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旭旻|学述钩沉与残篇稽考——现代西方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文献整理与考释 编者按：近二十年来，古希腊罗马哲学在国内西方哲学研究界引发不小的风潮，对如何更好地学习、借鉴古代西方思想也有不少争鸣，我们想从文献入手，首先梳理西方已有文献和研究路向，再就中文世界的作品和翻译加以检点，拓宽视野，汇聚共识，求同存异，所谓兄弟登山各自努力，最终唯有作品说话，后来学者、读者评判，我们在此转载几位学者整体回顾和介绍性文章，以便大家借此回顾来路，展望未来！ 论文代表作者自身的视野、学养、立场和关怀，并非本公众号立场，我们欢迎争鸣！欢迎不同立场的解释与努力。因为，如果对智慧的爱都无法凝聚人类基本共识，辨明孰是孰非，共同探索可能的正确方向，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绝望了！ 本文曾发表于《世界哲学》2011年第2期, 第33-50页。感谢常旭旻老师授权发表。 Title:Doxagraphy’s Examination and Fragments’ Commentary: Modern Textual-researching of Pre-socratic Literatures in the Occident [摘要]：本文介绍西方十九世纪末以来对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文献的搜集、整理、编辑以及对其哲学思想研究的现状。第尔斯通过对自亚里士多德开始直至中世纪希腊语文献的梳理，提出了撰述前苏格拉底思想家的学述传统，钩沉学述文献编撰形成了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残篇的标准版本。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在此基础上使用现代语言深化、细致地对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整体以及学派、人物的残篇文献详加考证、注疏、阐释，形成了许多成果，并对第尔斯建立学述传统的方法及其成果做出了批判性的发展，古典学与哲学史史料、哲学问题等多领域合作形成了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文献整理成果。 [关键词]：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学述；残篇  通常我们将公元前7到5世纪在古希腊发源的哲学活动称作早期希腊哲学，或者说前苏格拉底哲学。作为一个哲学史概念，这两个术语指的是早期希腊，即从泰勒斯开始的米利都学派直至比苏格拉底稍早乃至同时代的某些思想家以及智者们的哲学思考。将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思考称作前苏格拉底哲学，最早来自德国哲学史家爱德瓦尔德·策勒（Eduard Zeller）的《历史进程中的希腊哲学》（Die Philosophie der Griechen in ihr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至赫尔曼·第尔斯（Hermann Diels）采用Vorsokratiker这个术语作为早期希腊哲学家残篇汇编的正式著作名称之后，此后的各种文献汇编、专著、工具书绝大多数都采用这一术语，只有不多的几本英语文献汇编和工具书采用“早期希腊哲学”的说法。但是不管采用什么术语，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领域一般都会同时讨论高尔吉亚、普罗泰戈拉等更富哲学意义的智者。 虽然据拉尔修记载，最早在毕达哥拉斯学派就出现了“哲学”和“哲学家”的词语，但是明确作为术语使用的最早文献记载是在柏拉图的对话当中。虽然柏拉图在与“智者”相对的意义上使用“哲学”和“哲学家”，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在早期希腊哲学的历史框架下研究前苏格拉底这样一个思想家群体及其哲学。直接将早期希腊思想家称作哲学家则是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当中。亚里士多德认为苏格拉底之前的自然哲学家关注的问题是自然的本原问题，他们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世界的起源、构成及其基质和原则，而这一方面是相关于质料本原及其运动转化，另一方面则是相关于所谓第一哲学的第一原则问题，因此亚里士多德及其弟子特奥弗拉斯特都把早期哲学家看作是“物理学者”，或者说研究自然问题的自然学者。不过显然我们不能把希腊早期思想家看作是柏拉图学园或者亚里士多德之后逍遥学派那样的学派，毕竟首先从地理位置上一部分在西部的意大利，而一部分在希腊本土和近东的希腊殖民地。当然，这些思想家之间确实并非互相隔绝，他们的思想领域互相沟通，而像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德谟克利特这样的思想家也在自己的言论里批判此前或者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 我们不能使用现代的“哲学”这一概念术语来限定早期希腊哲学的主题和思考领域，苏格拉底之前的思想家们也没有将自己的思考称为哲学，他们思考的很多其它问题都不在哲学领域之内。但是相对于整个哲学史以及哲学各学科的问题研究来说，我们对前苏格拉底思想家及其哲学的研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没有直接的原始文献。虽然传说早期希腊的某些思想家都有所谓《论自然》的著作，但是撇开那些可以称之为哲学家的人物是否写有著作的公案不谈，即使他们曾经写作或者流传下著作或者言论汇编，但是最晚至近代早期也不复存在。大部分原始的文字材料也都散失了，只流传下不多的残篇断简，即使这些也并都不是他们自己写下的文字，只是后世作者的引用或者转述。所以我们今天在学术研究中看到的早期希腊哲学文献，都是从散见于自希腊古典时代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约2000年里后人辑录的各种残篇和记录。如果我们希望对早期希腊哲学获得一个整体的、合理的概观，或者意图充分重构某个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思想，那么就必须收集、辨析从希腊古典时期开始直至中世纪的各种哲学记载、撰述，也就是所谓“证言”testimony或者“学述”doxogrphy。 本文将介绍十九世纪末以来，西方从古典学学科的角度与方法出发对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文献的搜集、整理、编辑成果，一方面是第尔斯奠基的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残篇标准文本以及他梳理勾勒的撰述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学述传统，另一方面是二十世纪后半叶至今西方学界在第尔斯工作基础上使用现代语言做出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整理成果，以及对第尔斯建立学述传统的方法及其成果的批判性发展。  一、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文献的历史流传 依据文献搜证，有学者认为智者埃利斯的希皮阿斯（Hippias of Elis）是将早期希腊万物本原哲学问题及其思想家加以记载、撰述的第一人，他最早记录了泰勒斯“万物皆有灵魂”的观点。德国学者布鲁诺·斯奈尔（Bruno Snell）和A.帕策尔（A. Patzer）考察历史文献之后认为，希皮阿斯具有百科全书式的专业兴趣并付诸授业，是最早具有“学述”兴趣的人，希皮阿斯的文字记载甚至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评述早期希腊自然哲学家的资料来源。由于希皮阿斯从事历史研究的浓厚兴趣，斯奈尔评价他是第一个书写哲学史以及文献史的人，作为学述的开端，其记叙方式建立了重要的哲学史原则。[2]帕策尔进一步深入分析文献之后认为，柏拉图在《智者篇》当中将主张变化的哲学家与主张存在的哲学家对立起来的观点可以回溯到希皮阿斯，最早在“万物流动”的意义上将赫拉克利特作为主张变化的哲学家记录下来的就是希皮阿斯。[3] 但是真正开始有可靠文献可稽的记载源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是与前苏格拉底思想家生活时代最为接近的哲学家，与同时代的其他作者相比，这两位哲学家是为了纯粹的哲学探讨而记载保存了大量有关前苏格拉底哲学的记录。柏拉图尤其在后期的《克拉底鲁》、《巴门尼德》、《泰阿泰德》、《智者》等对话中对研究自然以及纯粹理论问题的巴门尼德、芝诺、赫拉克利特等早期思想家提出了自己的评论。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形而上学》中从自己的四因说以及第一哲学出发分析了早期思想家的本原、质料以及变化理论，在《论灵魂》中涉及了早期希腊的灵魂理论，在《论生成与消亡》探讨了元素论的开篇部分，亚里士多德在表述早期思想家观点的同时，既系统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同时也从自己的理论立场出发将早期希腊思想系统化、融贯化，形成了此后直至今天我们认识早期希腊思想的哲学框架和概念方式。不过从文献的角度出发，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当然还没有如同今日的学术引用规范，所以我们很难直接判断他们的著作当中哪些记载是直接引用了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原话，哪些是自己的转述、发挥甚至是误读。 对于我们今天整理、研究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文献最具有价值的文献来自亚里士多德身后的逍遥学派掌门人特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他的篇幅达16卷、名为《自然哲学家的学说》或《自然哲学学说》的失传著作是第尔斯回溯、重建学述传统的源头。第尔斯在其《希腊学述》中考证重建了其流传谱系，概括起来，“学述”作者当中既有哲学家也有专记学术、生平的传记式作者，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其身后的学园、逍遥学派以及斯多亚学派，历经拜占庭时代的教父、怀疑主义者，一直延续到新柏拉图主义者。现在一般将确有著作流传至今的人物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学述”作者，主要有：公元前一世纪的西塞罗（Cicero）、菲洛徳谟（Philodemus），公元二世纪左右的普鲁塔克（Plutarch）、伪普鲁塔克（Ps-Plutarch）、迪狄慕斯（Arius Didymus）、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Clement of Alexandria），公元三世纪早期的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ërtius）、希波吕图（Hippolytus），以及之后直到公元五世纪的伪盖伦（Ps-Galen）、斯托拜乌（Stobaeus）、特奥多罗（Theodoret），六世纪左右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评注者辛普里丘（Simplicius）等。 总体来说，从希腊化时代开始的哲学流派对前苏格拉底思想家多有继承发挥，如斯多亚学派对赫拉克利特关于火以及logos的学说、恩披里柯等对留基波、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怀疑主义者对克赛诺芬尼的知识论等等，但是希腊化时代哲学家自身的文献就有诸多问题，对于我们今天搜集整理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文献助益不多。古代最后记述前苏格拉底思想家的希腊文献存在于教父希波吕图以及亚里士多德著作评注者辛普里丘的著作当中，而拜占庭时代也成为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文献最后出现的终曲。据记载，公元十二世纪从阿拉伯文献翻译亚里士多德以及拉尔修著作的时代，在西西里岛还存留有阿那克萨戈拉的著作，希腊本土也还能看到恩培多克勒哲学诗的抄本。 在所谓新时代，也就是我们所称的近代早期即十五、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当中，西方就开始整理出版一些希腊文献，如1495—1498年出版的亚里士多德著作，1513年首版然后于1578年定版的斯特方版柏拉图希腊文对话集。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文献的出版方面，最早的赫拉克利特残篇选辑于1573年由巴黎出版家兼古典学者亨利·艾斯蒂涅（Henri Estienne）出版，1791年，梯德曼（Tiedemann）对源自斯托拜乌的恩培多克勒残篇做出了非循环论的解释，并于1805年由斯图尔兹（Sturz）对该残篇做出了一些修正使之适应这种解释然后出版，并被第尔斯继承其说收录进其本人编订的《希腊学述》。而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古典希腊哲学文献整理到19世纪前后开始成批出现，德国学者施赖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既翻译出版了希德对照的柏拉图对话录，也在1808年出版了《以弗所的晦涩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策勒的希腊哲学史著作对希腊哲学史的分期沿用至今，在其第一卷中，注释甚至超过了正文的分量，对前苏格拉底思想家的文献及其思想的相互关系做了大量考据。[4]此外，1883年在法国出版了由穆拉赫（F. W. A. Mullach）编辑的《希腊哲学残篇》，将早期希腊直至亚里士多德前后的各种文体的哲学残篇都囊括在内。1887年同样在法国出版了鲍尔·塔讷利（Paul Tannery）著《希腊科学史》，他构建了以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宇宙论为核心的前苏格拉底思想系统，甚至将巴门尼德与芝诺都解释为对此理论的回应。[5]柏奈特于1887年首版的《早期希腊哲学》既包含了主要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残篇英译文，也对其作出了简明的系统考证、解说和研究，在其去世后至1930年出版了第四版，不仅是英语学界第一部而且至今仍然是最为基础的一部文献汇编及研究著作。[6]  二、从学述到残篇：第尔斯整理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文献的工作 第尔斯对学述传统的梳理奠定了现代西方前苏格拉底思想家研究的文献基础。第尔斯注意到普鲁塔克的Placita和斯托拜乌的《牧歌》（Eclogae）这两部文献都被后来编撰古代哲学的作者们不断引用，因此首先开始追溯这两部著作里涉及的古代文献和思想线索，并于1879年发表了《希腊学述》（Doxographi graeci）；在对盖伦和辛普里丘文本进行了大量搜集、编纂工作后，于1882年和1895年出版了辛普里丘评注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两卷本；1899年完成了《诗人哲学家残篇》（Poetarum philosophorum fragmenta）并于1901年出版。这三部著作阐明并且论证了以早期希腊自然哲学为主题的哲学撰述传统（doxographical tradition），被认为是重建学述传统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也是对《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残篇》的准备。[7] “学述”（doxography）[8]这个术语由第尔斯从拉丁语doxographi转化创造而来。第尔斯严格将“学述”用来指示其在《希腊学述》里收录并加以研究的专门文献，其主题覆盖了希腊古典时期直至中世纪各种古代哲学撰述中的“自然哲学”或者说“物理学”，包括本原学说、神学、宇宙论、天文学、气象学、生物学以及部分医学内容，此外有关伦理学领域的看法也囊括在内。而柏拉图对话、亚里士多德的论文里引述的早期希腊思想家的言论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学述”，尽管他们的著作是专门提出哲学论题，而仅仅是附带地讨论他人的观点。 第尔斯从晚出的诸多转述、复制文献回溯到更早的、失传了的共同来源或者原初范本，根据这种文本系谱回溯的方法，第尔斯认为自己找到了后来各种学述作者的可靠来源——特奥弗拉斯特。据拉尔修记载特奥弗拉斯特著有十六卷已失传了的《自然学者的学说》（Physikôn Doxôn），但是现在学者都倾向于将之定名为《自然哲学的学说》。据考证该书在公元前3世纪仍流传在世，并成为之后各种摘抄、撰述前苏格拉底思想家学说的文本基础不断被传抄流传，公元一世纪的艾休斯（Aëtius）留下了最后的大量记录，部分保留在伪普鲁塔克和斯托拜乌的撰述当中，因此艾休斯之后其他撰述作者都与特奥弗拉斯特《自然哲学家的学说》的著作有着基本联系。根据第尔斯的考察，历代对源自特奥弗拉斯特的自然学说著作的引用、记载、撰述都可以追溯到艾休斯。艾休斯大约活动于公元后一世纪或者二世纪早期，特奥多罗（Theodoret）曾经几次提到艾休斯的《学说》Placita，据第尔斯考证很可能来自一部可能存在过的文献，他将其命名为Vetusta Placita，即“古老的学说”，最晚大概出现于公元前一世纪，很可能也是西塞罗等拉丁作者的文献来源。第尔斯认为这部著作可以从三个文本中重构，一是伪普鲁塔克的Placita，其中基本是摘要记载；二是斯托拜乌的Anthology（《文选》），基本是标准的逐字引用，但是对艾休斯的文字做出了不同的系统安排；三是特奥多罗在其著作《希腊疾病治疗》中的摹仿。据第尔斯考察，艾休斯的著作可能还被其他作者使用过，而伪普鲁塔克的著作也被其他作者引用过，如伪盖伦的《哲学的历史》的第二部分就是对伪普鲁塔克文本的摘要。 在从语文学的角度考察了早期希腊哲学的学述文献源流之后，第尔斯从学述作者对文献的编排体例以及思想内容的基本倾向进一步考察了这一学述系统。他认为上面这个系统源自特奥弗拉斯特承继的亚里士多德将前苏格拉底思想家们看作是自然哲学家的基本判断。特奥弗拉斯特、艾休斯和伪普鲁塔克的文本都具有相同的体系、层次、主题，都关注特定的自然哲学的论题，例如他们的第二卷都处理宇宙、天体等问题。此外，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其著作中按照学派和个人而非主题来安排、处理哲学史中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希波吕图的《驳众异端和基质论》也与此类似，第尔斯认为这些文本都可以回溯到特奥弗拉斯特的《自然哲学家的学说》。 在厘清文献流传的谱系继承关系之后，依据从特奥弗拉斯特到晚出作者之间的依存关系与发展线索，第尔斯从不同时代的古典文献出发重构对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思想的学述传统，最后的成果就是《希腊学述》（Doxographi Graeci）。第尔斯认为，《希腊学述》传达的学述谱系可靠性还有另外一个旁证。据他考察，公元六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者、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评注者辛普里丘从特奥弗拉斯特另一部著作《物理学》中转述的大段文献，其对早期希腊哲学的撰述被证明是来源可靠的，其内容又与第尔斯自己在《希腊学述》中辑录的艾休斯文献可以互相印证，它们都共同反应了亚里士多德对待早期自然哲学的同等态度，因此可以证明艾休斯的学述也本源于特奥弗拉斯特的文献。在此基础上，第尔斯认为他获得了研究前苏格拉底思想家学说的可靠文本依据，从而能够从中辑录、汇编我们现今能够看到的“残篇”。以《希腊学述》为基础，第尔斯相继整理出版了《诗人哲学家残篇》（Poetarum philosophrum fragmenta）和《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残篇》（Die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在这些文献整理成果里，艾休斯的文本和学说、希波吕图以及拉尔修的著作以及DK系统中的其他残篇都被当成了某种源自特奥弗拉斯特著作的残篇。 对艾休斯文献的考证在学术史上是第尔斯的首创，从框架上被证明是基本可靠的。第尔斯非常看着自己使用的这种类推方法，这也使得他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相信其研究结果是不可辩驳的。这使得第尔斯成为该领域无可置疑的经典权威，其文献稽核的分类方式、思想辨析的系统方法在当时甚至都是不能质疑的。二十世纪后半叶学者们普遍认为具体到Vetusta Placita这个文本是否存在仍然值得怀疑，是否能够在没有其他中介文献的基础上而将其直接回溯到特奥弗拉斯特也十分复杂难定，还有学者认为应该还有另外的、更早的文献来源。不过这些怀疑也都还缺乏坚实的证据。[9] 第尔斯1903年首版《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残篇》只有一册，1906年第二版扩充为两册，1910年重印第二版增加了第三册“索引”卷，在其生前的第三、第四版增加内容都作为“增补”附在各卷册之后。第尔斯去世后，他的学生克兰茨（Walther Kranz）于1934年和1951年分别出版了第五和第六版，第六版不断重印成为使用至今的标准版本。但是，第尔斯对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文献搜罗整理以及研究的基础作用不仅仅体现在这一部文献上，应该说，这部三卷本文献编撰是其此前一系列古典文献整理成果的最终体现。[10]《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残篇》共收录了90位作者的古代文献材料，共分三个部分，A部分是历史上对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生平事迹及学说进行描述的言论汇编，B部分是从广泛的希腊、拉丁等古典语言历史文献中钩稽出来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言论和著作残篇，C部分是后人拟作和疑似伪作。如赫拉克利特的文献，其中A部分有23条，B部分也就是属于赫拉克利特本人思想残篇的有139条，最后的10条左右属于有争议的疑伪作品，C部分则主要是从希波克拉底著作中辑出的拟作。但是并非90位作者都有三部分材料，具体列表可以参见鲁尼亚的统计表格。[11]该书的残篇编号现在已经成为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文献的标准编号，后来不论各种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文献整理著作还是研究著作，均以此编号为基准或附注此编号，如赫拉克利特的第一个思想残篇就标注为DK 22 B1，“DK”是Diels和Kranz的首字母缩写，“22”是该书中赫拉克利特的顺序号；“B”表示“著作残篇”，与表示“生平与学说记载”的A相对，“1”表示第1则。  三、西方百年来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残篇的文献整理成果 二十世纪前苏格拉底思想家的文献整理有了更广泛而深入的进展，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各种语言的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残篇注释选本越来越多；其次是推出了许多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学派、人物的残篇翻译、集注本，同时在整理旧藏以及考古纸草文献中也发现了少量新残篇、证言；最后，在继承与批判第尔斯学述传统的基础上，重新考订学述文本，尤其是特奥弗拉斯特和艾休斯的学述文献整理取得了很多成果。 1、基于DK本的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残篇集注 《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残篇》被第尔斯定位为他那个时代的大学参考教材。当时一般文科学者乃至学生的古希腊文、拉丁文水平都有较深造诣，拉丁文甚至还是很多学科的通行工作语言，所以这本书和《希腊学述》的工作语言都是拉丁语。因此第尔斯只是将残篇翻译成了德语，A、C部分的各种证言、记述材料都是直接从古典文献中摘录的希腊语、拉丁语原文，进入二十世纪之后，首先由于现代学术对古代文献的考释与哲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也由于由于前苏格拉底文献的普及需要，在第尔斯的文献整理基础上陆续出现了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残篇的德语、法语、英语等文献汇编。对DK本《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残篇》最初的诟病就在于DK本对残篇没有分类编排，而是按照残篇所从出之古代文献的作者时代和姓名音序将残篇做出了历时的排列，因此后来者编订的各种新版本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文献集都对残篇按照思想主题作了重新编排。柏奈特（John Burnet）、卡佩勒（Wilhelm Capelle）和W. 内斯特勒（Wilhelm Nestle）、基尔克（Kirk, G. S）、曼斯菲尔德等学者对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残篇的文献真伪、思想归属进行了深入研究，对残篇文献做出了与第尔斯不尽相同的整理编排。K.弗里曼（K. Freeman）也将DK本的残篇译为英文。 以第尔斯辑录的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残篇为基础进行系统整理、修订的现代西方语言译本繁多，柏奈特的《早期希腊哲学》（Early Greek Philosophy）作为最早的英文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文献，既是残篇选本，也是简明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史。柏奈特首先突破了DK本的残篇编排顺序，并且以一种对立于策勒的黑格尔式哲学史观的视角出发，从早期希腊的理性精神、科学思想背景出发对前苏格拉底思想家作出了更为经验式的解读。虽然二十世纪以来英语世界陆续出版了七、八种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文献，既有单纯的残篇选本，也有如同柏奈特《早期希腊哲学》这样的文献兼哲学史，甚至还补充了一些古代文献记载，而且其中几种还附了残篇希腊原文。但是就残篇文本选本的精炼、英译文的得当、编排顺序以及篇幅规模来说，《早期希腊哲学》既保证选取了绝大部分重要的、争议不多的残篇文本，而且英译文、主题编排顺序都成为了后世选本的范本。此后代表性的英文翻译选本有基尔克与拉文（J.E. Raven）、斯科菲尔德（M. Schofield）的KRS本以及J.巴恩（Jonathan Barnes）、麦克基拉汉（R. D. McKirahan）等人的版本。KRS本《前苏格拉底哲学家：附文选的批评史》[12]出版后被译为各种西方现代语言，尤其是再版后成为最通行的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文献选辑与阐释版本。该书写有长篇导论，对前苏格拉底思想家的文献来源、研究历史以及早期希腊哲学的起源、与古代宗教、神话的相互关系都有全面的介绍。作者对每个思想家的思想主题与构成都进行了全面阐释，并按照作者本人的理解将所选残篇分类编排，给出了文献出处的古典语文段落，对文本的语文学问题、纷争和理解歧义也作出了简明介绍。英语学界最新的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文献选辑是2010年由格雷厄姆（Graham，Daniel W.）翻译、编纂的希腊文、拉丁文与英文对照本《早期希腊哲学文献：残篇全译与证言选本》。[13]选辑按照编年顺序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命名为“宇宙论者和反宇宙论者”，即学界通常所称前苏格拉底思想家，但是与DK本相比只选取了14位思想家；第二部分为“智者”。该选辑将古希腊文、拉丁文的残篇和证言文本重新翻译为英文对照排版，根据最新考古发现和文献学成果增补了残篇，并首次将主要证言也全部翻译为英文。 其他西方语言的主要选本，法文有杜蒙特（Jean-Paul Dumont）等法国学者依据1952年版DK本的法文翻译本，将DK本的A、B、C三个部分的残篇和证言均翻译为法文出版，略去了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原文。[14]出版较早的两个德文选本《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是二十世纪初分别由卡佩勒和内斯特勒以DK为蓝本编译的残篇德文本，由于简明易读，至今重版十余次仍然在德语区通行。 1983年首版的希德对照本《前苏格拉底思想家》由荷兰乌德勒支大学哲学系古典哲学教授曼斯菲尔德编选、翻译、注疏、导读，[15]该书分两卷，未按照DK本顺序而是将所选残篇分组汇编，该书与KRS英文本一样也没有将智者收录在内，汇释了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大部分残篇及少量证言。全书有长篇的总体导论，并有精炼、全面的语文学、思想注释。与《前苏格拉底思想家》同属“雷克拉姆”（Reclam）系列的《智者：文献选编》篇幅大致只有前者一半，从一手和二手文献选择了大量能够反映智者关于修辞学、辩证法、哲学、宗教与科学观点的篇章，并附较为深入的评注。[16]2007年至2010年瑞士苏黎世大学古典学系教授玛奇亚诺（M. Laura Gemelli Marciano）又出版了一套更为学术化的《前苏格拉底思想家》，[17]该书共三卷约1600页，与DK本一样为古希腊文、拉丁文、德文对照本，汇编了DK本和新发现的所有残篇以及历代撰述、记录等古希腊文、拉丁文的证言材料。这个版本反映了DK本1903年首版百年来最新的前苏格拉底思想家研究成果，特点在于以德语重新翻译了所有残篇，根据研究现状附上了导读性的语文学与思想评注；第一次将所有古代的希腊语、拉丁语证言材料都翻译成了现代语言。 总体而言，目前后出的这些英、法、德文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文献汇编与DK本相比，主要的进步体现在不仅仅停留在按照文献所出之时序进行残篇以及证言的汇辑，而是在一百来年的哲学、语文学发展基础上，首先尤其是对残篇文献来源作出了比DK本更为充分的考订，对残篇本身的文献来源、词句组成、语文学根据、主要的考据和理解歧义作出了较为完善和深入的说明。其次，与DK本未将文献分类相比，目前各种汇编的作者都按照自己的理解和研究将残篇甚至证言分组安排，并提出了自己的分类依据。最后，目前的汇编都是研究性、论证性的，是注释、评论、疏义结合的集注式或者注疏式的文献汇辑。然而，DK本的奠基性仍然是不容置疑的，其作用甚至是不可取代的。由于第尔斯查检、搜罗古代文献的全面性以及选择残篇、证言文献的精当，使得后代学者都是在DK本的基本残篇及证言基础上加以语文学考证、重新编排加工而成的，很多通行选本甚至就是直接以第尔斯本的残篇数量和内容为准。而就残篇文献本身而言，除了极少量新出文献，残篇的选择范围、篇章结构和主要内容基本都在第尔斯的成果范围内，新成就主要体现于对残篇的语文学考据和对残篇的哲学分析与思想解释上，而更重要的成果还是出现在对前苏格拉底思想家个案的文献整理与思想的系统重构方面。  2、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学派、人物的文献考证汇释 在DK本基础上非常有必要从语文学成果出发分别为每位前苏格拉底思想家的残篇、证言、各种记录和撰述做出批评版的文献集，但是迄今为止这方面的研究发展并不均衡。一些法国学者对赫拉克利特和恩培多克勒的文献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他单个前苏格拉底思想家都只有以DK本残篇为核心的对照翻译、注疏、解释的集注本，这些集注本对残篇本身都做出了全面的语文学考订和不同的断定，但是对残篇来源、证言文本所做的语文学整理和考订还不够细致深入，更多地还是以残篇为核心分析、解读残篇字句。 法国学者对于前苏格拉底思想家尤其是恩培多克勒残篇及其文献的整理用功最勤。波拉克（J. Bollack）编纂的三卷本《恩培多克勒》（Empédocle，Paris，1965—1969）集研究与文献一体，第一卷《古代物理学导论》是对恩培多克勒的整体研究，第二卷《文献来源：残篇以及证言的版本与翻译》是残篇文本与证言的整理翻译，第三卷《文献来源：注疏》则是对残篇、证言的校释评注。其它恩培多克勒文献版本还有杜蒙特、扎菲洛鲍洛（Zafiropoulo, J.）等两部法文本以及伽瓦罗蒂（Gavalotti, C.）的意大利文本。相比之下，赫拉克利特残篇及其各种相关古代文献的整理成就最为突出，除了M.马科维奇（Miroslav Marcovich）的集注汇释本之外，流传广泛的主要有基尔克重点选择宇宙论残篇的《赫拉克利特：宇宙论残篇》（Heraclitus: The cosmic fragments,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以及卡恩的《赫拉克利特的艺术与思想》（The art and thought of Heraclitus: an edition of the fragments with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两部著作都按照自己给出的解释框架重新编排了赫拉克利特的残篇，前者虽只选取不到一半的DK本残篇，但是将所选残篇置于所从出古代文献的上下文中予以讨论。另外法国学者波拉克与韦斯曼（Wismann, H.）合著以及孔赫（Conche, M.）的两个赫拉克利特注本也较重要。早期宇宙论者的文献汇释著作不多，较重要的有德国学者沃勒（Woehrle, Georg）的《米利都的阿那克西美尼》（ Anaximenes aus Milet: Die Fragmente zu seiner Lehre），卡恩对阿那克西曼德以及毕泰戈拉学派的文献进行了深入研究，继伽洛普（Gallop, D.）《爱利亚的巴门尼德》（Parmenides of Elea）全面汇释了巴门尼德文献之后，柯克松（Coxon, A.H.）的《巴门尼德残篇》（The Fragments of Parmenides）介绍、讨论了巴门尼德以及相关文本的希腊语言的使用以及文本流传的历史及其变化，对古代证言的搜罗汇编最为详实。意大利学者温特西泰奈尔（Untersteiner, M.）对巴门尼德、芝诺等爱利亚学派人物以及智者的文献做出了较重要的注疏。杜蒙特和斯普拉格（Sprague, R.K.）也分别出版了智者残篇、证言文献的法文和英文译注本。 与其他前苏格拉底思想家的文献相比，马科维奇1967首版、2001年修订版《赫拉克利特：希腊文及短评》集注版本是对赫拉克利特残篇的集注集解当中考订最详实、注释最丰富的版本。[18]但即便如此，迄今也还没有完整出版赫拉克利特残篇、证言、学述以及所谓赫拉克利特主义者的拟作在内的文献全集。法国俄裔学者谢尔盖·穆拉维约夫（Serge Mouraviev）认为，没有一部搜集残篇、证言并对文本进行校勘、对不同文献出处加以对比稽核的全集，这是百多年来学者们对赫拉克利特以及其他众多前苏格拉底思想家的理解一直有广泛而巨大分歧的原因之一。他认为此前的赫拉克利特文献编者包括第尔斯在内都经手但却略过了很多古代文本，而这些文本对于一般读者尤其是在今天来说都是很难接触到的稀缺文献，所以他主持编纂的《赫拉克利特文献集》（Heraclitea）意图首次提供一个编年体的、系统的赫拉克利特文献批评版本，涉及现存几乎所有关于赫拉克利特水平、著作、思想以及后世记载的历史文献，对残篇以及主要证言提供翻译，对所有文献都加以校核、评注，各种文献将依其相对重要性、相关度以及可判断的真实性来收录，以全面提供相关赫拉克利特研究的语文学以及方法论主题的参考文献。 Heraclitea由德国的Academia出版社自1998年开始出版，共分五卷，最后总计大约会出版20分册左右。该汇编的工作语言为法语，各种古代文献材料也提供法文翻译，只有第三卷收录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的部分提供法语、英语、俄语三种现代语文翻译。在原始文本的语言文字整理方面，不会将各个时期的不同希腊语文统一为古典希腊语，而是根据文献所处时代及地域的实际使用希腊语形式如伊奥尼亚方言、阿提卡方言等等按原始文献原貌出版，以保证尽量符合时代真实以及与赫拉克利特式的书写方式更为接近。 第一卷《绪论》（Prolegomena）以及第五卷《索引》（Indices）将在最后出版，目前第二、三、四卷已陆续出版十本分册。 第二卷《历史记载》（Traditio）含三个分卷，按编年体收录自公元前500年至公元1561年之间涉及赫拉克利特的各种文字记载。A分卷共四分册（II.A.1- II.A.4）已全部出版，充分收集、汇编了明确被指认为赫拉克利特的文字或者确定是引用了赫拉克利特文字的历史文献记载，提供了法文翻译以及文本评注，共约收录历史上250位作者的约1300条文献。B分卷将收录赫拉克利特伪作、拟作。C卷将对A卷与B卷收录的文献做出语文学以及哲学的文本评注。 第三卷《汇评》(Recensio)对第二卷收录的归属于赫拉克利特的文本进行考订、分析、批评。第三卷又分为四个分卷，III.1《生平记载》、III.2 《学说》（Placita）、III.3《残篇》（Fragmenta）；III.4《来源》（Fontes）收录赫拉克利特之前有可能影响其思想的文献来源，包括原文及评注。 第四卷《复原》（Refectio）将在第三卷III.2 《学说》和III.3《残篇》的基础上重构、还原已经佚失的赫拉克利特著作文本。 从整个计划来看，最直接而重要的赫拉克利特的残篇文献整理集中在第二卷《历史记载》的A分卷即（II.A.1- II.A.4）以及第三卷《汇评》，这也是这套赫拉克利特文献汇编当中先期推出的几卷，共已出版十册。其中第二卷A分卷收录历史上赫拉克利特的残篇以及有关赫拉克利特的文献；第三卷已出版六册，即类似于DK本A部分的III.1《生平记载》与III.2 《学说》各一册以及作为残篇考释的III.3《残篇》里三册中的A册共一本、B册三本。[19]  3、新发现纸草（Papyrus）文献 从第尔斯本以来，从古典文献中新检索、查证出的残篇或者证言很少，少量新出文献主要来自对积存中古文献以及考古新发现古代纸草文献的发掘和整理。新发现文献对于古代希腊哲学研究具有的意义从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即可见一斑，对于前苏格拉底思想家的文献来说，二十世纪散见不少零星的考古、考据新出文本，其中最大的新发现来自涉及关于德谟克利特的法国斯特拉斯堡纸草文献、佛罗伦萨手稿以及涉及赫拉克利特的德尔夫尼（Dervni）文献的发掘。国内已有最新文献对斯特拉斯堡纸草文献做过简要介绍，该纸草最大的贡献在于引起了对恩培多克勒文本篇章内容与题目的争论，[20]有如我国出土郭店楚简对于老子著作文本的再认识。据该纸草文献整理者整理研究，[21]从语文学出发，斯特拉斯堡纸草文献一方面印证了辛普里丘引述德谟克利特有关残篇的真实性，更重要的是根据前后文文本和思想关系可以证明德谟克利特确有《论自然》一书，，纸草文献中最长的一段即a文本能够接续现有DK本残篇17，被确定为新发现残篇，是《论自然》的第一卷，而另一较长纸草文本d可与DK本残篇62印证，是《论自然》第二卷。另外，a纸草的另一重要文献价值在于解决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00a29—30长期存在的耶格尔本与贝克尔版、罗斯本两个版本之间的一个文本分歧，证明了耶格尔所做修正的错误。除此之外，这些纸草文本有助于解决辛普里丘、普鲁塔克、波菲利等作者涉及恩培多克勒的有关文本分歧问题。 德尔夫尼纸草于1962年发现于希腊北部马其顿地区首府萨洛尼卡（Thessaloniki）北部二十公里处，这是自文艺复兴时期之后关于古希腊哲学与宗教最重要的考古新发现。这批纸草文字约书写于公元前四世纪，有26卷信函存留下来，在目前已知的历史文献中没有任何记录，可能是公元前四世纪晚期至三世纪前期某个祭祀活动中作为祭祀仪式一部分的焚烧行为留下的劫后余灰。目前学界认为这是一个对奥尔弗斯诗歌进行寓言式评注的作者留下的文稿，杨柯（Richard Janko）认为，这些纸草的作者应该是一位无神论者，他于公元前415年以与苏格拉底类似的不敬本邦神灵的罪名遭到谴责。[22]文本中直接提到的哲学家的名字是赫拉克利特，与赫拉克利特直接有关的段落至少有6个，公认对赫拉克利特的残篇DK3和94有直接引用。贝特亥（Betegh）认为现存纸草是关于宙斯的一个奥尔弗斯诗歌，是对唯一宇宙神的寓言描述，并叙述了以此为基础的宇宙生成论以及神学思想，实际上反映了前苏格拉底思想家的自然学说，而与前苏格拉底思想家密切相关的则是阿那克萨戈拉、赫拉克利特的自然学说、宇宙论、末世论思想。[23]纸草现存文本体现出的较有新意的观点是，作者认为早期思想家的宇宙、秩序是一个可理解的系统，其中也囊括了神性，这个系统服从非个人力量的统一性。  四、对第尔斯传统的批判和发展：重新考订学述来源 经过自第尔斯发表《希腊学述》以来一百三十年来的工作，研究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最直接、最主要的文献依据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残篇以及古代直至中世纪学者的广泛撰述。尽管现代学者一直没有停止对这些文献的考订工作，但是如何处理残篇文本不完整的残章断简性却一直是个问题。残篇文本的片段性这不仅让我们难以充分还原、建构早期希腊哲学思想的方方面面，而且局限了这方面的研究视野，对哲学开端阶段的思想发展线索、体系难以清晰梳理。而且自二十世纪末以来，文献考证和哲学史研究的成果已经让学界认识到目前的早期希腊哲学研究过多局限并严重依赖于从各种文献中辨析、萃取得来的所谓最真实的“残篇”，但是不管残篇还是现有的学述文献都不足以给我们提供一个绝对的标准文本去尽可能恢复、重建早期希腊哲学著作及其思想。根本问题在于残篇所以从出的历代撰述本身也是必须要经过严格学术考察的二手历史文献，同时如何从学述文献中选择、辨析有关前苏格拉底思想家的文本也有一个指导思想和方法论的问题。所以到二十世纪下半叶，整理前苏格拉底思想家的文献就着重转向了考订学述文本本身，即对残篇来源重新考订，对来源文献本身进行注疏考证。 这个工作的起点就是批判性地重新审订第尔斯构建学述、残篇的方法论及其原则，最后当然就是稽核、考释、整理学述文本。曼斯菲尔德以及鲁尼亚等学者检讨了第尔斯钩沉学述的方法之后认为，第尔斯确立学述传统、恢复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文献的工作既体现出独特的语文学方法，也遵循了亚里士多德以及逍遥学派的思想史、哲学史路径，背后暗含着对古典哲学传统的认识与解释问题。 今天我们对“学述”一词的使用比第尔斯的本意要宽泛很多，根据曼斯菲尔德的界定，凡是晚出作者对古希腊和罗马学术著作的引用以及各种各样的转述、记载，都可以被称作“学述”，或者说学说撰述。“广义上来说，学述包含那些在其全部或者部分著作中，作者表述了古代哲学家或者学派的哲学观点，或者其它一些领域的哲学问题”。[24]但是这些作者的记载或者转述并不一定是为了讨论哲学问题或者提出哲学观点，更不是出于历史学或者文献学的目的对这些学说给予批判性的评价或者注疏，而且后出的学述文本或者丧失了某些内容，或者添加了某些内容，或者在其后的流传中又被再归纳、再扩充、再更新。因而，我们可以归为所谓“学述”的文献并不能作为确切的一手资料，借助学述文献我们可以互相印证失落的古代文献，通过文献考证、检视并摘录出一些研究早期希腊思想家的原始材料。在这样的文本条件下，为了搜罗、理解前苏格拉底思想家们散失了的残篇断简，我们就不得不去理解学述传统以及学述文献整体的流传、变迁，去考察文献传达的总体观点、细节差异，探讨撰述作者的意图，最终明确现存古典资料的可靠程度。[25] 在这样一种对“学述”的认识基础上，曼斯菲尔德等重新审视了第尔斯建构学述传统的指导思想与原则，发现第尔斯非常强调亚里士多德和特奥弗拉斯特著作中“区分方法”的重要性。特奥弗拉斯特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中辩证法的方法论以及对自然学说的学科范围界定，其辩证法就是在分类、确定属性的基础上考察各种学说、观点，找出共同点和矛盾之处，在什么意义上哪些说法可以接受，而哪些观点不能接受。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所探讨的本原问题也在《论题篇》里被纳入自然哲学领域，同时自然哲学的主题被区分为数、本原和运动这两方面，所有早期希腊的思想家们也就是那些自然哲学家们的“学说、意见”doxai就构成了学述传统的对象、来源。在此分析基础上，第尔斯认为特奥弗拉斯特的著作应被命名为《自然哲学家的学说》，其记述的内容就是最根本的早期希腊哲学研究材料，其记载的学说都应该以辩证法的方式来加以批判。此外，第尔斯还跟从策勒的说法，认为特奥弗拉斯特现存残篇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一样，都是在著作的开头讨论早期希腊哲学，所以甚至可以认为学述传统的终极源头还不是特奥弗拉斯特，而就是亚里士多德。[26] 但是曼斯菲尔德认为，第尔斯的这种方法论是不是能够普遍运用到分析学述作者的文献当中去是值得怀疑的。因为通过比较现在整理出来的文献，可以看到学述作者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特奥弗拉斯特等哲学家的记叙是非常不同的，曼斯菲尔德甚至认为，经过第尔斯的整理，学述作者尤其是艾休斯的撰述学说被改造、歪曲或者说亚里士多德化了。因为在第尔斯《希腊学述》里选择和讨论的大多数学述文献，一般说来仅仅是对自然哲学、科学问题等学说的对照式撰述，其自身并不对包含的问题给出一个决定性的回答，我们在艾休斯文献里找不到他自己的解答，甚至他记载的很多不同学说都是不可调和甚至互相冲突的。恰恰在这一点上，艾休斯与亚里士多德、特奥弗拉斯特表现出了根本差异，一方面是哲学思考与历史记载的差异，另一方面是文本形式上的差异，即到底是根据思想主题还是根据思想家个人来记录古代思想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在根本上决定了学述作者不同于哲学家的对待、选择、记录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文献的态度。因此曼斯菲尔德等学者认为第尔斯是将亚里士多德的基本思想倾向贯彻到了对艾休斯文本的重建当中，使其看起来更像一个亚里士多德的后学，或者至少是一个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忠实跟随者。[27] 生活于公元前一世纪或者二世纪的艾休斯没有著作留存下来，现存伪普鲁塔克和斯托拜乌的两部著作被认为是对其著作的删节摘录，第尔斯认为艾休斯自己也是从古代著作中删节撰述而成了自己的著作《古老的学说》（Vetusta Placita），他在《希腊学述》中认为公元五世纪的神学家特奥多罗（Theodoret）都还拥有他们删节摘录的引用本，他认为这本著作经过特奥多罗考察其真实性是有保证的。但是基于上面介绍的研究结果，现在的古典学者一般都不认可有这部著作，所以曼斯菲尔德和鲁尼亚考察第尔斯搜集、综合、打乱次序编订的文本及其来源，重新编订了Aëtiana《艾休斯文献：一个学述作者的方法与知识文本》。该书共分三卷。 第一卷《原始文献》（The sources）是从艾休斯论自然哲学问题的著作中提取出来的对古希腊哲学的引述，对第尔斯《希腊学述》中搜集、分析、汇编的艾休斯文献的来源重新进行了认真考察和重新编订，这是我们研究从早期希腊一直到公元前一世纪之间的古代哲学的一个关键来源。 第二卷《概略》（The Compendium）研究了从前苏格拉底直至公元前一世纪早期的艾休斯在物理学等问题上的哲学撰述，从整体上考察了艾休斯著作对早期希腊哲学的概述，还首次完整重构了艾休斯著作的第二卷，并囊括列举了大量其它古代文献中相关的哲学撰述和辩证论述，对这些原始文献的处理比第尔斯在《希腊学述》中的来源批判要更为深入。[28] 第三卷《对古代哲学撰述传统的研究》（Studies in the Doxographical Traditions of Ancient Philosophy）收录了19篇论文，讨论了古代哲学撰述传统中的不同方面以及主要问题，考察亚里士多德和特奥弗拉斯特作品中就开始出现的对早期希腊哲学的撰述方法。这一卷可以作为前两卷的研究指南。 对特奥弗拉斯特著作的整理虽然不仅仅是对前苏格拉底思想家学述文献的整理，但通过上述介绍，不难看出这方面的文献整理对于研究前苏格拉底思想家的意义。 荷兰莱顿（leiden）大学城布里尔（Brill）出版社的“国际特奥夫拉斯特研究计划”，由佛腾堡（W.W. Fortenbaugh）等学者主持，计划分文本、翻译以及评注三个系列出版与特奥夫拉斯特有关的残篇和证言总集，提供最新的研究汇编。除了特奥夫拉斯特的残篇和证言集，Brill出版社还计划出版九卷文献注疏集，分别为：1.生平、著述和记录；2.逻辑学；3.自然学说；4.形而上学、神学、数学、心理学；5.人体生理、动物、植物；6.伦理、宗教；7.政治；8.修辞学、诗学；9.音乐以及其它主题、索引。除了希腊、拉丁文献，这些注疏本还将包括历史上阿拉伯文文献的重要讨论成果。1992年率先出版了两卷本的《Eresus的特奥夫拉斯特：生平、著述、思想及影响的原始文献》，包括特奥夫拉斯特残篇和证言的文本、翻译以及注释，发表了原始文本、批判性的注解、残篇及证言的英文翻译、特奥弗拉斯特文献索引以及与历史上曾经出版过的全集、选集的对照。该书一俟出版便被学界誉为今后特奥夫拉斯特文献以及相关研究的标准版本。此后分主题针对特奥弗拉斯特的各部分文献陆续开始出版希英对照集注本，并将历史上极少被现代西方学界考察的阿拉伯文文献也吸收了进来，至今已经出版了涉及五卷共七本。  按照西方古典学与哲学这两个学科的分布，有西方学者将古代哲学研究分成古典学和严格的或者说纯粹的哲学研究这两个领域，但实际上二者无法截然分开，从哲学史和哲学史料学的意义上来说，文献整理本身也是对前苏格拉底思想家研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越来越多分析哲学背景的哲学史家、哲学家对古典哲学的研究也更突出了古典哲学包括前苏格拉底思想家的哲学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大量现代分析哲学手段的使用，也使得我们对某些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提出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与论证方式更为明晰化，但这些工作不管是文本解释还是哲学分析都是建立在古典文献的语文学基础之上的。因此了解、学习、研究现代西方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文献整理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在国内深入开展古希腊哲学的史料、哲学史乃至哲学问题研究。国内对于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文献的介绍已经有了数十年的积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出版的《古希腊罗马哲学》（1962，北京：商务印书馆）从多种英、德选本选择、翻译了前苏格拉底思想家的大部分残篇和少量证言，目前这本文选正在修订之中。八十年代苗力田先生主编的《古希腊哲学》（198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其前苏格拉底思想家残篇及证言部分从第尔斯编辑的希腊文、参考弗里曼以及二十世纪的各种英译文翻译整理而成，并按照思想主题作了分类。但是在整个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证言的翻译汇编、注解、阐释乃至在具体学派、人物的文献整理方面还是空白，单个思想家的文献方面只有近来楚荷译自罗宾森（Robinson, T. M）编撰英译的一本《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2007，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由于西方学界据以为本领域基础的学科常识、文献数据与材料对于我国学界都很陌生，因此在西方学者研究基础上尽快编纂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汉语、古希腊语对照文献注疏对于国内外国哲学乃至西方历史、文化、科学史的教学研究十分必要，而目前尚完全没有汉译的特奥弗拉斯特、艾休斯、希波吕图以及辛普里丘等亚里士多德著作评注者的著作如能有重点地加以翻译介绍，则不仅对于早期希腊哲学研究乃至对于整个西方古典哲学研究都具有基础作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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