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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前的南昌起义意义非凡，她宣告我党走上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道路，也开启了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但要说起由我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那就要追溯到1924年。 当时在周恩来的提议下，准备创建一支以保护大元帅府安全和铁路安全为基本任务的铁甲车队，而这支部队的筹建工作也是由周公负责的。几位主要负责人都是周公从黄埔军校调来的，值得一提的是几位都是我党党员。 后来铁甲车队正式成立，他在真正意义上成为由我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支革命力量。先后有两人当过铁甲车队队长，一位叫徐成章，是一位1923年的老党员，省港大罢工期间，他被调去担任罢工工人纠察队总教练，队长一职就由副队长担任，这个人就是周士第。  北伐名将随着国民革命的发展，陈延年和周公进一步认识到，我党掌握一支革命军队的重要性，1925年底，在周公筹划下，铁甲车队作为一支骨干力量编入叶挺独立团，周士第担任独立团参谋长兼一营营长，成为叶挺的得力助手。 北伐开始后，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率先出发，周士第领导的第一营走在队列最前方，所以被大家称为“北伐先锋的先锋。 贺胜桥战斗中，周士第在独立团三面守敌的情况下，准确把握战机，亲率一千多名手持刺刀的独立团官兵冲向敌营，与敌军拼死搏杀，最终攻占贺胜桥，打通通往武汉的最后一道门坎。 在后来的武昌战斗中，他又带头写遗书，待发起总攻后，他指挥部队架设云梯，硬是在通湘门取得突破，攻进南昌城。随着大批北伐军的涌入，城内守敌最终崩溃，全部缴械投降。捷报传来，周士第“古有抬棺出城，今有留书攻城”的壮举传遍武昌城。  北伐胜利后，国民革命军进行了扩编，团长叶挺升任25师副师长，在叶挺举荐下，周士第接任团长。但他没有想到，仅仅数月之后，革命局势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老蒋和汪精卫先后在上海、武汉发起反革命政变，虽然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暂时没有反共倾向，但谁也不清楚不久后会不会有变化。 参加南昌起义7月底的一天，师长李汉魂专门找他谈话“张发奎总指挥非常欣赏你，要重用你，希望你跟着他走，不要再跟随共产党走了”。对此不为所动的周士第只是含含糊糊应付几句，但他在内心深处感觉有大事要发生。 果然在8月1日清晨，上级党组织安排聂荣臻来到73团，告诉周士第南昌起义的消息，并指导25师起义事宜。经过商议他们决定在午休之际，以野外训练的名义带着队伍走，最后跟着周士第赶赴南昌参加起义的有73团、75团以及74团大部。 途中他们击退张发奎、李汉魂的阻击部队，在第二天到达南昌，成为起义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这支部队经过整编后仍使用25师的番号，周士第担任师长，此时陈毅是73团政治指导员，林帅是连长，许光达是排长，粟裕才是班长，可以说此时周士第的地位比元帅都高。  南昌起义军总共两万余人，但南下进军并不顺利，除了叛离的第十师，还有不少因水土不服患病的非战斗损伤。后来起义军分兵后，25师在三河坝阻击敌军损失惨重，而南下主力也在汤坑战斗遭受重大损失，此时南昌起义在实际意义上已经失败了。 十月下旬，周士第奉朱老总安排去香港寻找党组织，汇报起义军状况，同时请示下一步的工作。抵达香港后他费尽周折找到了李立三，在等待上级回复时不幸患上疟疾，后因无钱治病，又迟迟得不到上级的指示，加上广州起义造成香港形势严峻，最后他决定离港去南洋投奔在马来西亚做工的族兄周士爵，后来养了半年，病情才完全好。 后来周士第回国后，虽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一直坚持反蒋斗争，甚至一度被捕入狱，幸在宋庆龄的营救下才得以释放，一直到1934年2月才回到中央苏区，担任红军大学军事教员。 经过组织审查后，做出结论“周士第同志的党龄从1924年起连续计算”，以这种方式肯定他这些年在党外从事的革命活动。 获授上将后来参加长征的周士第也是经历生死考验，1935年红军走出草地，准备沿着白龙江向腊子口进军，这就要经过倚岩壁架设的栈道，但这栈道年久失修，早已破烂不堪，待工兵抢修后，周士第不放心亲自牵着骡子走在前面探路。 没想到骡子踏破栈道掉入江中，也把牵绳的周士第拽了下去。大家都认为周士第这次牺牲了，没想到他命大，被江水冲出几里地后成功上岸，这也多亏他从小练就的一身好水性，最后他紧赶慢赶与大部队才会合。  长征胜利后，周士第担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与贺老总做了多年的搭档，一直到1944年因为肺病日益严重，不得不去后方接受治疗休养，两年后在他的要求下终于重返工作岗位。 1948年华北军区成立后，周士第担任第一兵团副司令兼副政委，与他做搭档，担任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是他黄埔一期的同学，我军名将徐向前。 三大战役胜利后，我军开始了全军整编，周士第担任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建国后他曾任防空军司令员，作为一个兵种的领导者，地位是非常高的，不过在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上将，而担任装甲兵司令员的许光达，作为红二军团的代表被授予大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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