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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摘自格物明理 中国有句古话： “虎父无犬子，将门无弱兵。” 作为将门之后—— 著名物理学家、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先生 和生物化学家曹天钦先生之子 曹惟正先生 也获得了斐然成就。  人物档案 曹惟正，1956年3月出生于上海。 中学毕业后分配至上海市徐汇区房修管理局参加工作。 1977年高考恢复后，作为第一批考生考入复旦大学物理学系，1978年春就读物理学系半导体微电子学专业。 1981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物理学，后又转入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学习，1985年取得理学硕士学位。 1986——1990年在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工程学院攻读工程方向，获取工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2006年，与陈明杰等人在美国新泽西州摩利斯郡Parsippany镇创办“非盈利组织”华夏奔腾中文学校新州分校（即 Morris Chinese Academy），并出任校董事会成员。 现今，美国强生公司全球质量工程师。  访谈纪实  有关求学  我中学毕业就分到房修队作为一个泥瓦工修房子，所以整天都是爬屋顶爬脚手架。 谈到自己漫长的求学过程，曹先生的眼神中满是赤诚。他首先回忆了自己中学时做泥瓦工的经历，而后提到了父母的影响。 “那段时间我父母也受到冲击，但是他们总会说别放弃学习。所以我还是和我中学的几个好同学经常去买些书，再自学。后来听说能够恢复高考，特别地高兴。每天就利用工作后的时间赶紧复习功课。” “去参加了高考，春节前知道被复旦录取心里特别的高兴。” “就这么上了复旦。”先生笑着说。 谈到选择物理作为专业的时候，先生诚实地说： “当然也是有点父母的影响吧。我生物没学过，不可能学我爸那行，所以那肯定只能选物理。但我们第一届高考的时候上海中学里就工基农基（编者注：工业基础知识与农业基础知识，是当年的高中课程，内容类似于现今中学的物理化学生物课），基本上就没学啥东西。我物理里面，光学还可以，化学我基本上就没怎么做好，但是数学课还可以。所以那时候选择还是读物理吧。 我因为基础比较差，我的学习不是我们班的顶尖的。我那时候有个自行车，所以吃完饭我的任务是到图书馆或教室去占位子。那时候大家都挺勤勉的。 谈到出国的经历，曹先生表示“做出出国的选择也是一个巧合。” “我刚出去也很困难，不知道到国外怎么学习。转了学（出国）逐渐适应了以后，才走上正轨。” 而谈到从物理系转到工程系，曹先生分析道：“物理需要思维非常聪明。我是个动手能力比较强的，所以我就转到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学习工程。” “我（转方向）到工程呢，由于我没有学士（学位），工学院就说，你得再修一个硕士。我教授说那这样吧，你博士论文分成两部分，前面作为硕士的论文，后面作为博士论文，所以我四年就拿了两个学位。”有关工作 “刚毕业那时候正好是美国处于一个萧条的时期，找工作很难。” “我现在在强生美国的强生公司工作，那是我第三个医疗器械的工作。这个工作我已经做了十八年了，我负责医疗器械的设计的质量管理。所以我还挺喜欢的，因为你能做一些对人有意义的东西，把产品做出来，挺高兴的。而且保证就是质量，所以一做就差不多二十年近三十年。” “器械工程就基本上和以前学的物理就没关系了。我们很多同学还在搞半导体，那就彻底和我学的东西不一样。但是学的知识（尤其是）在复旦做实验的基本（技能），就帮我在设备测试这方面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有关复旦 真的是没想到还能去到大学里来。那时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想这一辈子去做泥瓦匠就往下做下去了。 回忆起复旦的生活，先生对复旦的学风大为赞赏：“当时特别是比我们高的那些老三届毕业的高中生、包括我们这一届都是非常刻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机会不易，就是抓紧这个机会拼命学。当初出国也是个机会，就算是到国外大家也都非常努力。” 先生还回忆了一件有趣的小事： “我刚进复旦的时候参加了许多物理系的运动会。 很多老师都认识我，看见我是参加我们班4x100接力的，给我第一句话：“你能跑吗？” 我心里就很不服气，我能跑，待会跑给你们看看！我们那时候社团活动不多，大家都是拼命学习。他们就以为我像个书呆子一样，体育上肯定不行。 我是跑第一棒的，我们班差一点就拿了第一名。 跑完以后很多物理系的老师说：'哇你跑的还挺快的。'”寄语期冀 在访谈中，先生对青年人提出了三点期望： “首先我觉得,不要局限于你学的东西，要把知识弄的广一点，因为你可能读物理，（但毕业）出去不一定做物理的东西。我也没想到我会在医疗器械（行业）。” “还有就是说，要能吃苦。我们当初出去的时候是就靠助学金，六十五块美金就出国了。现在出国的学生都会觉得不可思议的。” “多参加一些社会的活动，还有义工。在美国我们办了一个业余的中文学校，所以我就在那做义工，教育我们下一代的小孩读中文,也是个乐趣。 因为大家都是在奉献。周末我差不多时间都在这个学校。平时上班回来以后我还要做很多（中文）学校的工作。就要付出很多的时间，要花很多精力在里面。有关家庭 “我父母从小对我是非常严格的。虽然我们家有保姆，但是他们要求我做许多家务事。 实际上我当时是很不愿意做的，就像每天吃完饭我的任务是去倒垃圾。但是我很不愿意做这个事，因为你倒垃圾就会有野猫跳出来，就会把你吓一跳，但是我总归还是去做。 还有我们那个科学院的大院要打扫。我的任务是把二楼到三楼的楼梯拖一遍扫干净。 我觉得我父母对我的教育就是从小要爱劳动，如果我不听话我爸我妈都会揍我的。我妈扭我扭得很疼【笑】。 他们管我不许我特殊化，不能有这个优越感。 我从复旦回家基本上还是自己骑自行车回去。虽然有校车，但我也骑单车回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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