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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力辞大将，推荐王树声代表四方面军1955年，中央决定在我军中实施军衔制，根据初步推出的方案，毛主席被提名为大元帅，元帅13人，大将14人。 在这14名大将中，除了我们所熟知的那10位将军外，还有李先念、谭震林、张鼎丞和邓子恢。 这个初步方案推出后，毛主席单独约见了李先念，主席问他：“我们军队要搞军衔制，给你授什么衔合适呢？” 李先念回答：“主席，我什么军衔都不要，在你的领导下当一个上士班长就好了。” 毛主席听后大笑：“我也什么衔都不要！我们想到一起去了。”沉思了一会儿后，主席接着说：“可是四方面军要出一位大将，你觉得谁合适？” 李先念回答：“从资历和条件来看，王树声同志是比较合适的……”
毛主席与李先念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能理解这次的评衔授衔工作，不少人都觉得自己的衔位低了，也有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主席不给主席授衔，他们发言要求，不仅要给主席授大元帅，还要授三个一级勋章。 中央耐心地向他们进行了解释：“这是中央反复思虑后的结果。将来如果有了特殊情况，比如说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那时毛主席还能出任大元帅，统率全军作战。” 这一年的9月16日，陈云在一次会议上再次向同志们解释道： “现在有一部分同志，他们长期在我们的军队中服役，现在转业了。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没有军衔，比如李先念同志，红军时期他担任过四方面军第30军的政委，新四军时期他是5师师长。他不是不能授，是因为他转业了。” 在毛主席为首的包括李先念在内的一批中央领导人的带动和示范下，这次评衔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李先念雕塑 这并不是李先念第一次主动让贤，1942年5月7日，华中局电告豫鄂挺进队（后来的新四军5师）让其成立鄂中党政军委员会，并提议李先念出任书记，李先念再三推辞，陈毅回电要他“当仁不让”。 几个月后，中央任命他为鄂豫边区党委书记，他再次向中央和华中局发电，说任志斌同志精细明达，经验丰富，比自己更合适。后来中央又任命他兼任5师师长，李先念再次主动请辞。 这也并不是李先念最后一次主动让贤，1956年9月，八大在北京召开，时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中南代表团团长的李先念被列入了政治局委员的候选名单。 李先念当晚给中央写信说：“这个名单公布之后，对我来说等于晴天霹雳，心情极端沉重。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能力和资历，都不应当提到我。比我更有资格的同志很多（编者注：指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将我写在上面，对党对我个人都不好……我真心建议将我的名字去掉……” 但中央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47岁的李先念成了第八届政治局委员中最年轻的一位。 李先念分林彪堂兄的地，鄂东人民齐叫好作为当时党内较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李先念这么多年来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其中最为湖北百姓津津乐道的是1950年李先念在黄冈县分地的故事。 当时为了开展土地改革工作，李先念亲自深入湖北的县、区、乡进行考察，当工作组进入黄冈林家湾后，他们遇到了一个大难题：这里是林彪的故乡，而当时林彪是中南局书记兼中南军区司令员。
工作组发现他们进入林家湾后，百姓的反应很冷淡，似乎有话想说但又不敢说。经过调查，工作组发现林的一个堂兄在林家湾有很大一片土地以及很多房屋，且其行为人品亦为当地百姓所不满，百姓们因为他的身份顾虑很多，工作队的工作很不好开展。 刘子厚把这一情况向李先念作了详细的汇报。李先念深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道理，林家湾的问题能不能处理好，可能会影响整个黄冈甚至更大地区的工作进程。 他亲自去找了林彪，向他转达了林家湾的情况，并希望他能支持自己的工作，协助处理他堂兄的问题。林彪在谈话后接受了李先念的建议，把他的这位堂兄接到了他那里，并把他的土地和房屋都交给了工作组处理。
这件事在当时的鄂东乃至湖北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百姓们都说共产党不徇私情，其他的地主们见状也只能积极配合，毕竟李先念连林彪哥哥的地都分了。 到1952年，湖北省的土地改革工作基本宣告结束，可以说李先念的正确领导至关重要。 李先念：你们几个谁要是敢经商，我就打断谁的腿！李先念在工作中清明廉洁，纪律性和原则性极强，他不仅严于律人，同样还严于律己。 据李先念的二女儿李紫阳回忆，当时李先念掌握着全国的经济大权，当时就有人说，你父亲是管经济的，你们随便出去做几笔生意就发财了。 当时李紫阳的家庭情况并不是很好，于是就向父亲提出说想做买卖，李先念却坚决不同意，说她们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要懂得珍惜。 小女儿李小林对于父亲禁止子女经商这件事的印象比二姐还要深，她回忆说，有一次父亲和孩子们一起吃饭，在饭桌上父亲严厉地告诫她们：“你们几个谁要是敢经商，我就打断谁的腿！” 直到今天，李先念的4个孩子没有一个经过商，这就是李先念的家风。
李先念与邓颖超 李先念儿子李平回忆说，父亲是严厉的，从不让他们沾自己的光。1977年开始李平就在军科院工作了，进军科院时他是连级干部，8年后离开时他是个营级干部。 他去北京军区工作后，李先念不放心他，害怕他工作能力不行，就派秘书去军科院调查他，看他这些年的表现怎么样，有没有犯什么错误。 尽管工作繁忙，李先念也从来不忘对子女进行革命教育，爱国教育。 1983年，李小林从美国读书回来后，当天夜里父亲就把她叫着要和她一起看《火烧圆明园》。李小林旅途劳顿，困得不行想睡觉，李先念却说必须今天看。 李小林后来才理解了父亲的苦心：他这是害怕自己在美国待了两年时间，对祖国对民族的感情就淡了。
李先念与亲戚 尽管子女的官职都不高，但李先念却很高兴，他曾骄傲地对他的朋友肖健章说：“我们家没有大官，一个参谋，一个干事，一个医生，一个翻译。很好！” 他的三个子女结婚后还住在他家，李先念就叮嘱他们：“我这的房子就够住了，你们和我在一起也好。但是要记住，你们不许再向单位要房子，把房子留给更需要它们的人！” 李先念对子女们的遗嘱是：“我走之后，组织给我的房子你们不能住，要搬出去……” 李先念：湖北人说我不帮家乡，其他人又说我偏心湖北李先念的故乡湖北红安，红安是全国著名的“将军县”，从这个小小的县城里一共走出了223位共和国将军，其中包括陈锡联、韩先楚、秦基伟等。 李先念深爱着生他养他的故乡，但他却从未因此破坏了自己的原则。 1960年，李先念回乡调查，恰逢红安粮食短缺严重，他的姐姐李德勤就用责怪的语气对他说：“先念，你官这么大，家乡这么缺粮，你怎么不管管呢？” 李先念说：“姐姐你不要讲蛮话，红安人要吃饭，黑安人就不吃了吗？全国都缺粮，我能只考虑红安？我是国家的副总理，又不是红安的副总理，红安缺粮应该由省里的同志调剂分配，我个人有什么权力给红安调粮呢？”
李先念给家乡的信 1970年，乡亲们委托李先念的侄子去北京找李先念要拖拉机，李先念再次重复了自己的话：“我是全国的副总理，不是红安的副总理。”他让侄子带话回去，今后禁止家乡的一切人来北京找我要东西，否则我一个都不见。 针对部分同乡的不理解，李先念曾无奈地说： “做人难啊，湖北乡亲们说我不帮湖北上项目，让湖北吃了亏。我说我又不是湖北的副总理，我要考虑全国的大局呀！ 又有人说我偏私，好的项目比如葛洲坝、二汽、三峡什么的都往湖北放……搞得我里也不是，外也不是。那些项目是我决定的？那是专家们经过反复论证和研究后决定的。” 尽管不能在工作中偏袒家乡，李先念还是尽可能地关注着家乡的发展状况。
1992年5月，他在医院接见了扶贫基金会的同志，他说： “战争年代，我们在陕北和鄂豫皖地区工作打仗，那里的老百姓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当时他们已经很艰苦了，还把最后一点东西分给了我们。他们的有些地方至今都还很贫困，这实在让我内心不安啊！不把老区建设好，我们对不起老区人民呀！” 5月27日，李先念在插着氧气的情况下和红安县的代表们进行了交谈，他关心地询问着家乡最近的情况：荒山绿化怎么样？京九铁路的联络线怎么样？百姓们的粮食状况好不好？ 此时的李先念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20多天后他就离开了人世。这是他对家乡最后的关心。 李先念的艰苦朴素是出了名的！李先念生活节俭，非常朴素。 晚年他生病后，医生曾建议他每天喝一杯橙汁补充维C，一开始李先念还喝，当他得知一杯橙汁要“浪费”5个橙子后就坚决不喝了。 他说：“每天吃2个橙子也一样，还能省3个……” 他住院期间家人给他打汤，一份25元，他知道后再三叮嘱，说汤太贵了，不喝也行。 李先念是贫苦人家出身，在饮食方面从不讲究，大鱼大肉他不喜欢，反而很喜欢家乡的臭干子和炸绿豆粑，有一次在家吃饭，家人们给做了一份烤红薯，他比吃了山珍海味还高兴。
李先念慰问老区人民 工作人员说，李先念的饮食长期以来都很简单，早餐是馒头、腐乳、咸菜和粥，中饭和晚饭都是一荤一素。过生日的时候也只加一个鸡蛋和一盘红烧肉。 曾有人给他提意见说他吃得太差了，李先念却说： “这还不好？有饭有菜还有汤，比起过去这已经是大餐了。有的老百姓现在还吃着红苕（即红薯）和糠菜呢。个人生活不能太奢侈，那样会丧失对老百姓的感情。” 李先念的孩子们一度很不理解，为什么父亲要把他们掉在桌子上的米粒吃掉，还要他们把家里的剩饭剩菜带到学校和单位去吃。
李先念后来给他们讲了自己在中原突围中的故事，当时部队急行军，粮食不够，炊具也没有。一个士兵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个瓦罐，大家就用它炖土豆吃，炖好了感觉味道不对，仔细一看那个瓦罐原来是个尿壶。 李先念笑着说：“没有酱油没有醋，只有一股尿骚味。”吃顿饭不容易，他安慰大家说：“太可惜，但管不了那么多，吃进肚子就没味了。” 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李先念下令宰了自己的骡子和马，把肉分给了大家，但是警卫员们怎么也不肯接，李先念发火了：“你们都不吃，饿死了，我一个人能革命成功吗？” 这些故事让孩子们懂得了过去岁月的艰苦，也让他们真正认识和理解了自己的父亲。 在穿衣方面，李先念也从不讲究，为他服务过的保健护理人员杨春英曾回忆说，在李先念身边工作4年，都没有见首长添过一件衣服。
李先念接见外宾 李先念的衣服很少，没有补丁的那几件是他出席一些国内国际重要活动时穿的，有补丁的是他不出去时穿的。他有一个自己缝制的被子，盖了十几年舍不得扔，无论到哪里都带着。 李先念坚决反对对自己的房子进行翻修，为此他还曾发过火，批评过相关工作人员。在他身边待过很长时间的工作人员回忆，1954年他从湖北调到中央工作的时候，曾专门吩咐把自己在湖北的家具拉上，要不到了北京还得让组织出钱买。这些家具他一直用了很多年，直到沙发都开线了他还坚持使用。 在李先念的家里，人们总能看到一个黄色的笔筒，那是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炮弹做成的，也已经用了几十年了。 李先念：徐向前元帅教我打仗，陈云同志教我管经济大部分人都熟知李先念在战争年代的故事，他是红四方面军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西路军的将领，是新四军的师长，是中原突围大功臣……相比之下，并没有那么多人知道李先念建国后在经济和财政方面的贡献。 建国后，他在副总理的职务上工作了26年，曾高度参与和领导了葛洲坝工程、霍林河煤矿、焦枝铁路、武钢一米七轧机的引进、上海宝山钢铁厂、三峡工程等等一系列重大经济项目的推动工作，同时他还是改革开放的主要领导者和决策者。
工作人员向他介绍三峡工程进展 “蛇口模式”的探索创立者袁庚晚年曾回忆过这么一件事： 1979年1月，临夏年和谷牧等人在中南海接见了他，在这次接见中，李先念鼓励他把香港外汇和国内结合起来，不仅是广东，还有福建和上海，下一步大棋。 袁庚讲了自己在蛇口办招商局工业区的计划，李先念说可以把整个蛇口以南的那个半岛都交给他让他搞， 他说着就用笔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圆弧，那足足有50平方公里，袁庚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只要了9平方公里。 这件事让袁庚后悔了好长时间，他在事后说自己胆子小了，顾虑多了，犯了一个“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不可饶恕的错误”，竟然没有接住先念同志给自己的这块“王土”，错失了一个更大的机会。 后来蛇口模式载入史册，成了我国探索和创建经济特区的先行典范，李先念可谓功不可没。
1992年6月21日，李先念因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3岁。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李先念的名字和故事必将激励后人笃行不怠，砥砺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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