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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明的一盏明灯熄灭了”

 激扬文字 2022-03-22

题图:1940年,纳粹德国占领巴黎

二战中的1940年5月至6月,短短六周时间,法国这个拥有强大陆军的欧洲传统强家便迅速沦为纳粹的附庸。这是二战乃至整个20世纪战争史上一场著名的失败,它深刻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格局,使法国至今仍然笼罩在耻辱的阴影之中。

近日,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英国科学院和皇家历史学会院士,法国史研究权威朱利安·杰克逊(Julian Jackson)的代表作《法兰西的陷落》,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引进,作为“万有引力”书系之一出版。作者全面描述的法国沦陷的过程,从军事、政治、经济乃至法国社会状况等多个角度,深入分析了这次溃败的根本原因,展现了身处战争中的法国社会全景,并真实地告诉人们,军事史上那些流畅而简单的叙述与混乱而复杂的战争现实是多么不同。

2004年,本书获得欧洲历史学界殿堂级奖项——沃尔夫森奖。

《法兰西的陷落》序

文 | 朱利安·杰克逊

来源 | 《法兰西的陷落》

1940年1月,大英帝国总参谋长埃德蒙·艾恩赛德(Edmund Ironside)爵士在访问法国后这样总结了他对法国军队的印象:

我不得不说,法军从表面上看并无异常。虽然在我们看来,将领们的年龄有点老,但他们个个久经沙场,斗志昂扬。联络官们都认为,即使他们经历了如此漫长的等待,在一番慷慨激昂的战前动员后,士气也丝毫不减。我心想,这要等大战来临方可知晓。1914年,许多官兵都吃了败仗,但年迈的霞飞(Joffre)元帅牢牢把控住了局势。如果局势和当年一样,那么当闪电战来临时,我们还能扭转局势吗?我必须坦言,我不知道。但我想,我们必须信赖法国军队。这是我们唯一可以信赖的。我们自己的军队实力薄弱,必须依靠法国。我们现在就连像1914年那样的精锐部队都没有。一切只能指望法国军队,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William Edmund Ironside

艾恩赛德写这段措辞谨慎的话时,英法两国对德国宣战已经超过三个月了,但到目前为止还几乎没有战事发生。英法盟军计划通过实施封锁来遏制德国的战时经济,同时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一旦准备充分,就在1941年或1942年发动进攻。如果德军在此期间发起进攻,那么英法盟军必须能够抵挡住攻势。法德边境有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的保护,而法国与比利时及卢森堡的边境却并未设防。未来这里的战况几乎要完全取决于法军的战斗素质。

5月10日,德军在西线发动攻势,入侵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六天后,荷兰投降。5月13日,德军成功从色当(Sedan)渡过默兹河(River Meuse),兵锋直逼英吉利海峡。在比利时境内作战的英、法、比三国军队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5月28日,比利时投降。5月26日至6月4日,大批英军成功地从法国海峡的敦刻尔克(Dunkirk)港撤退,从而逃脱了落入德军之手的厄运。至此,欧洲大陆的英军已经几乎全部撤离。现在德军可以畅行无阻地挥师南下,直逼法国腹地。他们突破了法军在埃纳河(Aisne)和索姆河(Somme)构筑的防线。6月10日,法国政府撤出巴黎。四天后,德军进驻巴黎。6月22日,法国政府与德国签署了停战协定。仅仅六个星期,法国就被打败了。这是法国历史上最耻辱的军事灾难。

纳粹的旗帜在巴黎上空飘扬

艾恩赛德将军对法国军队的疑问似乎已经得到最终的回答。这一回答恐怕比他做过的最坏的噩梦还要糟糕。6月中旬,大批法国民众为了躲避德军踏上了向南逃亡之路。人群中有一位法国观察者,他遇到了一支部队,已不再是五个月前艾恩赛德看到的那样了:

三三两两的士兵踩着路边的杂草向前走着。他们没了武器,双眼低垂。一辆自行车、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先后擦肩而过,而他们却好像没看见似的。他们像盲人,又像衣冠不整的幽灵在游荡,既远离那些坐在马车上的农民,也不和那些坐在车里的城里人在一起……他们独自前行,像是不再乞讨的乞丐。我们目睹了法军溃败的开始,只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误以为他们只是行动迟缓,才被远远甩在大部队后面。

法军溃败带来的后果,对法国来说是毁灭性的。法国的半壁江山被德军占领。在温泉小镇维希(Vichy)——法国南部的一个非占领区,“一战”英雄贝当(Petain)元帅领导建立了独裁政权。法国已无民主可言。直到1944年英美盟军解放法国才又建立起民主共和国。但1940年的溃败给法国人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创伤。年轻的历史学家勒内·雷蒙(René Remond)在1940年这样写道: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可怕的考验莫过于军队的失败;就危难的程度而言,这是最大的灾难。不管你以前是和平主义者还是军国主义者,也不管你是憎恨战争还是喜欢逆来顺受,这些都无关紧要……战败给民众带来深深的、永恒的创伤。它伤害了我们每个人身上最基本的东西:对生活的信心,对自己的自豪,还有不可或缺的自尊。

贝当与希特勒

法国的沦陷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法国沦陷后不久,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就写道:法国沦陷可算得上是一场悲剧,“在历史上,其地位可以与文学艺术上的哈姆雷特、奥赛罗以及李尔王相提并论”。正如《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在法军最终投降前几天所评论的那样,巴黎被全世界视为“人类精神的堡垒……如果巴黎惨败,那意味着文明世界的惨败”。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则宣称:“世界文明的一盏明灯熄灭了。”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Mackenzie King)在6月19日宣布:“欧洲已是午夜时分。”莫斯科陷入一片恐慌。斯大林非常清楚:法国战败可能会使希特勒把注意力转向东线。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斯大林骂了几句粗话,然后说,现在希特勒肯定会把我们打得头破血流。”这还真让他说中了。1941年6月,希特勒入侵苏联。在远东,法国的溃败使法属印度支那变成了一个权力真空区,进一步激发起日本的扩张野心。简而言之,法国战败导致了战争大规模升级:它使原本仅限于欧洲的冲突演变成一场世界大战。

法国崩溃的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一直令人费解。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Halifax)勋爵在1940年5月25日写道:“法国的失败一直是个谜。过去两年来,法国军队一直是各国赖以依靠的坚强后盾,可他们还是和波兰一样被德军打败了。”后来,哈利法克斯在回忆录中写道:法国沦陷这一事件“在当时是如此令人难以置信,以至于人们觉得这肯定不是真的;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无法估量的灾难”。法国作家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在1940年还是一名飞行员,他从空中目睹了几乎整场灾难。他在回忆录的开头中这样写道:“我肯定是在做梦。”

圣埃克苏佩里的最后一次飞行

法国国内旋即开始寻找替罪羊。战败后不久,出现了一系列指责和自我鞭挞类的文学作品,比如:《法国掘墓人》[The Gravediggers of France,安德烈·热罗(Andre Geraud)著]、《我控诉!背叛法国的人》[J' Accuse!The Men Who Betrayed France,安德烈·西蒙(Andre Simon)著]、《法国真相大揭秘》[The Truth about France,路易斯·利维(Louis Levy)著]。1941年出版的一本书甚至被命名为《上帝惩罚法国了吗?》(Dieu atil punila France?)。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偏好,有的人指责政治家或将军,有的人指责共产主义煽动者或法西斯纵队,有的人指责学校教师或工业家,也有人指责中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他们指责个人主义、唯物主义、女权主义、酗酒、出生率下降、去基督教化、家庭破裂、爱国主义的衰退、叛国、马尔萨斯主义、不道德的文学等。

自1940年以来,关于法国沦陷的争论就一直不休,不过现在我们至少可以更加平静地看待这一事件,而不再带有争论和指责的基调。本书的目的就是:叙述战败的来龙去脉,阐释战败的原因,反思战败对法国和世界的影响。本书的第一部分叙述了战败的过程;第二部分根据前文的叙述,反思战败的原因及其影响。

法国沦陷涉及许多方面:军事上战败、政治制度崩溃、两国联盟破裂,以及在其最后阶段整个社会几乎全面溃乱等。因此,第一部分的四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展开叙述。第一章着眼于战败的军事方面:法国的军事理论、军备整顿情况、统帅部的战略部署、军事行动的实施。第二章着眼于法国与盟国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在1939年法国的盟友如此之少,英法两国如何看待彼此,战争期间又是如何协同作战的,以及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第三章着眼于战败的政治方面:法国的政治背景、政治结构和领导,政客与军方的关系。第四章分析了法国人民的士气: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和平主义,法国人民对待战争的态度,法国军队的训练,以及德国进攻时法国士兵的作战方式等。

第二部分探讨了这些不同的方面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军事计划、同盟关系、政治、士气这四个因素中哪个更为重要?它们是如何相互联系的?如此灾难性的战败是反映了整个国家正在走向没落呢,还是说这仅仅是因为军事领导人的误判而造成的?纵观法国历史,如此重大事件是否可以从中找出重要原因?当然,这些问题的答案部分取决于事实,而部分则取决于一个人的哲学假设。英国军事史学家巴兹尔·利德尔·哈特(Basil Liddell Hart)曾这样写道:“战争不是一场纯粹靠力量取胜的游戏,而是靠将帅智谋取胜的游戏。”另一方面,列夫·托尔斯泰有句名言,他认为战争的胜败取决于任何个人都无法控制的一种巨大的历史力量。他对拿破仑掌握了博罗季诺战役(Battle of Borodino)主动权的这一说法嗤之以鼻。托尔斯泰由此得出了以下结论:

如果在历史学家的叙述中,我们发现战争或战役都是按照事先制定好的计划进行的,那么我们唯一能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些叙述都是假的。

这一悲观的结论至少提醒我们,流畅地叙述军事历史事件很容易掩盖战斗中的真正混乱。托尔斯泰笔下的皮埃尔·别祖霍夫(Pierre Bezukhov)在博罗季诺战场上奔走,一心想参加战斗,结果只发现到处是一团糟;司汤达笔下的法布利斯·台尔·唐戈(Fabrice del Dongo)后来才知道自己参加了“滑铁卢之战”。正因如此,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我尽可能地做到普通士兵和将军、外交官、政治家们一样同等着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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