克关系排列各个王朝德运，黄帝之时“土气胜”得土德，夏禹之时“木气胜”得木德，商汤之时“金气胜”得金德，周文王之时“火气胜”得火德，“代火者必将水”,代周者将以“水气胜”得水德。[1]284秦始皇遂取五行相克关系，以继承周王朝火德自居，按水克火的关系，确立秦朝以水德为运。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张苍曾以秦朝是由西戎发展而来为由不承认秦朝的正统地位，由西汉王朝直接继承周朝火德之运而为水德之运。公孙臣、贾谊等人不赞成其说，认为汉王朝不应该远承周王朝火德之运，而应该直接继承秦朝水德之运而为土德之运。汉武帝时，正式以汉土克秦水的观念改汉朝的水德之运而为土德之运。汉武帝以后，刘向、刘歆父子认为西汉王朝不应该承袭秦朝之德运，而应该承袭尧后火德之运，以汉朝为火德。于是，他们改变原来按土、木、金、火、水五行相克顺序排列古帝王和历代正统王朝的方法，重新按照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顺序排列古帝王和各个王朝正统谱系及其德运，确立了以伏羲(太昊)为木德，神农(炎帝)为火德，黄帝为土德，少昊为金德，颛顼为水德，高辛(帝喾)为木德，唐尧为火德，虞舜为土德，夏禹为金德，殷商为水德，周(西周、东周)为木德，汉为火德的正统承袭谱系。在这样一个排列正统王朝顺序的谱系中，没有秦王朝，也是因为秦王朝是由西戎发展而来的王朝而不承认其为正统王朝，但秦王朝毕竟是一个建立了大一统的王朝，完全抹除似乎不太合适，于是，他们又想出了一个在木、火之间设置一个闰水之位的办法来安置秦王朝，并按照五行循环的关系，将他们找到的“工氏”4(即共工)和帝挚安置到上溯的闰水之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有关古帝王和各个王朝正统承袭谱系的中国历史正闰发展谱系图，正式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正闰观。王莽夺取西汉王朝以后，采纳了刘向、刘歆父子按照五行相生编排的五德终始学说，仍按五行相生的关系，以王莽新朝继承西汉火德而自为土德，颁行天下。东汉政权建立之后，不承认王莽新朝的正统地位，直接以东汉承袭西汉火德而自居。三国时期的曹魏政权则以汉朝火德继承者自居，按火生土的关系确定曹魏政权为土德。

在王朝德运承袭图(图1)中，金人关于东晋十六国以前统一时期的历代德运承袭，是吸收和综合历代对各朝德运看法编制而成。他们吸收了五德终始学说的历史单线性发展模式并按照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的关系进行编制，关于西汉王朝的德运传承，他们采纳了刘向、刘歆父子的看法以及王莽颁布的德运承袭谱系，东汉、曹魏对德运承袭的认知也按照东汉的认知，不承认王莽新朝为正统王朝，而确定东汉越过新朝直接袭用西汉的火德之运5。按曹魏的认识，以魏国继承汉朝火德而为土德之运，金人承认曹魏的正统地位，并将蜀、吴与曹魏并列置于左右两侧，又以西晋继承曹魏土德而为金德之运，由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有关古帝王至西晋时期的中国历史单线(正闰)发展谱系(如图1所示):伏羲(太昊，木德)—工氏(共工，水德)—神农(炎帝，火德)—黄帝(土德)—少昊(金德)—颛顼(水德)—高辛(帝喾，木德)—唐(尧，火德)—虞(舜，土德)—夏(金德)—殷(商，水德)—周(木德)—汉(火德)—魏(土德，蜀、吴分置两侧)—晋6(西晋，金德),上承和下传。

与历史上看法不同的是，金人将自汉代以来列入闰水之位的“工氏”和秦王朝一并列入正统王朝发展谱系之中，唯独没有将帝挚排列到高辛与唐尧中间，与汉以后所排列的德运承袭图有所不同。图1没有明确标明“工氏”和秦王朝的正、闰之位，我们从所列五行相生的承袭关系中可以看出，金人虽然认可历史上将二者置于闰水地位的看法，但却有将二者排列在中国历史单线性发展谱系之中的意思，上有所承下有所传，成为中国历史单线性发展不可或缺的环节，这是金人对历史上一些人关于秦王朝由少数民族西戎发展而来而不能称正统观念的修正。有关三国时期魏、蜀、吴何为正统的问题，争议很大，有人主张以魏为正统，有人主张以蜀为正统，等等。金人编制的王朝德运承袭图(图1)认同曹魏继承汉朝火德而为土德之运，将蜀、吴放在闰位(没有列出其德运)平行列在魏国两边，还是具有将被一些人列入闰位的蜀、吴二国纳入中国历史发展谱系之中的意思，也是金人对蜀、吴二国具有认同意识的一种表现。

西晋灭亡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民族政权并立时期，用单线性发展的“五德终始”学说阐释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的正统承袭遇到了难题。金人一改之前“五德终始”学说的单线性发展模式为复线性发展模式，采取认同各个王朝自己确定德运的办法，将这一时期的正统承袭分成两个分支：一支是南线正统发展谱系，即东晋与南朝各政权的德运承袭谱系。东晋统治者自称与西晋是一个政权，袭用西晋的金德。东晋之后的宋、齐、梁、陈则以前朝继承者自居，分别按照五行相生的关系确立自己政权的德运为水德、木德、火德和土德。金人按照东晋和南朝的认知，绘制出南线正统发展谱系(如图1所示):西晋(金德)—东晋(金德)—刘宋(水德)—齐(木德)—梁(火德)—陈(土德)。另一支是北线正统发展谱系，即十六国和北朝各政权的德运承袭谱系。十六国时期的前后赵以西晋金德的继承者自居，按金生水的关系，确立自己政权的德运为水德；前燕继承前后赵的水德而自为木德；前秦则以继承前燕木德而自为火德；北魏先继承前秦火德而自为土德，孝文帝以后又改为直接继承西晋的金德而为水德；7东魏、西魏均标榜自己与北魏是一个政权，仍为水德；北齐、北周则以魏政权水德的继承者自居，按水生木的关系，确立自己政权的德运为木德；隋朝继承北周木德而自为火德。据此，金人绘制出了北线正统发展谱系(如图1所示):西晋(金德)—刘赵(水德)—石赵(水德)—前燕(木德)—苻秦(即前秦，火德)—后魏(即北魏，先曰土，后为水)—东魏(水德)、西魏(水德)—北齐(木德)、后周(即北周，木德)。

由图1可知，金人将西晋以后的正统承袭分为南北两个分支，南朝陈土德之后无所传，实际上是南朝陈的德运已绝；隋朝则上承后周(即北周)的木德而为火德，北周不仅上有所承，而且下有所传。金人并未按“五德终始”的单线性正统发展理论，将北线的十六国和北朝发展谱系列为单线的中国正统发展谱系而将南线的东晋和南朝发展谱系列入闰位，而是将南线的东晋和南朝发展谱系以及北线的十六国和北朝发展谱系都列入中国正统发展谱系，都视作隋朝所继承的中国正统王朝(如图1所示)。这样一来，金人实际上是将“五德终始”学说的单线性正统发展模式改成了复线性正统发展模式，不仅认同汉族统治者建立的东晋、南朝为中国历史上的正统王朝，也认同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十六国和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正统王朝，对一些人认为少数民族政权不能称正统、少数民族的历史不是“中国”历史的观念提出了挑战和修订。另外，由图1可知，金人还在西晋以后两个正统分支旁边标注有不在南北两个正统分支单线性发展谱系之中的南燕、后燕、北燕、姚秦、赫连夏等政权，这表明金人也认同这些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建立的政权，说明金人不仅认同正统王朝的历史为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也认同列于闰位的所谓非正统王朝的历史为“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具有正统和非正统都是“中国”的思想观念。

由图1可知，金人对该图所列的中国正统发展谱系，以及包括被列入闰位的秦、蜀、吴等王朝的中国历史发展谱系具有高度的认同意识。金人对中国历史上的德运承袭以及中国历史发展谱系的认同，就是要在承认这些列入中国历史发展谱系中的各个政权都是“中国”的基础之上，将金政权说成是“中国”的继承者，并试图将金政权纳入中国正统发展谱系和中国历史发展谱系之中。这与金人自称“中国”和定期祭祀伏羲、黄帝等前代帝王的思想是完全吻合的。据《金史·礼志》记载，“诸前代帝王，三年一祭，于仲春之月祭伏牺于陈州，神农于亳州，轩辕于坊州，少昊于兖州，颛顼于开州，高辛于归德府，陶唐于平阳府，虞舜、夏禹、成汤于河中府，周文王、武王于京兆府”[2]818,对伏羲、黄帝(轩辕)等“前代帝王”实行三年一祭之礼。金章宗时期，在“三皇、五帝、四王，已行三年一祭之礼”外，又对“夏太康，殷太甲、太戊、武丁，周成王、康王、宣王，汉高祖、文、景、武、宣、光武、明帝、章帝，唐高祖、文皇一十七君”一并致祭。[2]267-268金朝所祭“前代帝王”,与《大金德运图说》所列德运承袭图中的“前代帝王”大体吻合，完全可以说明，金人对这一中国历史发展谱系中的各个政权均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持高度认同态度。

《大金德运图说》所收录的这幅历代德运承袭图，在金章宗和金宣宗时期德运大讨论时，颁发给参与讨论的省、台、寺、监七品以上官员和著名学者，其传播范围恐怕要超出这一范围。据史书记载，金章宗曾亲自出“日合天统”[3]111的科举试题，恐怕也寓有论述金朝正统的意思，说明有关金朝正统问题，几乎成为当时士人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据《大金德运图说》透露，在如此众多的官员和学者之中，几乎没有人对唐代以前的德运承袭提出过不同看法，说明金人对唐代以前中国历史发展谱系，具有高度认同意识。

唐代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五代、两宋与辽、金并立的一个新的复线历史发展时期，用“五德终始”学说这一单线性正统发展理论阐释新的复线性发展的历史，又遇到了新的挑战。因此，金人的德运讨论才出现了“继唐土运为金德”“继辽水运为木德”“继宋火运为土德”“不论所继只为金德”等“继唐”“继辽”“继宋”等多种分歧。这些分歧，一方面反映出金人对这几个朝代历史的不同看法以及他们对这几个朝代历史的不同认知，另一方面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他们对唐代历史、辽代历史和宋代历史的认同意识。

二、 “继唐”与金人对唐代历史的认同

唐朝建立后，以继承隋朝火德自居，按火生土的关系确定唐朝的德运为土德。金人德运问题大讨论时，持“继唐土运为金德”的学者，即是认为金朝可以直接继承唐朝的土德之运进入中国正统发展谱系。主张这种观点的人，不仅认同唐代历史是中国历史发展谱系中一个朝代，同时也认为金朝是继唐朝之后中国历史发展谱系中一个朝代，视唐代历史为金朝所继承之中国历史。

(一) “继唐”观念的提出

由于金章宗时期3次大规模讨论金朝德运的资料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只知道户部尚书孙铎、侍读学士张行简、太常卿杨庭筠等人持“继唐土运为金德”的观点，虽然无法确知持这种观点的实际人数，但估计不会太少。尽管这一观点曾被金章宗所否定：“继唐底事，必定难行”[4]313,但在金宣宗德运讨论时期上有议状的18位官员中，仍然有3人持“继唐土运为金德”的观点。8在他们看来，北宋自己所确定的北宋承袭后唐袭用唐朝土德、后晋金德、后汉水德、后周木德而自为“火德”的排列顺序有误，谓：

后唐三姓，俱非李氏子孙，岂得仍为土运?石晋一纪、刘汉四年，本史各不载其所王之德，谓之金与水者，无所考据。盖赵氏簒周，不能越近承远，既继周木，猥称火德，必欲上接唐运，以自夸大，故逆推而强配之，以汉为水，以晋为金，而续后唐之土，是皆妄说附会，不可信也。[4]318-319

他们认为，北宋仅将梁、唐、晋、汉、周五代中的后梁列于闰位，是不正确的，后唐并非唐朝李氏后裔，也应该列入闰位，至于后晋、后汉、后周，也不具备正统资格，都是非正统，也应该列入闰位。如是，北宋自称火德，是“前无所承，失其行次，自为五行之闰位，不足继也”[4]319,北宋继承后周就是“失其行次”,也应该列入闰位。因此，金朝就可以越过五代和北宋，直接上承唐朝土德之运而为金德之运。

主张“继唐土运为金德”观点的人认同唐代历史，这点自是无疑。然而，那些反对“继唐土运为金德”的人其实也不否认唐朝，因为不论是主张“继辽”还是“继宋”,这些人都认为由辽、宋可以上承唐朝，自然也是认同唐代的历史，他们都毫无异议地高度认同唐代历史是金朝所继承的“中国”历史，二者之间的区别仅在于，是直接认同还是间接认同之间而已。这一点从金王朝一直以唐朝为榜样，意欲比隆汉唐的奋斗目标中，完全可以看出来。

(二) 金人对唐代历史的认同

据《金史》记载，金章宗“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2]285。金人的确有超越辽宋而比隆汉唐之志，尽管他们也学习辽、宋，但以学习唐制为多，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一是官制改革方面。据史书记载，天眷二年(1139),金朝大臣在向金熙宗《奏请定官制札子》中称：“当唐之治朝，品位爵秩，考核选举，其法号为精密”[5]329,主张在“法唐”的基础上制定金朝各项典章制度。绍兴四年(1134),金人李聿兴曾对宋朝使臣魏良臣、王绘等人说：“自古享国之盛，无如唐室，本朝目今制度，并依唐制”[6]305。绍兴十四年(1144),宋朝使者宋之才曾问金朝馆伴使张浩，曰：“上国官制莫多用唐朝否?”张浩回答说：“多用唐制。有三省六部，无枢密院，政事尽归都省”。[7]365这说明金熙宗时期的官制改革，主要是以唐朝为榜样，学习唐制为多。

二是法律方面。据《金史》记载，金章宗时期修成的《泰和律》“凡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实《唐律》也”[2]1 024。《泰和律》“实《唐律》也”一句，明确告诉我们，金朝法律完全照搬唐律。

三是礼制方面。金代礼制虽然具有多种渊源的特点，但还是以学习唐制为多。据《金史》记载，金朝“沿用唐宋故事，置所，讲议礼乐”[2]882,并在沿用唐宋礼乐制度的基础上，制定了金朝礼乐制度。在为祖先上尊谥的字数方面，金熙宗时大臣程宷曾说，唐朝“追尊高祖以下，谥号或加至十八字。前宋大中祥符间亦加至十六字，亡辽因之”[2]2 308。金世宗时一些大臣也说：“唐二十帝，谥号或四字、五字，或七字、九字，惟宣宗十八字，字数各不同。”[8]67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唐朝为祖先上尊谥最高字数为18字，而宋朝和辽朝皇帝为祖先上尊谥最高字数为16字，金熙宗毫不犹豫地选择模仿唐朝为祖先上尊谥的最高字数，为金太祖上18字尊谥，充分显示出金熙宗意欲比隆汉唐的意愿。

四是科举方面。金朝科举制度是在学习唐朝和宋朝科举制度的基础之上创立的，如《金史》记载：“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2]1 129-1 130。

由上可知，金朝虽然以历代中国王朝为学习对象，但还是多以唐朝为自己学习的榜样，以学唐为多，比隆唐朝，与《大金德运图说》所透露出来的认同中国唐代历史的思想观念完全一致，并取得了重要成就。金朝文史大家元好问曾说：“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2]2 7429,认为金王朝所取得的成就，可以与汉唐媲美。金元之际的郝经称，大定明昌时期(1161—1196)的金王朝“国无弊政，亦无冤民，粲粲一代之典，与唐汉比隆”[9]416。号称金人的张师颜撰写的《南迁录》也称，“视昔帝王之盛，汉唐之隆，惟金继之”[10]385,该书虽被清朝四库馆臣认为是“出于宋人雪愤之词”[11]473,是一部伪书，然出于宋人雪愤之词都能做出如此评价，更能说明金朝确有比隆汉唐之势。

三、 “继辽”与金人对辽代历史的认同

辽朝也是一个少数民族——契丹人建立的王朝，也自称“中国”和“中国正统”,并以继承五代时期石晋(后晋)的金德自居(如图1所示),按照金生水的关系确定辽朝的德运为水德。

(一) 金人“继辽”观念的提出

据《大金德运图说》“省判“记载，金章宗时期进行德运大讨论时，“秘书郎吕贞幹、校书郎赵泌以为圣朝先(克)辽国以成帝业，辽以水为德，水生木，国家宜承辽运为木德”[4]313。吕贞幹、赵泌等人主张金朝“继辽水运为木德”,就是具有认同辽代历史为“中国”历史的思想观念，不仅认同辽朝为中国正统王朝，也认同金朝是继承辽朝法统的正统王朝；不仅将辽朝排列到中国历史发展谱系之中，也将金朝排列到继辽之后的中国历史发展谱系之中。

金人这种以继承辽朝正统为正统的思想，很早就已经出现。据史书记载，金政权建立之后，就曾“遣人使大辽，以求封册”[12]22,表明承认辽朝的正统地位，并希望通过得到辽朝册封，取得合法地位。金人灭亡辽朝以后，就开始以取代辽朝正统自居了。天会四年(1126)金军攻至北宋首都东京，给宋钦宗的国书中称：“今皇帝正统天下，高视诸邦”[13]117,明确称金政权是继承辽朝正统的正统政权。陈学霖认为，金章宗在泰和二年十一月“更定德运为土”10之前曾一度以水德为运，可能是袭用辽朝之水德，就是认为金朝在金章宗之前一直以继承辽朝正统自居。[14]而刘浦江却认为，“袭用前朝之德运在五运说上是讲不通的”[15],然而刘氏所主张的金章宗之前以金德为运的说法，在五运学说上也是讲不通的。其实，历史上袭用前朝德运的事例很多，不能据此完全否定陈学霖有关金承辽运的说法。刘浦江认为，在金章宗“更定德运为土”之前，就已经确定以“金德”为运的主要根据有二：一是金章宗时讨论德运，翰林学士承旨党怀英主张“宜依旧为金德”,金宣宗朝再议德运，应奉翰林文字黄裳说：“泰和之初……改金为土”[16]831; 二是金世宗大定十五年(1175)册封长白山册文有云：“阙惟长白，载我金德”[2]820之语。[15]这两个根据均有值得商榷之处。

刘浦江说，金章宗时期党怀英主张“宜依旧为金德”[4]312,随后就为自己的论述所否定。党怀英主张“宜依旧为金德”的“旧”,是附会金太祖建国以金为国号即是以金为德运的意思。据《大金德运图说》记载，党怀英说“宜依旧为金德”的原文是：“遵太祖之圣训，有自然之符应，谓宜依旧为金德”[4]312,在党怀英看来，既有“太祖之圣训”,又“有自然之符应”,自然应该以金德为运了。党怀英的观点与金章宗时期参加德运讨论的朝官李愈的观点完全相同，《大金德运图说》把它直接记录在与之看法相同的李愈的观点之后。然而李愈的观点恰是刘浦江予以否定的观点，刘浦江称：李愈所说“本朝太祖以金为国号，又自国初至今八十余年，以丑为腊”[4]312(即以金德为运)的说法在“当时即已遭到有力反驳”,认为那时以金为国号“非关五行之叙”,且李愈所说“自国初至今八十余年，以丑为腊”的说法“也得不到史料支持”,也就是说金太祖建国以“金”为国号，并非是按五行之叙确立金朝为“金德”之运，李愈等以金太祖以“金”为国号即是确立为“金德”之运的说法，没有任何根据。[15]党怀英的观点与李愈相同，既然李愈的观点被否定，那么党怀英的观点也理应被否定，怎么又拿出来作为金人以“金德”为运的证据呢?至于所说金宣宗时黄裳说的“泰和之初……改金为土”,也是刘浦江如其后批评田庭芳“拾李愈之牙慧”一样的做法，因为黄裳也主张：“我太祖之兴也，当收国改元之初，谓凡物之不变，无如金者，且完颜部色尚白，则金之正色，自今本国可号大金。神哉斯言……自丑日为腊以来……干戈偃息者八十余年”[4]316-317,也就是说黄裳认为，金朝建国以“金”为国号即是以“金德”为运，与李愈所论如出一辙，无疑也是“拾李愈之牙慧”之论。刘浦江自己否定的观点，结果又被他拿出来作为金人以“金德”为运的证据，自然没有什么说服力。既然李愈等“八十余年，以丑为腊”的说法被否定，那么，“以丑为腊”也就不能作为金世宗时期已经以金德为运的证据了。

金世宗册封长白山文“阙惟长白，载我金德”一语，倒可以算是一个证据，因为我们可以将这里的“金德”理解成五运学说中的金德。但是，除这种解释之外，我们还可以将这里的“金德”解释为“金朝之仁德”或“有德之金朝”的意思，“阙惟长白，载我金德”,即是说巍巍长白山载我金朝之仁德，或曰巍巍长白山，载我有德之金朝，按照这种解释，这里所说的“金”就不是五运学说中的“金德”,而是指金王朝了。这种解释与金世宗一直强调“有德”者为正统，大力倡导仁德，主张以仁治国的一贯思想主张高度吻合。[17]此外，金人张行信在金宣宗朝讨论德运时，曾说：“本朝始祖已肇迹于东气，王于长白，祚衍于金源，奕世载德，遂集大统”[4]319,此处的“王于长白”“奕世载德”几乎与金世宗长白山册文“阙惟长白，载我金德”之意完全一致。如是，我们完全可以认为，金世宗长白山册文里所说的“金德”,与五运学说中的“金德”没有任何关系。11

(二) 金章宗以前“继辽”观念的应用

刘浦江主张金世宗时期已经以“金德”为运，不赞成金朝以继承辽朝正统为正统的观点，但他在同一篇文章里却说：“按照中国史学的传统观念，某个王朝纂修前朝的历史，就无异于承认本朝是前朝法统的继承者，金朝曾两度纂修《辽史》,其中第二次从大定二十九年(1189)至泰和七年(1207),前后竟达18年之久”,他又据金朝末年修端《辨辽宋金正统》中金章宗“选官置院，创修《辽史》,后因南宋献馘告和，臣下奏言靖康间宋祚已绝，当承宋统，上乃罢修《辽史》”[18]141-142等有关记述认为，金朝修《辽史》就是继承辽朝法统，而罢修《辽史》则是因为金朝改从继承北宋火德而为土德之运。[15]按照刘浦江这种金修《辽史》就是承认金朝是辽朝法统继承者、罢修《辽史》就是不承认金为辽朝法统继承者的说法，在金章宗之前金朝持继承辽朝正统而自为正统的思想就是确定无疑之事了。他虽然反对金承辽运而认为金章宗之前已经确立了“金德”之运，他又通过这些论述，将自己所说的金世宗时期已经确立“金德”之运的说法给彻底否定了。

实际上，不仅金章宗之前没有否定继承辽朝正统的思想观念，就是在金章宗德运讨论之初也没有否定继承辽朝正统的想法，金章宗曾说：“吕贞幹所言继辽底事，虽未尽理，亦可折正”[4]315,认为吕贞幹所提出的“继辽水运为木德”的观点也可以讨论，从中可以看出，他没有否定吕贞幹等人主张“继辽”的观点。直至泰和二年，金章宗采纳一些尚书省官员继承北宋正统的意见以后，罢修《辽史》,才有了否定继承辽朝正统的意思。

(三) 金章宗之后“继辽”观念的存续

金章宗在“更定德运为土”之后虽然否定了金朝继承辽朝正统的观点，但却主张继承辽朝正统观点的金人仍然大有人在。如金宣宗时，黄裳在讨论德运时虽主张越辽、宋而“继唐”的观点，不主张金应该“继辽”为正统之说，但他并未否定辽朝的历史地位。他曾说，北宋“与契丹通好，其实事之”,认为北宋曾服事契丹，辽与北宋地位应该平等，不应认为辽朝低于北宋，因称“辽亦尝灭晋而得中原矣，本朝实先取辽，何独不继哉，既闰辽矣，而宋独不可闰乎?”[4]316-317在黄裳看来，金朝先取辽，按理说应该继承辽统；既然没有选择继承辽统，将辽朝列入闰位，那么，也不应该继承北宋之统，应该将北宋也列入闰位，而直接继承唐统。这种对辽、宋同等看待的思想，显然是没有否定辽、宋历史地位的意思，也蕴含着认同辽代历史的思想观念。另据修端《辨辽宋金正统》记载，金朝灭亡后，几位金朝遗民在讨论将来应该如何修撰金朝历史时，有人主张将辽、金二史附于宋史，以为载记；修端则坚决反对，谓：“辽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簒夺，复承晋统，加之世数名位，远兼五季，与前宋相次而终，当为北史；宋太祖受周禅，平江南，收西蜀，白沟迤南悉臣于宋，传至靖康，当为宋史；金太祖破辽克宋，帝有中原百余年，当为北史；自建炎之后，中国非宋所有，宜为南宋史”[18]13612。修端主张，将来修史时，辽史和金史一并为“北史”,就是一种以金继辽为正统的思想观念。由此可见，从金朝建国伊始以至金朝灭亡，一直有人主张金朝应该继承辽统，这是金人认同辽代历史为中国历史的一种表现，也与金人多所承辽的历史实际相吻合。

(四) 金人对辽代历史的认同

据史书记载，“金制多仍辽旧”[19]3 045,“立国之初，多沿辽制”[20]507, “朝廷议制度礼乐，往往因仍辽旧”[2]1 615,“袭辽制，建五京，置十四总管府”[2]549,“燕山既下，循辽制立枢密院于广宁府”[2]1 002,“立法设刑，悉遵辽制”[12]1 754,“金之制度，大抵多袭辽旧”[21]55。科举考试“以经传子史内出题，次又令逐年改一经，亦许注内出题，以《书》《诗》《易》《礼》《春秋》为次，盖循辽旧也”[16]129,“大定以后，杂用辽制”[22]1 496,礼俗也多“因辽旧俗”[2]826,“印玺之传，尚循于辽旧”[8]299,“国初就用辽宝”[2]765,“金初因辽诸抹而置群牧”[2]1 004,“与夏约和，用辽故礼”[2]1 870,与高丽交往“一依事辽旧制”[2]2 885,等等。这些都说明，金人虽欲越辽、宋而比隆汉唐，但对辽代历史也具有认同意识，并且有所承袭，这与《大金德运图说》所反映的金人对辽代历史认同意识，是完全一致的。

四、“继宋”与金人对宋代历史的认同

北宋政权建立后，在认同唐朝土德的基础上，不承认后梁为正统，按后唐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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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唐朝土德、后晋继承后唐土德为金德、后汉继承后晋金德为水德、后周继承后汉水德为木德的排列顺序，以北宋继承后周木德自居，按木生火的关系确定北宋为火德(如图1所示)。

(一) 金人“继宋”观念的提出

金章宗时期的德运讨论，持“继宋火运为土德”观点的人，主要是太常丞孙人杰。他认为，“宋运已绝。礼官所以言不及宋，而委曲拟承唐者，意以为宋犹未绝，岂彼之心不欲以绝宋乎?”[4]313意即金灭北宋以后，北宋的德运也随之灭绝。有一些人主张直接继承唐朝德运，恐有认为宋运未绝之意，是不是这些人不愿意绝断宋运而由南宋继承呢?因此，他主张继承北宋火德之运而为土德之运，同时将南宋列入非正统之闰位。持此观点的人，还有大理卿完颜萨喇、直学士温特赫大兴、应奉完颜恩(乌)楚、弘文校理珠嘉珠敦、郭仲容、孙人鉴等人。[4]313,317金章宗采纳了这一派的意见，于泰和二年下诏“更定德运为土”。

(二) “继宋”观念的坚守

金章宗虽然做出了金朝以承宋火德而为土德的决定，但由于“土德”与金朝国号之“金”、女真尚白以及金太祖时期出现的各种符瑞不相符，故那些主张金朝应该以“金德”为运之人仍有异议。金宣宗于是又重新组织了一次德运大讨论。

金宣宗时期的德运讨论，从五德学说方面看，主要演变成“土德”与“金德”之争。如果从继承关系方面看，当时主要形成“继唐”“继宋”“继伪齐”和“不论所继只为金德”几种意见：金章宗时期吕贞幹等人所提出的“继辽”观点，在金宣宗时期已经较少有人提及；“继伪齐”的观点，即以伪齐继承北宋火德为土德，金朝再继承伪齐土德而为金德的观点，也很少有人认同；“不论所继只为金德”的观点，即是不去考虑继承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干脆独断金朝为金德的意思，虽然这种观点在金宣宗时期的德运讨论中呈上升趋势，但这种观点不讲究继承关系，我们无法从中窥视金人的“中国”历史认同观念。因此，从继承关系方面看，金宣宗时期的德运讨论，主要的还是表现为“继唐”和“继宋”之争，我们可以从中窥视出金人对“中国”唐代和宋代历史的认同观念。

因为金章宗说过“继唐底事，必定难行”[4]314,所以金宣宗时主张“继唐”之人明显减少，而主张继承北宋之人则明显增多。在金宣宗时期上议状的18人之中，只有3人持“继唐土运为金德”的观点，加上在金章宗时期持此观点、金宣宗时期又参与讨论但不见所上议状的张行简，总共19人中，主张“继唐”者只有4人，而“继宋”者则有10人之多，已然超过半数。然而，在这10个人当中却存在着两种分歧，即是“承宋火德为土德”,还是 “承宋土德为金德”?其中，完颜乌楚、王仲元、赵秉文和崔伯祥这4个人主张“继宋火运为土德”,谓：“宋为火德，火德已绝，火生土，我为土徳”,“圣朝之兴，并灭辽、宋，俘宋二主，迁其宝器，宋为已灭。章宗皇帝宸断，以土继火，已得中当”,[4] 317,318意即北宋火德已经绝灭，主张沿袭金章宗“继承北宋火德而为土德”的宸断，不必更改金朝的土德之运。这种“继宋”的观点虽然为一些人所赞赏，但所确定的土德与金朝国号之“金”不相统一而遭到一些人的诟病。

为了解决“继宋”与“金德”不相统一的问题，穆颜乌登、纳塔谋嘉、阿里哈希卜苏、富察伊尔必斯、完颜伊尔必斯、完颜伯特6人又提出了一种新的“继宋”方案，即“承宋土德为金德”。他们虽然也主张“继宋”,但他们认为北宋自己确定的德运承袭谱系有误是“自失其序”[4]312。宋人认为后唐因袭唐朝的德运，也为土德，故宋人编制的德运承袭顺序：后唐(土德，因袭唐朝土德而来)—后晋(金德)—后汉(水德)—后周(木德)—北宋(火德)。穆颜乌登等人认为：

李唐王以土德，其后，朱梁不能混一天下，不得附于正统，诚为然矣。而后唐本姓朱邪，非李唐之苖裔，而强附于土德，究其失，则后唐当为金，石晋为水，刘汉为木，后周为火，亡宋为土。

今若正其宋失，更火为土，则本朝取宋，自为金德。[4]319-320

在他们看来，五代时期的后梁不列入正统是正确的，但后唐为沙陀人李存勗父子所建，并非是李唐苖裔，不应该因袭唐朝的土德之运，而应该按土生金的相生关系确定为金德之运，后晋则应以继承后唐金德的关系而为水德之运，后汉则应以继承后晋水德的关系而为木德之运，后周应以继承后汉木德的关系而为火德之运，北宋则应以继承后周的火德为“土德”之运而不是火德，金朝则以继承北宋土德的关系而为金德之运。这种观点虽然也是主张金朝应以金德为运，但从继承关系方面看，也属于金朝“继宋”的范畴。这种“继宋”的观点，并非是继承北宋自己所确定的火德之运，而是继承他们所更改的北宋的土德之运，按照土生金的关系，金朝自然就是金德之运了。这种试图通过改变北宋自己所确定火德的办法以使金朝“继宋”而为金德的观点，实际上就是想方设法将“继宋”的观点附会为金朝应该以金德为运的观点，将“继宋”与金德统一起来，并与金朝国号之“金”、女真尚白以及金太祖时期出现的各种符瑞相呼应。

从金宣宗时期的德运讨论来看，不仅主张承宋的穆颜乌登等人认为北宋自为“火德”是“自失其序”,就连主张其他观点的人当中也有人认为北宋自为“火德”是“自失其序”。比如，主张“继唐土运为金德”观点的黄裳就认为北宋“妄为火德”[4]316,张行信也认为，“宋昧于所承，自称火德，逆统失次”[4]319;主张“不论所继只为金德”观点的右拾遗田庭芳也认为，北宋“继柴周以为火德，是其自失唐之正统之序”,“宋已失序，固非为火之正”[4]320-321。这些人关于北宋自定火德已失其序的理念，仍为那些主张金朝应该“继宋土德为金德”的人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

(三) 金人对宋代历史的认同

实际上，无论是主张“承宋火德为土德”,还是主张“承宋土德为金德”,都主张金朝的德运应该继承北宋的德运，无疑是对北宋是中国正统王朝的一种承认，是金人认同北宋历史为“中国”历史的一种突出表现。

持“承宋火德为土德”和“承宋土德为金德”观点之人，确有承认北宋为中国正统而否认南宋为中国正统的意思，但持其他观点之人似乎并没有全部否认南宋的“中国”正统地位。比如，在金朝德运问题讨论时，有人就提出那些反对继承宋运的人是“意以为宋犹未绝，岂彼之心不欲以绝宋乎”[4]313,也就是说，那些反对继承宋运的人认为宋运未绝，仍为南宋所沿袭，这无疑是对南宋也是中国正统的一种承认。到金章宗确定继承北宋火德为土德之后，似乎不承认南宋为中国正统的观点就已经形成为定论，但实际情况亦非完全如此，金朝大臣中仍然存在不同认识。如前文所述，金朝灭亡后，几位金朝遗民在讨论将来应该如何修撰金朝历史时，有人主张将辽、金二史附于宋史，无疑是对包括南宋在内的宋朝是中国正统的一种认同；有人则反对将辽、金二史附于宋史的人，主张以北宋的历史为《宋史》,“自建炎之后”南宋的历史为“南宋史”[18],也没有否定南宋的“中国”正统地位。这说明金章宗确定继承北宋德运以后，仍然有人认同南宋为“中国”正统王朝。在金朝灭亡那一年有关将来如何修撰《金史》的讨论中，只有反对辽金为正统的观点，并没有出现反对南宋为正统的思想观念。

金人虽有“欲跨辽、宋而比迹于汉唐”[2]285之志，但如前所述金朝除了在一些方面受到辽朝影响外，它在一些方面也受到了宋朝的影响，而且影响还很大。据文献记载：“熙宗颁新官制及换官格，除拜内外官，始定勋封食邑入衔，而后其制定。然大率皆循辽、宋之旧”[2]1 216,“金有国七十年，礼乐刑政因辽、宋旧制”。[2]1 689金章宗即位以后，曾“诏有司稽考典故，许引用宋事”[2]209,对学习宋朝文化，谈论宋事均不加以禁止。“金章宗明昌五年置所讲议礼乐，尺律仍用宋大晟乐制”[19]3 733,金章宗曾说：“观宋人论乐，以为律主于人声，不当泥于其器，要之在声和而已”,“于是，命礼部符下南京，取宋旧工，更铸辰钟十有二”。[2]883可见，金朝的典章礼乐制度，都是在学习宋朝典章礼乐制度的基础上完成的，说明金朝对宋代历史一直具有认同意识，这与《大金德运图说》所反映出来的金人认同宋朝历史为“中国”历史的思想观念完全一致。

五、 结 语

金人自称“中国”和“中国”正统，因此，他们试图承袭的历史发展谱系和正统发展谱系就应该属于他们所认同的中国历史发展谱系和中国正统发展谱系。《大金德运图说》充分反映了金人的“中国”历史认同观念。书中收录的王朝德运承袭图，就是金人在归纳和总结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德运承袭的基础上编制成的一幅中国历史发展谱系图，基本上符合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所确定的德运及其承袭关系，说明金人对中国历史发展谱系具有高度认同意识。

“五德终始”学说的单线性中国正统发展理论，在阐释复线性历史发展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正统问题时，遇到了麻烦。金人编制的王朝德运承袭图将西晋以后的历史分成两个分支，均视为正统，实际上是将“五德终始”学说的单线性发展模式改为复线性发展模式。不仅认同以汉族为统治者建立的三国、东晋、南朝的历史为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也认同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建立的十六国和北朝的历史为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

隋唐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北宋—南宋和辽—金又一个新的复线历史发展时期，金人试图按照单线性发展的“五德终始”学说，将金朝排列到中国正统发展谱系之中，多次大规模地对金朝的德运问题进行讨论。但由于金人拾取的单线性发展的“五德终始”学说的理论与复线性发展的中国历史实际发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因此，金人多次大规模的德运问题讨论一直存在严重分歧，无法统一。

金人在德运讨论时分别形成“继唐”“继宋”“继辽”的不同意见，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些人分别仅仅认同唐代历史、宋代历史和辽代历史，同时排斥其他朝代历史的中国历史单线性发展的问题，但实际情况则是金人对唐代历史、宋代历史和辽代历史均具有认同意识的一种表现，促使金人逐步形成了中国历史复线性发展观念，并在此基础之上出现持“不论所继只为金德”一派观点上升的现象，最终导致“五德终始”学说这一单线性中国历史发展模式的理论逐步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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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苏天爵.滋溪文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2] 张金吾.金文最[M].北京：中华书局，1990.

注释

1邹衍等所说的“五德”,是指他们认为的土、木、金、火、水“五行”各具德性,因称“五德”。在阴阳家看来,土、木、金、火、水五行是世界万事万物起源与变化的基本元素,五行之间存在循环的“相生”“相克”关系,以致世界万事万物都按照这一循环往复关系发展和变化。阴阳家将这种五行“相生”“相克”引起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学说运用于解释社会的发展变化和王朝更替,从而形成“五德终始”学说,即认为某一王朝只有获得“五德”之中的一德之运,才会成为受天明命进入五德循环往复发展谱系之中的王朝,才会成为合理、合法的正统王朝;反之,如果一个王朝没有按照五行“相生”“相克”关系获得五德之运,就没有进入五德循环往复之发展谱系,就是不合法的王朝,就会被列入中国正统发展谱系之中的闰位(非正统之位),成为中国历史上未受天命的、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政权。

2今传《大金德运图说》一书乃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编入《四库全书》。现今流传的《碧琳琅馆丛书》本(1884年刊行)和《芋园丛书》本(1935年刊行)实为一个版本,均为删改四库全书本而成。新文丰出版公司《丛书集成续编》据《芋园丛书》本影印,任文彪则据四库全书本辑注附于《大金集礼》一书之后。本文选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进行讨论,兼用他本进行校勘补正。

3有关金代正统观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Chan Hok-lam(陈学霖),Legitimation in Imperial China:Discussions under the Jurchen-Chin Dynasty(1115—1234)(《中国史上之正统:金代德运仪研究》),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4;宋德金《正统观与金代文化》,《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刘扬忠《论金代文学中所表现的“中国”意识和华夏正统观念》,《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5期;赵永春《关于辽金的“正统性”问题——以元明清辽宋金“三史分修”问题讨论为中心》,《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期;赵永春《金人自称“正统”的理论诉求及其影响》,《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期;赵永春《10—13世纪民族政权对峙时期的“中国”认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等等。

4图1中的“工氏”,《芋园丛书》本改作“共工氏”,是,参见《芋园丛书·金德运图说》,《丛书集成续编》第67册,影印本,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4页。

5图1中“周木”旁边小字注“又火”,是指王莽按五行相生关系颁行德运承袭时,“周”为木德,之前按五行相克关系排列德运承袭时,“周”则为火德;图1中“汉火”旁边小字注“先皇”,当为“先曰土”之误,即刘向、刘歆、王莽按五行相生关系确定汉为火德之前,汉武帝曾按五行相克的关系确定汉朝的德运为土。

6由图1可知,此处当指西晋。

7图1“后魏土”旁边注曰“先曰水。皇始元年(396),即前秦亡之三年,晋安帝初立之岁,太祖时定为土德,孝文时为水德,承晋”,所说“后魏土”“先曰水”,不确。根据下文“太祖时定为土德,孝文时为水德,承晋”,应改为“后魏水”旁边小字注“先曰土”。任文彪点校《大金集礼》后附《大金德运图说》改正正确,但注释的解释似乎不太准确。

8据《大金德运图说》记载,金宣宗时期,参与德运问题讨论的官员共有22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中独上议状者六人,合具议状者八人,连署四人。其集议有名而无议状者太子太傅张行简,太子太保富察乌叶,修撰富珠哩阿拉、费摩谙达登四人,疑原书尚有所脱佚”,参见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03页。在上议状的18人之中,持“继宋火运为土德”者有完颜乌楚、王仲元、赵秉文、崔伯祥4人;持“继宋土运为金德”者有穆颜乌登、纳塔谋嘉、阿里哈希卜苏、富察伊尔必斯、完颜伊尔必斯、完颜伯特6人,认为宋以火为运自失其序;持“不论所继只为金德”者有舒穆噜世绩、吕子羽、李和甫、赫舍哩乌噜、田庭芳5人。持“继唐土运为金德”者有黄裳、张行信、吕祥卿3人,金宣宗时期德运讨论有名而无议状的张行简在金章宗时期也持“继唐土运为金德”的观点,如果加上张行简持“继唐土运为金德”观点的官员应为4人。

9此语源自郝经《遗山先生墓铭》,原文称:元好问“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兴,己所当为”,参见周烈孙、王斌《元遗山文集校补》,巴蜀书社2013年版,第1 395页。有人认为其语是郝经“对元好问评价之语”,并非是元好问所言。其实,郝经在这里所说的意思是,元好问是文章大家,以著作为己任,元好问认为,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金国灭亡了,但金朝历史不能灭亡,元好问认为自己有责任承担起撰写金史的任务。足见其语并非是郝经对元好问评价之语,而是郝经叙述元好问之语。《金史》完全引自郝经《遗山先生墓铭》,并没有说其语是郝经评价元好问之语,也不会是《金史》作者对元好问评价之语,显然是元好问的思想认识,即元好问之语。

10脱脱等《金史》卷11《章宗纪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9页。金章宗时期的“德运”讨论,曾想否定金人继承辽朝为正统的观点,但仍存在不同意见。

11其实,金章宗之前,金朝官方并没有按照“五德终始”学说确定金朝的“德运”,如果说金世宗时期已经确定了金德之运,那么,金章宗时期为什么还要大规模讨论金朝德运呢?难道是金章宗不满意金德之运吗?从现存史料完全看不出金章宗不满意金德之运的记述,反而能看出金章宗之前没有确定德运的痕迹。正由于金章宗以前没有确定“德运”,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如有人说金朝以“金德”为运(《大金德运图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12页、第316页、第320页),有人说金朝以“水德”为运(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44引张棣《金虏图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 752页;《宣和遗事·前集》,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3 889册,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48页),还有人说金朝以“火德”为运(参议官王浍尝言:“本朝初兴,旗帜尚赤,其为火德明矣”,参见脱脱等《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 366页)等等,不过是个别人或部分人,包括皇帝、大臣以及民间的没有文本依据的各种附会的说法而已。

12关于修端《辨辽宋金正统》之系年,学界有不同认识,李治安依据文中有“今年春正月,攻陷蔡城”一语,考订该文撰于元太宗六年(1234)甲午,即金朝灭亡的那一年,参见李治安《修端〈辨辽宋金正统〉的撰写的年代及正统观考述》,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编《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韩儒林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250页,今从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