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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小姐”对于男民工生活的意义, 首先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表达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看法的平台。男民工以此构建着自己的社会与道德立场, 以及自己的阶层地位。 1. 从“小姐”看“变迁中的中国社会” 在涉及“小姐”这个话题的时候, 大部分民工, 尤其是人生经历比较丰富的民工都相当乐意发表自己的见解。“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受西方思想的影响, 中国'小姐’很多, 尤其是在90年代的深圳”, 这个合成的解读反映了大部分民工对于“小姐”现象产生原因的看法。 现在, 中国经济发展了, 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 大家的观念开放了。“小姐”非常多, “找小姐”的也非常多。但是, 中国政府不可能任由其发展, 每年都会打击一下。但是, 政府又无法彻底打掉。………一方面要打击, 一方面又无法彻底打掉。这也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 (樊师傅, 40多岁) 在一次由多人参与的闲聊中, 时代的背景成了一个主要话语, 闲聊中经常提到“改革开放”和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深圳”。 谈起“小姐”, 樊师傅认为这是改革开放后受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结果。越是经济开放的地方, “小姐”就越多。比如, 深圳是经济开发区, 离香港很近, 所以“小姐”出现得早, 也非常多, 要比北京多很多。他的家乡离国道很近。国道沿线曾经开了很多卡拉OK厅, 里面就有“小姐”。有一段时间很多, 但是现在比较少了。 韦师傅也提到这种状况, 认为减少的原因是当地的年轻人都跑出来了, 顾客减少了。 韦师傅的堂弟说, 在深圳打工的人“找小姐”的比较多, 尤其是在改革开放 (刚刚开始) 的时候, 估计要有一半都去找。当时刚改革开放, 觉得新鲜, 很多人都去找, 有时候十个八个一起去。去的时候, 就有人起哄, 你去不去, 你要去我帮你掏钱。我帮你掏五十, 你自己垫一点, 去不去?有的人受影响, 就跟着去了。 (多人闲聊) 类似的表述在聊天的过程中不断出现。在男民工们看来, 改革开放是和“小姐”的产生连在一起的, 认为“小姐”现象是很“正常”的。在此, 所谓“正常”这种言说至少包含了两层含义:其一, 数量上很多, 到处都是, 很常见;其二,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大家对“小姐”已经习惯了, 不认为是很丑恶的事情。 在这类评论中, 受访者们所表达出来的是相当多中国男性的看法, 并不新鲜, 也不是我们主要分析的内容。但是, 需要指出的是, 这种表达对于民工来说很重要, 他们力图表达的不仅仅是具体的看法, 更是这样一种主体意识:民工不仅仅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者, 我们也有自己对社会的认识。 2. 对“小姐”的同情与理解:弱势地位的自我默认 一位40来岁的范师傅认为, 做“小姐”的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生活所迫, 比如那些边远山区的人, 做'小姐’是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活” 。对此, 另一位韦师傅告诉我们, 在他们家乡也知道一些女人在外面做“小姐”。有时候吵架时会提到这些事情:“一方会说, 你做'小姐’怎样怎样。另一方就说, 做'小姐’怎么了, 没有杀人放火, 又能赚钱。” 范师傅和韦师傅的这种认识在民工中是比较常见的。结合我们之前对“小姐”和嫖客人群的研究可知, 对“小姐”的这种同情与理解的表达逐渐增多,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与主流话语的所谓“小姐堕落论”不同的视角, 尤其是底层社会的视角1。 民工阶层对“小姐”的同情隐含了农民工阶层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的某种不满。尤其是“贫困”、“就业难”、“赚钱不容易”等较易感知的现实体验使得男民工们更加能够体谅“做小姐”的无奈选择。一方面表达了男民工对于“小姐”的同情和宽容, 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小姐”是社会受害者的模糊认识。 3. “不要脸”:民工对于“小姐”的道德优越感 除了“同情”的表达外, “不要脸”的道德评判并没有消失, 它集中蕴含于民工对“小姐”的态度以及自己是否“找小姐”的合理化解释之中。“做小姐”是不要脸, “找小姐”会破坏家庭、破坏社会道德, 类似的观点是其典型的表达。 范师傅认为女孩子做“小姐”的第二种原因就属于这种情况: 说白了不是因为生活所迫, 而是懒惰、贪图享受, 想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 但是找其他工作不能满足这个需求, 所以做“小姐”。如果是第二种, 即使染病了, 也不值得可怜, 说白了, 那是自找的。 在谈及自己为什么不“找小姐”的问题时, 除了“没钱”、“怕得病”这类考虑外, 怕影响家庭是那些不“找小姐”的受访者的一个主要顾虑。有的人觉得“找小姐”风险特别大, 尤其对于已婚者来说。 如果单身的话还情有可原, 已婚的话就不应该了, 对家庭特危险, 自己“找小姐”, 老婆找别人, 这还叫什么家呀。 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在与农村老家的人议论“小姐”的时候, “穷”和“不要脸”这两种看法往往矛盾地交织在一起。一方面, 能够赚钱回家那是非常了不起, 甚至是被其他人“嫉妒”的;但是另一方面, 又觉得这钱来得不光彩。正如一位民工所讲述的一个故事那样:表兄一方面认为表妹做“小姐”丢人, 可是另一方面向表妹借钱, 觉得她挺能, 能赚钱。如此一来, 在钱这个问题上, 男民工比起“小姐”来说是处于劣势的, 但是在道德层面上, 又认为贪图享受而“做小姐”是“不要脸”, 男民工就此找回了自己的优越感, 在职业声望上认为要高于“做小姐”的。 4. 不能被“小姐”看不起:男民工的“自尊” 在“找小姐”与“不找小姐”的两种合理化解释中, 我们都听到了这样一个很有意思和耐人寻味的信息:男民工不能被“小姐”看不起, 不能被“小姐”欺负。 在涉及“找小姐”的诸多相关叙事中, 我们对一位师傅提到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注意:为了不被“小姐”看不起, 有些民工走到发廊附近之后, 还要特意坐上一辆计程车过去, 以抬高自己的地位。 那些“小姐”啊, 看不起人, 你走路去的话在她门口路过, 都不理你, 我们就在还有十多米的地方叫个出租车, 在门口打开车门, 人家就有人出来接你, 叫我们进来玩会, 进来玩会。 在关于“不找小姐”的叙事中, 我们听到的较多的说法是, 民工们主要顾虑是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怕被“小姐”及其同伙抢劫。 “找小姐”就要有人一起去, 一两个人基本上不会去。你到一个地方, 人生地不熟的, 没人告诉你, 你也不清楚, 另外也有点胆怯。但是, 三五个人, 有个人提议一下, 大家一起哄, 胆子壮, 就一起去了。 在另外的叙事中, 如何在性关系的交易中不吃亏, 是民工们津津乐道、沾沾自喜的话题。 那时, 有一个工友, 50多岁, 但是身体很壮, 很喜欢“找小姐”。第一次去,被多要了钱, 感觉自己吃了亏, 第二天就又过去了, 找“小姐”理论, 说你要价太高了, 必须再跟我做一次, 否则你别想做生意, 来一个我赶走一个。那“小姐”没办法, 只能又跟他做了一次。还有一个工友很有意思, 在那里包了一个“小姐”, 最后没钱了, 还想跟“小姐”做, “小姐”不愿意。那工友就说, 你如果不答应, 我就把你的鞋拿走, 然后拿起鞋转身就走。没走几步, “小姐”说, 回来, 算你厉害, 让你做, 做完赶快滚蛋! (余师傅, 40多岁) 在这些表述中, “小姐”与男民工之间的关系是值得玩味的, 至少不能简单地得出买方必然强势、男性必然强势的论断。相反可以看出, 男性农民工很担心被“小姐”看不起或者被欺负。 作为谈论的主体和作为被谈论的对象, “男民工”与“小姐”虽然同为社会边缘群体, 但是他们在性交易中试图维持自己的脸面, 或者做到性交易上的“公平”而不吃亏。“小姐”内部的分层较为复杂, 民工们所接触的那些“小姐”一般是处于底层的那些“小姐”, 基本上是年纪偏大、价格偏低的站街女或者小发廊的“小姐”。所以, 确切的说, 男民工在“谈小姐”中所表达出来的对于自己的阶层定位, 并不比那些底层“小姐”要高多少。 5. “性”的维度:男民工内部关于阶层的自我认知 在“谈小姐”的言说实践中, 一些工头们把“小姐”与民工置于同一个低层次上, 而将工头找婚外女朋友、“包二奶”等行为置于更高的层次, 从而将自己的社会地位与民工们区分来开。有一位工头很得意地对笔者说, “我有女朋友 (婚外的) 的, 所以不用'找小姐’, 只有那些工人才会去找”;还有一位工头提到自己有“调情”的对象, 因此也不需要“找小姐”:一般“找小姐”的都是因为性方面的需求。我有老婆, 有老婆去找的少。但是也有, “找小姐”这个问题太复杂, 很难说清楚, 每个人心态不一样。我没有找过“小姐”, 但是有人请过去唱歌, 有小姐陪唱歌喝酒。别人请客的, 要自己花钱才不干。在北京。主要是放松放松。自己平时打打电话, 跟女的打, 不是老婆, 是朋友。又不是女朋友, 那人也是有老公的, 就是开开玩笑:想不想我阿, 寂寞不寂寞阿……。调侃开开玩笑, 就是黄段子。没有发生过关系, 没想过要发生关系。有的时候是一堆人在一起, 有的时候是单独通电话, 一起反倒不好看。老婆知道了肯定不高兴。农村出来的人开玩笑很多。主要是调节精神。 (访谈员A记录) 在工头看来, 只有找不到“二奶”或者女朋友的才会“找小姐”。换言之, “包二奶”的档次要比“找小姐”高得多, 工头和工人的档次是不同的。 因此, 从“谈小姐”的言说实践中可以看出, 在男性民工群体内至少有三种阶层关系:男工头们、有经验的男民工们、初来乍到的男民工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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