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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的集合时间是早上7点。 韩红根把尼康D700塞进双肩包，手上拎着三脚架，疾疾往外赶。集合点在灵石路上的花鸟市场门口，离他住的小区很近。老远就看到一辆大巴已经停在马路对过了。红根变疾走为小跑，也顾不得绕点路走横道线，径直穿过了马路。 只见小学同学戴忠民站在大巴旁边。戴忠民小名“双海”，个子不高，人长得精瘦而结实，今天穿了件皮夹克，正把手臂举过头顶大力向他挥手。红根跟他打了个招呼，继续向车门跑去。站在门口抽烟的两个开玩笑说：“迟到了迟到了，今朝中午侬请客噢！” 车上的人基本上跟红根差不多岁数，如今都是60岁上下的阿姨爷叔了。他一边向过道两边的人点头打招呼，一边往里走，找了个位子坐下来。 不一会儿，发车了。车前的电子钟上显示的是时间是6点55分。今天，是弄堂里老邻居聚会去浙江长兴农家乐的日子。 车厢里三三两两的交谈声此起彼伏。算起来，西康路、澳门路上的永庆里拆迁有三十年了。像这样大规模的聚会是从去年才开始的，之前都是小范围的联络。 大巴驶过岚皋路桥，沿着中山北路向西，开到金沙江路轻轨站旁边停了下来。这是第二个集合点。当年老房拆迁后，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新房分在甘泉北块和这边附近，所以集合点就定在这两个地方。当然，也不乏有人一大早从莘庄、丰庄、塘桥赶过来的。 轻轨的高架轨道下面，另一拨人早已在等候了。聚会的召集人余德国和张龙龙也在这边上车，这次他们总共组织了四十多个人。据说去年8月第一次大规模聚会去安吉，德国特意买了人家结婚放的一千响鞭炮。发车前噼里啪啦放了一通，颇是引了一些路人围观。他还专门自制了一块红色横幅，请人用毛笔写上两行大字：“永庆里老邻居相约安吉———乔迁30周年纪念活动”。这次去长兴，是第二次大聚会，准备玩上三天两夜。 大巴在这里稍作停留，爷叔们趁机下车抽根烟。两路人马会合，少不了要相互递烟、热络地聊上两句。有些人隔着上街沿的栏杆就开始握手、打招呼，看来是好久没见了。
余德国手上捏着本小笔记本，忙着清点人数。一行人陆陆续续上了车。一个谢了顶的爷叔坐到红根前面的空位上。两人笑着互相看了看，红根先开口：“侬是王勇啊？”见对方有点迟疑，他又自报家门：“我是红根啊！”“噢！红根！长远没看到了。”王勇反应过来，两人都很高兴。 “这是啥人啊？”坐在后排的几个人没认出王勇，都在小声问。“王勇！”红根说，“我先开始也认不得，后来伊一笑，还是跟小辰光一样，认出来了。” “侬现在长得比较老成嘛。”有人跟王勇开玩笑说。“老了老了。”他憨厚地笑笑。 说话间，大巴正式向长兴进发。老邻居之间一番东拉西扯，越聊越热络，车厢里的分贝渐渐升高，盖过了司机播放的流行音乐。先开始，大家用的还是上海话，渐渐地，声音里夹杂了一些苏北话。当年他们居住的弄堂原是一个苏北人聚居的社区。 车行将三个多小时，一行人住进之前预定好的三层农家小楼。 正好是午饭时间，永庆里聚会的这拨人坐了四张桌子。有的一桌人当年是住同一条小弄堂的邻居；有的相互之间沾亲带故，当年因为有亲戚关系都住永庆里，现在一起来参加聚会。 红根这一桌清一色的爷叔，都是小时候的玩伴。他们中午就开始喝起酒来了。罗伏林特意带了一坛女儿红过来，号称是“十年陈”。“人家送给我的时候是五年陈，我又放了五年，这不是十年陈吗？”他说。自从生了肺气肿，他烟酒就比较节制了。但是这次出来玩高兴，香烟已经抽了好几根。 热菜一个个端上来。有人帮着伏林分酒，有人默默地把整只的蹄髈、汤里的土鸡拆解开来。大家配合默契，都是居家好爷叔。 冯扣指指小四子，示意帮他多倒点酒：“他酒量好！”如今的小四子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了，他护住手里的酒杯，面露难色说：“我一顿最多吃两杯黄酒，再多不来事（不行）了。”“瞎讲！”冯扣揭穿他，“我跟你从小玩到大，喝了那么多趟，从来没看见你醉过！” 伏林也劝小四子多喝点：“你看，这个台子上没人叫你名字'钱咸仪’，都叫你'小四子’，这个就是弄堂里人。就是你到九十岁，也叫你'小四子’，老邻居就是这个样子。” 老邻居碰头，大家还是习惯像当年在弄堂里一样，叫小名或绰号。说起来，弄堂里形形色色的名字还真不少：金根，牙根子，庄狗子，牛丫头，三连子，小龙，小牛，小兔，大公鸡，小力士，大头，小头，娃娃，宝宝…… 这些小名、绰号的由来五花八门。小四子上面只有一个哥哥，但他叫“小四子”，因为在大家庭里排行老四。金根的本名叫“朱茂银”，大名里有“银”，小名里有“金”。冯扣的本名叫“杨勇”，并不姓冯。叫“冯扣”是因为隔壁冯家多子多孙，取名“冯扣”有“姓冯的人把他扣牢，健康成长”的意思。 “苏北人起小名欢喜起根啊扣啊，狗啊猫啊，好养。”旁边的爷叔说，“冯扣自己大概也忘记脱了，小辰光他到十几岁还留个小辫子，穿了耳朵洞，用来辟邪的。” 还有一些绰号当初究竟是怎么来的，如今已不可考。有人问：“我一直搞不懂，龙龙的哥哥为啥叫牛丫头啊？”“我也不晓得。”龙龙说。 王勇坐着话不多，大家考他：“我们这一桌人，你都认得啊？”王勇笑笑：“有一半人认得出。” “刚开始不认得是正常的，但是坐车子三个钟头下来了，应该认得了。”“下趟多出来聚聚，不要闷在家里。我们这个岁数，还好聚多少年啊？”大家说。然后一帮爷叔讨论起头发的问题了：谁的头发“好”，头顶依旧茂盛；谁的头发“不行”，发际线渐渐后移或是开始有白头发了。 饭桌上此刻大家使用的是当年弄堂里的“官方语言”：苏北话。但有趣的是，并不是所有人祖籍都在苏北。“我山东人。阿拉从小苏北人圈子长大的。所以苏北言话都会讲。”龙龙说，“现在屋里厢也好，单位里也好，社会上也好，苏北话基本上不讲。但是到了此地，自然而然地就讲了。” “我宁波人，而且我小辰光宁波长大的。”伏林说，“阿拉屋里厢讲宁波言话，但是跟弄堂里人都讲苏北言话。” “讲啥言话，都是跟着环境来的。”龙龙说，“原来阿拉对过，一家门浙江诸暨人。刚刚来的辰光苏北言话听不懂，后来讲得比我还要好。 “跟伊拉讲上海话犯忌的。在弄堂里侬讲上海话，人家讲：啥地方来的人？”龙龙又说。当年在他们居住的区域，生活的大都是苏北移民和移民后代。讲上海话的反而是少数群体。金根说：“讲上海话，阿拉叫'讲蛮子话’。上海本地人待的圈子，阿拉叫'蛮子窝’。”
酒过三巡，王勇的脸上渐渐有了光彩。他跑过来，拿起一个酒起子，在桌上画出当年弄堂的格局。 “阿拉弄堂叫'永庆里’，在西康路1371弄，里厢有两个支弄，48支弄跟104支弄。阿拉都是104支弄的。”他说，“侬看，阿拉支弄当中一条主弄堂，两边各有八排房子。阿拉小辰光文化大革命，有两年不读书，一帮人天天在弄堂里蹿来蹿去。噶许多年数了，老多人面孔我已经认不出来了。但是一讲原来住啥位置，我就反应出来了。现在回想小辰光大家一道白相，老珍惜呃。” 沿着现在的澳门路向西行，走到与西康路交界的地方有个加油站。红根记得，小时候这个位置是上海机床铸造厂，澳门路到此就告一段落了。而现在绕过加油站，澳门路在稍稍偏北的地方重新起头，一直延伸到常德路。新延伸的这一段就是当年的西康路1371弄。过去，从西康路上拐进这个门牌，里面有好几个弄堂。这些民宅和工厂混杂在一起。永庆里在走到底、靠近常德路的那一头，弄堂里面有个肥皂粉厂。而正对着弄堂口的是一家织布厂，名叫“色织一厂”。 如今，矮平房都被高楼所替代了。挂着木质门头，上面写着“永庆里”三个字的弄堂口，现在是长寿新村的大门口。对面的色织一厂也变成了美发沙龙、自助烤肉。只有学校和清真寺还在原位。当然，当年他们就读的常德中学旧址，现在已是一所职业学校的校舍了。 “弄堂里年纪大的都晓得，阿拉老早实际上叫'东瀛里’，后来再改叫'永庆里’的。”伏林说，“阿拉住的弄堂，最早是日本人给纺织厂工人造的宿舍，是'沪西内外棉九里工房’之一。” 1911年，日本内外棉株式会社来上海办厂，发现杨树浦沿江一带已为英美等国工厂所占，于是转向苏州河，开设内外棉三厂。此后又陆续在普陀创办了数家纺织厂。 为了安置纺织工人，1913年，内外棉财团建成东瀛里砖木平房12间，砖木2层楼房7幢。之后又建造了南大旭里、北樱华里、北大旭里、锦绣里、南樱华里、梅芳里、东京里等工房。 “日本人跑脱以后，阿拉改名叫'永庆里’。”伏林说，“旁边东樱华里、西樱华里改名叫'东英华里’、'西英华里’。还有一个东京里，改名叫'正红里’，纪念顾正红。” 当年的“内外棉九里工房”都分布在长寿路（原劳勃生路）、西康路（原小沙渡路）附近。这一带被称为“大自鸣钟”，也与内外棉公司有关。1926年，长寿路、西康路路口中央曾建起一座14米的钟塔，用来纪念已故的内外棉株式会社总经理川村利兵卫。人们称这座钟塔为“大自鸣钟”。当时它在沪西属于第一高层，站在塔顶遥望苏州河，所有的纱厂一览无余。 “老早大自鸣钟在上海蛮有名气的。这只钟楼，阿拉小辰光还有印象。到（上世纪）50年代末把它推掉了。”伏林说。 桌上这些爷叔的父辈、祖辈，当年因为战乱、灾荒，从苏北逃难到上海，沿着苏州河来到沪西一带。他们到日本人开的纱厂、纺织厂当工人，住进了“职工宿舍”永庆里，从此安顿下来，成为来上海的第一代移民。 当然，永庆里的居民也不尽然都是纺织厂里的工人。比如宁波人伏林，家里有人是开烟纸店的。“日本人宿舍造好以后，伊并不了解工人的情况，所以不可能自己来管理，肯定是找下面的中国人去安排。这些人就'以权谋私’了，把房子再转租给其他人。”他解释说，“阿拉附近有个有名的大流氓，伊不是内外棉公司的，但在永庆里里厢有三套房子。阿拉屋里厢就是用500块银洋钿问伊顶的房子。”
永庆里的弄堂走到底，就是沪西清真寺。伏林记得，清真寺有一扇很大的黑漆木门就开在弄堂里。 旁边的南、北英华里住着许多回民，所以附近有回民幼儿园、回民小学和回民中学。伏林、红根他们都在回民小学念过书。开斋节的时候学校里会发一些吃的，清真寺就更加热闹了。“弄堂里厢金海、锦荣、金发是回民，伊拉会带我到清真寺去。”伏林回忆说。 以清真寺为界，往苏州河方向的那一片区域就是药水弄了。事实上，沪西清真寺的原名就叫“药水弄清真寺”。 19世纪末，苏州河渡口附近有几家烧制石灰的土窑，被当地人称为“石灰窑”。1907年，英商美查公司把制造三酸的江苏药水厂迁到这里。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附近工业发展，大量难民进厂做工，并在这里搭建棚户居住。由于那时石灰窑已停业，居民就以药水厂为名，称这里为“药水弄”。后来，该弄被编为西康路1501弄。 虽然都是苏北人聚居的地方，地理位置上又紧密相连，但永庆里的人有意识地要和药水弄“划清界限”。 “阿拉跟药水弄两样的。”伏林说。 “老早谈朋友，阿拉不讲药水弄的。人家问：'侬住了啥地方？’'我永庆里的，西康路上的。’'那边啊是药水弄啊？’'不是呃，药水弄在阿拉后头！’”金根说。 他解释说：“老早要到药水弄去，必定要从阿拉这个弄堂的大门进去。前头是阿拉永庆里的地盘。要经过阿拉，里厢一块才是药水弄。严格地讲，永庆里不属于药水弄的真正地块，属于药水弄的边缘。” “侬讲住在永庆里跟药水弄的人有啥大区别？也不一定的，都是苏北人多的地方。”他继续分析，“但是药水弄里厢私房比较多，棚户、滚地龙，房子比阿拉差一点。而且药水弄比阿拉名声要差。'三湾一弄’（潘家湾、潭子湾、朱家湾和药水弄），上海滩有名的。” 说到这里，他下了结论：“阿拉不属于药水弄！” “这个概念侬一定要搞清爽。”双海激动地站了起来，“过了清真寺，才是药水弄。清真寺是一条界限。阿拉相当于在'内环’里厢，不属于药水弄。” “阿拉在药水弄口头（外口）……哎呀，实际上也算药水弄圈子里呃，逃也逃不脱。”龙龙坦然说道。 不过讲起小时候“调皮捣蛋”、“打相打（打架）”，几位爷叔齐声表示：“阿拉不比药水弄差呃！” “文化大革命有几年不读书，阿拉就参加打相打。”冯扣说，“为啥要打啊？比方讲，人家想欺负弄堂里厢的人，出于江湖义气，大家都要帮忙。阿拉这个地方的人呢，一般不去惹人家。但是侬惹了阿拉，也对侬不客气。” 用爷叔们的话来说，冯扣小时候“欢喜闯祸”。冯扣介绍说：“药水弄里厢有几个人，市面上蛮有名气的。伊拉名气响，但是真的要打起来，阿拉永庆里不比伊拉差。啥道理呢？阿拉心齐呀，一帮人拼命打。拿啥打啊？棒头，三角铁。” “最简单的就是拿学校里的桌椅。凳子敲两记，手一扳，里厢三角铁就拿出来了。”红根说，“常德中学最倒霉。阿拉不读书了嘛，动不动就敲桌椅。” “侬记得？有趟附近流氓头子全部抓进去，关在沪西工人俱乐部里厢的茶室，关了两个多月……”大家回忆起了往昔“峥嵘岁月”。 隔壁桌的李巧银带了老公老万一起来参加聚会，大家笑称他是“永庆里的女婿”。老万退休前是一所重点中学的英语教师。巧银对老公很佩服，夫妇俩总是夫唱妇随，一起出现。不过说到老万的“出身”，巧银开玩笑说：“伊比阿拉还要差，潭子湾的。” 巧银年轻时在上粮一站工作，老万是师父帮她介绍的。“我爸爸妈妈本来不同意的。因为阿拉永庆里的档次比潭子湾要高一点。阿拉1371弄靠近澳门路这里唻，潭子湾要过苏州河了。”她说，“我师父讲，潭子湾是不好，但是他们家三兄弟全是大学生。我就是冲着他是大学生去的，我欣赏有文化的人。”
就是这次弄堂集体游玩西郊公园，花掉德国半个月工资 在农家乐的最后一顿晚饭，双海举着杯子来找“大宗”宗俊华。“我特地来要找你呢，大宗啊。”他说，“除了德国，我对你印象特别深。我小辰光就欢喜跟你一道玩。”两人坐在一起，一起吃了会儿老酒。 “凭良心讲，大宗对我关心蛮多的。小辰光有这个印象，永远抹杀不了。”双海在饭桌上说，“还有德国，组织阿拉打乒乓。我得了名次，发给我一张奖状。尽管是伊在屋里厢画的奖状，我拿到老开心的。” 说起永庆里，几乎每个老邻居都会提到：“老早家家人家门不关的。”“白天有陌生人进来，年纪大的看到马上问：你找哪个啊？把人家吓得逃掉。”龙龙说，“现在讲起来，有种安全感。”在弄堂这样一个狭小而又半封闭的环境里，住在里面的人就像一个大家庭，相互依存。 那时每家每户的孩子都多。父母忙于工作，各家的小孩便玩在一道，大的带小的，在弄堂里蹿来蹿去。龙龙说：“伊个辰光屋里没啥规矩的，吃好饭就嗡（挤）了一道。屋里地方小，床上床下嗡得都是人。爷娘不管的，看到就讲：你们来啦。” 事实上，大宗和弟弟“小宗”宗俊和很早就从永庆里搬出来，住到武宁新村去了。“阿拉1966年就搬脱了，我初中一年级。这多少早啦？永庆里廿年以后再拆脱呃。”大宗说。可兄弟俩还是喜欢回到弄堂里玩。“不一样呃！侬想想看，阿拉在永庆里门好不关的，端了个饭碗，一边吃饭，一边东家跑西家玩。武宁新村就两样了，一间一间门关起来的。” “所以讲，都是赤屁股（光屁股）朋友。有多少年纪，就有多少缘分。”金根说。 “江北言话讲：不容易哎。”双海说。 余德国比其他人要年长几岁，当时在弄堂里是“孩子王”。“我16岁就上班了，像童工一样。”德国说，“我本来曹杨二中的。阿拉阿姐读大学了，阿拉娘就叫我不要读下去了，早点工作。” 德国上班后挣来的工资，大部分都成了带弄堂里孩子出去玩的“活动经费”。“上班以后马上买了只135照相机，上海牌582型。总归要拍些景点啰，带伊拉到国际饭店、外滩、长风公园……天天白相到老晚，回来再到阁楼上冲啊洗啊。阿拉白相的故事太多了。” “一个号头（一个月）工资13块。带一帮小孩到西郊公园白相，门票5角一张，我来埋单。12个人，半个号头工资用脱了。” “埃个辰光放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我买了35张票子到弄堂里厢发，还是没摆平。” “阿拉屋里买了只红灯牌收音机，哦呦，开心死了。弄堂里厢老稀奇的。” 大家都还记得到德国厂里借光吃冷饮的事情。“老早冷饮不是想吃就能吃的。要吃就到他那里去。”红根说。 “我老早工厂就在西康路菜场斜对面，钢铁工人到天热有盐汽水吃。”德国说，“我开始上班的辰光，伊拉都在读书。到文化大革命，伊拉没事体做唻，都来白相了。” “夜到（晚上）三四个人一道去，弄点盐汽水，还要抢了吃。”红根说。 “我晚上上班一个人，伊拉来陪陪我，也蛮好的。”德国说，“埃个辰光没物事吃。吃点汽水，老好了。伊拉吃的话不是一瓶两瓶，吃了蛮多的。我脑子里老早想好了，'你们敞开吃！’吃好等伊拉走了，我往汽水瓶里灌点自来水。灌满以后呢，我就摆在架子底下。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啥人晓得啊？等人家发现是自来水，我就讲肯定是运输工人掉包了。” 讲起年轻时的趣事，大家都笑了起来。文革最初那两年，弄堂里的少年天天玩在一起。金根说：“打拳、锻炼身体的也有，唱歌的也有，扎象棋的也有，两年就是这样过来的，不读书了嘛。” 但是很快，大家开始各奔东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双海、伏林、荣生去了黑龙江，大宗、小宗、红根去了云南，龙龙、冯扣去了安徽。“我记得是66年6月开始停课的，68年10月开始分配工作了。”金根说，“66届、67届，屋里厢条件比较'硬’的，或者是长子，或者屋里有人分在外地的，大部分都留在上海。像我是66届的，就分配到工厂当工人。68届69届'一片红’，基本上都到外地去了。” 十几岁的少年，对于今后的命运还懵懵懂懂的。“小宗去云南，学校里开家长会，是叫我去开的。”德国说，“伊拉到外地，几乎每个人我都送的。”
文革期间，龙龙的哥哥（后面左二）到江苏大丰农场务农，回上海探亲时跟大宗（后左）、金海（后右）、德国（前排）等人一起在豫园合影 远在他乡，前路迷惘，不知何时能够回来，但弄堂是他们的大后方。“我跟伊拉一直通信的。”德国说，“伊拉到外地去了，要迁户口，我来迁；屋里有朋友来了，我来招待；上海有啥事体，我来照顾。反正我办点事体，伊拉也蛮放心的。” 睽违十年，知识青年返城，现实问题又接踵而来。大宗从云南回来，老婆小孩有了，家里没地方住。“1980年回来的，女儿半岁多点，还抱在手里。”大宗回忆说，“阿拉武宁新村的房子，25个平方，住了八九个人。晚上弄两块木板搁在床边，睡一觉，早上再拆脱，只好这样。” 这时，德国提出：“我帮侬造一间。”地方是选好了，就搭在天井里，缺的是建筑材料。他从厂里借了部黄鱼车出来，叫了弄堂里两个还没上班的小兄弟，天天晚上去“扫街”。 “夜里厢，天黑的辰光，踏了黄鱼车，就在老房子这只角兜———附近厂多嘛。眼睛扫描，看到厂家掼在门口的砖头就拾，拾了就跑。阿拉倒是一趟都没被抓到过。”大宗说，“啥煤屑砖、95砖、85砖……不管啥砖头，反正是好起墙头的，统统拾回来。我记得寻砖头是春天辰光，寻了一个多月。” “辣末（最后）一天拾的物事比较多。”德国也回忆说，“最后还差一扇门，到处兜，我想今朝夜里肯定要解决脱。” “黄沙没有，弄堂里金海是翻砂厂里的，弄了点黑沙来。”大宗补充说，“做家什（家具）的木头是我从云南带回来的。当时上海家什买不到，木头也很难寻到，云南知青绝大部分都带木头回来。” 春天起意，6月终于动工。“实际上我又没做过泥水匠，阿拉五六个人，只有一个人稍微懂点，算半个泥水匠。”德国说，“但是不管，造！否则哪能办啦？忙了两天，房子搭好了，住房问题也算解决唻。” 搭在天井里的这间“违章建筑”6个平方，“里厢摆只床，一只五斗橱，结束”。“天热嘛热死，天冷毛巾挂着结冰。但是不错了，阿拉总算有个自己的小天地了。就这样待了一年多。”大宗说。 他一直很感念老邻居们的帮忙：“埃个辰光真的是靠朋友啊！我跟阿拉老婆讲，德国帮阿拉大忙了。” 时间的年轮继续滚向上世纪80年代中期，永庆里拆迁了。现在坐在一起回想起来，那时大家都还来不及怀念老邻居间几十年的情谊，就纷纷搬离了弄堂。虽然对很多家庭来说，这里可能是他们当初从苏北等地移民过来时，在上海落脚的第一个地方。“埃个辰光蛮想拆的，都想煤卫独用。老早天天要倒马桶、生煤球炉。” 于是在那个连固定电话都还没有普及的年代，大家的联系断了。不过似乎也无暇顾及这些———有了家庭，有了孩子，市场经济的大潮正要袭来，每个人都在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至少，不要被时代的大潮所吞没。
聚会最后一顿晚餐的酒喝完了，农家乐麻利的老板娘早就把桌上的残羹冷炙收拾干净了。有人起身，参加四国大战去了。隔壁一桌围坐的人却越来越多。一杯茶放在空桌上，大家三三两两地聊着天。 一个阿姨问：“（19）85、（19）86年就搬了噢？我记得阿拉（19）86年4月20号结婚的，结好婚就搬出去了。前头已经搬脱交关了。” “阿拉娘埃个辰光也搬脱了。你们结婚等于是人家搬脱，房子拆空了，正好拿来办酒席、摆台子。”张月娥说。她和母亲一样高挑苗条，穿了件大红色针织衫。“对对。”那位阿姨点点头。 龙龙说：“埃个辰光都是弄堂里摆酒水。邻居好到啥程度？侬弄堂里要摆几桌，张三李四讲好，人家早上起来床拆脱，让侬摆酒水。房子都小来兮的，所以床要拆脱。“ “我谈朋友，天热辰光阿拉朋友不敢上门的。为啥？夜到乘风凉都坐在弄堂里。跑进去从第一家到辣末一家，都盯牢侬看，像夹道欢迎一样的，要命了。”龙龙又笑着说，“当时住房条件是相当困难，但是现在想想蛮好，像大家庭一样。啥人屋里厢有点事体，自有人会来帮侬忙的。” “红白喜事都有人帮忙。”张月娥接口道，“我记得当时侬已经搬脱了，阿拉奶奶没了，天热噢，人（遗体）要在屋里摆三天。老早又没空调啥的，大龙、大公鸡，还有几个老邻居，黄鱼车踏出去帮阿拉买冰。屋里大脚盆都拿出来，也不嫌鄙（嫌弃）这是丧事。阿拉讲也不用讲。” 龙龙点头称是：“伊拉自会安排，埃个辰光人是老实惠的。” “人情味道老重的。”张月娥继续说，“小三子帮阿拉烧豆腐饭。阿拉小弄堂里十三户人家，每家人家摆一桌。家家都老自觉的，把台子摆好。反正全弄堂这天也不烧饭了，豆腐饭都一道吃。” “还有余小平伊拉阿哥插队落户，爷娘到江西去看。小平讲，我一家头（一个人）没饭吃了，就吃在阿拉屋里厢。”她说。 “阿拉叫永庆里，西康路1371弄104支弄。再挨下去每家人家，总共是159只门牌号头。”张月娥轻轻念道，这些数字从来不曾忘记。接着她又问龙龙：“我考侬只问题，阿拉老早公用电话号头多少？我提示侬，6位数。” “536074！”龙龙马上反应出来。 “哦呦，余小平，伊脑子好呃！我问伊老早电话号头多少，伊马上报出来了。”张月娥对桌对面戴奶奶的儿子余小平说。 “536074！”桌上其他几个人听到，也纷纷报出数字。 “我老单位电话想不起来了，这只号码不会忘记脱。”龙龙说，“老早谈朋友没办法呃，要打公用电话呃呀。” 小平也说：“今朝老二（小兔）来，我问伊，老早老房子里传呼电话号头多少，报给我。伊马上就讲了。” “去年第一趟聚会我不晓得。这趟接着通知，我讲我要来的。阿拉姆妈听了，伊讲伊也要来。老激动的，要碰头。”张月娥说，“阿拉妹妹也想来。但是伊还在上班。假使双号来，伊只要请一天假。现在要请两天假，没人帮伊做。” “这趟德国打电话来讲：侬是小娥？我是德国啊。我一记头反应过来了。因为上趟听伊拉讲聚会是德国组织的。假使不晓得，噶许多年没联系了，我还要反应一下。”她说，“侬问我为啥想来啊？念旧呀。我们老早一道读书、一道长大。刚刚坐侬旁边的阿姨，伊还帮我梳过小辫子来。” 龙龙说：“阿拉分开来至少三十年打底了。” “哦呦，我结婚以后就跟你们没碰过头。”张月娥说，“阿拉儿子都31岁了。我结好婚两年以后再生阿拉儿子的，侬想想看，最起码三十四五年没碰过头了。” “但是一看就认出侬了。”龙龙说。“说明我没啥变化。”张月娥笑着说，“我也认出侬了，侬也没变。说明阿拉青春的尾巴还抓住了。哎呦，阿拉两个开始相互吹捧了。” 陆续有人加入进来，十人座的桌边圈子越来越大，围坐了十五六个人。大家聊天的声音也越来越响。“阿拉弄堂里厢开大会了啊！”龙龙说。 赵红香、赵红宝姐妹坐到龙龙、张月娥旁边，指指龙龙说：“阿拉老早住贴对过。” 姐妹俩跟有些老邻居多年未见了。“31年唻。”红香说，“我大肚皮的辰光进医院养阿拉女儿，娘家搬脱了。噶许多年数没碰头了。有辰光我乘24路到老房子附近，莫名其妙有种回到自己屋里的感觉。” 红宝说：“假使带了小孩经过，必要讲的：这是阿拉老早住过的地方。” 尽管嫁出去以后跟很多人就断了联络，但是再相聚，“感觉就像屋里厢人一样”。“看到老邻居蛮开心的。阿拉讲，疯的辰光忘记脱自家岁数了。埃个辰光刚刚30岁，现在60岁了。”红香说。 “人生有几个三十年啦？再等三十年阿拉要去了。”红宝感叹说，“刚刚还在讲，年纪轻的辰光，想碰头不可能的。大家都在忙生活、忙家庭。现在退休的退休了，小孩嘛也大了。” 夜色深了，几个阿姨先回房去睡了。农家乐的房子都是三四个人一间，第二天起床一碰面，大家都说“昨日聊到夜到12点钟”。 最后一天，红根背来的尼康D700和三脚架终于派上了用场。老的小的坐前面，五六十岁站后面，大伙儿一起拍了张集体照。住在同一家农家乐里的人跑出来看热闹，打听了一下，相互交流说：“哦呦，伊拉正宗老邻居！” “喜相逢，有机会再聚！”临行前的餐桌上，祖籍山东的龙龙举起酒杯，用苏北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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