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引言
关中自古帝王都，其中尤以隋唐两朝的首都——长安最负盛名，缘由是隋唐两朝乃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时期，并且是中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最灿烂辉煌的阶段，而更为世人关注的一大要素还在于规模空前的隋唐两朝帝都——长安城的建设，几乎是中西古代城市建筑与规划史上的一座高标，至今其巍峨的城垣和“十二街如种菜畦，百千家如围棋局”的坊里格局，犹依稀在目，令人怅忆当年之景象。
关于隋代帝都大兴城（流俗亦可称为长安城）的创建，《隋书》卷一《高祖本纪》：
（开皇二年）六月丙申诏曰：“今区宇宁一，阴阳顺序，安安以迁，勿怀胥怨。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公私府宅，规模远近，营构资费，随事条奏。”仍诏左仆射高颎、将作大匠刘龙、钜鹿郡公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龙叉等创造新都。……（十二月）丙子，名新都曰大兴城。……（开皇三年）春正月庚子，将入新都，大赦天下。……（三月）丙辰，雨，常服入新都。
由是可知大兴城建设的时间、主事人与命名等。而大兴城所处的地理位置乃是“南侵终南山子午谷，北据渭水，东临灞浐，西枕龙首原”，后来的唐代长安城的建设正是以隋代大兴城为基础格局的。
关于隋代大兴城的规模与影响，《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京兆郡”条小注云：
开皇三年，置雍州。城东西十八里一百一五步，南北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东面通化、春明、延兴三门，南面启夏、明德、安化三门，西面延平、金光、开远三门，北面光化一门。里一百六，市二。
复据《隋志》可知京兆郡所统有大兴、长安、始平、武功、盩厔、醴泉、上宜、鄠、蓝田等二十二县，户口三十万八千四百九十九。而大兴、长安两县的地理分布则以大兴城内的朱雀门街为界，城东属大兴县，城西属长安县，此分界线又从明德门延伸到终南山麓。北宋吕大防《长安图题记》又说：
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庸，庸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朝廷宫寺、民居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之精制也。唐人蒙之以为治，更数百年间，但能增大别宫，观游之美者矣，至其规模之正，则不能有改。其功亦岂小哉！
对隋唐长安城的历史地理研究，今天已成为隋唐史学领域的热门。从晚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以后，这种专门的著述和文字遂渐多渐广，研究也渐细渐深，其中尤以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1991年）、阎文儒《两京城坊考补》（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史念海《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1996年）、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杨鸿年《隋唐两京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史念海《唐长安城外龙首原及其邻近的小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二辑）、武伯伦《唐万年、长安县乡里考》（《考古学报》1963年第二期）等，堪为代表。然而在上述成果中，限于文献的匮乏，其对隋代的关注和研讨仍然薄弱，发现和可资凭借的第一手资料还不能充分，因而成就也就大不如对唐代的研究那样突出。有鉴于此，笔者遂意欲对隋代两京作相关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并侧重于两京的地理名称考证，资料则主要采摭近世以来大量出土的墓志铭文。所幸业师周晓薇教授近年主持的《隋代墓志铭汇考》即将付梓，而笔者得以通检了全部文稿，再参详所能阅读到的唐代前期的墓志铭文，终使研究得以在资料的利用上较为充分。这篇《隋代长安城郊地名考补》只是一个阶段性成果，文章旨在摭取依附于大兴城的大兴、长安两县地名为考补对象（不局限城中的坊里，更注重城郊的乡里），区为“辖于大兴县之地名”和“辖于长安县之地名”两部分，依次就其所辖乡、坊、里、村、原等名称及其地理方位予以考核，至有不实不尽之处，则期待读者的纠正和后来的续补。
上篇 辖于大兴县之地名
《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京兆郡“大兴”县小注云：“开皇三年置，后周于旧郡置县曰万年，高祖龙潜，封号大兴，故至是改焉。有长乐宫。有后魏杜城县、西霸城县、西魏山北县，并后周废。”今以隋墓志对大兴县所辖之乡、坊、里、村、原等地理历史情况补订如下：
一、乡
检索隋志，得大兴县属乡凡十二：
01
洪（鸿）固乡：隋代墓志中涉及到大兴县洪固乡的有如下记载：开皇十年《元仁宗志》“殡于大兴县洪固乡永寿里李村东权葬”，开皇十一年《赵世摸志》“葬于雍州大兴县界洪固乡所”，开皇十八年《刘安志》“葬于京师□□洪贵乡胄贵里”（按“洪贵乡”应即洪固乡，盖因“贵”、“固”音近或相沿“胄贵里”之“贵”字而误），开皇廿年《杨文愿志》“权瘗于雍州大兴县洪固乡”，仁寿元年《鲁阿鼻志》“迁葬小□之原洪固乡畴贵里”（按“小□之原”当即“小陵之原”），仁寿元年《鲁钟馗志》“归葬于雍州大兴县洪固乡畴贵里之原”，大业五年《施太妃志》“葬于高阳原洪固乡”，大业六年《韦圆照妻杨静徽志》“迁窆旧茔鸿固乡畴贵里”（按“鸿固”即“洪固”，唐代亦有混用）。其中《赵世摸志》出土于今西安市长安县韦曲东洪固原，与墓志中所说“葬于雍州大兴县洪固乡所”的地理方位基本相同，另有《刘安志》、《杨文愿志》、《鲁阿鼻志》和《鲁钟馗志》亦出土于今西安市长安县洪固乡。《施太妃志》和《韦圆照妻杨静徽志》则出土于今西安市长安县韦曲镇北原，与上述几方墓志的出土地接近，因知洪固乡盖因洪固原而得名。唐代亦有洪固乡，地点与隋代略同，如《长安志》卷十一“万年”载：“洪固乡在县南一十五里，管村四十八，胄贵里。”，史念海《唐长安城外龙首原及其邻近的小原》考证初唐洪固乡的位置，大致在今西安市长安县政府附近一带，当承隋制而设。
02
宁安乡：开皇十二年《吕武暨妻宇文氏志》“遂乃合葬于大兴县宁安乡”。该墓志一九五七年出土于今西安市东郊韩森寨，即隋代京城东垣春明门外。唐代亦有宁安乡，《文苑英华》卷九三二郑熏撰《内侍省监楚国公仇士良神道碑》：“以（会昌）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归葬于万年县宁安乡凤栖原社季村”。据武伯纶先生考证，唐代宁安乡是距离京城南壁启夏门外最近之乡。由此知隋代宁安乡与唐代宁安乡同名而异地。又查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唐《苏永安志》曰：“葬于雍州万年县宁安乡礼也。”以该墓志出土于西安东郊韓森寨推之，又适与隋代宁安乡地理位置相合，则武伯纶先生的推论恐需修正。
03
安道乡：开皇十四年《梁龛志》：“大隋开皇十四年岁次甲寅四月乙丑十五日己卯大兴县安道乡常乐坊民梁龛铭记。”该墓志出土于今西安市长安县，则安道乡应在今西安城东南郊一带。
04
浐川乡：记录浐川乡的隋墓志有六方：开皇十六年《罗达志》“葬于大兴县浐川乡长乐里白鹿原”，大业六年《姬威志》“永窆于京兆郡大兴县浐川乡之白鹿原”，大业七年《田德元志》“归葬于大兴县浐川乡白鹿原”，大业十一年《吴弘暨妻高氏志》“合葬于大兴县产川乡白禄之原”（按“产”即“浐”，“禄”即“鹿”，皆別写），大业十一年《刘世恭志》“葬于城东白鹿原浐川乡之原”，大业十一年《冯淹志》“葬于大兴县浐川乡白鹿之原”。这几方墓志的出土地又都集中在今西安东郊，大致在西起韩森寨，东至郭家滩浐河东西两岸地区，当因浐水而得名。因推知该地区为隋代浐川乡所辖之地。唐代亦有浐川乡，武伯纶《唐万年、长安县乡里考》有所论及，认为浐川乡地跨浐河东西两岸。由此可知唐之浐川乡乃沿承隋制。
05
安盛乡：大业元年《李文都志》：“唯大业元年岁次乙丑二月壬戌朔六日丁卯，雍州大兴县安盛乡民李文都铭记。”该墓志一九五四年出土于西安市东郊郭家滩。武伯伦先生有过论及，认为：“李文都盖是籍贯安盛乡。此铭记一九五四年出土郭家滩，穷苦人民无力远求葬地，或即在安盛乡范围。”若确如其所说，则安盛乡位置应距今西安市东郊郭家滩不远的浐河沿岸。
06
义阳乡：大业三年《陈叔兴志》“葬于大兴县义阳乡贵安里高阳之原”。从高阳原的范围可以推知义阳乡应位于大兴县西南，该墓志一九九二年八月于西安市长安县韦曲镇民间征集，出土地不详，但应在今长安县韦曲镇范围或距韦曲镇不远。唐代亦有义阳乡，《长安志》卷十二“长安”载：“义阳乡在县西南二里，管布政里。”可知唐代义阳乡属长安县，具体地理位置据武伯伦《唐万年、长安县乡里考》附“唐长安郊区万年、长安县乡里位置示意图”所标，与隋代义阳乡属大兴县方位不同，唐义阳乡位于唐长安城西，隋义阳乡应在城南。
07
大明乡：大业三年《吕县志》：“维大业三年十一月十（下缺）郡大兴县大明乡（下缺）伏波将军通议（下缺）令寺丞吕昙（下缺）。”大兴县属京兆郡。该墓志一九五五年于西安市东郊韩森寨出土，则墓志出土地当属隋大明乡范围。
08
御肃（宿）乡：大业五年《王摩侯终南山舍利塔铭》：“大隋大业五年岁次己巳正月己巳朔廿日，京兆郡大兴县御肃乡便子谷至相道场，建立佛舍利塔。弟子王摩侯供养。”此塔铭出土于今长安县南白塔寺。《金石续编》卷三“王摩侯舍利塔记”考证云：
隋至相道场亦名至相寺，即唐百塔寺也，在今西安城南五十里，隋为至相道场，唐为信行禅师塔院。万岁通天二年《梁师亮志》葬雍州城南终南山至相寺楩梓谷信行禅师塔院之东。唐时慕信行者皆葬其左右，而置塔焉。大历中建百塔寺。隋大兴为唐万年，即今咸宁县楩梓谷，在豹林谷东，石鼈谷西。《玉海》引吕大防《城图》云：唐城南直石鼈谷。《长安志》：石鼈谷以谷水为长安、万年二县分界，迄今不改。自唐宋以来皆以楩梓谷隶长安，据此记则隋入大兴境内矣。《长安志》御宿川在万年县西南四十里。杨雄《羽猎赋序》：武帝开上林，东南至御宿川。《汉元后传》：夏游御宿。师古曰：御宿苑在长安城南，今御宿川是也。御宿乡因川而名，御宿作御肃，楩梓作便子，音同而误。
《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三“终南山舍利塔铭”曰：
《寰宇访碑录》云“在长安”，《关中金石记》云“在终南山”，文云“京兆府大兴县御肃乡便子谷至相道场建立佛舍利塔”。案：御肃卽御宿川也。杨雄《羽猎赋》：“武帝广开上林，东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小注：李善《文选注》引辛氏《三秦记》曰：樊川一名御肃。《汉书杨雄传》颜师古注曰：御宿川在樊川西。《方舆纪要》云：樊川在西安府南三十里，御宿川在西安府西南四十里。然则樊川、御宿乃二川非一川矣。）古肃与宿通。便子谷一名楩梓谷，在今长安县南。《长安县志》云此铭为王摩侯建，在楩梓谷。一云此石在长安城南五十里百塔寺。今久逸矣。
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唐景龙三年《魏国太夫人裴觉志》：“归窆于万年县御宿川大韦曲之旧茔。”可知御肃（宿）乡在隋属大兴县，因御宿川而得名，西与长安县为界，位置在今西安市长安县南部至终南山一带，唐沿隋旧。
09
高平乡：大业九年《尼那提志》“归窆于京兆郡大兴县高平乡之杜原”。该墓志一九五二年于西安市长安县韦曲镇附近出土。唐代亦有高平乡，《文苑英华》卷九二吕温撰《故太子少保赠尚书左仆射京兆韦府君神道碑》：“即以是年（元和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合葬于万年县高平乡少陵原。“—九八七年出土于西安南郊今藏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唐贞元十四年《马浩志》曰：“迁窆于万年县高平乡凤栖原之礼也。”又，《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七二唐大和八年《杨迥志》亦云：“安厝于万年县高平乡高望里。”武伯纶认为“唐高平乡位置当在洪固乡北而与之接近。乡名高平，盖因在原上。”倘若唐承隋制，则隋代高平乡位置亦应在此。
10
永宁乡：大业十一年《吴弘暨妻高氏志》“终于大兴县永宁乡之本第”。大业十二年《尹君妻王氏志》：“隋大业十二年正月廿日，大兴县永宁乡住在安邑里民尹氏故人妇女王铭记。”后志一九五五年于西安东郊郭家滩东国棉四厂基建工地出土。以出土地推之，隋代永宁乡在都城之东。唐亦有永宁乡，在今长安县高桥镇东北。
11
义成乡：开皇九年《王昌志》“迁葬于义成乡孝曲里之东原”。该墓志一九九七年出土于西安市灞桥区洪庆街道办事处教委住宅楼工地，以出土地推之，义成乡当属大兴县。而“孝曲里之东原”，盖指白鹿原而言。另有与《王昌志》同时同地出土之开皇九年《王瑱志》“改葬霸城之东茔”。此“霸城之东茔”，正与出土地点吻合，说明今西安市灞桥区洪庆街一带及霸城镇以东皆属隋义成乡辖地。
12
宏政乡：《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五“咸宁县”著录开皇十四年《扈志碑》：“以开皇十四年二月十九日薨于京师宏政乡敬仁里。”“宏政乡”未见记载，以大兴城坊里长安县属无名“敬”字、“仁”字者，而大兴县属有崇仁、宜仁、亲仁诸坊推之，姑附“宏政乡”于大兴县下。
二、坊
《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京兆郡”下小注云：“里一百六，市二。”所谓“里一百六”，即指都城内坊里数，坊和里的称谓可以互换，因此某里可称某坊，某坊亦可称某里。《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記“炀帝即位，多所改革。三年定令，”其中就有“京都诸坊改为里，皆省除里司”之说。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推断大兴城最初的坊里数目为一百零九坊，“即朱雀街东五十四坊，街西五十五坊。《隋书地理志》一百零六坊，'六’应是'九’之化。”检索隋志，得大兴县属坊名凡四：
01
宣平坊：大业六年《韦圆照妻杨静徽志》“遘疾薨于宣平里第”。宣平里即宣平坊，唐代沿用。《唐两京城坊考》卷三载宣平坊乃朱雀门街之东第三街街东自北向南之第八坊。属大兴县，坊有法轮尼寺，隋开皇三年为郧国公韦孝宽所立，寺本隋太保、薛国公长孙览宅，唐睿宗在储，改名法云尼寺。
02
安邑坊：大业十二年《尹君妻王氏志》“大兴县永宁乡住在安邑里民尹氏故人妇女王铭记”。安邑里即安邑坊，唐代沿用。《唐两京城坊考》卷三载安邑坊乃朱雀门街东第四街即皇城东之第二街街东自北向南之第七坊。坊有隋右武卫大将军、宋国公贺若弼宅及开皇六年以礼部尚书张颖宅所立元法寺。
03
常乐坊：开皇十四年《梁龛志》“大兴县安道乡常乐坊民梁龛铭记”。常乐坊位于朱雀门街东第五街自北向南第六坊，坊有隋开皇三年独孤皇后为父赵景武公独孤信所立弘善寺，开皇十八年改赵景公寺；又有开皇六年隋大司马窦宪捨宅为太慈寺，唐改灵花寺。此坊唐代沿用，参见《唐两京城坊考》卷三。又，隋唐长安城坊又有名叫“长乐”者，位于朱雀门街东第四街自北向南第一坊，音同而字异。
04
敬仁坊：《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卷五“咸宁县”著录开皇十四年《扈志碑》：“以开皇十四年二月十九日薨于京师宏政乡敬仁里。”“敬仁里”未见记载，以大兴城坊里长安县属无名“敬”字、“仁”字者，而大兴县属有崇仁、宜仁、亲仁诸坊推之，姑附“敬仁里”于大兴县所辖坊里。
三、里
此之所谓“里”的名称，专指城外四郊所见里名，通常不称为坊。检索隋志，得大兴县所轄城郊里名凡六：
01
永寿里：开皇十年《元仁宗志》“殡于大兴县洪固乡永寿里李村东权葬”。墓志出土于今西安市长安县，以永寿里属洪固乡推之，永寿里应位于今长安县韦区与大兆两镇之间的洪固原（少陵原）一带。
02
畴（胄）贵里：隋墓志涉及畴贵里者有五条：开皇十八年《刘安志》“葬于京师□□洪贵乡胄贵里”（按“洪贵乡”当即“洪固乡”之音近而误），仁寿元年《鲁钟馗志》“归葬于雍州大兴县洪固乡畴贵里之原”，仁寿元年《鲁阿鼻志》“迁葬小陵之原洪固乡畴贵里”，大业六年《韦圆照妻杨静徽志》“迁窆旧茔洪固乡畴贵里”。以上《刘安志》、《鲁钟馗志》与《鲁阿鼻志》皆出土于今西安市长安县洪固乡，而《韦圆照妻杨静徽志》出土于今西安市长安县韦曲镇北原。由此可以断定畴贵里之大致方位在今洪固乡与韦曲镇之间。隋之畴贵里，又称胄贵里。唐代亦有胄贵里，而未见畴贵里。《全唐文》卷五三〇顾况撰《韩滉行状》“京兆府万年县洪固乡胄贵里韩滉年六十五”《全唐文》卷七九二路巖撰《浑偘神道碑》“葬于京兆府万年县洪固乡胄贵里”。据前引《长安志》“洪固乡在县南一十五里，管村四十八，胄贵里”云云，推知唐代洪固乡位置与隋基本一致，则隋唐之“胄贵里”盖亦当在同一区域。
03
长乐里：开皇十六年《罗达志》“葬于大兴县浐川乡长乐里白鹿原”。墓志出土于西安市东郊郭家滩西北国棉五厂，则今浐河东岸的郭家滩一带当即隋代长乐里所在。《太平寰宇记》卷二五《关西道一》“雍州”载：“长乐坡在东十二里，即浐川之西岸也，旧名浐阪。隋文帝恶有反字，改为长乐坡焉。”则长乐里疑因长乐坡得名。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唐贞观十六年《李绍墓志》和李绍母《长乐县君墓志》皆云“葬于长乐乡长乐里”，两墓志同出于西安市东郊韩森寨。是知唐代亦沿用长乐里，在今西安韩森寨一带，似比隋代长乐里位置偏西，亦即唐代长乐里在浐河西岸，隋代长乐里在浐河东岸，但也不排除隋代长乐里辖域可能跨越浐河东西两岸。又，隋无长乐乡，长乐里属浐川乡，而唐代长乐里则属长乐乡，不属浐川乡，这也说明唐代长乐里盖处在长乐乡与浐川乡交界。
04
孝义里：开皇十年《李椿志》“厝于孝义里地”。墓志一九八四年九月于西安市东郊庆华厂出土。以出土地推之，孝义里当属大兴县。
05
贵安里：大业三年《陈叔兴志》“葬于大兴县义阳乡贵安里高阳之原”。墓志一九九二年八月于西安市长安县韦曲镇民间征集，出土地不详，但应在韦曲镇范围或距韦曲镇不远。
06
孝曲里：开皇九年《王昌志》“葬于义成乡孝曲里之东原”。墓志一九九七年于西安市灞桥区洪庆街道办事处教委住宅楼工地出土。参见本文“义成乡”条。
四、村
隋墓志署村名者甚少，大兴县所属村名，隋志中仅见一例。
01
李村：开皇十年《元仁宗志》“殡于大兴县洪固乡永寿里李村东权葬”。该志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县，参见本文大兴县永寿里条。
五、原
01
小陵原：隋墓志涉及小陵原者有：开皇九年《宋忻暨妻韦胡磨志》“葬于小陵原”，仁寿元年《鲁阿鼻志》“迁葬小□之原洪固乡畴贵里”（按“小□之原”应即“小陵之原”）。《雍录》卷七云：“在长安县南四十里，汉宣帝陵在杜陵县，许后葬杜陵南园。师古曰：即今谓小陵者也。去杜陵十八里，它书皆作少陵，杜甫家焉，故自称杜陵，老亦曰少陵也。”则隋之小陵原即唐之少陵原。《资治通鉴》卷一九四载：“丙辰校猎少陵原。”胡注云：“少陵原在长安城南属万年县界。”《太平寰宇记》卷二五载：“少陵原即汉鸿固原也。宣帝许后葬于此。”《长安志》卷十一“万年”载：“少陵原在县南四十里，南接终南，北至浐水，西屈曲六十里人长安县界，即汉鸿固原也，宣帝许后葬于此，俗号少陵原。”又据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北周《拓跋育志》“（周）二年十月十二日葬于小陵原”，知北周至隋皆有小陵原之谓。《拓跋育志》出土于长安县大兆乡小兆寨，其地正在少陵原。综上，小陵原即少陵原，亦即洪固原。史念海《游城南记校注》云“少陵原纵贯于长安城南的东部”，又云：“少陵原南接终南山，呈东南、西北走向，跨万年、长安两县。”而《宋忻暨妻韦胡磨志》的出土地在今长安县韦曲镇东街，正在小陵原（即今少陵原）的范围内。
02
白鹿原：隋墓志涉及白鹿原者有六条：开皇十六年《罗达志》“葬于大兴县产川乡长乐里白鹿原”，大业六年《姬威志》“永窆于京兆郡大兴县浐川乡之白鹿原”，大业七年《田德元志》“归葬于大兴县浐川乡白鹿原”，大业十一年《吴弘暨妻高氏志》“夫妻合葬于大兴县浐川乡白禄之源”（按“白禄”即“白鹿”之音近而別），大业十一年《刘世恭志》“葬于城东白鹿原浐川乡之原”，大业十一年《冯淹志》“葬于大兴县浐川乡白鹿之原”。这几方墓志的出土地主要集中在今西安市东郊韩森寨至郭家滩之浐河东西两岸白鹿原一带，隋代白鹿原即位于此地区，唐代白鹿原与隋代大略相同。《长安志》卷十一“万年”载：“白鹿原在县东南二十里。自蓝田县界至浐水川尽，东西一十五里。南接终南，北至霸川尽，南北一十里。亦谓之霸上。”刘庆柱《三秦记辑注》云：“白鹿原在骊山西南，今西安市东南，位于浐、灞二河之间。白鹿原为西北一东南走向。西北起自今西安市东郊纺织城，东南至秦岭北麓。白鹿原南北约二十多公里，北宽南窄，一般宽约六七公里”。上举六条，白鹿原皆属浐川乡，不知白鹿原一带有否其他乡名？
03
杜原：大业元年《李景亮志》“迁厝于京兆杜原”，该墓志二五年五月发现于西安市长安县杜陵原。大业九年《尼郍提志》“归窆于京兆大兴县高平乡之杜原”，此志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县韦曲镇附近。按《雍录》卷七“秦武公灭杜，以杜国为杜县，县之东有原名为东原，（汉）宣帝以为己陵，故东原之地遂为杜陵县也。……或言杜县之东有杜原。”知隋代杜原走向为今西安市长安县杜陵原迤西至韦曲镇一带。
04
乐游原：大业二年《陈思道志》“葬于乐游原上”。隋之乐游原位置，据《雍录》卷六《唐曲江》条记载：
唐曲江本秦隑州，至汉为宣帝乐游庙，亦名乐游苑，亦名乐游原。基地最高，四望宽敞（《两京新记》）。隋营京城，宇文恺以其地在京城东南隅，地高不便，故阙此地不为居人坊巷，而凿之为池，以厌胜之。又会黄渠水自城外南来，可以穿城而入，故隋世遂从城外包之入城为芙蓉池，且为芙蓉园也（《长安志》、吕《图》同）。刘𫗧小说曰：“园本古曲江，文帝恶其名曲，改名芙蓉，为其水盛而芙蓉富也。”
可知乐游原的分布及从秦、汉一直到隋唐两代的承袭情况，隋代乐游原亦正在今西安曲江池芙蓉园一带，唐代乐游原则沿隋旧制。史念海《游城南记校注》云：“乐游原主体延袤于宣平、升平、新昌、升道诸坊之间。宣平与升平同样在朱雀街东第四街，新昌、升道乃在朱雀街东第五街。……乐游原再由朱雀街东第五街延伸到东城外。”此即乐游原的地理范围。又，唐有乐游乡，属万年县，见《全唐文》卷一李渊《旌表孝友诏》“雍州万年县乐游乡民王世贵”云云。
六、其他
01
霸城：开皇九年《王瑱志》“改葬霸城之东茔”。墓志一九九七年出土于西安市灞桥区洪庆街道办事处教委住宅楼工地。《隋书》卷二九《地理志》：“大兴，有后魏西霸城县，后周废。”《咲安志》卷十一“万年”载：
霸陵故城在县东北二十五里霸水之东。《十三州志》曰“霸陵，秦襄王所葬芷阳也，汉文帝更名霸陵。莽曰水章。”《郡囯志》曰“在通化门东二十里，秦襄王葬于其阪，谓之霸上。其城即秦缪公所筑，汉王元年十月至霸上，子婴降文帝后六年，宗正刘礼为将军次霸上”。文帝后葬其地，谓之霸陵。因为县东南至文帝陵十里，王仲宣诗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晋改为霸城。后周建德二年省。
可知秦芷阳、汉霸陵县、霸上及晋之霸城为一脉相承关系。关于霸城之位置，前考证殊多，李健超《霸上与长安》一文认为“霸城在今西安市东郊灞桥东北的谢王庄附近”。刘庆柱《三秦记辑注》认为霸城应在浐河东、灞河西，即今西安市灞桥区席王镇新市村附近。而秦主阳县在今霸陵东南，灞河以东，西安市与临潼县交界地区，即今西安市洪庆堡一带。张海云《霸城新记》认为“秦芷阳、汉霸城是一个地方，……霸城应在临潼县的油王、地窑村附近，霸上则是距此十华里的西安市洪庆乡田王村一带”。辛德勇《论霸上的位置及交通地位》和《再论霸上的位置》认为魏晋霸城、汉霸陵城和秦主阳以及霸上在一地，“隋以前的霸上当指今谢王庄、王家围墙、上桥子口一带”。而隋以后的霸上则因隋都城的兴建而南移，但仍在灞桥东端，“不管是今灞桥街还是灞桥乡所在地，均应属霸上范围之内”。马正林《也论霸上的位置》则持不同观点，认为汉霸陵县在霸陵东北十里，大约位于灞河东岸的田王附近，汉霸陵即秦芷阳县，北魏霸城县应在今陆旗寨一带，而霸上则位于白鹿原的北端。然从《王瑱志》之出土地及志文所描述之“霸城之东茔”看，似乎与辛德勇之说法更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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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曲：开皇六年《侯明暨妻郭氏郑氏志》“葬于韦曲东北”。墓志一九九一年五月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县南里王村西南，属韦曲镇所辖。唐代多见韦曲之称，《雍录》卷七载：“吕《图》韦曲在明德门外，韦后家在此，盖皇子陂之西也，所谓'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者也。”皇子陂，《长安志》卷十一“万年”载：“永安陂在县南二十五里，周七里。《十道志》曰：'秦皇葬子，起家陂北原上，因名皇子陂，隋文帝改。’”“皇子坡在牛头寺龙泉塔院西，紧邻少陵原坡”。《类编长安志》卷九“胜游”韦曲条云：“在樊川。唐韦安石之别业，林泉花竹之胜境。”史念海《游城南记校注》认为，唐代韦曲在今西安市长安县韦曲镇。而《侯明暨妻郭氏郑氏志》云“葬于韦曲东北”，出土地南里王村正位于韦曲镇东北，说明隋唐两代韦曲位置及范围大致相当。今据墓志知隋代已有韦曲之谓，且为唐代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