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作为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保持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地名及地名渊源与地名沿革研究，或可以称为地名沿革学，在中国古代源远流长。它的发凡可以上溯到公元一世纪，其代表著作是《汉书·地理志》。自那以后，这种着重于地名溯源和地名命名原则的研究一直延续着。因此，关于地名溯源、地名沿革的研究在我国出现、发展并存在了大约二十个世纪。就其延续时间之长、涉及地名地量之多，均举世无匹。
事实上，在《汉书·地理志》成书之前，有关地名的记录在我们中国还可以上溯到商周乃至更早的时期，即人类社会的黎明时期，这是早期地名出现和形成的时期。关于地名形成过程，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曾这样指出：“在原始公社之前，人们对于其生活的地区，必须有一定的认识，才能生活下去。最初，他们必须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捕鱼、什么地方去打猎、什么地方去采集作为食物的果实和块根等等。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渔猎时代。其后，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随着畜牧和农业的萌芽，又从一个地区的停留生活相对的定居下来，这就要求他们对自己所居住的周围环境，更加熟悉、更加了解。他们不但要知道水泽的分布、地势的起伏等，还必须知道气候的特征以及地方的种植的可能性，他们不但要能辨别方向，而且还要计算路程。”在这里，他虽然未提及地名，但客观地描述了地名萌芽和产生的全过程，即在具体地名命定之前，它“约定”成俗所经历的时间相当漫长。这是由于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异常低下的情况下，各种事物演变和发展都十分缓慢决定的。伴随人类生产活动地域的扩大和生产活动内容的丰富，便逐渐产生和积累了大量对地理事物作详细描述的描述性地名。历经发展简化，至商代，仅在殷墟记载卜辞的甲骨文中保留下来的今天所理解的地名即达500余处。在中国具体文字地名的出现至少在3200年之前。若按照我国最早的传说地名“逐鹿”、“阪泉”推算，经简化的口语地名大约出现在4000年以前。地名是各种地理实体的指代符号，通常以语言文字表述。按照人类认识的顺序，人类首先接触并逐渐认识与识别的当是他们周围的地理实体，而随着生活领域的不断扩大，人类对更多地理实体的观察和了解导致了对具体地理实体个别差异和对区域总体差异的认识。因此指代各别地理实体的地名和由若干地理实体组合成的地理环境的概念便先后产生了，即地名出现在前，而地理认识在后。但根据中国古代文献的记载，术语“地理”却早出于术语“地名”。这可能与古代人们更关注大范围的地理环境提供给人类生活条件的优劣有关。因为那时人类的生存对自然环境条件的依赖更为强烈。如《周易·系辞》就有“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的记载。那时的天文除指苍穹中天体位置，运动与演化外，当还包括气候的变化。地理就是指人类生存的山川大地等环境，它是各种地理实体的总和。这是截止目前所知“地理”术语记载最早的一次。至于古人为什么要观察地理，《淮南子·泰族训》说：“俯视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陆、水泽、肥墩、高下之宜，立事生财，以除饥寒之患。”观察和了解周围环境的目的在于服务于人类自身的生产活动，在于谋求自身生存和发展。而术语“地名”，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际成书的《左传》一书中：“允姓之好，居于瓜州，瓜州地名也。”后出的《穀梁传》亦提到地名这一术语：“眛，地名也”；又“越，盟地之名也。”因此，地名术语在中国出现的时间至少在2500年以前。地名与“地名”术语的出现，为地名溯源和地名沿革研究奠定了基础。随着地名数量的增加和地名知识的积累，首先萌芽了地名命名规律的研究。当时，人们在总结某些地名的地域分布规律和地名来源的基础上，提出了“水北为阳，山南为阳”，“名从主人”（《谷梁传》），“上平日原，下平曰隰”（《公羊传》）的地名命名原则。而《公羊传》：“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更开了京师地名渊源解释的先河。无疑，这是地名本身伴随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形态的变革、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不断发展变化的结果，也是中国古代早期地名研究的丰硕成果和重要标志。战国时期先后成书的《山海经》和《禹贡》记载的地名更为丰富，前者多达1100个，后者约计110个。但后者记述的地名对后世地名的影响比前者深远。《禹贡》记述的境域即战国七雄的疆土，其所记述的地名大体可以划分为三部分：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即山和水（包括河流、湖泊、海洋）名，共82个；人文地理实体地名，包括地理区划名9个，属国地名3个，共12；泛指地名14个；以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占绝对多数。值得今天注意的不仅仅是这些地名的本身和数量，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名的特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首先，《禹贡》所记述的有关自然地理实体的地名一直沿用到今天。山如河北碣石，山东岱、蒙、峰、陪尾，河南桐柏，晋冀边界的太行等；水如洛、卫、淄、泗、渭、东海、南海等。而地理区划的通名“州”，至汉代演变为中央集权国家的行政区划名的通名。在汉武帝创设的13个监察区域中，有冀、豫、徐、兖、青、荆、扬等七个州的专名来源于《禹贡》。自此以后，至东汉“州”遂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实用的行政区划的通名，只是各朝代其等级、规模不同罢了。直到今天，《禹贡》九州中的专名冀、豫仍为河北河南两省的简称，而徐、兖、青、扬仍为中国现代城市的专名。也正是古代地名的沿用或变异导致了我国历史上地名沿革研究的发凡、兴起和发展。另一方面，《禹贡》记载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占绝对多数的事实充分证明古代地名不仅来源于人们的生产活动，来源于人类对环境的认识，而且反映了人类社会初期对自然环境的强烈依赖。此外，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了《管子·地员篇》、《吕氏春秋》、《尔雅》中“释地”、“释山”、“释水”等含有有关地理与地名记载的论著。它们或着重于论述地域划分、地名命名原则，解释地名的含义与来源，或着重于论述地名用字，地名分类等问题。无疑这些都是进行早期地名研究的重要典籍。秦汉时期，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和郡县制的推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郡县名称的命定。全国实行统一行政区划，推行统一行政建置，不仅出现了一批重要的郡县地名，而且形成了全国性的地名网络。秦王朝统一中国之初即在全国创置了36郡（后又增置岭南四郡）、800多县。至汉代除武帝设置的州外，还沿秦制，设置了郡县。据《汉书·地理志》元始二年（公元2年），汉版图之内共设150余郡国，1587县。郡县的置废、地名的更异取舍，导致了对地名渊源与沿革研究的重视与加强。《汉书·地理志》记载地名多达4500多个，其中有40多个作了地名渊源和沿革解释。如“京兆尹华阴，太华山在南”，“会稽郡山阴，会稽山在南”。“益州郡叶榆，叶榆泽在东”。“敦煌郡瓜州，地生姜瓜”。“霸水，古日兹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视子孙”。“汝南郡上蔡，故蔡国”等等。东汉末年的史学家与地理学家应劭对地名渊源进行研究的著作有《集解汉书》、《十三州志》和《地理风俗记》等。在《集解汉书》中，他对《汉书·地理志所裁地名中的近160条作了渊源解释。仅据《水经注》引述，《地理风俗记》对有关地名渊源解释的有27条，《十三州志》有1条，除相互重复者外，应劭解释了渊源和沿革的地名达180个左右。应劭注《汉书》，解释地名渊源的方法、内容，大部分遵循与继承了《汉书·地理志》，但亦有创新。如《汉志》京兆尹浙丰，应劭释为：“太上皇思东归，于是高祖改筑城市街里以象丰，徙丰民实之，故号新丰。”这一解释合理地揭示了新丰城市创立和新丰地名出现的历史过程。又如应劭解释《汉志》：涿郡高阳“在高河之阳”，饶阳“在饶河之阳”，中水“在易、滤二水.之间，故日中水”。应劭对古代地名渊源的解释作出了重要贡献。东汉袁康所撰含有地域性地名研究内容的著作《越绝书》，不仅记载了古代吴越地区的许多地名，而且解释地名渊源30余处，同时也涉及到地名命名规律。如卷8《地传》释朱余说：“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日余。”从语音学角度解释了朱余地名的来源。同时指出了练塘、锡山、炭聚、炭渎等地名“各因事名之”的命名规律。“因事名之”，是我国古代地方命名广泛使用的原则之一。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刘熙的《释名》等字书，对地名的解释也占有相当比重，值得重视。《汉书·地理志》之后，《后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等均记载了大量地名，同样也涉及了对地名渊源的解释及地名沿革的说明。汉代之后，在地理学者中解释地名渊源之风顿开。如曹魏如淳、孟康、张宴，孙吴韦昭注汉书均对《汉志》的某些地名作了解释。如孟康释汝南郡新息，“故息国，其后徙东，故加新云。”释吴房，“本房子国，楚灵王迁房于楚。吴王阖闾弟夫概奔楚，楚封于此，为堂谿氏。以封吴，故曰吴房，今吴房城堂豁亭是。”指出了因迁移使地名沿革变化的规律。张宴释魏郡邯会，“漳水之别，自城西南与邯山之水会，今城旁犹有沟渠在也。”此外，举凡解释地名渊源的舆地著作也日渐增多起来。晋代有《太康地记》、《晋地道记》（王隐），《郡国志》（袁山松），《九州要记》（乐资），《吴地记》（张勃）等，但多已亡佚，仅《华阳国志》（常璩）完整地保存下来。这一著作解释地名渊源达20多处。尽管晋代大多数舆地著作多已亡佚，但从后世著作的征引中亦可略见这些著作对地名解释的一斑。如《艺文类聚》引《晋地道记》：“凉州城有卧龙形，故名卧龙城。”》）太平御览》引《晋地道记》：“幽州因幽都以为名。”《经典释文》引《太康地记》：“徐州取徐丘为名”等等。伴随地名数量的增加和地名知识的积累，至晋代，即在我国出现了第一部地名辞典，这就是京相瑙的《春秋土地名》。该书对春秋地名的渊源作了不少客观解释，简明扼要，如《水经注·济水》所引录的“华泉，地名，即华不注山下泉水也。”即为典型释例。东晋初地理学家郭璞研究地名渊源，颇多贡献。其研究成果主要保存在他所注释的《尔雅·释水》、《尔雅·释山》中。如其释“马颊：河势上广下狭，状如马颊。”“覆黼，水中可居住而有状如覆釜。”“峄：言（山）络驿相连属。”南北朝时期的地理著作对地名渊源的解释更为普遍。如北魏《十三州志》（阚骃）、《水经注》（郦道元）、刘宋《荆州记》（盛弘之）、《湘中记》（庾仲雍）、《钱唐记》（刘道真），宋齐间《永初山水记》（刘澄之），陈《舆地志》（顾野王）等著作均含有对地名渊源的解释。其中地名研究成果最丰富的莫过于《水经注》，全书记载地名达2万个左右，解释地名渊源多达2400处（包括佚文中对地名渊源解释的50余处）。因此，《水经注》实为当时地名渊源及地名沿革研究集大成的著作。陈桥驿教授将这2400处地名按渊源性质归纳类分为：人物地名、史迹地名、故国地名、部族地名、方言地名、动物地名、植物地名、矿物地名、地形地名、土壤地名、天候地名、色泽地名、音响地名、方位地名、阴阳地名、形象地名、比喻地名、相关地名、对称地名、数字地名、词义地名、复合地名、神话地名、传讹地名等24类。《水经注》对地名渊源的研究并不局限于郡县名，而且涉及山川湖泽、井泉陵塘、津渡桥梁、关塞道路、宫殿楼阁、寺观陵墓、城邑乡镇、亭里村墟等地名。但须指出的是，地名渊源研究仅仅是地名研究的一个方面，是地名研究的基础，而在整个地名学领域中还存在比地名渊源更为广泛和重要的研究内容，诸如前述。因为地名渊源仅仅反映地名来源的原始概况，对其进行解释属地名的静态研究。但更重要的是进一步了解地名的变迁和发展，进行地名的动态研究。这在《水经注》地名研究中也有涉及，唯与地名渊源解释相比尚处于薄弱环节。如《水经注·渭水》记华阴县，“春秋之阴晋也。秦惠王五年，改日宁秦；汉高帝八年，更名华阴。王莽之华坛也。”华阴县自春秋以迄西汉末年500余年的地名沿革变化一目了然。这种仅仅涉及地名本身沿革变迁的研究，恰恰反映了古代中国地名研究的实际状况和水平。此外，《水经注》还总结了地名的命名规律：“凡郡，或以列国，陈、鲁、齐、吴是也；或以旧邑，长沙、丹阳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阳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东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树生庭，雁门雁之所育是也；或以号令，禹合诸侯，大计东治之山，因名会稽是也。”同时，郦道元还总结出了“因山以表名”借水以取名”，“非直因山致名，亦指水取称”，“以物象受名”，以物色受名”，等命名原则，并探讨了地名读音及书写等问题。总之，中国古代早期地名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地名渊源的解释以及部分地名沿革和命名原则的探讨上。无疑这不仅为后来的地名研究积累了资料、奠定了基础，而且不断地开拓着地名学自身的研究领域。继《水经注》之后，中国地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有所开拓和加强，其主要表现在于，自隋唐以迄清代中后期，记录有大量地名的全国总志、地图及图经志书的大量涌现。其中唐初《括地志》和唐晚期《元和郡县图志》属全国总地志。前者为李泰主编，共555卷，成书于公元642年，后者为李吉甫撰，共42卷，成书于公元813年，与《括地志》成书相距171年。可借两书均已佚，现存辑录本《元和郡县图志》与《括地志辑校》。这一时期是唐代地名科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地名学研究发展的重要阶段。其标志是：1.地名解释的数量增加
《汉书·地理志》共收录地名4500多个，从各个不同角度作解释、包括渊源解释的778个，占21.7%；而《括地志辑校》收录地名2240多个，从各不同方面作解释的达100%；《元和郡县图志》点校本（部分残缺），收录地名4371个，从各不同方面作解释的占95%以上。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地名语源和语义解释数量的增加：《括地志辑校》60条，占收入地名总数的2.7%；《元和郡县图志》827条，占收录地名总数的19.6%。
2.地名解释内容扩展
作为全国总地志，两书对地名的解释，均兼具地名学与地志学两方面的内容。单就地名学方面来说，从《汉书·地理志》到《元和郡县图志》，在地名解释上，由不录别名到记述别名，这是地名学研究的一个发展，也是地名沿革变动的结果。
3.地名渊源的记述和进一步总结
如《元和郡县图志》释咸阳县，“山南曰阳，水北曰阳，县在北山之南，渭水之北，故曰咸阳。”《括地志》释绛县乾河，“其水冬干夏流，故曰乾河。”咸阳与乾河两地名具有语源和语意双重渊源。归纳地名渊源的类别，《汉书·地理志》仅7类，《水经注》24类，《元和郡县图志》则达到27类。
4.地名读音和书写规范化问题
是两书对《水经注》就这个问题研究的深入与发展。如地名读音问题，汉代征县，“后人误为澄县”，《元和郡县图志》指出：“韦昭云，'征，音惩’，征，澄同声”（关内道，同州）。又汉代略畔道，唐置乐蟠县，《元和那县图志》指出：“按略畔，乐蟠，皆指此诚，方言讹舛，故不同耳”（关内道，宁州）。地名书写问题，唐置围川县，“取今县南伟川水为名”，《元和郡县图志》指出，“
，近代讹作围”（关内道，管州，扶风县）。地名书写不同，亦容易造成地名的混乱。如《括地志》指出，“鄠县，本夏之扈国也。”其实也属读音问题。
此外，唐朝政府还曾于天宝元年（742年）“改天下县名不稳定及重名一百一十处。”总之，唐代地名科学研究的内容及涉及的领域较前者代为扩展了。唐代以后出现的全国性总志有宋代乐史编著200卷《太平寰宇记》、王存等编著10卷《元丰九域志》及欧阳忞《舆地广记》、王象之《舆地纪胜》、祝穆《方舆胜览》、元代《大元一统志》、明代《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清代顾祖禹130卷《读史方舆纪要》和《大清一统志》等，不仅记录了大量地名，而且进一步深化了地名渊源，尤其地名沿革，以及某些地名的规范化研究，对后来中国地名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积累了经验。同时作为地名载体的地图的编绘亦获得长足发展，继西晋裴秀的《禹贡地域图》、唐代贾耽的《海内华表图》之后，宋代程大昌撰《禹贡山川地理图》，宋代石刻古《华夷图》和《禹迹（跡）图》，元代朱思本（舆地图）》明代罗洪先的《广舆图》，清代《皇與全览图》、《乾隆内府舆图》、《钦定皇舆西域图志》，李兆洛的《历代地理沿革图》，胡林翼的《大清一统舆图》，不仅直观地反映了各时代中国地名的空间分布状况，而且展示了地名沿革变，迁的轨迹，是各该时期地名研究的重要成果。除地理总志和全国地理图外，中回封建社会后期还涌现了记载着大量地名的地方图经、志书。据统计，自宋代以来我国地方志总数超过八千种，十万卷。涉及地名达500万处以上。同时，封建时期历代旅行记录、游记，如晋法显的《佛国记》，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明代《徐霞客游记》还提供了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区域的地名和国外古地名及其演化的重要资料。各种丛书同样存储了大量地名信息。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乾隆中成书的西域地名语源辞典《西域同文志》，其以满、汉、蒙、托忒 、藏、维六种文字相对照记录了天山南、北路，西番，青海地区的地名、山名、水名及人名，而以汉字解说地名的语义。如“巴尔库勒，回语，巴尔，有也；库勒，池也；城北有池故名。转音为巴里坤。”这从根本上解决了“一个地名因写法不同竟分为几地”的问题。凡此不仅为我国地名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提出了艰巨的任务，而且也为我国地名学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但应该指出的是，封建时代后期中国地名研究虽然取得了上述诸多成果，但就其研究内容而言，基本上还停留在唐代研究的水平上，即着重于地名的记录、地名渊源的解释、地名沿革的研究，某些地名命名原则的总结及若干地名的规范化探讨等。与前代相比较，只是在地名的数量上、研究地名的范围上有了新的扩展。总体上看，主要侧重于具休地名的渊源和地名沿革研究，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因此，在这一漫长时期中国地名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地名渊源与沿革的研究方面，没有出现重要突破，故也未能形成独立的学科。史念海教授在总结地名研究的这段历史时指出，“地名学和历史地理学在那时不仅不能独立自成科学，就是这样的名称也从来未曾见到有人提过。历史地理学稍胜一筹，还能以沿革地理之名为那时学者齿及，地名学连这一点也是难于谈到的。”显然这是由于古代地名研究长期处于史学、语言学、舆地学的附庸地位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