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期以来，人们有这样一个疑问：天京事变后，石达开为什么选择出走，而不是跟洪秀全对着干，进而自己取代其位呢？ 曾有专家通过史料分析，认为石达开出走是不得已而为之，事实上，他本人曾尝试过跟洪秀全唱对台戏，另成山头，别起一国，自立中央。 根据是清两江总督何桂清于咸丰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在致自娱主人（何绍京）书中有提到：“石逆在安庆伪示，欲赴江西，今年不回江南。洪逆在金陵惊慌无比，求石逆回救，不惟不允，且回文改号太平安国丁巳元年。” 何桂清的说法可谓有鼻子有眼。 他说石达开和洪秀全决裂后，先回到安庆，准备整军赴江西，发誓该年不再返还天京。被围困在天京的洪秀全势孤力单，无比惊恐，发书请求石达开引兵回救。石达开非但断然拒绝，还挑衅性的在回书中改国号为“太平安国”，改年号为“丁巳元年”。 大概半个月后，即咸丰七年七月十一日，清西安将军办理江西军务的福兴，在递交咸丰帝的《福兴奏据探石达开另树一帜江右吃重请增兵协剿片》中，把石达开改国号、改年号的说法坐实，奏报说：“现据探称，该逆（指石达开）自与洪逆（指洪秀全）内讧后，据守安庆，潜于金柱关等处粘贴伪示，解散金陵旧党，愿从军者即赴安庆，不愿者给川资剃发回籍，示尾署太平安国丁巳元年字样，其为另树一帜已无异议。”  即石达开从天京潜逃回自己的大本营安庆，派人到金柱关等处粘贴告示，解散心向天京的旧部，声称愿意跟随他干的尽快赶到安庆报到，不愿干的分付盘缠剃发返回原籍，告示末尾赫然签署上“太平安国丁巳元年”字样。 福兴断言：石达开已经另树一帜、独成一国——国号就叫“太平安国”！ 尽管福兴说得言之凿凿，但迄今为止，关于石达开另立“太平安国”的记载，仅见于此两条史料。其他所有清朝官方或私人记载提到的石达开及其部下张贴的告示、以及现在所有可检石达开远征军文书中，写的全是“太平天国”字样，全无“太平安国”。 即使石达开后来逐渐放弃了太平天国宗教避讳制度，在书写年号时依然严格遵守避讳，如大渡河畔写给土司王松林的信中，仍然严格按太平天国避讳制度把“癸亥十三年”写成“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石达开在国号、年号问题上的态度可见一斑。  认为石达开已另立“太平安国”的专家则认为，石达开出走之初，逞一时血气之勇，是曾改国号为“太平安国”，叫板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但改了一段时间，发现混不下去了，发现还是太平天国的招牌更能收罗人心，于是又灰溜溜地改回了“太平天国”。 专家的这种看法，也不能说全无道理。 但石达开此人乃是人世间罕见的“狠人”，其什么事不做则已，做必定做彻、做绝。 想想看，另成一国，改国号，可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石达开如果真要做，必定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要改国号就光明正大的改国号，要闹独立就堂堂皇皇地宣布独立。另外，无论是要造满清的反，还是要造洪秀全的反，自古造反从来都是华山一条道，开弓没有回头箭。哪容得你偷偷摸摸、掩掩遮羞答答、欲说还休地发个告示试试水、试试风向，一旦水温不合或风向不对，就退缩回原状？  不管怎么说，改国号对于满清敌人、对于洪秀全、对于石达开自己来说，都应该是震骇一时的大事，到目前为止，保存下来的太平军方面的史料是没有记载此事件的。 而《福兴奏据探石达开另树一帜江右吃重请增兵协剿片》又并未将“示尾署太平安国丁巳元年字样”的原文和原件随奏呈上，可知福兴本人并未亲眼见到自己所说的“金柱关等处粘贴伪示”，他也只是道听途说而已。 另外，咸丰七年五月，石达开出京之初，曾遍布《五言告示》，云： 自愧无才智，天恩愧荷深。 惟矢忠贞志，区区一片心； 上可对皇天，下可质世人。 去岁遭祸乱，狼狈赶回京。 自谓此愚衷，定蒙圣鉴明。 乃事有不然，诏旨降频仍； 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 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 惟是用奋勉，出师再表真。 力酬上帝德，勉报主恩仁。 惟期成功后，予志复归林。 为此行谆谕，谆谕众军民。 依然守本分，各自立功名。 或随本主将，亦一样立勋。 一统太平日，各邀天恩荣。 看看，这首五言的末几句说得分明：无论是留下来还是随本主将，都是一样为天国立功勋，他日天下一统得太平，都同样得享天恩。  这份告示传遍大江南北，流传极广，很难想象，仅仅一个月之后，石达开又让人在金柱关干出“粘贴伪示，解散金陵旧党”这种出尔反尔的鸟事来。 而石达开离开安庆后，一直以奏折的方式向洪秀全报告自己的行踪和作战计划，洪秀全也有奏必复。在福兴向咸丰帝递交《福兴奏据探石达开另树一帜江右吃重请增兵协剿片》之后的两个月，钦差大臣正白旗蒙古都统德兴阿就在给咸丰的奏折中提到：“又抄得石逆由安庆寄与洪逆伪章一纸，内有令贼党李寿成(即李秀成)会合张洛行领数十万贼分扰下游，又调贼党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各率贼数万及五六千不等概回金陵，并欲赴援江西，窜扰浙江等语……洪逆伪批，亦似外示羁縻内怀猜忌。”由该奏折可知，德兴阿截获到了石达开上给洪秀全的本章，里面还有洪秀全的批复。虽说洪秀全的批复“似外示羁縻内怀猜忌”，但如若石达开真有改旗易帜、另立“太平安国”的行为，则洪秀全势必与之不能两立，哪里还会有来有往地上奏章、回批示？ 再有，咸丰十年九月，石达开在湖南宝庆攻守战失利，退入广西庆远，其手下部将观天豫童容海串通豫爵彭大顺、吉庆元、朱衣点、黄祥胜、黄五馥、李加胜、黄益先、杜大祥、余大林、汪海洋、汪花班等人“反旆”，各统手下将士，共二十多万人，誓师回朝。回京后，吉庆元、朱衣点、黄祥胜等六十七将向洪秀全揭发石达开“分裂罪状”，却只是说其到了庆远始将“真圣主（指洪秀全）官制礼文多更改”、“专听元宰张遂谋筹划”等等，并无一语触及“太平安国”之事。试想，如果石达开曾有过自立中央的行为，这些人焉有隐瞒不报之理？ 李秀成被曾国藩俘获后，也曾在《李秀成自述》指责石达开“将合朝文武尽行带走”，如果石达开有私下成立“太平安国”，又岂会只字不提？ 综上所述，所谓石达开建“太平安国”，只是何桂清、福兴误听了一些小道消息所说不实之词，并非历史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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