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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首次授衔的过程中，出自红一方面军的将领最多。与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陕北红军和南方三年游击队相比，它并不是一个最大的山头。很多人觉得：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他们代表中央，受到的“照顾”多。不可否认，红一方面军授衔将领多和山头有一定的关系，可不是全部，他们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展现超乎常人的必胜信念才是根源。  左起：粟裕、黄克诚、谭政、萧劲光 中央红军在长征之前有8.6万余人，抵达陕北时仅有7000余人。无论是惨烈的湘江之战，还是翻雪山、过草地，损失的人员都不仅仅源于战斗伤亡。主席曾经说过：“'草地分兵’是人生最黑暗的时刻之一”，而红五军团就是在这时“转投”红四方面军麾下。 红五军团的前身是宁都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归红一方面军的建制。当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以后，两支部队被混编成左右两路大军向北挺进，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其中，红五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红九军、红三十一军、红三十三军被编为左路军，由张国焘指挥。  时任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 由于红一方面军在经过湘江之战后损失巨大，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兵力，都远无法和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相比。于是，张国焘有了另立“中央”的打算。他非但拒绝左路军继续北上，还电令右路军迅速南下，企图分裂红军。 按照常理来说，红五军团出自红一方面军，他们应该以红一方面军的命令为第一选择，就好像徐向前率领的红四军和红三十军（左路军）一样。当徐向前接到张国焘的电报后，经过一番痛苦的选择后，最终率领部队南下，离开红一方面军。然而，红五军团却没有这样做，他们跟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四川，并且和红三十三军合编成红五军。  红军时期的徐向前 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出发，我们不能太过苛责红五军团的将士。但是，他们至少缺乏对革命胜利的信心，或者说缺乏在中央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信心。在“十大元帅”中有7位出自红一方面军（除贺龙、陈毅、徐向前），在“十大将”中有6位出自红一方面军（除粟裕、徐海东、王树声、许光达，徐海东代表陕北红军或红25军），他们都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也都是坚定的追随者。 红四方面军南下四川受阻，百丈关一役损失巨大，这也证明了中央对战局预估的准确性。如果不是有红一、红三军团这样一群信仰坚定的人，中国革命大概率等不到1949年10月1日就已经失败了。因此，红一方面军授衔人数多有它历史的必须性。  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 如果说红五军团“转投”红四方面军有受旧军队思维影响的因素（谁的兵力强，谁就有话语权），那么黄克诚将军、一位出自红三军团的“老兵”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坚韧的信念。 黄克诚在“十大将”的排名中高居第三，仅次于战功卓著的粟裕和“雪中送炭”的徐海东。如果以资历而论，他没有陈赓或张云逸高；如果以职务而论，萧劲光担任红三军团参谋长时，黄克诚只是红三军团10团政委（1935年2月，红三军团撤销了师的编制）。然而，他的经历却让所有人信服。  陈赓  萧劲光 在“肃反”和反对王明左倾路线两个时期，黄克诚因为公开反对上级的做法而被降职：从师级连降五级到营级。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被降为普通士兵。最后，黄克诚已经基本失去带兵的资格，那时他只有三十多岁。有人曾经说：“像黄克诚这样的人，连当个红军战士也不够格。” 从黄克诚的立场出发，人生遭遇如此大的挫折，必然心灰意冷。即使他有脱离部队的打算，也属于人之常情。但是，黄克诚在任何一个岗位上都兢兢业业，他坚信做的是正确的事情。红军抵达陕北以后，在彭老总的极力推荐和主席的提拔下，黄克诚才再次被起用。  黄克诚 彭老总对黄克诚的评价是：“你比我还像彭德怀”，这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而且只对事不对人。黄克诚曾经当着主席的面质疑过“四平保卫战”（二战四平）的必要性：当国民党增兵后，东北民主联军就不应该再死守四平了。 当时国共双方正在和谈，主席需要从全局来考虑问题，黄克诚则从军事角度出发。我们无法简单地评判这件事情的是与非，却不难发现一个事实：即使主席是黄克诚的“伯乐”，有提拔之恩，他仍然不改直言不讳的本色。  红一方面军授衔人数多，这是对他们在以往革命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坚韧信念的一种褒奖。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和平年代不是战争时期，人们受到的诱惑也更多。只有意志品质更坚定的人，才能更好地建设新中国。就像红一、红三军团，就像黄克诚将军这样的“老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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