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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让中国人感到自豪的地方有很多，倘若要问最为自豪的一点，那应该就是自己漫长而又不间断的文明史了。回顾历史，中国文明的这份稳定性，来源于其所拥有的强烈农业基因。这种看起来很“土”的基因，似乎在工业时代已经成为了落后的代名词，更不用说人类现在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 不过看完了这篇文章，你应该会感叹道：不管世界如何变化，中国人的这层农业基因还真是强大，不仅帮助中国完成了工业化，更让中国在信息时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农业中国 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土地能够出产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中国人将这种植根于土地的生活称之为“男耕女织”，男性负责在农田里工作，种植充当主食所需要的谷物，以及修建供家人居住的房屋；女性则利用蚕丝、苎麻等天然纤维纺纱织布，制作衣服，在房前屋后饲种鸡、猪、蔬菜等副食品。所有这一切都可以通过一块土地获得，以至于古代中国人对出行的要求极低，很多人一生都不会离开他所居住的村落。
出于对土地的热爱，古时的中国文明从骨子里看不起商业。在这个文明看来，农业才是立国之本。治国精英们认为把宝贵的人力投入到土地上，才能够产生经济增量。商业并不能直接创造财富，只不过是让财富向掌握信息的商人手里集中。 商鞅是重农思想的代表。这位改革者认为“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意思是说：圣贤的君主懂得治理国家的要领。因此命令民众都把心思放在农业上。不过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意思是说专心务农，那么民众就朴实好管理，容易役使。 是的，将百姓固定在土地上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管理问题。商业的核心在于流动性。有句形容旅游的调侃“旅游就是从你呆腻的地方到别人呆腻的地方”。套用这句话“商业就是把你多出来的东西，跑去卖给需要的人”。这当中除了要有价差，更要有流动性。 所谓“行商坐贾”，用字精准的古代中国人把行走贩卖货物者称之为“商”，开店做生意叫“贾”。有趣的是“贾”字后来基本没了使用场景，商业、商人、商贸、商场。。。但凡跟贸易行为有关的词，都被带着流动性色彩的“商”给代表了。 提到“商”这个字，除了贸易以外大家肯定还会想到“商朝”。商朝和商业之间有没有渊源呢？还真的有。商汤灭夏之后，追尊他的七世祖，商国第七代国君“王亥”为高祖。高祖这个庙号可不是乱给的，你去看汉高祖刘邦、晋高祖司马懿、隋高祖杨坚、唐高祖李渊，有的是生前称了帝，有的是追尊的。用了这个号，意味着后世认定他就是整个王朝的创立者。 历史记载，商部落在第三任君主“相土”时期发明了马车，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王亥则用运力更大的牛车载着货物，在各部落之间进行贸易。因此“商人”这个字，在3000多年前就成为了贸易者的代名词。 马拉的战车，让商人的军队拥有了超越竞争对手的战斗力；载满货物、穿行于各部落之间的牛车，又让商人有了额外的经济收入。可以这样说，商朝的成功正是建立在它拥有了强大的流动性，将之视为一个建立在车轮上的国家并不为过。 这种流动性还体现在商朝对都城的态度上。根据历史记载，商朝建立之后最少迁了五次都，一直到迁至“殷”地，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之后才算是稳定了下来。商朝也因此在历史上被称之为“殷商”。 史书中记载的商朝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好战，经常征讨周边的方国。比如著名的妇好，作为商王武丁的王后，她同时还是一位女将军。许多甲骨卜辞表明，妇好多次受命征战沙场。妇好墓的发现也证实了这点，墓中所出土的数百件青铜器，除了礼器以外就是武器。 值得一提的是，商人的外战看起来并不以征服土地为目的。商朝的统治者并不追求把其它部落都变成“商人”，只需要他们表示臣服。由于商人喜欢用活人祭祀鬼神，甲骨文中又有很多用战俘做人祭的记录，有观点认为商人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抓俘虏做人祭。 要是结合商人的贸易基因来看，其实还可以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开拓贸易版图。 这种推断可以参考西方文明的历史。西方文明本质是商业文明，如果说商朝的贸易基因源自于他们最初的游牧属性，西方的贸易基因则源自于海洋。地中海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地中海沿岸地区繁杂的民族结构、气候环境，使得商业成为了联接彼此的核心枢带。一个以贸易立国的国家，在扩张过程中并不会追求直接统治异族之地，但却需要这些异族对他们敞开贸易之门。 由于开展国际贸易，需要别的地区和民族配合，后者未必愿意配合，因此以贸易驱动的文明，会更有欲望发动战争。正因为如此，你去看西方战争，大多数背后都有贸易驱动的因素。仔细研究你会发现，欧洲人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战争，核心的动机基本都是为了贸易，并不是以占有土地为目的。这一点经历过鸦片战争，被大英国帝国以开展自由贸易之名轰开国门的中国人，应该是非常有感触的。 不管商朝的成长过程中有多少贸易驱动成分，这个王朝都有着比后世更为强烈的“流动性”。与之相较，代商而立的周朝就要显得安静得多。以都城为例，周朝从一开始就明确了两个都城。一个在位于黄土高原核心的西安；一个在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相接处的洛阳。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起，孔子的学说和思想就主导了中国社会长达2000余年，而孔子一生又以恢复周礼为己任。可以说我们所感知的古代中国治理理念，源头都出自周朝的设计。 史记对周文王的第一句描述就是“遵后稷/公刘之业”。后稷是周人的始祖，最大的贡献是教导人民耕种，被认为是农耕始祖；另一位部落首领公刘则在周人被迫北迁后，重新恢复了农业生产（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 “以农为本”的思维，使得周朝统治天下的逻辑与商朝截然不同。农业是立国之本，土地又是农业之本。于是衡量周人统治力的指标，变成了征服了多少土地。周朝王室会热衷于把宗室分封到被征服的土地上，替代当地原有的统治阶层。 农民工与工业化 在以农为本思维的主导下，追求“稳定性”、控制“流动性”，成为了中国文明的一大特色。这种做法让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被束缚在了土地上。即便中原王朝阶段性的被马上民族所征服，生产力低下的后者，也不会追求改变中国社会的这种运行模式。毕竟谁都能看见，农耕能够生产出更多的粮食，为统治者提供更多可供役使的人口。 对于用“以农为本”思维运行了至少三千多年的中国文明来说，最大的威胁并不是那些在经济和文化上落后于自己的周边民族，而在于有一天发现自己的经济模式成为了落后的代名词。当外部世界开始以一种中国人不熟悉的模式，将中国人远远有甩在身后的同时，也将中国文明的骄傲击得粉碎。 这种曾经让中国人感到绝望的模式就是“工业”。鸦片战争时期，攻破镇海的英军在当地发现了一些机械装置的零件。彼时西方正处在风帆战舰向蒸汽战舰的过渡阶段，远征中国的英国军舰被称之为“蒸汽风帆战舰”。与传统风帆战舰外观上最大的区别，是战舰两侧有两个很大的轮子，轮子一半浸在海里，一半露在海面，依靠蒸汽机提供的动力转动划水。
这种后来被螺旋浆所取代的驱动装置被称之为“明轮”，轮船亦因此而得名。战争开始时，惊讶于英船速度的中国人，很容易看懂了明轮划水的原理，并迅速开始仿制明轮，准备加装在自己船上。英军所发现的正是中国人所仿造的明轮。 事实上，中国古代曾经有过类似的设计，被命名为“车船”，央视版的《水浒》里面就有车船出镜。可惜的是，蒸汽机的运行原理却不是光看就能看懂的，就算看懂了也没有可能仿造出来。清军这种东施效颦式的模仿，也只能做到用硬木手工制造出木轮，然后以人力驱动。 尽管中国匠人的动作很快，手艺也不错，却还是没来得及在战争失败前将这些明轮装配到船上。不过就算装上了又如何呢？用自然经济时代的“手工”技术，去对抗工业的力量，注定只能是螳臂挡车。 痛定思痛的中国人，此后一直在寻找跟上世界潮流，更准确说是跨入工业时代的密钥。从19世纪60年代开启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到20世纪五十年代，从苏联全套引入工业门类，都是这一努力的体现。 这些努力都为中国后来的工业化留下了不少遗产，但总体来说又都是失败的，并没有让中国成为一个工业国。1978年时，中国仍有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97.5%。这意味着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政治模式几经更迭之后，中国依然是一个标准的农业国。 失败的原因很多，有一点却是很少有人注意到，那就是工业从来不是单独存在的门类，而更应该与商业捆绑在一起被合称为“工商业”。回顾西方经济史，你会发现商业的逐利性，使得商人对能够产生新经济增长点的探索，抱有极大的热情。那些市场需求通过商人们传导到生产端，方诞生了最初的工厂。 从这个角度说，工业文明更应该更称之为“工商业”文明。如果看不透二者之间的关联，就会只把注意力放在生产属性的工业上，而忽视商业流通对工业创新的拉动作用。 冷战时期的苏联，之所以在经济和科技上与美国的距离越拉越远，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搞清“工业文明”的本质是“工商业文明”。用计划经济取代了商品经济。无论是产品的生产还是分配，都有赖于自上而下的计划。这种做法表面看可以避免资源浪费，包括集中力量做出一些重大创新，但却大大弱化了全社会的创新热情。 意识到提升“流动性”才是跨入工业时代的密钥，正确看待商业力量对工业化的拉动后，再去回顾中国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就会发现在这一让中国延续了40多年超高速增长的变革中，中国人做对了两件事：一是打开国门，让中国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二是打破城乡之间的壁垒，让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和工厂。 这两个举措带来了两个新名词——世界工厂和农民工。值得一提的是，从农民到农民工，看起来人口是从第一产业属性的农业，转移到第二产业属性的工业，但你要是从文明的角度来看，有些本质的东西却又没有变。 工业是一个统称，内部还可以大体分为采矿业和制造业两种类型。真正考量一个国家工业力量的是制造业，如果人类没有把资源变成产品的力量，那些矿藏资源就只是毫无价值的废弃物。而中国人在这个新时代的转变，无非是把对农业的执着转移到制造业上。 基于这一特点，中国在道路选择上与西方有着很大的不同。你会看到迷信商业力量的美国，对自己能用金融资本收割世界这一点非常满意，并不自觉的开启了去工业化进程。反观未来的中国，即便做到了GDP世界第一，也断不会减少自己苦心打造的全工业体系，就像中国人至今仍在坚守耕地红线，以保证自己在极端国际环境下不受制于人一样。 无论外界怎么看待中国这种看起来略显保守的意识，这种追求全工业体系的做法都让中国人自己感觉到更安全。唯一要注意的是需要继续保持清醒的头脑，明白“工业文明”是“工商业文明”的本质。要是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那就是再不能像古代中国那样，将商业及商人群体视为被压制对象，而应该视之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 此外工商业文明又可以被视为城市文明，只有大部分人口完全摆脱土地的束缚，在城市落地生根，一个国家才算是真正完成了工业化。有鉴于此，城市化率成为了一个国家是否完成工业化的重要标志（但不是城市化率高，就一定完成了工业化）。 城市化进程之于中国来说，很大程度是让“农民工”这个概念消失，让那些候鸟般在城市与农村中穿梭的人口，真正在城市中生根。在当下的中国，大约有2/3的人口常住城市。发达工业国的城市化率一般都在80%左右。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 码农塑造的“信息虚拟世界” 正当中国还是努力完成自己的工业梦时，人类社会却已经悄然进入了下一个阶段，一个以信息技术为主导，互联网为载体的“信息时代”。这个新时代最大的突破，是人类用一行行代码打造出了一个，能让信息高速交互的虚拟世界。 程序员们是信息世界的直接塑造者。在很多传统行业从业者看来，程序员拥有高薪、高学历，是站在时代潮头的一群人。不过很多中国的程序员却会戏称自己为“码农”。 码农一词中的“农”，原始含义并不是农民而是“农民工”，为此还码农还有一个近义词——“IT民工”。在很多程序员看来，自己工作并没有创造力，只是在重复的增删改查，本质与在工地上搬砖的农民工无异。同样是在吃青春饭，同样是在做体力劳动。
然而要是把程序员们的工作意义，上升到用代码为人类开拓一个新世界的高度，我们会发现“码农”的工作意义会更接近于农民，而不是农民工。 地球上有1.49亿平方公里的陆地，耕地面积约占10%。人类文明始于农业革命，绝大多数人类也是依赖耕地的产出，得以生存在这个世界。耕地并不会像草原、森林那样自然生成，如果没有人类的开发和干预，人类所驯化出来的那些高产作物，是没有办法同那些野生植物竞争的。 尽管工业时代的降临，让大多数人类趋向于生活在城市中，钢筋水泥所覆盖的城市亦成为了人类文明的标志，但我们却并不应该忘记，那些适宜人类生存的土地，绝大部分是由无数农民，在原始陆地上拓荒而成的。 当人类开始用计算机和互联网塑造一个全新虚拟世界，并用这个虚拟世界来服务甚至主导现实世界时，程度员们的努力本质就像人类文明进化时，一代又一代农民将原始陆地变成耕地的努力一样。只不过在这个新世界，土壤变成一行行的代码。 考虑到大多数国家，并不具备开拓这个新世界的能力，那些有能力在信息虚拟世界攻城掠地的国家，势必会在现实世界拥有更强的竞争力，包括在虚拟经济中收割那些只能接受他们服务的国家。这使得大国在信息虚拟世界的扩张，在地缘政治层面还有类似“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意义。 哥伦布开启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不仅让生活在地球各个角落的人类，终于结合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世界，更让抢得先机的西方文明成为了世界的主导，甚至一度将欧洲以外的土地几乎都变成了自己的领土或者殖民地。 在开拓信息虚拟世界的过程中，类似的情况同样在发生。在这个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世界，美国依仗自己在现实世界的优势，成为了全球互联网行业的执牛耳者。甚至可以说，这个新世界最初就是由美国所打造的。英特尔、微软、苹果、谷歌、脸书等硅谷公司，成为了美国主导虚拟世界的标志。 如果中国不想在这个新世界再次成为殖民对象，就必须先守住自己的那片天。这样一想，中国文明中的“以农为本”思维，倒是又有了新的用武之地。 事实上，中国人也的确做到了。就像他们过去几千年一直在做的那样，依托世界最大单一市场，以及高速工业化所打造的坚实基础，固执的中国人架设了属于自己的信息虚拟世界。并由此孵化出了：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字节跳动等，单纯依靠中国市场就能够发育成巨头，并对外输出技术和影响力的中国公司。
跳出地缘政治竞争的窠臼，从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去看待中美在信息虚拟世界的竞争，这场竞争本身并不是坏事。有竞争好过一家独大，各自基于自己国情所产生的创新，都是在为这个新世界做增量。 不过如果一定要回归到现实层面，去寻找几个指标去评估世界各国在未来的潜力，有两项跟“人”有关的基础指标倒是可供参考：首先是程序员的绝对数量，以及在人口中的占比。根据中国工信部2020年的估算，中国大约有600万程序员，加上对编程能力要求较低的测试工程师，广义码农的数字约为700万，约占中国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五。 很显然，作为信息世界的“农民”，程序员并不需要像传统农民那样，在人口总量中拥有高占比。但横向比较他们的绝对与相对数量，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国家在未来的竞争力。 其次是互联网人口。信息时代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信息虚拟世界的节点。以当下的技术而言，手机是现实虚拟世界的连接点（以后也许会变成别的设备）。于是在现实世界，一个国家的“移动互联网”或者说“智能手机”使用人口多寡，将是评估其潜力的重要指标。网络节点越多市场就越大，也就在未来拥有越大的可能。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把人类作为网络节点以外，人类已经开始尝试，用传感器将更多的物品信息接入信息虚拟世界，这就又形成了新的“物联网”概念。这种情况下，未来评估虚拟信息世界的网络节点规模，并不能只看互联网人口的数据，还要加上物联网信息节点的数量。 - EN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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