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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性与血性 王兆贵 京剧《法门寺》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明武宗时期的宦官刘瑾，让侍从贾桂坐下来陪他说说话，贾桂说，“奴才站惯了，不想坐。”这番回答，后来成为奴性的经典台词常被人们引用。其实，类似的场景，我们并不陌生。例如，面对强者，满脸堆笑，点头哈腰；遭到训斥，自抽耳光，口口声声小人该死；左脸被主人打了，再献上右脸；能为大人物鞍前马后当差，引以为荣，到处炫耀；如此等等。 如果说贾桂的谦抑出于惯性，那么娄师德的“唾面自干”，则完全是自我贬损了。武周时期，宰相娄师德之弟授为代州刺史后，来向兄长辞行，娄师德教导他遇事要忍耐。他回答说，有人把口水吐到我脸上，我把它擦掉就是了。娄师德说，这还不行。你自己擦了，有迁怒于人之嫌，你应该笑而受之，等它自己干。忍让到这个份上，只能用三个字来形容：贱骨头。丧失了尊严的宽容，还有什么人格可谈，假使这也算人格，只能是被道德绑架了的奴性人格。 同奴性相反的健康人格，通常被表述为血性，是人性中正直、率真的一面，表现为对强者不卑不亢，对弱者不欺不凌，敢怒敢言，敢作敢当。应该说，这样的表述还只是理想化的，真实的人生很难完全与之吻合，但只要有类似的义行壮举发生，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为之喝彩。由此可见，血性作为一种内在的气质和独立的人格，并上升为刚强的意志，备受推崇与赞赏。 人们所肯定和赞赏的血性，应当属于性格评价和审美取向的范畴，是正向的、褒义的。一个有血性的人，平素不见得就血脉偾张，易于冲动。有些年轻人，开口闭口皆脏话，一言不合就拳脚相向，稍有不爽就当街撒野，能叫血性吗？令人敬佩的血性往往表现于危难之际、关键时刻，自告奋勇，挺身而出，抑恶扬善，伸张正义。 血性关乎一个民族的荣枯及其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兴衰。一个血性衰减的民族，雄心不再，锋芒钝化，从骨子里变得酥软起来，注定是没有出息的。当虚幻缥缈的霓裳羽衣曲盖过了威武雄壮的秦王破阵乐，“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劫难就降临了；当骁勇善战的八旗子弟沦为游手好闲的纨绔少爷，乾隆赞赏的“健锐此居营”就成了旧话，大清帝国也日趋衰落；当后蜀君主孟昶在城头挂出降旗，就休怪慧妃吐槽“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了。 看到过不少的文章，都在为中国男人缺乏血性而担忧。假如年轻的追星族追的多半是“伪娘”“瓷男”“小鲜肉”，以此为范式而效仿，出门怕晒黑，开口娘娘腔，势必会影响到刚毅性格的养成。尤其在那些贬损英雄的文章推波助澜下，慷慨捐躯的壮举被抹黑，精忠报国的志士被调侃，榜样的力量、好汉的精神被消弭，年轻人的心目中只剩下不健康的流行元素和偶像，阴盛阳衰的倾向就会滋长。青少年心中的男神，即便不是夸父、共工、岳飞、雷锋，也不能膜拜“奶油男”“蛇精男”之类的网红，否则，一味被颜值排行榜所吸引，不能不说是教育和疏导的失败。可以想见，十里洋场的香风熏倒了入城勇士，哪里还会有霓虹灯下的哨兵？娱乐至上的浮华弥漫舞台荧屏，怎么可能鼓舞年轻人奋发有为？ 尽管部分年轻人的审美取向偏于阴柔，但从更大范围看，这个时代并不缺少富有阳刚之气的男人，缺的只是在价值考量上的舆论引导以及由此产生的舆论氛围。当我们的学校和家庭从富养与穷养的纠结中解脱出来，从娇生惯养的溺爱中警醒过来，多给孩子们一些能自立、抗摔打的历练；当我们的主流媒体不再跟风炒作星闻颜值，而是投向默默耕耘的科教文卫工作者，投向共创繁荣、共建和谐的各界劳动者，投向无私奉献的共和国军人，即投向社会的中坚和脊梁时，年轻人的身心也会随之振作起来，富于血性的阳刚之美就会成为时尚。（文/王兆贵） 附注：本文原载《中国国防报》长城副刊，责编李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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