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从南繁看巨变

PaperRSS 2022-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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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毛昌祥授权发布

我们国家地域辽阔，从南到北，跨越几个气候带。在我国从事农作物育种，特别是水稻、玉米、棉花、甘蔗等的育种，如果只在适合其大规模生产的区域进行，会由于气温和光照等条件的限制，往往需要更长的育种周期和年限，为了提高育种效率，就要在冬季到我国最南端的海南进行加代繁殖或制种。在海南，真正能够算得上热带气候的又只有三亚和附近的几个县份。当然，有的地方，只是在小范围进行小规模的加代，繁种，可以在当地建设温室或人工气候室进行，但是成本很高，试验的结果和在露地条件下差异很大。所以，冬季到海南进行南繁，就成了我国水稻等作物育种的重要环节。

上世纪70年代，由袁隆平院士引领的我国杂交水稻研究取得成功，全国各地都到海南冬繁，形成过“千军万马下海南”的场面。不少地方在海南三亚等地建立了南繁基地。我1984-1996年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工作时，担任该中心分管科研和外事工作的副主任，协助袁隆平主任，所以要经常组织单位的科技人员到海南进行南繁。那个时候的南繁非常艰苦。一是路途交通及不方便，要坐汽车、火车、轮船，还要步行。二是工作与生活条件极差，根本就没有空调、冰箱、电视之类。住的房子简陋，破旧，每天都要在烈日阳光下，在田间做杂交，干花粉、收种子。所有的农活都要靠手工，后来才有了手扶拖拉机、脱粒机等。

袁隆平（右2）和罗孝和（左2）正在下象棋，观战的有张慧廉（右1）和陈秋香（左1）这些人后来都是国内顶尖的育种专家

上面这张老照片，是摄于1980年代中期，三系杂交水稻在我国已经取得了成功，袁隆平团队开始了新的征程，向两系法、亚种间杂交水稻发起攻关，他们每年要到海南三亚进行长达3-4个月的育种工作。白天很早就要下到田里，趁着太阳没有高挂，水稻还没有开花散粉的时候，或是下午太阳快要下山，就要到田间，将水稻的颖花去雄，第二天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间进行人工授粉。海南三亚的太阳，是何等的火辣，哪位育种者的皮肤不是晒得黑奥奥的。照片上的四个育种者，只有在夜晚，在简陋的住房内，昏暗的灯光下，下下象棋，打打扑克，来放松休息一下。那个时候，有一台小收音机，就是最奢侈的“家电”了。如果晚餐后就去睡觉，一是热，二是蚊虫很多，没有办法入睡。下棋打牌，聊天算是最好的休闲了，体力恢复了，第二天才能继续田间烈日下的劳作。

大家请仔细看，他们下棋的这张桌子，就是他们共用的办工作，试验台。那里放着一小瓶紫黑色的药品，那就是他们在显微镜下观察水稻花粉时，用来将花粉染色的碘—碘化钾溶液，只有在水稻花粉上滴上了这种染色液，才能区分哪是正常花粉，哪是不育的花粉。每天要看成千上万的花粉染色片，眼睛也是很吃力的。再看，他们头顶，那只两度微弱的灯泡边挂着的那一捆稻穗，那是他们在田间选到的认为要保留做种的穗子，挂在那个地方让它干燥，可以避免老鼠的偷吃，白天他们出门下田时，窗子是要关上的，也怕鸟儿来吃它们。

这张桌子的两个抽屉，非常重要，里面有做水稻花粉显微镜检测时要用的那些东西，如载玻片，盖玻片，镊子，小剪刀，记录本等。还有袁隆平抽的香烟，扑克牌、象棋之类。塞得满满当当的，因为这两个抽屉，是这间房子里唯一可以关得“严密”的“纳物箱”，老鼠很难进去捣乱。需要时，可以上锁。

他们喝水，就是桌子上的那种搪瓷口杯，泡上浓茶，喝上一天，茶叶在泡了最后一趟之后，也被他们嚼碎吞到肚子里，也当是降暑药了。他们谁的床铺，白天就是办公，开会的座椅，上面铺着草席子。从田间采回来要进行显微镜花粉检测的稻穗，就摆满在席子上，什么虫呀，灰呀，到处都是，晚上睡觉前，拿起草席抖一抖，冲个冷水澡，就睡觉，一般倒下去一觉睡到天亮，累得困得连梦都没有机会做。

全国各地每年到海南三亚等地进行南（冬）繁育种的人很多，不光是水稻，还有其他作物，如棉花，甘蔗等。那就需要有土地，还要有居住与工作的条件，哪怕是最简陋的条件都行。可是那个时在海南也很不容易。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就得到当时的驻军的支持，在一个叫“师部农场”的地方，租借了一块土地，盖起了简陋的住房，可以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现在看来非常简陋，但是那个时候，许多外省到海南搞南繁的人，都很羡慕我们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南繁基地的条件。

可是到了1988年4月，海南建省，由原来广东省的一个区，变为一个省，所以原来的一些事有了变化，我们接到通知，我们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于1984年租借的地方建立的南繁基地要重新订合同之类。所以袁隆平主任带领我们几位骨干，包括书记、育种室主任，一起到了三亚，处理有关事情。我是接到袁隆平的电报，从长沙赶往三亚的，他们几位一直在三亚，搞了几个月的育种，即将完成任务准备回长沙了。

我从长沙到三亚，是1988年4月19晚上坐161次列车先去湛江，车速现在看来很慢，但是当时是唯一能快速从长沙到湛江到的交通工具。4月20号晚上8点多才到了湛江北站，下车立马坐个体户的中巴，去海安，车费7元，到21日的凌晨2点多到海安，在一家小旅店住了几个小时，清早7点就要去买船票，有三种船，一是慢船，叫“粤民号”票价3元，过海要100分钟；第二种是豪华船“海鸥号”，票价5元，过海要80分钟；最快的是挪威进口的二手船，叫“琼海一号”快船，票价8元，过海只要40分钟。到了海口，又坐大巴车，走了7个多小时，下午5点多到达三亚市，当时是一个海边小渔村（镇），叫了部三轮车，坐了半个小时，才到荔枝沟师部农场我们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南繁基地，基本上是吃晚饭的时候了。路上整整花了3天时间。要是现在坐飞机从长沙到三亚只要几个小时。

办完事情，1988年4月23日清早我们四人离开三亚，搭乘豪华空调车，下午5点许，到达海口，坐“琼州1号”快船，只有40分钟就过了海。船靠岸后，我们坐上了去湛江的中巴车，沿途经过徐闻、海康等地，在湛江的赤坎下车后，叫了一辆三轮车，把我们送到了当时的湛江市杂交种子公司，住进了该公司招待所。由于袁隆平事先电报与该公司经理徐纪杰联系过了，要他们为我们购买回长沙的火车票，徐经理告诉我们，只买到了4月26日的162次车票，我们在湛江多呆了一天，离开时我们和湛江的同行们合影留念，深表感谢。

这是1988年4月26日在湛江农专访问时的合影，右5为袁隆平，左2为王三良，左3为毛昌祥，左5为周坤炉。

1996年我已经调到了广西农科院，在那时成立不久的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担任副主任，在时任广西农科院院长李丁民研究员手下，从事杂交水稻研究。我们每年也要到海南进行南繁，我们在三亚没有自己的南繁基地，是租了别人基地的几亩田，田间管理请人代劳，到了要进行选种的时候，育种人员再去。

1996年4月6-12日这几天，李丁民院长带领杂优中心的育种人员，由司机覃建忠开我们杂优中心自己的金杯牌面包车，满满当当坐了一车人，从南宁出发到北海，再从北海坐客滚船过琼州海峡到海口，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南繁基地，到三亚后我们都住在三亚市委招待所。时间只过去了不到10年，我们的条件改善了不少，至少不要坐火车、汽车、三轮车，旅途那么劳顿，可以比较舒服地坐在面包车里，看田，游玩都方便多了。

这次去三亚，车上有从左至右：覃惜阴主任、禤绮琳、李丁民院长、毛昌祥副主任、韦善富（时任中心办公室主任）、韦本辉（当时是院长助理）、梁曼玲、李棠、陈彩虹（后来任副院长）加上司机覃建忠。因为我们广西农科院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刚成立不久，也要宣扬一下，就在我们的面包车前面玻璃里面贴了“广西农科院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字条，开出去，也起到一点宣传作用。在海南时，真的还吸引了一些同行的目光和羡慕。

到了2015年3月17日，我和我们课题组的人又一次来到了三亚，也是南繁，还有与国内其他搞杂交水稻育种的同行交流学习，我们一行人，直接从南宁坐飞机来到三亚，租车到各地，很方便。我们课题组的人员有：韦善富、周行、石瑜敏、王威豪、刘百龙、伍豪和我。我们的育种材料杂交套袋了，正好到了收获种子的时候。田块也是租的，面积不大，按面积交租金，田间管理也是委托人家做，也省了不少费用。就在当天中午时分，我们一起到了刚刚建成不久的《广西农业良种海南南繁育种基地》，因为与当时基地负责人韦志海事先取得了联系，他们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

这是本人在三亚市委招待所里面拍的一张单人照片

到了我们租借的田块，四人一起评估我们的育种材料，车就停在旁边。左起：覃惜阴、毛昌祥（本人）、李丁民、禤绮琳

一进到基地范围，我就被所看到的一切惊呆了，这么现代化的南繁育种基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投入很大，这个基地不是属于广西农科院，而是为广西整个农业界服务的，所以名称上就看得出来。我们里里外外参观了一番，我也拍了一些照片，简直就是我在国内外所看到的的育种基地中的佼佼者，超过了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规模和水平。设备设施齐全，试验地、试验温室、网室都有，室内更是像宾馆，专家们来了，住得舒适，吃的营养卫生，办公场所比院本部的还好。

我已经75岁了，研究水稻一辈子，看到我们国家，我们广西南繁基地建设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好，感概万千。只有国家强大了，南繁的规模、效益才会越来越好。这里面还需要很好的管理，才能使南繁育种基地，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祝我们《广西良种海南南繁育种基地》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