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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从来不是一个让人感官上愉悦的选项，大秦东出兼并六国一统天下，这事儿好还是坏，2000多年后的中国人依然在论战，而且还会继续论战下去。 但成年人不看对错，只看利益。所谓对错，就是从价值观层面的偏好，因为人人心中自有一把标尺，这个很难统一。而利益就是，大一统，究竟有什么好处？ 任何制度的演化，都需要好处，中国一次次从分裂走向统一，必然是统一能给政治体带来巨大的好处，有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上的正反馈。 在古代，统一大市场所形成的规模效应很小。实际上，工业革命机器化大生产，才真正释放了规模效应。大市场带来更大量的需求，相同的生产工艺，如果初始投资是1000万，生产1000万份就能把初始投资摊低到1，而生产1万份，每份商品里初始投资则是1000，这是跨数量级的成本优势。甚至可以说，只有大市场，才能给机器大生产工艺以足够的激励。 所以是先有工业革命，才有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大范围的形成，瓦特1769年改进了蒸汽机，1789年才有法国大革命，才有了1871年德意志的统一。 其实封建是一种低成本的政治秩序提供方式，欧洲中世纪封建邦国差不多就是中国一个县的规模，领主在足够小的领土范围内各扫门前雪，骑着马可以在一天之内巡视完所有的领土，平息所有的叛乱，将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甚至，可以和治下的农奴形成相对“温情脉脉”的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不管是《飘》，还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们都能看到这种领主-农奴的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这种关系让你在放下心理防线的瞬间，竟然还有一丝丝感动。 人皆有恻隐之心，如果你每天和人打照面，就很难下死手。君子远庖厨，是因为亲自看了食物的处理过程，难免会有不忍之心。不管是古罗马的老加图，还是美国的杰弗逊，都会教导你，善待你的奴隶，因为他们是你的财产，生病了治疗成本很高，失去了基本的忠诚会给你带来危险。有人做过估计，当年流落到北美修铁路的爱尔兰人，悲惨的待遇与低廉的工资，远远惨于黑人奴隶。 这是资本主义没有人性的一面，当大家只是纯洁的金钱关系，当你看不到具体的人，那他的境遇远远低于奴隶，又和你有什么关系？ 弗洛姆有本书叫《逃避自由》，描写就是初入现代工业社会的欧洲人，面临的这种心理困境。温情脉脉的农奴庄园vs纯洁又冷酷的资本主义，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无脑选择后者。 封建领主和帝国官僚，面临相同的抉择。世代经营的领主，生于斯长于斯，和治下农奴建立了深厚的联系，你看着别人长大，别人看着你长大，在具体的统治过程中，会更加照顾地方的特性，更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人与人之间浓厚的人情足以柔化王法的僵硬。 而官僚，流官，更有可能带来僵硬甚至残酷的统治，为了完成中央压下来的任务，为了美化自己在任的绩效，任期内更可能会以一种竭泽而渔的方式统治辖区，他们本来对本地也没有什么感情。 大一统成本高昂，需要养活一套从上而下的官僚系统，需要一支常备军队，还要建立一套防止官僚和军队窃取权力的机制。 中国古代选择了大一统，不可能只是来自皇帝的情怀与野心，仅仅是个人的情怀和野心无法推动如此庞大的政治运动，更不可能让这么多人加入进来。所谓历史的选择，就是自然的选择，历史用灭亡，用生灵涂炭，筛选出了最有生存优势的文明与制度。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其实这句话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国家存在的意义，国家是为了应对安全威胁而存在的，如果没有安全威胁，就失去了建立国家的理由。没有谁愿意被一个利维坦巨兽约束，谁不爱“自由”呢？在生存压力下，安全威胁下，我们才有建立国家的理由。 东亚大陆5000多公里漫长的游牧与农耕的分界线，就是中国统一最大的动力。除非是建立一个足够大的政治体，囊括足够多的人口与纵深，才能支撑如此昂贵的国防成本。从意愿上来讲，我们可以也不统一，但失去了北方地理屏障的大宋，高昂的国防成本几乎压垮了富庶的南方，持续300年被动挨打，甚至连皇室都被打包掳掠为奴。南北分立，失去了南方广阔腹地的物资与人力供给，北方政权也难以构建足够强大的安全防线，抵御一波又一波的游牧民族南下打草谷。 是历史在规训我们，用一次次的灭亡与生灵涂炭在规训我们，我们需要统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西方的游牧民族，华夏先贤早早揭示了中国何以为中国的原因。我何以是我，华夏何以为华夏，为什么中国要存在，是对面的敌人在定义我们。
而欧洲人，阿提拉与成吉思汗的上帝之鞭，遇到阿尔巴阡山脉阻隔，到达匈牙利平原，已经是强弩之末，安全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是时时刻刻逼着他们要立马解决的问题。而且，日耳曼人本身就较为落后的文明形态，他们自己地盘上抢无可抢，本身就是输出暴力、抢劫与殖民的源头。 所以呢，欧洲为什么要统一？ 当大工业生产提供的规模效应如火山释放的时候，一个内部没有封建壁垒的大市场，就成了统一最大的动力。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军事威胁，也陆续让法国、德国放弃自己小国寡民的封建状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应对来自外部的挑战。 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获得了安全与经济效益上的双重反馈。工业化国家对农业帝国的降维打击，以中国一省规模，就可以让他们曾经仰望、夜不能寐的奥斯曼帝国、中华帝国俯首，也让他们缺乏一统欧洲的动力。 但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这一切，安全问题不断鞭打欧洲，让他们有了整合在一起的动力。而这个动力不光是来自世界大战的教训，还在于来自东北方实实在在的威胁——苏联。 另外，工业化大生产需要的大市场，也让他们从煤钢共同体，逐渐进化到了欧盟。北美自贸区、中国大市场释放出的规模效应形成的竞争压力，也让他们在经济上有了联合在一起的动力。 但现在的欧盟，就像一个松散脆弱的神圣罗马帝国，四处漏风，已经无法应对新的世界形势下的挑战。 苏联解体之后，欧洲来自东北方的威胁已经解除，为了对抗华约而建立起来的北约，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所以马克龙会在2019年说：北约已经脑死亡。说完，雄心勃勃的马克龙拉着默克尔，希望建立欧洲自己的防务体系。 但北约作为美国牵制欧洲的重要抓手，已有的庞大的官僚组织，会不断去自我证明这个组织存在的必要性，没有敌人需要制造敌人，所以北约毫无必要的扩张到了俄罗斯的眼皮子底下。 俄罗斯也曾经想加入北约，但北约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应对来自东北方的威胁，当俄罗斯这个最重要的假想敌都加入了，北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实际上，虚弱的北极熊，早已经无法对欧洲构成军事上实质的威胁，俄罗斯也从未以进攻的姿态威胁欧洲。意识形态上的完全溃败与俯首称臣，俄罗斯相对于欧洲在制度上的竞争压力也消失了。 但为了自我证明北约这个组织存在的必要，北约不断在北极熊的卧榻之侧撩拨。 乌克兰危机，是欧盟这个政治实体，完全缺乏贯彻自己政治意志能力的证明。表面平等的民主机制，缺乏真正的政治领袖，让欧盟失去了政治决断与采取统一政治行动的能力。俄罗斯作为能源资源的供应方，欧洲为俄罗斯提供工业品，二者有非常强的经济利益上的互补。甚至可以说，有了俄罗斯的欧洲，才是完整的欧洲，才能真正实现内循环，作为世界一极的欧洲。这也是俄乌战前很多观察家认为俄罗斯不会出兵的原因，因为双方并无实质的利益冲突。 当然，作为竞争的一方，美国与东方大国，可能都不希望看到这个统一欧洲的出现。 欧盟这种松散联盟，在真正危机到来的时刻，表现出的颟顸与低能，让自身也成为世界和平的不稳定因素。俄乌危机爆发，欧洲各国纷纷加入了制裁俄罗斯的激进竞赛，“做大事而惜身”，各国明明缺乏武装干涉俄罗斯的决心与意志，“见小利而忘命”，像意大利这种欧猪国家，明显是希望通过剥夺俄罗斯公民的财产，来降低国家的债务压力。 而剥夺敌国财产，是准宣战行为。但他们又恰恰缺乏宣战的意志与能力。欧猪国家以极端损害西方文明软实力的方式，被带入了骑虎难下的危险境地。沸腾的激进舆论氛围，眼见着要催化出一战时在萨拉热窝射出的子弹。 危机爆发后，马克龙有冷静下来收一收的动作，德法欧盟领导都与中国通话，但局面已经无法制止。当前马克龙又自我打脸：俄罗斯对乌克兰军事行动是对北约的“电击疗法”，北约又有了存在的必要。 这就是欧洲的悲剧，欧债危机，暴露了一个只有统一的货币政策，而无统一的财政政策的经济体有多么脆弱。而乌克兰危机，表明一个缺乏统一的政治意志，并无力践行自己政治意志的政治联盟，是多么的愚昧与短视。 而人类就是这样的物种，上帝之鞭不打到自己身上，是不会汲取教训的，中国的大一统，是被五胡乱华、靖康耻、崖山痛、一次次生灵涂炭规训出来的。 要让欧洲人拥有统一的意志，并不是1-2篇文章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还不够痛，流的血还不够多。他们的这个意志当前也不是没有，而是这个意志还不够强烈，马克龙和默克尔就有非常强的意愿，他们从智力上也早早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要驱动上亿的人接受，只能靠血的教训摆在眼前。 历史一直在用鲜血规训我们，这才是上帝之鞭真正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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