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本文发表于《文献》2022年第2期，此为编辑部定稿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 任 轲 内容摘要：清代吴中词派的后期代表人物潘钟瑞留下了丰富的词学文献。其中藏于国家图书馆的七卷本《百不如人室词草》稿本不仅保存了其早期词学创作的本来面貌，其附带的序跋、题词、评点更呈现了词作被阅读和修改的痕迹。《词草》的阅读者众多，至少有十位读者留下了评点。这些评点多着眼于词序的繁简、文字的雅驯、词律的精稳。而潘氏在结合个人喜好和评点意见的基础上，对于稿本的词作篇目有所遴选，文字有所修改，最后形成了刻本《香禅词》的文本面貌。将潘氏词集的稿本和刻本对读，不仅能够明晰其词集文本凝定的过程，亦可一窥咸同时期吴中词坛的词学风貌。 关键词：《百不如人室词草》；《香禅词》；稿本阅读；评点 在印刷术产生之后，传统的以手写、手抄存录文献的方式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清词文献十分丰富，其存世形态以稿抄本与刻本为主。相较于刻本形态的固化，一些稿抄本除了呈现文本的原始样貌外，其附带的序跋、题词、评点等副文本[1]也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他们或呈现文本修改与定稿的过程，或承载了该文本被阅读与批评的信息，甚至成为观照词学群体活动的一扇窗口。这些都为还原清代词学的本来面目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本文将要探讨的咸同时期潘钟瑞的词集《百不如人室词草》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独特词学文献价值的稿本。 潘钟瑞（1823-1890），字麐生，一作麟生，号瘦羊，别号香禅居士，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词史上的潘钟瑞多以“吴中潘氏词人群体”成员的面貌出现，“吴中词派发展至后期，吴中七子先后辞世，潘钟瑞逐渐成为吴中词坛的领袖人物”[2]，这种领袖地位是通过为同人词集撰序，校辑评跋、刊刻词集等活动将吴中词派的后期人物团结成一个“词学共同体”而形成[3]。相对于对这种“领袖”身份的关注，潘氏丰富的词学创作及其词集文本却是一个被长期忽视的话题[4]。 潘钟瑞词集现存版本可分为刻本与稿本两大系统。刻本《香禅词》有二卷本和四卷本，二卷本为光绪四年（1878）刻本[5]；四卷本为光绪八年家刻《香禅精舍集》本，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单鱼尾，白口，左右双边。卷名分别为《逍遥余趣》《寻鸥闲语》《僵瑟音》《听风听水谱》，此四卷本后随《香禅精舍集》收入《清代诗文集汇编》，也是潘氏词集最为通行的版本。潘氏词集的稿本见存者有以下两种：一为七卷本《百不如人室词草》，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蓝格，白口，四周双边。该稿本共三册，收录潘氏道光二十三年（1843）至咸丰七年（1857）词作，与三卷本《百不如人室诗草》同藏国家图书馆，后收入《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一为附于多卷本《百不如人室诗草》之后的《词草》部分，现藏于苏州博物馆。该稿为编年稿本，于咸丰八年与九年后各附词50首与42首，另该稿中附有一朱丝栏格抄本潘钟瑞词，未题卷名，字迹与前述《诗草》《词草》亦不同，经与刻本《香禅词》对读，大致可确定为潘氏咸丰十年（1860）、十一年（1861）词作。该部分词作因为附于潘钟瑞的诗文稿本之后，易被忽视，至今未被研究者提及。潘钟瑞词集稿本均有批点、改易的痕迹，其中藏于国图的《百不如人室词草》存词量较多，基本展现了潘氏早期词学创作的样貌，且围绕词作周围的题跋批注等“副文本”尤多，呈现的阅读景观十分丰富，下文将以此稿和四卷本《香禅词》为中心，探讨潘钟瑞词集文本走向凝定[6]的过程。 《百不如人室词草》（以下简称“《词草》”）七卷三册，第一册卷一至卷二收潘氏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九年（1849）间词作，凡90阕；第二册卷三至卷五，收道光二十九年至咸丰五年（1855）间词作，凡117阕。据词稿的自序和潘遵璈的题词可知，词稿的编订始于咸丰六年，初稿当即为此五卷，卷名分别为《研红簃姑存稿》《风雩闲咏》《秋江听水谱》《僵瑟音》《寻鸥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后增卷六、卷七分录咸丰六年、七年间词作各44、65阕，未题卷名，合为第三册。 词稿甫一编订，与之相关的阅读评点也即开始。词稿中钤有“寿庭曾读”“小松过眼”“观保读过”“叔钊校过”“遵璈手校”“蒋敦复印”等印，正文中有宋志沂、潘遵璈、仲湘、蒋敦复、王寿庭、黄錞等人的评点。据词稿的题跋及评点，现将可考知的评点过程及其特色按照评点时间顺序缕述如下： 1．潘遵璈评点，共四次。前两次是关于卷一至卷五的编选和校读。第一次是在咸丰六年冬，为词稿题辞曰：“丙辰孟冬之月，麟生侄以词集属余订谱，既就妄见选出，并填此解弁之。”[7]第二次是在咸丰七年（1857）年秋，潘遵璈识曰：“丁巳立秋后五日，遵璈重校，一至必千秋者，以'○’识之。”（《丛刊》第175页）第三次是就稍后编定的卷六的校读，跋云：“丁巳，清和子绣校一过，浣花词人（按，指宋志沂）所选极允当，从之。”（《丛刊》第371页）最后一次是在咸丰八年（1858）夏，是关于卷七的校读，跋云：“戊午仲夏，子绣用青笔校。” （《丛刊》第411页）可见，潘遵璈的校读评点覆盖了《词草》的全帙。潘遵璈与潘钟瑞叔侄情深，年岁相仿，是一对亲密的词友。《百不如人词草》的编订倚重潘遵璈之处颇多。潘遵璈先是协助订谱，后又阅读评点，其在《词草》中留下的批点文字亦是最多、最为细致。他评点的第一层面的工作在于“选”，凡其认为可传之作均于词题上方钤“璈选”葫芦印，觉得尤精者更在词题下钤“子绣眼福”印，这无形中为《词草》中词作的艺术性做了一个价值评定。事实上，潘遵璈的遴选基本奠定了后来刻本《香禅词》的文本面貌（详见下文）。评点的第二层工作在于文本细节的校订，大至篇章词意，小至一字一韵，潘遵璈都不惮辞费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如评《齐天乐·暮春旬有九日，杨恂卿邀余兄弟同游复园》一阕云“前结句似费解”（《丛刊》第189页），评《解语花·又嗅花欲语》云：“此词四声极细，惟'早零落’句尚有语病，下二句亦滞，能再易之，则更上一层楼矣。”（《丛刊》第216页）这些评点力图使词作词意显豁，是为词作的整体意脉的考量。又如评《一丛花·题扇头秋葵老少年》“'搽抹’二字字面不合，集中类此者尚多，姑识于此，伏望类推。”（《丛刊》第178页）评《烛影摇红·烛泪》“'染’字闭口韵，易作'转’字为是”（《丛刊》第307页），语词是否当行本色，词作是否合律合韵，占据他评点的大半，细节处的润色，也使得《词草》的艺术水准更上层楼。评点的第三层工作在于“评”。一般而言，“评”乃是评点中的大端，指出词作的艺术特色，抉发美学意蕴，乃是诗词评点的常态。但是《词草》中潘遵璈的评点却很少涉及艺术特色的鉴赏，只有“此词前半似拙，后半则清隽到十分矣。”（《丛刊》第373页）“摇曳出之，调侃不少”（《丛刊》第381页）寥寥数语，即使是评赏之语，有时亦不忘精益求精，如其评《摸鱼儿·上巳后一日复游沧浪亭》一阕云：“次韵之作，能如此婉转惬适，纯任自然，甚得南宋诸家三昧矣。惟'把径曲’句欠醒，'诧’字不甚合耳，易之为是。”（《丛刊》第205页）这样的评点相对于选定词作、商定文字则显得浮泛得很多，见仁见智，未有一定准则，除誉美推赏之用外，于词作水准的提升作用不大。从此点亦可看出，潘遵璈的评点，不尚空言，以词学商讨、提升词作水准为主要目的。这或许与评者和著者的亲密关系有关。 2．宋志沂评点。先后两次，时间不甚确定。第一次校读《词草》的前六卷。据陈彬华作于咸丰七年初冬的跋“子绣、浣花两君手校已极精当”（《丛刊》第261页）和潘遵璈的跋“丁巳，清和子绣校一过，浣花词人所选极允当”（《丛刊》第371页）可知当在咸丰七年或者稍早，或许紧接着潘遵璈的评点之后。第二次校读《词草》的第七卷，其作于卷七的跋语提到：“诚如养初所言，君词日益工，而仆日益退。”（《丛刊》第466页）而“养初（案：即王寿庭）所言”之语书于咸丰八年（1858）五月（详见下文），则宋志沂的第二次阅读时间当在此之后。宋志沂校读的工作与潘遵璈相似，亦选亦评，《词草》留下的宋氏的评点数量也仅次于遵璈。宋评与潘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宋志沂对于潘钟瑞的推赏之语较潘遵璈要多，如评卷二《绕佛阁·七月二十八日游开元寺》云“此调甚拗，而出之自然，佩服。”（《丛刊》第224页）评卷七《高阳台》云“入后愈转愈深，愈转愈出，是集中杰构也。”（《丛刊》第460页）这样关于艺术风格的评赏之词在宋评中在在皆有，可见出宋氏是位不吝美言的阅读者。 3、陈彬华评点。时间在咸丰七年初冬。其作于《词草》第一册跋语曰：“是岁冬月，同里陈彬华校读，心赏者以绿围识之。”（《丛刊》第175页）又跋语“大著清远处如空山无人，白云来往；秾丽处如奇花初胎，鲜妍裛露。而一种缠绵悱恻之旨，真令人悦魄荡魂。此中三昧，得之深矣。辱承下问，间有献疑之处，妄为指出，子绣、浣花两君手校已极精当。鄙见所及，尚望告之。”（《丛刊》第261页）后被收入刻本《香禅词》，落款为“咸丰丁巳初冬，小松陈彬华”[8]。可见陈的阅读评点在潘遵璈、宋志沂之后。陈彬华是“吴中七子”之一，生于乾隆末期（1790），此时已是词坛耆旧，他对于《词草》的评点和推赏，不仅显示了其提携后进的风仪，并且表明吴中词派是一个传承有序的词学群体。 4．吴嘉洤评点，共两次。据其作于《词草》第一册跋语曰：“丁巳仲冬，吴嘉洤校一过，尤佳者圈之以朱。”（《丛刊》第175页）可知，第一次在咸丰七年冬，稍晚于陈彬华对《词草》第一册、第二册进行评点。第二次在咸丰八年仲夏，《词草》卷七跋云：“戊午仲夏，吴嘉洤用硃毫校一过。”（《丛刊》第411页）吴嘉洤与陈彬华同为“吴中七子”之一，他的评赏与陈的意义相近。 5．仲湘评点，共三次，应当是每次校读一册。第一册未留下题识，校读时间不明，惟在卷二《看花回》《水调歌头》《金缕曲》三词上留有眉批，均对词作的序言提出修改意见。后两次的校读时间都在咸丰八年（1858）春，第二册跋语云：“心思功立，均造十分，方驾古贤，亦非难矣。惟□□□中诸题半皆不宜于词者，动辄为之，转无妙诣。古今以词名家，未有不选题下笔也。戊午仲春吴江仲湘校读并记。”（《丛刊》第262页）第三册跋语云：“戊午花朝前七日，复丁老民，吴江仲湘校读三过。”（《丛刊》第370页）对词序的“斤斤计较”是仲湘三次评点的共同主题。三册保存的近二十条批语几乎都是围绕着序文的修改展开。大体言之，仲湘认为出色的词序当用语简省，语词雅驯，要有轻灵流动之姿。如仲湘批语的第一次出现即针对卷二《看花回》的词序：“'叔岳’等字，非文人所宜用。题亦须酌改。”（《丛刊》第239页）在他的建议下，潘钟瑞将“叔岳”易为“妻叔”。又如卷六《洞仙歌·春阴匝昼，鸠语聒人，赋此调二解，呈子绣叔，余时小病甫起也》的词序中有句云“懒辄思眠，闷惟深坐”，仲湘评曰：“律赋中语，断不可用”（《丛刊》第374页），可见其对于词序之体制要求颇为严格。仲湘的批语置于《词草》的所有评点中，显得有几分严肃，褒美之词绝少，校改词稿亦是大刀阔斧，经常可以看到一篇长序被其剪裁为寥寥数语，而且他的校改方式亦显得有点“粗暴”，直接在词稿上进行删节涂抹，所以我们看到他最多的批语就是“复丁妄节”“粗率可删”等。这或许与他的身份和个性有关，仲氏约生于嘉庆初年，年岁长潘钟瑞一辈，是评点诸人中年岁较大者，作为词学前辈，出语略显严肃，少恭维之词，亦是常见之事。当然，仲氏也并非全然一副严肃面孔，亦有夸奖之语，如其评卷六《梅子黄时雨》云：“此题制得甚佳”。（《丛刊》第385页）当然还是就词题而发，由此，我们可看出仲氏的词学思想和“词序理想”。 6．蒋敦复评点。时间在咸丰八年四月，其作于第三册的跋语云：“戊午夏四月既望，宝山蒋敦复读一过于天空海阔之居。词至此二卷妙绝妙绝，拜倒拜倒。”（《丛刊》第370页）蒋氏的评点不多,《词草》现存仅三条，但是均为关于词学技法的探讨，如其关于卷七《角招》一词的批语：“此调起句第二韵误多一字，姜词若作'为春瘦，何堪更绕湖，尽是垂柳’，去一'西’字，则与旁谱适合，详拙刻中。”（《丛刊》第445页）显示了其对于词律的精深。蒋敦复读过词集之后，又欣然著序于前，在序中他亦交代了自己对于词律的精研：“近词风日炽，独宫调茫昧如故。夷考历代乐书，辄为古人所愚。复颇留心于此，著录三万余言，尚未成书。苟非至精至当，不敢出以问世。”[9]与《词草》中的评注相得益彰。词序中，他亦以毕生词学思想之核心“厚”字揆诸潘氏词作，评价不可谓不高，也显示了这位早被词名的词人对于后学的提携和欣赏。 7．王叔钊评点。时间亦在咸丰八年四月。其作于卷七的跋语云：“戊午浴佛日拙孙弟王叔钊读一过，并加墨圈志心佩处。”（《丛刊》第411页）王叔钊评点的重点也在于词序，往往能见到“拙孙弟妄易”“拙孙弟妥删”的眉批。这点与仲湘的评点相似，兹不赘叙。 8．王寿庭评点。时间在咸丰八年五月。王寿庭阅读《词草》之时，七卷均已编成，故不似前此潘遵璈、仲湘等人分多次阅读。能够通览全帙，王寿庭也得以给各本词作作一个贯通的评价，其书于第三册的跋语云：“第一本醇疵参半，第二本瑜多于暇，第三本则纯乎雅音矣。如此有进无退，仆甚畏之，时在咸丰（案，据第一册卷首跋语可知，当脱“戊午”二字）五月上澣，同郡弟王寿庭养初读竟并志。”（《丛刊》第370页）确实潘钟瑞早年词作体格不高，多咏物、闺阁之作，是其“自幼喜事情、狎弄柔翰，效颦为侧艳体”[10]的延续。随着与吴中同人的词学切磋，潘氏词学日益精进，这亦可从《香禅词》刻本的存词状况窥见。与对潘氏整体词学成就评价的精稳相似，王寿庭的具体评点也多从大处落笔，不似前人多于字句、声律处着眼。对于《词草》中的警句，他多圈出，但不作过多评价，对于词作的整体水平的评价，多出之以“妙绝天开”等语，对于词作有瑕疵处，亦只云“似太粘律”“后阕可商”等等。处处可见出他批点之谨慎。 9．黄錞评点。时间在咸丰九年（1859）年冬。其作于第三册的跋语云：“己未畅月大雪后二日娄水黄錞读一过。题上僭加丹围。”（《丛刊》第370页）黄錞校读的是《词草》的卷六和卷七，第三册存有黄的批语22条，每条批语后均钤“冰壶”印。他的评点类型多样，有关于词作字句修改的，如评卷七《南乡子·空床》评云：“'衾铁’与上'冰簟’似欠合”（《丛刊》第424页）。衾铁是冬日景状，而冰簟则是夏季所用，原词本是咏物词常见的“词语的堆垛”，而忽视了合乎常理，黄氏却以敏锐的目光予以指出。有关于词序改易的，如关于卷六《长亭怨慢》词序的批注“'知春尽’句可商”（《丛刊》第380页）,而关于《齐天乐》一词词序的多家探讨之中，黄錞亦言“序再拟节”（《丛刊》第398页）。有关于词作整体艺术水平的评赏，如其评集中杰作《台城路·和月坡丈秦淮枯柳词，依调同韵》云：“凄怆呜咽，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丛刊》第406页）点出了词作书写物是人非的主题范型，简单处如评《八声甘州》一词仅言“婉转多情”（《丛刊》第381页），可看出作为一名普通读者的随性。总之，黄氏在两卷词的阅读过程中留下如此多的评点，实在难得，允称一位辛勤的校读者。 10．张源达评点。时间在咸丰十年（1860）。其作于第三册的跋语云：“庚申闰三月子上弟源达熟读十余过，用紫笔校，时自江北旋里仅半载，与麟生别七年矣。”（《丛刊》第371页）张的评点校改暂时难以释读，仅知其为该稿后期的读者。 需要提出的是，以上多人的阅读评点虽然时间上有先后，评点的侧重亦多有不同，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在进行着完全互不交集的对话。正是因为阅读分先后，先读者留下的文字对后读者的阅读有指引的作用。这多表现在同一词作有多人评点时关注点的雷同上。如卷六《齐天乐》（《丛刊》第398页）一词今存五条眉批，其中有四条与词序的修改有关，词序艺术是《词草》阅读者的关注重点（详见下节）。而在批评的具体实践中，一旦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就仿佛触及了后来读者的敏感神经，关于如何修改，修改到何种地步，他们都提供了自己的意见，在不同程度上对前阅读者进行回应。还可以举一反例，语词“犯重”是这批阅读者的另一关注重点（详见下文），但是对于不那么认真的阅读者而言，在一阕字数并不算少的词作中，常见字的犯重很容易就从眼中滑过。如卷三的《金缕曲》（《丛刊》第268页）一词，上阕的首句“一水江天碧”与末句的“江枫赤”，两“江”字即属犯重，但是评点中却未有一人提及此问题，而反观卷三的《南乡子》《西子妆》（《丛刊》第269、282页）等词环绕“犯重”问题却留下了大量的批点，我们或许可以作这一层假设：如果《南乡子》《西子妆》等词没有第一个读者提出“犯重”问题，恐怕也就没有后来阅读者的讨论（也许这两阕词字数较少，犯重易被发现，是该问题凸显的重要原因）。易言之，正是后阅读者看到了前阅读者留下的批语，才意识到了这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进而接着讲下去了。当然，这种前后读者的对话并不止于“照着讲”“接着讲”，也体现在“反着讲”，后读者对于前读者的批点意见也有不同意者。最明显者表现在关于卷七《南乡子·十空词》的整体评价上（见图1）。宋志沂云：“诸作哀艳入骨，人尚不堪卒读，况仆耶？”对于整体评价似乎不低，但是之后黄錞已经有所发难：“此十首存不存当宜质诸大词家。”含糊其辞，但显然评价低于宋氏。随后另一读者更是评曰：“十空词虽有十题，意则一也，鄙见酌存其一，何如。”（《丛刊》第420页）虽然用语尚且客气，但是几乎站在了宋志沂评价的对立面。显然，这样截然不同的评价，让潘钟瑞有些纠结，最终，刻本选录十首中的五首，大约有以示折衷之意。总之，评点中的对话和争论是阅读世界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据笔者的释读辑录，《词草》至少经过以上十人的评点。再据序跋题词，阅读过此稿的更有潘曾莹、王叔钧、屠嘉瑞、顾元恭、孙麟趾、吴下顾影、潘介繁、汪孙僅、王叔锟、刘履芬、刘观藻、汪藻、潘观保、潘希甫等人，留下题识、批点文字的阅读者有近三十人。从阅读时间来看，始于咸丰六年，当为初稿前五卷编成之时，之后续编的卷六、卷七当编成于咸丰七年到八年之间，词稿被阅读评点的高潮也在这三年之间，大致可见出清代江南地区词集阅读的范围和频次。现可知《词草》的最后阅读时间为咸丰十年的春夏之交，这应当与彼时的社会形势有关。此后不久，太平军即占领苏州，吴中词人或逃或亡，潘钟瑞本人也避难沪上，一时风雅烟消云散，词集阅读环境不再，《词草》于此之后再未见评点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至于刻本《香禅词》存留的之后的词作以及诸多题辞序跋，已经不是该稿本所呈现的阅读世界了，或许另有其稿尚存天壤之间，亦未可知。 二、去取与生成 上节所言，词稿编定，立马进入了潘钟瑞的词学“朋友圈”，或是主动题识，或是应邀校读，诸家留下大量的题识评点文字，那么对于诸家的评点意见，词作的主人如何处理？是欣然接受还是坚持己见？稿本近似一种“可写文本”，一稿万状，几乎每经一人之手，就有文本面貌的改易。但是刻本却是一种写定的“可读文本”[11]，面对稿本的多重可能性，如何去取，使得文本走向凝定，则须作者或编者作一番“困难”的选择。本节即试图通过稿本《词草》和刻本《香禅词》的对读，来厘清这种去取和生成的过程。 （一）定篇目 去取的第一个层面是篇目的确定。稿本作为一种较私密的文本，往往展现创作的本来面目，而刻本出于文学形象、艺术水准等多重因素的考量，往往有所遴选。以潘钟瑞为例，稿本《词草》存录道光二十三年（1843）至咸丰七年（1857）词作共286阕，刻本《香禅词》此一时段的词作仅存132阕，刊落过半。那么这种选择的标准和过程如何，借助稿本《词草》的评点，大致能够一窥究竟。 在延请他人为词作进行评点、去取、修改之前，潘钟瑞先进行了一层“自我遴选”的工作，他通过在词作天头处钤“自癹”印的方式表示对词作的黜落。也正因为潘氏这一层自我工作在前，后来的阅读者则大多直接跳过了被“自癹”的词作，这既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也显示了读者对于作者本意的尊重，所以，《词草》被“自癹”的词作评点很少。《词草》中越早的作品，被“自癹”的比例越高，也显示了传统文人“自悔少作”的心态。而所有“自癹”的词作均没有进入刻本《香禅词》，这也显示了“自我遴选”是定篇目的基础工作。 在“自我遴选”之外，潘钟瑞则借助读者的评点来对词作进行去取，通过这种方式黜落的词作比“自我遴选”的词作要多。上节所言，诸如潘遵璈和宋志沂等人的评点工作亦兼有“选”的意味。《词草》的圈点除了词作内容的圈点以断句读或选佳句之外，多在词题上下或天头处识之以“○”以表遴选之意。如吴嘉洤的跋语云“丁巳仲冬，吴嘉洤校一过，尤佳者圈之以朱”，宋志沂的批语云“鄙意选尤佳者，加小黑○题下”。除圈识以示遴选或心赏之意外，也有以钤印的方式表示存录之意，如上文所提潘遵璈之“璈选”“子绣眼福”印，需要交代的是，潘遵璈的钤印显示了双重遴选意，《词草》中钤“璈选”印的词作甚多，但是钤“子绣眼福”之印的词作仅有7阕，显然“子绣眼福”之作是“选之又选”，而这7阕词最终均被刻本《香禅词》存录，也显示了这些词作的艺术水准和潘钟瑞对潘遵璈的信任和倚重。《词草》中，具有遴选之意的钤印还有“长寿”印，钤此印者的16阙词最终也几乎全部保留在刻本之中。虽然稿本经过多重圈点，到底是哪位读者圈点了哪首词不易释读，但是通过每阕词上的圈识或钤印数量可以知道这阕词被多少人认为是“佳作”，进而推测该词在读者群中的受欢迎程度。我们选录稿本《词草》和刻本《香禅词》创作时间重合（1844-1857）的词作，再将这种“受欢迎度”与刻本中此词存录与否相对比，可以制表1如下：
“未书自癹亦无人圈识”的词作其实和被“自癹”掉的词作相似，几乎处于无人问津的境地，但是其中部分词作会有圈点或者少量批注，意味着词作在某些方面仍有可取之处，只是全篇多有瑕疵，难以入读者之眼。面对这样的词作，潘钟瑞一如“自我遴选”的态度，几乎全部黜落，但是在其中一小部分词作的去取上显示了自己的纠结。如《词草》卷二《解佩令·又题兰花》一阕初稿： 空山也好。闲阶也好。著些儿、柔苗低袅。总不轻开，深抱着、素心谁晓。况愁他、素心人杳。 疏帘雨小。残釭焰小。拓生绡、银豪横扫。一段骚情，抵一叶、楚江芳草。教花容、奈何不老。[12] 其中“况愁他、素心人杳”下有圈点，置于略显平淡的整首词中，确实是全篇的“警句”。但是正如眉批所言：“此阕逋峭可喜，特一结近空”，结句欠佳。“好景不长”往往是咏花词中的常见情感模式，而潘氏却以“教花容、奈何不老”作结，不仅不符合客观现实，也有刻意求新之嫌，又使词旨略显轻俏，与“逋峭”的整体风格不侔。但是既言“逋峭”，这是南宋词特别是姜夔、张炎等人词作的一大审美特质，对于心折白石老人的潘钟瑞来说，如果径将这阕“大体可喜，细处瑕疵”的词作删去，心中难免不舍。于是他依循批注的意见将原作的下阕修改如下： 疏帘雨小。残釭焰小。拓生绡、银豪横扫。一段骚情，化一叶、楚江芳草。奈花容、易随春老。 主要的改动在于将结句改为“奈花容、易随春老”，这显然是传统咏花的普遍书写模式了，全词以写“兰花”的空谷幽独为主题，结句轻轻一转，流露淡淡的哀伤，这样确实使全词的风格更加浑化，整首词虽不出色，但是仍在可存可删之间，最终它以修改后的面貌被选进刻本《香禅词》[13]，可看出潘钟瑞的“私心”以及对批注的回应。这76阕中其他进入刻本系统的5阕词，也多属于这种类型的词作。 除了被作者“自癹”和“无人问津”的词作之外，剩下的词作都或多或少受到读者的青睐，根据圈识和钤印的数量，我们将这些词作分为“一人圈识”到“五人及以上圈识”等五类。通过上表，可以清楚的看到随着青睐人数的增加，稿本词作入选刻本的比例直线上升。直至有四人以上评选的词作全部收入刻本，说明阅读者的阅读品味虽然人人各异，但是亦有审美判断的一致性，《词草》中有四人以上评选的词作共41阕。这其中评选人数最多、最受欢迎的词作当是卷二的《罗敷媚》，卷四的《忆旧游》（见图2）、《烛影摇红》、《绿意》，卷五的《虞美人》，它们均被六人评选（三人圈识，另都钤有“璈选”“子绣眼福”“长寿”印）。这些词作往往被评为“上乘”“杰作”。兹举卷四《忆旧游》一阕为例： 今春贼警逼江，金陵被陷，长夏枯坐，回忆秋试旧游之地，怃然有作。 记青溪问柳，白下栖萍，三度清游。每到销魂处，有诗情无限，风月勾留。古今几多残劫，凭吊六朝秋。叹蒋妹祠边，莫愁湖畔，前事悠悠。 回头。顿陈迹，奈二月春风，叫破鸺鹠。郁郁钟山气，被一条鞭到，划断江流。欲寻折戈沉戟，斜照没沙鸥。想满目荒凉，秦淮夜寂磷火幽。[14]
图2 此词作于咸丰三年（1853），是年春，太平军攻破金陵，定都于此，太平天国势力达到顶峰，江南文人无不受其裹挟。纵览潘钟瑞词集，此年以前的词作均为清游之作，或咏物、或清赏、或纪游、或唱酬，全然一副太平景象，而此年之后，潘词中多了一些“忆旧”“伤往”之作，加之此前不久潘氏妻子去世，时代变局与悼亡心情结合，从此伤感之作成为潘词中一大主流。而这阕《忆旧游》正是集中第一首触及时事之作，其意义之重要，无需赘言，这或许是此词受到多人青睐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从艺术水准来看，全词用语浅近，不用生词僻典，“六朝”“蒋妹祠”“莫愁湖”“钟山”都是歌咏金陵诗词题材常出现的地方景观，而“三度清游”“夜寂磷火幽”又结合了个人经验和时事，使词作又异于模式化的“金陵怀古”作品，终使该作成为上乘之作。或许此词背后蕴藏着阅读者的“集体记忆”，以词笔触及社会现实的创作态度也使这篇词作受到诸多阅读者的喜爱。 （二）定文字 如果说“定篇目”搭建起了刻本《香禅词》的基本框架，那么“定文字”就是对词作细节的润色和修补，为使潘词的艺术水准更上层楼。 “定文字”的工作首先落脚于词题和词序。词经过诗化之后，词调后加词题、词序以点出词作书写背景或内容成为常态，清代词学创作更是变本加厉，几乎至于首首有题，篇篇有序。潘钟瑞的词作亦不例外。吴中词派作为与浙西词派渊源颇深的群体[15]，他们词学追摹之偶像亦是“姜张”，白石、玉田出色的词序艺术必然影响了吴中词人的词学追求。对于词序的剪裁和改易是《词草》阅读者评点的一个主要内容，仲湘对于词序的评点已见上节，现借助这类评点，将稿本与刻本对比，以观看《香禅词》词序的生成。 宋志沂对于词序的简省亦相当重视。如其卷二《好事近》一词此题作“九月杪，良斋内弟往嘉定迎娶，余与周意莲、徐稻庄、陈寿庄辅行，俗所谓护亲者，往返五日，杂纪七解”（《丛刊》第250页），此题颇长，将词作的创作背景交代清楚，这是清词创作中的常态。但宋志沂评云：“题亦须改。”后潘氏在原稿之上删去大段文字，将词题改作“九月杪往嘉定，舟中即事”，几乎简省到了极点，后来该作选入刻本词题作“疁城舟次杂记，七解之二”[16]。另外，此组词共七阕，选入刻本的只两阕，原稿中大量的自注亦遵循王叔钊的评点“注可删”而刊落。将稿本与刻本对读，可以发现，《词草》本的《好事近》因为有了长题和自注，几乎成为行旅日程的纪实之作，词作的美感意蕴不高，而《香禅词》中存录的两阕，剪除背景文字之后，反而有了“烟水迷离之致”，更符合词体的美感特质。从这一点我们可看出宋志沂等人辨体的词学观。除了这种大量剪除冗杂的“背景信息”之外，有些阅读者的评点改易则在一字一句处。如卷四《减字木兰花》的词题原作“唐蕉庵内姑丈翰题惠赐梅花纨扇，倚此奉谢”，仲湘则将“内姑丈”“赐”字删去，并评云：“三字亦非文人语，用于词题尤忌。”（《丛刊》第306页）仲氏认为词序语言当雅驯，并且连可存可删的一“赐”字都不放过，这种锱铢必较可见其对词序完美的执着。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阅读者集体对于词序艺术的重视，潜移默化的影响了潘钟瑞的词序观，一些稿本中未被阅读者评点或者剪裁的词题、词序，到了刻本中有所改易，这应当出自潘钟瑞本人之手，现将部分词题（序）对比列表2如下：
可以看出，潘钟瑞的自我改易也是沿着阅读者删节“背景信息”、锱铢必较的方法来进行的。如果说评点也是一种话语权力的话，这种“权力”也渗入了潘的毛细管中，即使连“游”“即目”等字都斤斤计较，可看出这种话语对潘氏词学思想的形塑。 “定文字”的工作还体现在对词作正文文字的斟酌之上。 首先，和对词序的追求一样，阅读者的辨体意识极强，多次评及词作文字的雅正与否。如宋志沂评卷一《疏帘淡月·又卷帘望月》一阕云：“首词如'到不如’'这些儿’'说什么’'猛可地’等字面，虽宋词人亦间用，究太近曲，似宜酌之。”（《丛刊》第219页）对于这条批注，另有阅读者“所论极是”旁注相附和，与诗、曲严划文体界限是清代词学尊体的一大主要方式，而词曲的一大界限就是语词的雅正与否，出于这一层观照，在评点潘氏词作语言非当行本色处，“似曲”“近曲”成了常见的话语。如《鹊桥仙·题晓泉族叔世伦画牵牛花》眉批云：“'赢得那’三字似曲。”（《丛刊》第235页）《绿意·题朱子鹤（和羲）緑凤仙画册》眉批云：“'打落’'靠定’字面似曲子”。（《丛刊》第314页）对于这样的指摘，潘氏将大多数品格不高的词作黜落，未选入刻本，可见受阅读评点的影响，他的词学语言观也多与他们相近。而对于不能割爱的词作，潘氏则多依循评点意见将不太雅驯的字面改易而使其进入刻本。如上举《绿意》一词，被认为“字面似曲子”的词句原作“打落桐阴，靠定菭阶，胜化秋烟酬碧。纽尖掩着婴哥嘴，却绿染、婴哥双翼”，后稿本改作“彩展鸾旗，艳染鹦衣，并化秋痕愁碧。凉烟一剪桐阴细，似倒挂、倦来垂翼”（《丛刊》第314页），刻本作“彩展鸾旗，艳染鹦衣，并化凉烟愁碧。秋痕一翦桐阴薄，似倒挂、倦来垂翼”[17]。很显然，经过两次修改，词作的语言完成从“俗”到“雅”的提升，完全吸取了评点者的意见。 其次，评注者对正文文字的犯重格外忌讳。随着诗体的律化，为了使有限的字句表情达意最大化，“犯重”往往成为创作的一大忌讳。“犯重”往往分“字重”和“意重”两种，前者是字面的直接重复，如《夜雨寄北》中两用“巴山夜雨”。而古代诗评家所谓的“犯重”更多的是指“意重”，即诗中同意义或者同类型的词太多。如唐汝询评李白《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一诗云：“此诗水声、飞泉、树松、桃竹语皆犯重。”[18]围绕在潘钟瑞周围的阅读者对于一阕词中语词和语意的重复尤其忌讳。兹举《西子妆》一词为例（见图3），《词草》初稿作：
图3 芳草遗钿，低峰写黛，西子风流如画。春光淡远与云平，尽沉埋、故宫残瓦。当年艳冶。怅廊底、鸳鞋曾躤。瞰澄波，只采香泾水，流余脂麝。 登临者。几辈壶觞，惯上琴台把。算来今古几斜阳，旧游人、已寒吟社。烟云过也。更休问、夫差残霸。蓦回头，豪客来盘俊马。[19] 此词经五人圈选，当是《词草》中上乘之作。但是这样一篇佳作，围绕着词中“犯重”的“残”字和“水”字却留下了四条批点。最先是潘遵璈发现了这个重复的“残”字，批云：“'残’字复，宜改”。接下来另一位阅读者可能受到潘遵璈的提醒，提出了修改方案：“'故宫残瓦’易'旧朝宫瓦’，以下阕“残”字不易改也。”之后又有一位读者加入了讨论：“鄙意拟易'馆娃宫瓦’，当否？”对于三人的意见，潘钟瑞一时拿不定主意，稿本中未作修改。但是到了词集刊刻之时，他终于还是将“故宫残瓦”易为“馆娃宫瓦”。对于文本的改易，确实遵循了批点的意见，因为吴王夫差作为“残霸”的事实导致第二个“残”字不好修改，只能从第一个“残”字着手。以上关于“残”字讨论是为了避免“字重”，这是比较容易发现的“瑕疵”。而潘遵璈关于“泾水”的批点则显示了他眼光的独到和标准的苛刻：“'水’字拟易'外’字，因与上'波’字碰也。”“波”、“水”字当是写景常用之字，且同类字一阕词中也只两用，如此要求，则有点诗歌创作中“禁体物语”[20]的意味，对于非游戏之作的该词来说，难免有点苛刻。不过，潘钟瑞表示了对这位族叔一如既往的信任，在原稿中直接将“水”字改为“外”字，最后这个“外”字也进入了刻本《香禅词》。 再次，评注者对格律亦相当重视。吴中词派在词风上与浙西词派相近，亦可视为浙西词派在吴中地区的流衍。而且，因受到乾嘉学术的影响，词学已成为一种专门之学，对词律、词韵的考订日益精审。吴中七子的领袖戈载对于词的韵律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尤其是《词林正韵》一书，集此前词韵研究之大成，成为词韵的准绳。戈载还编选《宋七家词选》，并评点校订同人词集，对词律多所校订，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吴中词派嘉道时期的词坛领袖。潘钟瑞在《词草》自序中交代这样一段故事：“戈弢翁名谓今之邃于律者，曾以所业质之，而翁老且病，体半废，无能为问答事，仆未尽见弢翁之撰著”[21]，可见对于这位词坛前辈的尊重。在其影响之下，“吴中词人群体倡导严审声律的词学观念，创作上亦都体现了声律谨严的特色”[22]。《词草》的评点中也可见出对词律、词韵的重视。如卷三《金缕曲》一阕上阕稿本作： 一水江天碧。尽漂残、秋蓬断梗，春蓱浮迹。犹忆秣陵潮有信，同趁长蒲一席。难得此、鸥盟提挈。蓦地催寒归棹下，舣中流、直上千寻壁。斜照外，江枫赤。[23] 就末句“江枫赤”一句有阅读者评云：“江字应仄，古人词中亦有平者，然写以仄为合律。”既然末句第一字自古即可平可仄，那么即可视为约定俗成的写法，甚至可别备一体，但是评点者仍严守律书，指出这一字的不稳处，可见出对词律要求之苛刻。当然，潘氏根据他的意见，在刻本中将“江”字改为“冷”字，使其合律。《词草》中关于“韵律”错误的指摘不是很多，除此之外还有四五处评注，这或许与潘氏自己精研词律有关。但是，只要有阅读者提出韵律上的问题，潘钟瑞几乎全部遵从意见而修改，因为，在他们眼中，守律是词作的基本要素，字句不工、风格不宜，有时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而“不合律”，这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应当全然避免。 潘钟瑞的词集文本就像一个装饰精美的房屋，潘氏自己是房屋的设计师和缔造者，阅读群体则是房屋的装潢师，他们负责剪除边角杂料、装饰墙体外表。而面对诸位“装潢师”的“装修意见”，潘钟瑞则给予了极大的尊重，几乎都欣然接受。如此说来，《香禅词》的文本凝定工作出自众人之手亦不为过。 三、群体与时代 文学的世界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活动的总和[24]。文学创作展现个体一时一地之心态，文学活动则展现作为“生活方式”之一种的文学如何在现实中动态的衍生。《词草》正好承担了这双重功能，《词草》的主体“词作”展现了潘钟瑞早期词学创作成就——比刻本《香禅词》展现得更丰富更立体。而环绕《词草》的序跋、批点等副文本则展现了咸丰时期江南地区词学阅读的景观以及此一时期吴中一地主流的词学思想。《词草》只是咸同时期的词学世界的沧海一粟，但是窥斑见豹，我们亦可见出群体与时代的风貌。 潘钟瑞的词学创作是清代中后期词学创作的缩影。作为与浙西词派渊源甚深的吴中词派后期的代表人物，潘氏的词学创作确实是沿着浙派词学的轨迹而发展的。作为吴门“贵潘”家族之一员，潘氏的词学创作也代表了清代经济中心地带的高门大族的创作风貌。近代前期是清代两大词派浙西和常州融合交汇的时期，吴中词人对这种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25]，潘钟瑞的创作也透露了浙常融合的讯息。 潘钟瑞是咸同时代词学创作的个体代表，《词草》的阅读群体则是此一时期江南词学共同体的代表。这一群体虽然没有明确的诸如“家白石而户玉田”、“词者，意内言外”的词学口号，但是有着大致相同的师法对象和审美趋向。这一点可以从《词草》的序跋看出，如蒋敦复序云：“空灵婉约，已尽南宋诸家之妙。”（《丛刊》第136页）屠嘉瑞序：“书既得颜柳筋骨，词遂琢姜张肺肝。”（《丛刊》第147页）吴下顾影题词：“宜造南宋诸家堂奥。”（《丛刊》第157页）潘钟瑞自序：“仆尝与族叔子绣言《白石道人歌曲》一编为今词学之饩羊。”（《丛刊》第168页）他们以南宋词比潘词，奉南宋词为圭臬，以“清空”为最高审美理想。 这一群体虽然没有固定的活动范围，但是大致以吴中地区为核心辐射到整个江南，和清代大部分文学群体、流派一样，家族与地域是维系他们的重要纽带。在《词草》留下阅读痕迹的读者中，潘氏词人有潘曾莹、潘观保、潘遵璈、潘希甫、潘介繁五人，可见吴中潘氏一门词学之鼎盛。《词草》阅读者中吴中文人还有陈彬华、吴嘉洤、王寿庭、仲湘、顾元恭、吴下顾影、宋志沂、王叔锟、王叔钊、汪藻、汪孙僅等人，他们构成了阅读者的主体。来自浙江的文人有刘履芬、刘观藻、高望曾，来自上海的文人有蒋敦复。阅读者群体中王叔钊、王叔锟为昆季，刘履芬、刘观藻亦为昆季，汪藻为潘钟瑞表兄。可以看出，依靠着家族的血脉和地域的链接，这个阅读群体交织复杂，异常庞大。 这一群体的词学活动以“社交”为纽带，以阅读、宴游为具体活动方式团结壮大。“诗文二体迄于唐宋，内部结构的问题很多，而至明清则外部关系问题更加突出。”[26]明清文学多于社交中产生，就是这种外部特点之一。阅读可以是一种私人活动，也可以是一种社交活动，吴中词人群体之间的相互阅读、评点、推赏显然是一种社交活动，这种相互性便能形成一个阅读网络，推动着群体词学的兴旺。与《百不如人室词草》相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如现藏于浙江图书馆的《东武拏音》[27]稿本，为浙江平湖词人贾敦艮的未刊词集稿本，稿本中保存了张鸿卓、潘遵璈、刘观藻、潘钟瑞、魏谦升、宋志沂、戴绶曾等人的评点二百余条。其类型与《词草》绝似，连阅读群体都大致相同。潘钟瑞的词集被人阅读评点，同时他也校读他人词集，创作与阅读的交互性在他身上体现最明显。如《词草》重要评点者仲湘的词集《宜雅堂词》、《宜雅堂词叙录》经由他评点过，另一阅读者王寿庭的《吟碧山馆词钞》也被潘钟瑞阅读过，连阅读时间都与王氏阅读《词草》的时间同为咸丰八年五月。[28]可见在这一段时间，吴中词人群体间词集相互阅读的频繁，互相拜读题识几乎成为一种礼尚往来的社交活动。在王氏殁于战火之后，潘钟瑞更是为《吟碧山馆词钞》的出版前后奔走，校勘《词钞》，先后作两篇长跋，追忆往年友谊，直到潘氏晚年刻本《吟碧山馆词》出版之时，潘钟瑞仍出以序[29]，缱绻深情溢于言表，可见出这种词人群体之间的“社交”友谊并非泛泛的利益之交，而是保存着共同回忆的真挚之情。以上三人的稿本词集与《词草》互为网络，可以看出彼时吴中词学的盛况，巧合的时，黄錞在为《香禅词》所作的序言[30]中开列的江南词家的名单时，三人都在列，可见阅读群体与词学群体互相构成。 最后，这也是一个随着时代律动又被时代裹挟的群体。上文所言《词草》阅读时间止于咸丰十年，已经昭示了战争对词学环境的破坏，《词草》的阅读者中因战乱而殒命的至少有有宋志沂、潘遵璈、王寿庭、刘观藻，流亡的更是不计其数。虽然暂时的流亡促进了沪上词学的短暂繁荣，但是大量词人的殒命，终导致吴中词学的盛况不复。也正因为在时代中有了自己的坐标，他们成为了区别于历史上无数吴中文学群体的独特的“这一个”。 本文撰写过程中，南京大学文学院冯乾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王琦博士提供重要帮助，谨致谢忱。 【作者简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