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扶之将军 回忆平型关大捷 王扶之 —、血战 1937年9月20日日军第五师团（称坂垣师团）侵占灵丘县，向平型关逼近。平型关山口至灵丘县东河南镇，是一条由西南向东北延伸的狭窄谷道。地势最险要的是关沟至东河南镇约10多里的谷道中段，乱石滩的公路沟深数10丈，沟底道窄甚为险要。而南北沟岸却是山地，便于我军隐蔽部署兵力，发挥火力与开展突击，是伏击歼敌的理想战场。因此，我八路军一一五师决定在这里打一场伏击战，狠狠打击一下日寇的嚣张气焰。林彪师长、聂荣臻副师长讲话说明我们胜利的条件和作战应该注意的事项，特别强调了要打好这一仗，初战必胜，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并号召多捉日军俘虏，同时向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具体要求。会议很快结束了，各部队当日下午出动，连夜向指定位置开进。 部队冒着连绵秋雨，沿着山谷河川，踏着崎岖山道，进至平型关以东人烟稀少的山区，野外露营，隐蔽待命。塞外天气变化无常，连日阴雨连绵，云雾笼罩着天空，敌机难以发现地面目标。寒冷的深夜加上连日的秋雨，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没有雨衣，又是穿着夏装，白天都感到凉气袭人，深夜更是难熬。指挥员们忙于现场的勘察和具体部署作战任务，战士们抓紧时机做临战前的一切准备工作。个个摩拳擦掌，随时准备出击。 9月24日，从灵丘方向断断续续传来的炮声，在山谷里回荡着，由此判断日军很有可能于翌日进入预定伏击阵地。雨渐渐的停了，经过一夜风雨侵袭的指战员们，忍受着饥饿和寒冷，非常隐蔽地趴在凉凉而潮湿的阵地上，等待战斗。 9月25日拂晓，山谷里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进犯平型关的日寇隐约可见。这是日寇坂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的辎重和后卫部队，4000余人。前面是100多辆汽车，接着是200多辆大车，除军用物资外，车上还坐满了戴着钢盔的鬼子兵，再后是驮着九二步兵炮的骡马和骑兵。车马连成一线，汽车的马达声和马蹄声充斥在山谷里，由于道路狭窄，雨后泥泞，其车辆人马拥挤堵塞，行动缓慢。敌人那种骄横的阵势，得意洋洋的样子，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地，因为日寇进犯以来，基本上没有遭到什么抵抗。所以，虽是辎重和后卫部队，仍然大摇大摆的轻敌冒进。早7时许，敌军已全部进入伏击圈，一声令下，全线突然开火，南北夹攻，迫击炮支援步兵勇士们的冲杀声和爆炸声，在山谷里轰鸣。在10余里狭长的公路将敌人切为数段。勇士们猛冲向公路与敌短兵相接，展开了白刃格斗。 血战持续了整整一天，在这长长的山沟里，到处都倾翻着鬼子的汽车，烧着了的还在冒烟，汽车上面和车轮下面都是鬼子尸体，有的还挂在汽车挡板上，从姿势看，显然是没来得及下车被击毙了。半山坡上鬼子的骑兵，连人带马尸横遍地。死尸中间，有的是被我们战士用刺刀戳死的。横七竖八，倚躺仰卧，各式各样的丑态都有。东洋兵烤焦的大头鞋子都挂在了树枝上…… 二、是非 正当林彪看着满山的战利品乐得合不拢嘴的时候，毛泽东于9月26日发来电报：“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 事实上，毛泽东同志初期是不同意与日本鬼子进行正面接触作战的。因为当时的战局是敌众我寡，蒋介石欲借日本人之手将我军消灭于抗日最前线。为保存实力，毛泽东指出：为战略上掌握主动地位，为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造游击根据地，支持华北游击战争，并为扩大红军本身起见，拟采取如下战略布置： （一）我二方面军应集结于太原以北之忻县待命，准备在取得阎之同意下，转至晋西北管涔山等地区活动。 （二）我四方面军于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 （三）我一方面军则以自觉的被动姿势，即时挺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如敌南进，而友军又未能将其击退，则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 9月18日，林彪在回电中仍指出： “在敌目前正在进攻的情况下，我先旅应以作战灭敌为主要任务。” 林彪在强调这样做的理由时说： “目前军民正在看我军直接参战，如我参战兵力太少，则有失人望。” “目前须以打仗，捉俘虏，来提高军民抗战信心，提高党与红军威信。” 由于林彪等人的坚持，9月21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表示可同意林彪将一个旅暂时集中打仗，但同时指出：“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为了及时纠正八路军战略方针在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在电报中毛泽东对山西战局和八路军的战略方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 “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他的部下全无决心，他的军队已失去战斗力，也许在雁门关、平型关、沙河一带会被迫举行决战。然而大势所趋，必难持久，不管决战胜败如何，太原和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被暂时的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侧翼，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集中打仗为主。” 多少年后，在“九一三”林彪事件出来之后，将平型关大捷拿出来说事的还真不少。有很多批判的声音，说林彪违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暴露了林彪的极端个人主义，平型关大捷是一个消耗仗，得不偿失等等……更有很多媒体借题发挥把林彪说得一无是处。甚至连东北解放战争中运用林彪总结出来的一点两面三三制等六个战术打败了蒋介石七十万精锐部队，解放了东北全境，也说成是错误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北民主联军中的个别同志，其本人运用林彪的战术打了不少的胜仗。也为了适合当时批林的形势，批起六个战术来了。林彪后来叛党叛国，由一个写入党章的接班人变为中华第一鬼，这是他的罪有应得。可是连带着把他以前指挥的若干战役战斗的战法全说成是错误的，这不符合辩证法。 最后还是毛主席英明伟大，一锤定音：平型关大捷的重要意义不能否定。 三、幕后 由于种种原因，平型关之战的战与不战一直被人们看成仅是毛泽东与林彪各执一辞的争议。各种介绍此役的文章很少涉猎到其它领导人。这样大大加重了林彪的“负担”，也降低了毛泽东的魄力的辐射度。 其实，假如只有林彪一人与毛泽东的战略总意图相悖的话，毛泽东远不用劳神费力，一遍又一遍重复自己的观点。平型关下，透过林彪的表现，折射出一个群体的主战意识。除了前面说过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外，还有一位举足轻重、一位支持林彪作战的人。他，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在洛川会议中没有像林彪那样直接偏执一辞。他是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的。首先，他对与会者畅所欲言的激情感到欣慰。当时讨论问题的焦点有四个： 一、出兵时间的问题。 二、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数量问题。 三、出兵后作战形式问题。 四、对国民党抗日积极性的估计问题。 在激烈的争论中，一、二、四三个问题都统一了。那就是不能过急出兵，只考虑政治影响，或使部队得到一定的物质补充而忽视蒋介石把红军推到前线仓促上阵造成被动；不能把红军全部拉上战场，无视蒋介石在陕甘宁边区周围仍陈兵十几个师的现实；不能过高估计国民党抗战的积极性，对消极一面认识不足。 在会上，周恩来非常认真地听着每个人的发言。他对特别偏激的言辞都很有兴趣地顺着发言者的思路，去考究其出发点和问题的归宿是属于哪一种结果。 林彪发言时他感到有一种冲动在外溢着。毛泽东的讲话，使得他进入高远的层次去探寻。而朱德和彭德怀都有一股战将的杀气形成的“场”在切割着彼此的战斗激情。 周恩来知道，从内战到抗日这一转变太急太快了，虽然大家都渴望上前线打日寇，可一旦这一时刻到来了，才知道心理的准备不够。这种不够是表现在将领们的思维与习性都适应了似乎是静止了的一种内战的生态环境中。在新生态环境突至之际，感到茫然或失措。 与日本人交锋会怎样，完全是纸上谈兵。 用内战时期的经验和战果去框定明天的战争显然是不行的。 在战役上，周恩来的观点介于两种对立的观点之间。他是善于调解矛盾的高手，能缓解矛盾冲突，更能化干戈为玉帛。此时他倾向于“主战派”将领们，这种倾向当他赴山西与阎锡山谈判时，更强烈了。他广泛接触了山西各界人士，作为中共的代表，他希望自己的部队能打个大胜仗，使他在谈判桌上的语言更有力度。共产党人抗战的诚意如何，不能光靠外交家去游说，国难当头，一个政党要来点实的才能得民众之心。 敌人已杀到中原腹地，河山和民众都不能再忍受，再等待了。打一个大胜仗的呼唤是民众用血和泪做催征的鼓槌，擂响在军心那跳动的心鼓上。 要说平型关之战是一个惊世之举的话，这里的功绩与责任都有周恩来的一份，成败都与他密不可分。 此时的周恩来，正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靠前指挥，统帅着八路军。平型关一战如果没有他的首肯，林彪再高的才能也将无处发挥。此时的周恩来做出的是历史性的选择。这就是我们敬爱的总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人。平型关大捷，振奋了全国人民的心。 四、意义 “缴枪不杀！优待俘虏！” 这些国民党兵也许还有用，然而，面对着一群不懂中国话，而且还是经过法西斯军国主义训练的、至死不悟的、只知道向中国人开刀、喝中国人的血、吃中国人的肉的野兽，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在平型关大捷中，许多战士都是因为缺乏对日寇作故的经验，反被垂死的敌人杀伤了。 一个电话员，正沿着公路查线，看见汽车旁躺着一个半死的鬼子，他跑上去对那鬼子说：“缴枪不杀！优待俘虏！”没等他说完，那家伙扬手一刺刀，刺进了电话员的胸部。有的同志想把负了重伤的敌人背回来，结果自己的耳朵被敌人咬掉了。更有的战士去给哼哼呀呀的鬼子裹伤，结果反被敌人咬伤了。 由于敌人的野蛮和骄横，战斗始终打得很激烈。鬼子的伤兵同我们的伤员扭打，直到拼死为止。 平型关战役，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第一仗，初次出征取得伟大胜利。在敌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卫立煌和阎锡山的部队节节败退，华北战局危急的形势下，八路军首战大捷，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而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增强了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并扩大了中国抗战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声望，粉碎了投降派“唯武器论”和“抗战必亡”的亡国论调，初步稳定了国民党在华北战场上混乱溃败的战局，敲响了日本帝国主义必败的丧钟，彻底粉碎了“亡国论”之论调。 其次，这次战斗，重创了日本侵略军，打击了日寇长驱直入的嚣张气焰，挫伤了敌人的锐气，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迟滞了敌军的进攻，打乱了敌人的作战部署，有效地钳制了敌人精锐第五师团，有力地支援了友军作战，同时也为开辟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再次，通过与日本鬼子的作战，我们发现了自己对敌估计不足，在战术上还是打国民党哪一套，战斗队形过分密集，遭到了敌火力杀伤，伤亡较大。我党我军当时部分人持有一种“速胜论”思想，毛主席因此提出了打游击战、持久战的方针，也为我军后来与日军作战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本文来自政协灵丘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灵丘文史资料（第5辑）·平型关大捷六十五周年专辑》，2003年12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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