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情散文：家事

文/王向力

一

老屋的模样还时常在梦里出现，大门楼处高高的门槛，覆着一层薄薄绿苔的窄小庭院，廊檐下用青石铺成的走道，幽暗冷寂的上房房屋，还有院门外那棵顶端垒着老鸹窝的粗壮槐树……

这是一座我们当地人称作三合头的院落，和村子里众多的土坯房屋相比显得格外与众不同。但自打我记事起，这个庭院就呈现出一派衰败的气象，进门处两根廊柱之间雕刻着白鹿祥瑞的屏门不见了踪影，厦房和上房的外墙被渗漏下来的雨水浸刷，墙皮斑驳，常常会看见腐烂的麦秸的残枝。颇为宽绰的上房里面空空落落，除了一道上端有着镂空菱形图案的木板隔墙外，就只剩下两处土炕，坑边一个摇摇欲坠的薄木板柜了。

两处土炕上分别坐着我的曾祖母和祖母。两代寡居的人，坐在冬日的坑上，寒风在村外的旷野里呼啸，屋檐垂着长长的冰溜子，门窗不时被风吹得发出吱吱扭扭的响声。她们各自摇动着身前的纺车，嘤嘤嗡嗡，仿佛互相唱和着。棉绒在她们胳膊伸展的弧形曲线下扯出一根洁白细韧的线条，待扯到最高点，稍一停顿，纺轮反方向一转，丝线迅速缩回到纺锤上。我伏在曾祖母脚下的被窝里，眼见着纺锤渐渐肥大起来，如一颗雪白的桃子更加丰满美丽起来。在棉花干燥温暖的气息里，我迷迷糊糊看见无数的蜜蜂在眼前飞舞，开始遁入寒冷冬夜的梦乡。

我不知道，当我呱呱坠地的那一刻，是给这个家庭带来人丁兴旺的喜悦，还是增加了一张吃饭嘴巴的惶恐，或许兼而有之吧。家庭的实际情况是：二十岁出头的父亲去煤矿当了矿工，两个叔父正在农业社的田地里劳作，挣取一天几分钱的工分。土地并不贫瘠，但却几乎家家年年都不够吃。我隔着高高的门槛望出去，夏天的大门外场院里，苇篾席上的或黑或白，大小不一带着霉点的馍块正在阳光下晾晒，那是祖母带着二叔父从渭河以北什么县上讨要回来的。我在篾席上爬行，拣出那些白一些的馍块放进嘴里，用唾液浸软咽下，两颊充溢着纯麦面的醇香。对于我来说，这些馍块只是我家门口司空见惯的风景，全然不知它是经历了长途跋涉风雨浇淋，遭遇过无数冷眼冷语，可怜兮兮呼婆喊爷之后才获得的。

我得从高高的门槛上翻越过去，这几乎是我每天都要重复的功课。高高的门槛插在两侧石墩的凹槽里，只有在后院垫圈起粪时才被卸下搁置一旁。我先将一条腿抬高搭在门槛上，踮起另一只脚尖，将身子慢慢向上挪移，等待屁股完全坐在门槛上了，就用手扳住门槛上端，再向另一侧小心翼翼的探出短腿，尝试着用脚尖触碰地面。然而我的脚尖始终不能触到地面，整个身子已经向下翻落，我得迅速将另一条腿蜷缩抽过来，好让两只脚同时咚的一声落到地面上。我至今还不明了这道门槛为什么如此高的缘由，它对于我的每一次进出设置了几乎难以逾越的屏障。我笨拙的姿态常常引起从门前经过的韩家爷爷的兴趣，这个生性开朗爱说爱笑的人站在门口，饶有兴致的欣赏我气喘吁吁地完成这些动作，调侃我说这叫做“小蛤蟆翻门槛——礅尻子上脸”，我坐在门槛上冲他说：“我是小蛤蟆，你就是老蛤蟆，你也来翻一下。”曾祖母就在上房的廊檐下笑着训斥我：“嗨！可不敢跟你爷这个样子说话。”我的身子忽然就凌空而起，晃晃悠悠在空中荡了几圈，双脚稳稳的落了地。我的腋下被一双粗糙的大手托着，我嗅见了韩家爷爷身上的汗腥和绿草汁的味道。

曾祖母站在廊檐下，一身黑土布的衣裳，上衣是斜襟式的，肋下有一排布做的纽襻；裤身宽大，到小腿的地方用布条紧紧缠裹了，露出尖尖的一双小脚；满头的白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在脑后挽成一个圆髻，用黑色的纱网罩着。她笑吟吟地小步走过来，挽住我的手，说：“看你满头的汗，喉咙声都变了。走，咱喝口水去。”

我疑心她要给我喝药。她的木盒子里都放些什么东西呢？焙干的枳子壳、晒干的酸枣仁、淡红的绒线花丝、宽叶片的蒲公英草……这些都是她在不同季节里收集回来后简单炮制出来的药品，邻里谁家的孩子如果感冒发烧了、积食了，嘴里长口疮了，家人都会到我家院子里来，“三妈，娃这两天不好好吃饭，咋办呀？”曾祖母便掀开箱盖，捏出几味药，用来人的手帕包下，嘱咐着回去要熬多长时间，分作几顿去喝。现在，曾祖母托给我一小碗汤汁，水面上分明漂浮着绒线花浅红色的细丝，我厌恶地扭过头去，她说：“你先尝尝，也不知道甜不甜。”我瞪大了眼睛：“啥甜不甜？”她说：“我也不知道这糖水甜不甜。”我一把夺过碗来，试探着抿了一口，就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光了。甜津津的白糖水遮住了药草的淡淡苦味，竟有了沁人心脾的感觉。我抹了一把嘴，问：”还有没？我还要喝。”她笑着说：“没有了。喝一碗就够了。”

我以后的诸如感冒发烧，竟至于在流行病爆发时难逃脑膜炎病的侵扰，却始终拒绝打针和吃药，打掉过医生托着针管的白瓷盘子，紧咬牙关抗拒祖母或母亲伸过来勺子——她们将药片研磨成粉末，加上糖，再用温水拌匀了。后来她们心照不宣地同时行动，摁住我的手臂，捏住鼻子，强行将药水灌进口里。我的牙齿和勺子碰撞在一起咯咯作响，喉咙拼命向上咕噜想顶住流下的药汁。最终这事都会以我的失败而告终，胜利的祖母和母亲喘着粗气坐在床边，并没有露出喜悦的神情，他们知道到吃下一顿药时，依然还有一场恶战。然而当曾祖母坐在我的面前时，我就会乖乖地就范，依旧是苦咧咧的药汁里添加了些许的糖，但我一点都不反感，她一边和我温软地说话，一边一口口将药汁送进我的嘴里，我英雄一般眉头也不皱一下咕咚咕咚咽下去。我知道，这是一种心理深处的信赖，或许还是那幼小时期一碗甜丝丝的糖水的记忆吧。

我不知道曾祖母从什么时候起开始留心那些简单的中草药，但我以后明白了，她正是想通过一己之力的简单防御，给儿孙们织起一道对抗病魔的网络。在供给食物和抗拒病魔的双重思虑中，曾祖母的确煞费了苦心。当我在品尝着她糖水般甜美的药汁中渐渐长大，我也就知道了，这种药汁里透出的慈爱曾滋养过我的爷爷，我的父亲和叔父，也滋养了我和我以后的兄弟姊妹们，我们从这里边获取了无言的爱与善良，忠诚与宽厚，以及顺应和坚韧。

有许多的事还需慢慢从头说起……

二

如果院子里没有人，即使是中午时分，空荡荡的感觉也让人生出些许恐惧。幽深的院子里只有我一个人的脚步声，从天井倾泻下来的日光在庭院中间投下一片规则的长方形。我从廊下的石条绕进去，光亮刺激着眼睛，堂屋看上去一片昏暗，黑黢黢的柱子，挂着蛛网依旧黑乎乎的椽子檩条，同样被灶烟熏染成墨一般的木质隔墙。后门关闭着，一束光从门缝下透射进来，在地上映出一道豁豁牙牙的光影。我搬过一只凳子，爬到上边，欠着身子伸长胳膊，从馍笼里摸馍——馍笼悬挂在一根从梁上垂吊下来的绳子的钩子上。我在摸到馍的一瞬间，目光忽然瞥见了墙上镶嵌着爷爷照片的相框。有着年轻面孔的爷爷，正从相框里慈眉善目地望着陌生的我。我心里突然咯噔一声，一把攥住馍，慌乱着跳下凳子，飞快地向院门外奔去。我听见身后凳子倒地的哐啷声响，我疑心那是那个从未谋过面的爷爷从相框里走出来碰倒的。

爷爷保留下来的仅仅是一张小拇指大小的照片，悬挂在墙上的那一张是某年一位走街串巷的画匠用碳素笔重新描摹放大的。相框里的他面容拘谨的望着前方，目光和善，嘴唇厚实，身着一件对襟的大褂。在我幼年的日子里，家里人从未提及过爷爷，就是围坐在一起回忆往日岁月时，也有意识地回避这个话题。我只是从村中老人的只言片语里，获悉爷爷是死于肺病的，过世的时候还不到四十岁。爷爷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虚幻的词语，我无法得知他的名字，他的性情，更无缘被他牵着小手走在田埂或者原坡上去，看庄稼的成长和牛羊的往来。

一年的夏日，我随曾祖母坐在院门外的凉席上纳凉，夕阳已落，蝉声鼓噪，阴翳正从我家的庭院深处弥漫出来，我忽然问曾祖母：“我爷叫啥名字？”我至今清晰地记得，曾祖母的身躯像被电击了一般哆嗦了一下，刚才还笑眯眯的脸庞如同霜打一般黯淡下去，她没有回答我的问话，神情索然地扬起满头白发的头颅，哀哀地向东山方向望去。我知道自己闯了祸，支支吾吾着抽身跑了。等我转悠回家，远远听见坐在凉席上一家人吃晚饭的谈话声，听见了曾祖母说话时的笑声，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下去。就这个话题，我们以后谁也没有再提起过。

冬日暖阳里，曾祖母关拢了院门，烧了一锅热水，他让我给盆子里注入温水。她坐在阳光下的矮凳上，一层一层绕下腿上的缠布，褪下鞋子，脱去布袜。她的一双高拱着脚背灰白没有血色的小脚露了出来。这双小脚，除了大拇指外，另外四个脚趾弯折反扣在脚掌里，像四条拥挤在一起的死鱼，黏粘在一起。她将脚在盆子里浸泡了一阵儿，抽出脚擦干，取来一把小小的长柄刀子，仔细地刮剃掉脚掌底下和周围的死皮，那灰白的死皮翻卷着，一层层着掉落在地上。

我问曾祖母：“你缠脚的时候哭过没？”

她说：“整夜整夜地哭呢。不过你哭也没有用，大人非给你缠不可。要缠好一双脚，非得眼泪把一个杯子滴满才行。”

我说：“那你也给我缠一双小脚吧。”

曾祖母扑哧一声笑了，说：“瓜娃哩，你又不是个女子娃，缠那个干啥？何况新社会早就不兴这个了。不光是新社会，就连我小时候在西安城里，人家也到处宣扬着放足放足，好多地方，把缠脚步挂在大街上，羞那些给我缠脚的人呢！”

我惊奇的问：“你在西安城里住过？”

她说：“我娘家在城里开着个染房，我小时候一去就住好几个月。那一年逢见围城了，差一点就饿死到城里了。”她忽然愤愤不平起来，“都是李虎和杨虎两个人闹的。”

我不知道她说的那两个人是什么人？为什么竟要将他们饿死？

直到曾祖母去世多年，我才意识到，我就她的往事从来也没有细细探问过。然而即使我有意去问她，她也会避开这些话题。我意识到她在刻意消解对往事的回忆，心无旁骛地考虑着当下每一天的柴米油盐能否供应上家人的三餐，既不过多的瞻前，也不做无谓的顾后。生活只是眼下日子的积累，其它都无暇顾及，也不必要去分心。她如同推着一辆破旧独轮车行进在坡岭上，稳住脚跟，眼睛只盯住前面几寸远的地方，小心翼翼地挪移脚步，避免它突然失去平衡而轰然散架，匍匐于路旁。

她常在麦收季节挎着一个竹篮，走到田地里盘腿坐下，捡拾遗下的麦粒，身子慢慢地向前一寸一寸的挪动。头顶是炽热的太阳，田地里蒸发出隐隐的热气，汗水就从她满是皱纹的脸上成串成串的滴落。有一天晌午，后邻的人在院墙外急促地喊叫我三叔的名字：“快点儿，快点儿，三婆昏倒在地里。”三叔听见了扔掉正在擦汗的毛巾，一溜烟跑出村外。过了一阵儿，他背着已经苏醒过来的曾祖母回到了家里。蒸热的暑气使她短时间昏厥，曾祖母睡了一个下午一个晚上，第二天又挎着篮子走出了大门。

而到每年的冬天，纺线织布便是她和祖母固定不变的劳动。整个冬天，庭院里响彻着纺车嘤嘤嗡嗡和织布机吱扭的声响，偶尔有人来家里取走纺好的线锤和织好的经纬分明的布匹。我不时在她们面前捣乱，阻断她们的动作，或者扯断一根丝线，曾祖母小声地呵斥我，把断了头的线在嘴唇上抿一抿，指头翻动，迅速灵巧地绑结在一起。

纺车的声响仿佛无休无止，打破冬日庭院的单调萧瑟和寂寥，让我想到春天里大地上金色的油菜花和嘤嘤飞舞的蜂群。我的童年在纺车声中度过，然而如果我当时知道家庭经济的窘迫和不易，我就应该明白，那每一根根扯出来的洁白的丝线，就是喂养着我的乳汁。我只所以没有在童年里养成忧郁的气质，是因为曾祖母和祖母从不紧锁眉头，长吁短叹，给我留下沉重的阴影。她们以自己的生存哲学，面对生活的压力，学会了顺应和泰然处之。这是我以后才真切地悟出来的。

有一年秋天下午，曾祖母忽然提着一只小板凳，踮着小脚走到门前的池塘边坐下来放声哭泣起来。她的哭既不是嚎啕大哭，也不是低声啜泣，而是拖着长长的哀音，喉咙里不时发出饮泣吞声般的深沉的回声。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问叔父们，叔父说，小孩子乱打听啥！他们也不上前劝阻，任由她长时间在哭声中喃喃诉说。曾祖母一直哭到暮色四合，晚风已起，隔壁的张家奶奶走出来劝慰才住声。两个老人，在暮色降临之时，互相搀扶着，走进我家的院子里，那背影给人孤苦和忧伤的感觉，我跟在她们后边，也不觉淌下眼泪来。原来就在夏日的麦忙中，担任村里电工的小姑父在修理线路时被高压电击中身亡，曾祖母于这天下午忽然想起了孙女命运的不幸，悲从中来，才有了这一场哭声。我记得在村里见过好些老一辈妇人在场院边田埂上哭泣的场景，她们用这种方式倾诉内心的痛楚和委屈，让心中的郁闷得以纾解。在人生的艰难里，哭声或许就是一剂良药，何况你又有多少憋屈的心事可以向别人诉说呢。

那年父亲兄弟三人分家异爨，为了让每一个小家庭里的人心里都不生别扭，曾祖母坚持要从她住的厦房里搬出来，让二叔给她在上房后门里盘了一方土炕来住。她从厦房里搬出她简单的被褥，铺展在新的土炕上，那些盛药的盒子置于墙角，一个竹子编制的漆着黑红相间条纹的圆笼垂吊在炕的上方，那里面放着我的姑奶们每次来看她时带的点心之类的食品。她会将这些食品分作几份，留给每一个曾孙和曾孙女们来吃。她看到我回来了，在炕上站起来取出几块点心，说：“快吃，这是你的。”就是这一年，我母亲带着弟弟去了父亲工作的地方打工，去了大约一年有余，一次曾祖母和一群老人在院子里聊天，谈到母亲生我之后不久得了黄疸病，不能给我喂奶。她们抱我去医院里时，母亲递给我一块白膜，我竟然狼吞虎咽的吞下去了。她说到这里，笑着问我：“想你妈了没有？”我说：“不想。”谁知话音刚落，眼泪就扑簌簌地流下来，曾祖母说说：“我娃嘴里说不想，心里头想着呢。”自己也掏出手帕拭去眼角的泪珠。

三

老门楼门额上刻了四个什么字呢？竟然想不起来了，或许本来就没有字吧，只是四块竖排的方砖而已。这座颇显丰姿的门楼据说重新整修过，整修的结果是覆着青瓦的屋檐整整向下落了三砖的距离。当我用童稚的眼光观望它时，有着浮雕的青石门墩显出了惨白的色调，黑漆的大门也褪去了亮色，门把手上锈迹斑斑，瓦楞间窜出的灰色的瓦松默默地在风里摇晃。这座气派的门楼出现在村子东头时，正是我高祖做皮货生意颇为兴盛的时期，或许在渭北的县城里见惯了这种四水归堂的庭院，庄重而又华丽的屏门，青砖铺墁的地面，高高的门楼与两侧厢房的后墙和后院形成了一个密闭的近似碉堡的安全空间让他欣羡，他也似乎厌倦了商人四处奔波的生活，将这样的庭院复制在故乡的村舍里，又购置了几十亩土地，幻想着此后可以如隐者那样度过安逸舒心的晚年岁月。

我见过他的字迹，焦黄脆薄的纸张上有他俊秀飘逸的毛笔字体：山西某某地某某人欠银多少两。据说他会双手打算盘，可以在和来人的谈话间手指拨动算珠，噼里啪啦完成一套漂亮的狮子滚绣球。

我不怀疑高祖的精明能干和对商机的准确把握，唯独哀叹他对时局失去敏锐透彻的观察和理解。或许他已经嗅到了社会的动荡与不安，他只是想回到自己的故乡去，在那个位于白鹿原东南隅的偏僻村庄里，过上颇为体面安静的生活。——这个计划显然是失算了，人在回归故乡的路途中，会让温情冲垮理智的堤坝，毫无理由地糊涂起来。

乡村已经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许多年后，当我试图通过志书寻找故乡周围当年土匪群落的信息时，竟然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那段历史和人的遭遇风一样消逝了。也许有过这样遭遇的人多如牛毛，执笔者已不屑去记录了。

高祖父被土匪绑架过两次，高高的门楼显然成为土匪谋算攻击的对象，他被塞进旷野的旱井里，在极度的恐惧中等待家人卖掉田地来赎回自己。据说以后每当夜里有人叩击门环时，他都会吓得一下子窜上板楼上，身子如筛糠般哆嗦。他在恐惧中一日日衰弱下去，直至瘦成干柴撒手而去。

这个家也就迅速的衰败下来。

我如果可以追问曾祖母的话，我会问她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和我曾祖父解除掉婚约呢？我能想象到她看我的神情，依然是笑盈盈的样子：“我能做啥主呢。我就是有了这个念头，怕只会招来我达我妈的一顿骂。做人怎么能这样做呢？”我以为我这种推测不无道理，重然诺守信用，是当时这一片区域人信奉的教条，人活脸，树活皮，可不敢让人在背后戳咱的脊梁杆子。

1930年代初，曾祖母被花轿抬到了我家门前，她其时哪里知道，厄运才刚刚拉开帷幕。

土匪在各村各寨里骚扰，一日数惊已经不单单是我家唯一遭遇的灾难了。为了自保，县城外的东乡成立了民团，南乡、北乡也成立了民团，他们很快被县保安团编为第一第二第三保安队，有了正式组织的意味了。关于我们白鹿原上西乡的组织，我无从得知他们的详情，只知道曾祖父一伙人也背着马刀从街巷里经过，刀把上系着鲜红的绸条。他们在一起操练，除了简单的阵法和搏击外，还在腰上扎上一条宽宽的布带，马步蹲裆，深深吸一口气，将肚皮鼓的滚圆，任由旁人用刀来砍用棍棒来击打。这种被称为“硬肚功”，在当时颇为流行，刀枪不入的神话还在乡村里传播。他们好像还有几杆土枪，装上火药、铁砂和钢珠，扣动扳机，轰的一声巨响，很能震慑住人。

我在家人的讳莫如深下对曾祖父的事迹几乎一无所知，二十出头的他是英气勃勃，还是剽悍倔强，这成为我胡思乱想时无法断定的揣测。这支民间队伍防御了几次土匪对村子的围攻而名声大噪，一群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们一呼百应，临阵勇猛向前，让土匪们大吃了苦头，几次遭遇战后，土匪几乎在我们这一片绝迹了。

我家那只身披虎纹的郎猫在屋里游荡，它有时蹲在廊下，眯缝着眼睛晒太阳，一副逢人不理懒洋洋的样子；有时他会突然跃起，从我身旁箭一般窜入后院，一会儿，口里衔着一只长尾巴的老鼠，摇摇摆摆地从上房屋里踱出来了。他讨厌我平时将它攥住尾巴拎起来，看见我就弓起腰别过脸去，独自找了院角的一个僻静处，咔嚓咔嚓地将老鼠连骨带皮吞咽掉。有时，它会好长时间不见了踪影，就在你已经认定它或许遭遇不测不能回来的时候，某一天它忽然又出现在院门口，纵身越上门槛，将军一般将庭院打量一番，喵喵叫上几声，跳下来走进屋里。“你回来了。”曾祖母掰了一块馍放在它嘴边，他喵地叫一声，低头吃起来，“一猫管三村哩，它这几天肯定在外村一直抓老鼠。”

我以后想，当年的曾祖父一伙儿的威名也就像这只猫一样，波及影响着周围的村庄。然而那些土匪根本无法被辨认，他们白天或许在地里劳作，在集市里买卖货物，到了夜晚才啸聚一处，风一般掠过一个一个村庄，掠夺几袋粮食，赶走几口瘦猪，第二天又若无其事地在自家的村巷里转游。我不知道他们和我曾祖父这些人一起，一旦放下锄头，拿起刀枪，心里是喜悦还是恐惧，是骄傲还是自责，他们如同改了道的河流，悠悠荡荡不知归处地肆意奔流了。

现在土匪们专盯有婚丧嫁娶的人家来打劫。各处的民团组织被聘请去保家护院，他们被奉为座上宾，自然还有一定的酬金。方圆几十里甚至更远的地方也有人家来邀请我曾祖父他们一伙儿前去护卫，只要他们答应了，婚事丧事的日期才能最终确定下来并告知亲友。威名在外，只要他们一出现，主人家果然再无骚扰。曾祖父他们在众人的奉承和赞誉下渐渐忘乎了所以。

曾祖父一大早领着韩老六向南山一个村走去，背上飘着红绸的大刀和长长的土枪引人注目。他以为这又是一次无惊无险的护卫，而土匪夜半突然围拢了那个村子。第二天中午遍体鳞伤的韩老六连滚带爬地回到村子里，失魂落魄地告诉大家土匪如何人多势众，如何将我曾祖父捆绑悬吊在梁上活活殴打致死。他说，土匪们放出话来，等到来南山领尸首时再恶战一场。

民团团众们忽然集体沉默了。他们明白过来，所谓的威名仅仅只限于村庄周围并不远的区域，他们的勇猛仅仅只能表现在防御而不是进攻上，他们坐在一处，一管接着一管吸着旱烟谋算到深夜，最终悄然而散。

曾祖母抱着还不满一岁的我的爷爷一直哭到天亮，才明白当祸事来临之后，只有自己独自承受了。在她恍恍惚惚最终相信眼前的一切都是真实发生而不是梦境时，只能聊以自慰的是，这是命——她只能认命。

曾祖母的父亲套了一架马车，独自去了南山。这个曾经在西安城里开过染坊的店铺老板，经过西安围城之后就回到了家乡务农。我能想象他向南山行进的路上心口蹦蹦直跳，恐惧使头皮一阵阵发麻。他可能几次停下马车，犹豫着站在路旁，但最终他知道自己不能退缩，他不能让自己的女婿曝尸山野，更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女儿整日整夜的哀哀哭泣不停。

没有人来骚扰曾祖母的父亲。迎接马车归来的是傍晚时分西天燃烧的霞光，霞光在曾祖母的哭嚎声里渐渐暗淡，深夜来临了。

那只郎猫吃了被药死的老鼠在场边麦秸堆里痛苦地挣扎着翻滚着惨叫着，周身的毛发弄得杂乱脏污。它看见我走过来，既惊恐又期待，用两只失神的圆眼珠盯着我看，嘴角垂下一缕黏糊糊的液汁。我抱起它，随手抛向池塘的脏水里，据说只有喝饱了脏水才能让它有可能将肚子里的毒液吐出来。它一次次挣扎着游到岸边，又一次次的被我狠心地抛向了池塘中间，他惊恐万分，湿漉漉的身子不住的发抖。它终于没有能呕吐出什么来，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四肢抽搐着，歪着脑袋凄惨无奈地看着我，到下午时候就一动不动了。

我不知道我的曾祖母是如何熬过一个一个死气沉沉的夜晚的。每一个晚上，黑夜如潮水般将她裹挟进哀痛、恐惧和无助里，一灯如豆，婴孩在她的怀里欢笑着，哭闹着，全然不知他刚一出生就遭遇了人间的巨大不幸。我想我可敬的曾祖母忽然于一天晚上，心里如同闪电划过长空，一下子豁亮了。她抹去眼泪，起身下坑，重新洗把脸，梳理了蓬乱的头发。她开始要镇静地面对生活的苦难，她不能退缩的责任就是——不惜一切将怀里的婴孩抓大成人。

四

每天晚上我都和祖母睡在一起，炕沿上的油灯散发着幽幽的光亮，光晕一半映在炕上，一半投在灶台里，灯蕊不时毕剥作响，爆出一串灯花来。我摸来一根针，不厌其烦地拨弄灯芯上发黑的灰烬，每当灰烬掉落，灯光陡然亮堂起来。祖母坐进被窝里，随手拿过放着短烟锅盛着烟叶的木头盒子，她给烟锅里装满烟叶，用大拇指摁瓷实了，衔住烟嘴，凑到灯火上点燃，吧嗒吧嗒地抽上一阵子。屋外刮着大风，后院的杏树叶子唰唰响动，偶尔会有一只乌鸦嘎地尖叫一声，扑棱着飞走了。祖母让我给地上呸呸呸唾三口，她说听见乌鸦叫太晦气了，不好。然后她止住我冲着灯花玩闹，噗的一声吹灭了灯，说：“赶紧睡，耍火的娃娃会尿炕的。”

可我怎么能睡得着呢？我缠磨着她给我说故事。她说：“我没念过书，肚子里没有故事。”我说：“那你就再说一遍叮当的故事吧。”她就在黑暗里讲起来，说村里有个爱说谎的人，逢人就吹牛说他会算卦。有一天果真有人找他来了，说自家的牛找不见了，让他给算算在什么地方。他说，你不要着急，我算卦只能在晚上算，明天告诉你吧。人家走后，他就提着马灯摸黑四处去找，都快天明了，终于在原坡的一个窑洞里找到了牛。他把牛拴在窑洞旁边一棵树上，急匆匆地赶回来，回来天也亮了，寻牛的人已经在他的门上等着。他闭上眼睛，掐着指头，嘴里念念有词，一会儿睁开眼睛说，你往东走，东边坡上有一个窑洞，牛就在那儿。那个人找过去，果真找到了牛，回来就在村里四处传扬，说他算卦如何的神如何的准。以后好多丢羊丢猪丢牛的人都去找他，可把他累坏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家人丢了一根簪子，也来找他算卦，他就问人家簪子是啥样子的，说你也是明早上来吧，我告诉你。摸黑他到县上找到一家卖首饰的铺子，把人家门叫开，买了一根一模一样的簪子回来，塞进这家门口的水道里。天明了这家人来了，他说你掏一下你家门楼下的水道，东西就在那儿。这个簪子神奇，保不准过一阵子它还会生出一个来呢。那家人先在水道里找到簪子，过了一阵子，他家女人在桌子背后发现了原来的簪子，就大呼小叫的，你看，你看，簪子生出簪子来了，太神了！太神了！于是这个人就被人称作半仙。

半仙的名气越来越大，都惊动皇上了。皇上的玉玺丢了，就派大臣找他来算，到底是谁偷走的？这可难住他了，他到哪儿去找呢？他也不可能去买个玉玺啊。黑夜里一个人坐在家里发愁，半夜里下了雨，檐水叮当叮当往下落，他心烦的不行，就说：“叮当，叮当，你叮当个鬼呀！”门口突然有人敲门，他打开门，看两个人走进来，扑通一声就给他跪下了，说：“半仙，你太神了！就是我俩偷的，你连我俩的名字都算出来了。”半仙惊得张大了嘴，问这两个人，原来一个名字叫叮，另一个名字叫当，这个案子也就破了。

我真可怜这个半仙深更半夜高一脚低一脚地在野地里替人家寻找牲口，还好他还都找见了，自己编个谎硬的自己圆，也真够累的。我问祖母：“他以后一直还这样吗？”祖母想了想说：“自从皇上找他算了卦，他就上京当官去了，就没人找得见他了。”我说：“他当官去了，皇上还得找他算卦，他算不出来咋办？”祖母愣了一会儿说：“哪我就不知道了。这娃呦，啥事都打破砂锅问（纹）到底，快睡！”

雨夜里，四檐的水都往庭院中间汇集，檐水叮当叮当的声响彻夜不停，我疑心那两个贼就伏在我家廊下偷听，我就说：“叮当，叮当，你两个鬼呀。”侧耳倾听有没有人敲门，可始终没能听见他俩的敲门声，想着叮当两个人大概早都洗手不干了，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我知道操持家务是我家一家之主的我的祖母，等到门口叫卖高嘴蒸馍的小贩的吆喝声响起来时，我就缠住祖母买白馒，祖母不肯，我躺在她的脚下，嚎啕翻滚，她绷着脸训斥我说没有钱买，我说我不听我不听，她终于无可奈何地叹口气，撩开衣襟，从裤腰里掏出一只黑色袋子，摸摸索索掏出五分钱来递给我。我一骨碌爬起来，一路小跑地冲出院门去。我手里攥着雪白的上面点着红色圆点的蒸馍，有点舍不得咬下第一口，二叔三叔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笑嘻嘻地和我说话，二叔说要给我咬出一个月牙，三叔说他能给我咬出一匹马来，我把馍递给他们，想让他们变戏法一样快点变出来，可他们左一口右一口地咬下去，却不见有什么月亮和马出来，馍可就只剩下一小口了，我哇的一声哭出声来，惊得二叔三叔撒腿就跑，远远听见祖母的叫骂声：“不要个脸，给娃的东西你俩也想吃。”

和曾祖母始终笑语盈盈的神情相比，祖母总绷着一张严肃的面孔，说起话来也直来直去，不懂得转弯抹角。她在家里发出去的命令显然不容反驳，有时就听见她大声地训斥着谁。也难怪，这个人口日增的家并不好操持，她的脑子里整日得盘算着省吃俭应，保证到年尾不至于没有吃的，二叔三叔已经长大成人，得筹划着给他们订婚娶妻，这又得盘算屋里住房如何重新分配。而到每年的夏天，祖母还有张罗着要给年过七旬的曾祖母过生日。对于家务事，曾祖母已经自觉地退到后边，显出一副不闻不问的样子。我期待着她生日的来临，因为到那个时候，在铜川工作的二爷，还有两个姑奶和两个姑姑都会如期来到，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会有白皮的点心吃。那种白皮点心上点着圆圆的红点，咬一口酥香掉渣，里面包裹着冰糖和红绿相间的玫瑰条丝，咬嚼起来满嘴香甜，给我一种迷醉的感觉。

二爷个头不高，说起话声音也不高，慢条斯理样子。两个姑奶都和曾祖母长得极像，圆盘脸，颧骨略高，一说话就笑眯眯的。和我们不同的是，二爷和两个姑奶都不姓王，却姓张。反正我也不管他们姓王还是姓张，他们的到来让庭院屋舍里充溢着热闹的气氛，曾祖母喜悦地和他们说着话，到中午时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浇着肉臊子的长寿面，长长的面条，我得挑起老高，缠在筷子上送入口里。他们都笑我，说我像戏里的孙悟空。二爷指着我对曾祖母说：“自从有了这个碎人，咱家就算得上四世同堂了。”曾祖母笑着点头，眼里竟噙了泪水，说：“不容易呀！不容易。”

二爷在铜川上班，他的家却在距我们村五六里路的将军岭上，家里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姑娘，上边还有两个老人。我以后逐渐弄明白了，他和我的爷爷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在我曾祖父被土匪杀害后数年，曾祖母招赘了一个张姓的人进了门，张姓的这位曾祖爷爷后来因病去世，他在世的日子承担起抚养我爷爷的义务，撑起这个已经破败的家庭不致消亡。我推算他去世的时间，当在我爷爷订婚还未结婚之间。他得了什么病，我无从知晓，我只知道我的曾祖母又一次陷入到无助的境地里，她费尽周折地跟她的长子完了婚，至于她的二儿子，只好找寻着入赘的门路。成年后的二爷，就入赘到将军岭上文姓人家了。

五

1993年的春节，父亲兄弟三人喝罢酒吃把菜各自散去。父亲和二叔于十年前在村的西头盖起了新房，三叔守着老宅子。破旧的老宅子已被拆掉，替换它的是一砖到顶的新式房屋。不善饮酒的父亲面色酡红，和我坐在家里拉着家常，忽然就提及到了往事。他说他十四岁那年，我爷爷的身子忽然虚弱下来，刚开始还能自己走到邻村朱家寨去看病，过了一个多月就迈不动腿了，家里人赶紧商议着凑钱送他到西安去看病。

父亲记得那天清晨，他送爷爷往公社的方向走，东山之后的太阳还没有冒出尖来，麦苗上挂着晶莹的露珠。他听见爷爷胸腔里发出忽长忽短的嘶嘶的声响，看他努力迈动着虚弱无力的双腿。走到刘家独庄子时，爷爷说：“你回去吧，甭送了。记着黑里早早把前后门都收拾好。在家里不要惹事儿，免得你婆和你妈操心，——把兄弟姊妹照顾好。”

爷爷向前走去，消瘦的身躯显得衣裳宽大了许多，背上鼓鼓囊囊的黑色包袱仿佛随时能将他压垮下去。

父亲说，这是他们父子最后的一次对话。他也是从那一天起，褪去了稚气，忽然感觉到肩上有了沉甸甸的担子。他哭着返回家里。

这个庭院笼罩着一股不祥的气息，灾难鬼魅一般萦绕不去，从我的高祖到我的爷爷，他们都在正当壮年的时候撒手人寰，如同天降暴雨一样，一次次将这个家庭升起的希望之火无情地浇灭。无计可施的曾祖母请来阴阳先生，按照先生的说法，将门楼压矮了三砖。

埋葬了爷爷，庭院又陷入到死寂之中。十四岁的父亲看着穿着孝服的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望着祖母怀里抱着他的四弟，茫然不知所措。曾祖母对我父亲说：“去，到岭上把你达叫来。”

二爷来的时候已是晚上，曾祖母对他说，你嫂子还年轻，她要是想改嫁，谁也不要拦着，她要是留下，咱就一块儿熬过苦日子。

二爷说，妈你放心，我嫂子要是走了，我来养活娃，有我一口吃的，就不要娃们饿肚子。

祖母在厦房里闷坐了一天一夜，走了出来，红肿着眼睛对曾祖母说，我哪儿也不去，我走了这一群娃咋办呀？

曾祖母顿时失声痛哭起来。

二爷第二天走的时候领走了我的三叔。

六

1991年的冬季，曾祖母躺倒了。我从学校返回，去二叔家里看她。她侧躺在炕上，白发伏在枕头上。我拉住他的干瘦的手，她醒转过来，看见我笑了。她说她这几天身子朝左躺，左边脸就胀了，朝右躺，右边脸又胀了，“我不行了，看着你们都好，心就都放下了。”她疲惫地闭上眼睛，脸上露出一丝幸福的笑容。腊月里，曾祖母走了，活了八十三岁。

祖母活到七十八岁，早一年就显出痴呆的症状，吃起饭来不知道饥饱，大小便也失了禁。父亲和她夜里睡在一起，炕下的炉子上放着一个盛满水的大铝盆，整日冒着热气，他要不停地给祖母换洗脏污了的衣裳和床单。祖母常常把父亲唤作村里的其他人，总和他唠唠叨叨地诉说许多过去的人和过去的事。

有一天晚上，她忽然说，昨黑里你婆给我说，他又看到你爸的影子在院子里转悠了，我说你看见了就喊我一声，我要一把把他拽住，我问他，你咋就忍心这样走了，丢下我们孤儿寡母的……

父亲掩面而泣，颤抖着说：“妈，你跟我婆这一辈子把苦受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