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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甲申之变引起了江南士人内心剧烈的震动，以及拼死抵抗的行动。与之相比，北方士人，尤其是河南、河北士人相对平静地接受了“甲申”，没有多少对清朝的拒斥，甚至还有主动投身清政权的行为。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河南、河北士人与江南士人在甲申前后有着不同的经历。前者遭遇了明末农民战争及清军的数次入关，在战乱中所经历的生死离别、流离他乡、斯文扫地，让他们产生一种明朝气数已尽的认识；相较于此，在甲申前，江南士人尚沉浸在逸乐氛围之中，根本无法体会到北方士人的感受，直到甲申神京陷落的消息传来，江南士人才开始体验王朝灭亡的历史进程。随后清兵南下，奴变、奏销等等事件的发生，江南士人才有了与河南、河北士人相同的感受。由此，他们对清朝入关形成两种不同的认识。 原文出处：史林2013年02期
二人之所以不约而同地采取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其背后实际上是以江南为核心的“明清之际”主流历史叙述为支撑的。在这种历史叙述的视域下，“明清之际”的历史是以江南为舞台，以江南士绅抗清史为主要内容的。②岸本美绪、赵园对“甲申”的研究，则使这一历史叙述更为精细化，将江南士人在鼎革之际的心路历程呈现出来。但是，这样一种以江南为视角的研究，却难以对北方士人的行为做出恰当的解释。为何中原没有经过激烈的抵抗，就接受了清朝的统治？为何同样身处鼎革之际的北方士人，尤其是河南、河北士人，对明朝的灭亡没有表现出江南士人那样强烈的内心挣扎？为何他们没有经历太多心理斗争就开始为新政权服务？ 我们要理解明清之际，河南、河北士人与江南士人行为上的差异，必须从他们在明季不同的际遇入手。正是在明季不同的经历，导致他们对“甲申”的意义有了不同的理解，进而对整个鼎革的历史进程有了不同的认识。 因此，不应当只把“甲申”这一“明清之际”的坐标性时间作为时间的起点，局限于江南去考察。事实上，作为时间之终点，“甲申”能呈现另一番意义。同时，在南北不同的空间中，“甲申”的意义也是不同的。在不同空间中，个体所经历事件的不同，亦会造成体验的差异。如北方的寇乱，江南的奴变、奏销案，均不存在于对方的事件链中，但是，它们各自都会对双方共同经历过的事件之意义造成影响，进而也使双方对整个历史进程的理解有所不同。如与清兵交战，我们事后追述，往往将之拉平，做约化处理，一概视为拒斥清政权的表现。但是由于其与坐标性事件——甲申事变——在时间上所处位置的细微差异，导致历史进程中南、北事件链的差异，从中产生出的意义也大不相同。因此，本文更愿意将“甲申”这个坐标点看作一个原点，从这里出发，向不同的方向扩展，均能够获得意义。 本文认为，正是甲申前后不同的经历，导致南北士人对“甲申”有了不同的理解。对于身处华北平原的士人而言，在经历了明末农民战争与清兵的数次入关后，他们渐渐产生明朝天命已去的观念，甲申年发生的事件，只是这一历史进程应有的结局。江南士人则不同，甲中年北京陷落时，他们还正在享受着悠游逸乐的生活，当消息如晴空霹雳般传到江南时，他们才感觉到乱世将至。清兵南下，给江南带来了战乱，随之而起的奴变，再往后的奏销案，使得江南士绅真正感受到王朝灭亡所带来的切肤之痛。也正由于对“甲申”的不同体验，使得河南、河北士人倾向于将清朝入主理解为重归于治的信号，而江南士人则将之视为动乱的开始。 一 从渑池渡到三围开封——明季河南士人之经历 河南流寇之乱始于崇祯六年之渑池渡，到十五年攻陷开封而达到顶峰。崇祯五年夏，流寇就已经出现在河南西北部与山、陕接壤的地区。③到了崇祯六年，流寇在这一地区已经有燎原之势。商丘士人郑濂说：“流贼既入豫，数股纵横，往来太行山下，奔突无定向。”④在左良玉潼关大捷后，流寇暂时退入山西。 但到了十一月底，发生“渑池渡”事件，河南形势又转危急。吴伟业《绥寇纪略》详细记述了这一事件：“十一月，官军于武安之柳泉、于猛虎村再破贼。贼张妙手、贺双全等三十六家，诡词乞抚，道臣常道立信之，因太监杨进朝以请。会天寒河冰合，廿四日贼从毛家寨策马径渡，是为渑池县之马蹄窝。防河中军袁大全遇敌死。”⑤并以为此事件标志着明朝败亡的开始：“当事知塞太行之口，而不断黄河之津。君子于六年十一月渑池之事，未尝不抚卷太息，以为此中原之所以溃，国家之所以亡也。”⑥ 郑濂的《豫变纪略》则更看到了其中蕴含的天意： 黄河，水最悍者也。自龙门而下，其流湍激，虽严冬不能结。是岁自冬历春，冰坚如石。流贼二十余枝，乘冰竟渡，若不知有黄河者。……贼自渡黄河之后，遂分犯诸郡邑，中州无复宁宇矣。⑦ 果然，流寇乘势渡河而南，所向皆靡。“二十六日破渑池，十二月朔已未破伊阳，初二庚申又破卢氏”；“雒阳、新安、陕州、灵宝、阌乡、卢氏、永宁、汝州、鲁山、叶县、舞阳、遂平、确山、信阳、南阳、裕州、泌阳、桐柏、淅川、新野、内乡等州县，贼无不至”，到十九日，寇乱已有紧逼河南省会开封之势。⑧所幸有左良玉保安之捷、赵庄之捷、崇祯七年巡按刘令誉牛蹄涔之捷，流寇才不得不转向湖广，河南社会秩序稍稍恢复。但仅仅过了一年，流寇又大举进入河南。崇祯八年正月，流寇“陷荥阳，屠汜水，又陷固始。是秦贼数十万出关，分三十六道，掠郡邑”。虽有官军围剿，但“贼往来不定，豫中尤称要冲，关、陕以东，黄河以南，襄阳以北，延袤数千里，所在驰突”。⑨ 到崇祯十三年冬，“流贼李自成出商、雒入豫”。⑩在得知李自成部入豫后，河南饥民、土寇纷纷起而响应，李自成势力更见壮大，所过州县，望风而靡。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围河南府治洛阳，破城后，“士民被杀者数十万”；三月，陷归德府；五月，陷项城，屠之；九月，李自成、罗汝才合兵陷叶县、泌阳。十月，李自成陷襄城，往围郾城。汪乔年率军进襄城，李自成听闻，遂回攻襄城。十一月襄城复陷。十二月，李自成连陷洧川、许州、长葛、鄢陵、禹州、内乡、镇平、唐县、新野、商丘。(11) 崇祯十五年，最让河南士人震惊的无疑是开封陷落。李自成围开封，凡三次。头一次，在上年二月，未破城而去。到十二月，与罗汝才合兵后，二围开封，旋解围而去。到崇祯十五年五月，李、罗联军，号称百万，三围开封，志在必得，围城达四月之久。九月十五日，黄河决口，灌开封，“士民溺水数十万”，开封遂陷。(12)自此之后，流寇在河南如入无人之境，“诸镇将皆望风引避，莫有敢当其锋者。郡邑绝援，贼至即破。……故午、未之际，宛、洛间州县，尽数破。而一时之宰百里者，性命皆不可朝夕保”。(13) 在此乱世之中，毁家纾难，城池攻防等战守之事，反倒成了中原士人的日常功课。襄城举人张永祺，当“崇祯间，流寇扰河南，襄城数被兵，永祺与士民议守城，糗粮矢石悉出己槖。日夜巡逻，不少息。李自成既破叶，鼓行而北，知县曹某惶惧甚，以降表逼署名，永祺大怒……曹逼之急，乃痛哭，负母北渡河。史阁部可法疏荐有'破家守城，不押降书’云云”。(14)城陷后，李自成转围郾城，张永祺请奉命剿寇的汪乔年赴襄城。汪率军至，襄城士民迎入，诸生耿应、张何慊、张琇、张和声、井良田、暨汉臣六人为军门赞画官，为汪筹划守城计。李自成领兵复来，“永祺与诸生分城守，历五昼夜，力尽援绝，城遂陷”。(15)李自成围开封，知县王燮创立社兵法：“五十人为社，凡八十四社，为兵四千二百，置社总五，分守城五门，号为五所。”祥符诸生李光壂(字康侯，号熙亮)即被任命为左所社总。李自成二围开封时，光壂仍为左所社总，协助东北面的城防。光壂与推官黄澍，指挥军队，夜袭流寇，“斩首甚重”。李自成退兵后，修复城墙，光壂自出“钱三万八千，助以社兵，凡五昼夜而城完”。(16) 城破之日，当地士人死于乱军，或被俘“骂贼死”、“不屈死”，在其时已属寻常。崇祯八年，流寇破归德府，官军不敢与之交战，“唯举人贾遂、指挥佥事殷弘基力战死。”当城破之日，殷父对儿子说：“吾祖宗二百七十年享朝廷禄，矢报正在今日。尔当竭力杀贼，纵有不虞，宁死阵前，不可死阵后。吾老矣，尔其免之！”于是，殷弘基奋勇杀敌，被俘后，犹大骂不止，“断舌剖心而死”。(17)崇祯十年，邓州破，诸生王钟祥、张五美、丁乙死难。王钟祥恐受辱，城陷，引刀自刭。张五美被执，流寇索要赎金，五美厉声骂道：“吾平生但知读书、饮酒、杀贼耳，岂有储蓄哉……贼怒，剔其目，抉其齿，终不屈，骂声不绝而死。”丁乙持刀与流寇搏斗，最终战死。(18)此外，甚至有阖家赴死者。如崇祯十一年冬，李自成破永宁县，乡宦张讚被执，骂贼而死，“其子祚延、从子世延皆殉之。妻妾妇女十余人，或骂贼而死，或缢于房，或投于井，咸甘心殉难，无一苟活者”。(19) 崇祯十五年开封陷落，其死伤更剧。据幸存者回忆，乱后城中所存者仅十分之一： 汴为旧都，延袤几三十里，居天下之中。自延寇乱，两河外州邑之大姓及在野之庶民，皆携家入省。愚记清查保甲，阖城八十四防，王府、乡绅、士民概得十万余户，每户约十丁口，统计得百万余。除未围先徙以及被虏、被杀、饿死、渰死者，共去十之九，所存仅十之一焉。后奉旨领赈者不足十万。(20) 与李光壂同样身处围城的张民表(字武仲，中牟人，举人)，当城破之日，“同三子负少保公主，及生平所选著诗文集，至其内弟和玉□家，结木筏以登”。此举本可脱险，但民表环视四周，没水者众，于是移筏救之。众登筏，筏沉，民表没于水。三子中，仅季子允集“年尚幼，附浮木得生”。(21)商丘士人殷增煇(字含素，以贤良辟召不就)，“率乡人抵御”，城破后，“被执，不屈死”。睢州李梦宸(号玄驹，崇祯戊辰进士，曾任通政使)，城破后，自缢死。陈州“乡绅崔泌之、举人王受爵等手刃数贼，被执，骂贼死”。(22) 士人即便于城破之时，侥幸得免，亦往往面临丧亲失友、流离他乡的处境。登封焦贲亨(字如将，太仆寺少卿焦子春孙)，“寇陷登封，渡河寓孟县。尝偕友避贼白涧砦，贼缚友父，索赎不足，贲亨倾馆谷赠十金，友父得全”。(23)考城诸生陈毅(字士可)，“明乱，父母继殁”。(24)祥符王紫绶(字金章，号蓼航)，“父养秀，诸生，李自成攻汴，被执，不屈死。河陷大梁，紫绶抱一木浮出，侨居辉”。(25)鄢陵梁熙(字日缉)，“流寇破鄢陵，避大梁。困围城中，麦杂木蓍为屑，食之几獘。河灌城，浮出，侨寄怀、卫间”。(26)商丘刘榛(字山蔚)，“李自成陷城，母侯骂贼死。生母张提之走河朔”。(27) 清初，宦游闽南的登封士人耿介，在回忆起明末这段经历时，写道：“忆昔乱离，余及五弟亮奉侍老母避居颖阳，得荒田数亩，烧薙草莱而播种之、耨之、勤之，无敢废也。瞻望有秋，而三时不雨，孟冬十月，卒岁无储。与五弟亮朝出暮还，为挑野菜刈薪等事到一林，枝实离离，棠梨也，归以遗母。明日持筐落取之，但见群雀数百，林木萧然已，叹息良久，空筐以归。”(28)乱离之中士人沦落至此，须挖野菜、摘野果以维持生存，良可浩叹！ 明末寇乱，尚在少年的汤斌，当流寇围城时，幸在城外，免于难。但父母却困处城中。多年后，为纪念母亲，汤斌作《赠恭人先妣节烈事状》，详尽描摹当日围城内外，骨肉分离的惨状。其文曰： 明年壬午三月，贼溃西华。数日，陈州、太康皆陷。睢距太康仅九十里，城旦暮且破，人心汹汹，而先妣闲定如平时，戒家人：“勿惊吾姑也。”先是，命斌从伯父贲皇公读书城北庄上，仓猝闻乱，则城门闭，不得入。伯父率斌徘徊郭外，先妣闻之，告先君曰：“来则俱死，无益。”于是先君登城而望，相对痛哭，谓伯父曰：“城中有老母在，我不可离也。母在与在，母亡与亡，夫复何言！我兄弟独此一子耳，且贼志在城，野外或可以免。兄其率此子北奔，先人有灵，无绝我嗣，乱定徐求我音耗也。”言毕，复大哭！城外避难来者数百人，闻之亦皆大哭。……时三月二十日也。又二日早，城陷。大母病甚且重听，家君仓皇负之逃于芦苇中。先妣乃谓家人曰：“嗟乎！吾家累世名门，事至今日，义无苟全，独念姑年老不得终事为恨。若为我谢夫子，善自保重。吾儿遥遥悬隔，汝曹当有脱者，见吾儿为语善自立身，勿忘母平日言也。”遂整衿经于梁，家人为解之。复入井，井水浅，家人又出之，先妣怒曰：“若教我偷生乎！贼至而不死，非节也！死不以时，非义也！”于时，贼已环至，露刃相向，先妣乃厉声曰：“若等皆朝廷赤子，食德三百年，何复于若而作贼！今大兵将集当寸斩若，即奈何以刀锯吓人为？”遂大骂婴刃。呜呼！痛哉！三日颜色不变。贼中有罗拜者，有叹息去者，实惟崇祯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享年三十有七。(29) 数年后，汤斌随父亲侨居浙江衢州，读书山中，“每念母恭人节烈，常中夜大哭，哭已复读。夜深虎啸林外，与书声相间，山中民皆感动”。(30) 无独有偶，在光州则有诸生涂山(字子寿)，谋为父报仇。崇祯十三年，光州陷，李自成委任方遂管理，“州人有王正者党逆，为之役，尤贪残，集众怒”。于是，涂父可登与妻兄胡可章密谋诛杀方遂、王正等。被察觉后，可登、可章逃亡。王正追上可登，“横槊刺可登，坠马死，攫其装逸”。当时尚才十三岁的涂山，已发誓要为父亲报仇。“日数砺哭曰：'谢娥一女子，能手刃父仇，我须眉，顾弗如耶？’第不知杀父者。中夜仰天祝刀，号声震邻舍，泪渍刃上皆赤。”(31) 流寇在中原大地所向披靡，不是因为河南没有足够的官军力量，乃是官军的机动性比不上流寇。这一点，曾在陕西做过知县的新乡人张缙彦，专门向朝廷陈奏过。他在奏疏中分析了流寇的优势、劣势，指出“贼之得势在流，而贼之失势在止；贼之长技在分，而贼之穷技在合；贼之乘时在秋夏，而贼之失时在冬春”。之前，被剿灭的流寇，都是因为占据城池，守而不去。流寇之所以无法剿灭，乃在于其流，“官军未至，旋即奔逸”。(32)后来，计六奇在记述明季北方史事时，也指出了这一点，“大略剧贼人有副马，疲则易之，矫捷如飞。官兵用步卒尾之，重趼而至，贼已逸去”。(33) 这样，河南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流寇逃、官军追的局面中，而酿成祸端的，也不仅仅是流寇，有时为祸者正是官军、官府。军队哗变，转为寇劫掠地方的，不在少数。《明季北略》引《编年》云：“二年，都城警，诏天下勤王，山西巡抚耿如杞以兵入援，哗于涿州，大掠良乡。耿如杞逮论死，溃兵遂窜走秦、晋山谷间为盗。”(34)更有甚者，还有人养寇自重，纵兵行掠，让地方士人分不清官、寇的区别。崇祯十三年，太监刘元斌率禁军入豫平贼。经历过寇乱的郑濂，评论道： 当是时，贼尚可平也，遇官兵犹不敢战。然诸将多养寇以自封，而刘元斌、左良玉为最，动曰朝廷善负人，贼既尽，何所用我，不如且留贼为富贵资。故不肯杀贼，每相遇，特稍稍斩获以报攻而已。……元斌屯兵归德之东门者四十余日，劫掠数十里，与贼无异……士大夫无可奈何，醵金赂之，乃去。(25) 《中牟县志》则暗示使黄河决口，导致其改道的始作俑者，正是当时负责城防的明朝官员：“十四年，寇围汴，当事者议决河以自卫，且以没贼。(张)民表亟趋当事，力言其不可者五。当事违之，民表退而叹曰：'吾族其鱼矣！’。”(36) 剿寇者反为寇，地方士人不得不自谋出路。窦可权(字云明，河内人)“务为经术实学，以天下为自任”，“明亡，兵盗交横，妇女窜伏林莽，多遭辱。可权呼合族妇女聚一室，乃与族人仗剑杜门，厉声谓卒逻曰：'畴好头颅，试此利刃。’贼莫敢犯”。新乡任文晔(崇祯十五年举人)，“时李自成已踞关陕，震动畿辅。(文晔)下第归，舆父入百门耘斗峰，拾橡栗、汲石泉，欲将终焉”。密县诸生张问明，当“明季寇起，众谋御寇，推问明主其事，筑砦超化，以乡勇守之，远近来依者万家。李际遇百计攻砦，问明咸却之。李自成屠密，畏问明，不敢逼，县以南皆免”。长葛诸生王玉玑，“明季群盗蜂起，与乡人结寨固守，散家财，一切糗粮矢石具备，贼莫能攻”。(37) 二 河北士人之明季经历 河北士人的时间序列，不像河南士人沿着流寇之乱而抵达甲申，而是经东北入关的清兵(38)而抵达甲申。从崇祯二年开始，畿辅士人感受到战乱将至。该年十一月，皇太极亲自率兵从喜峰口入，直抵京师齐化门，京畿震动。不过，次年初清兵就撤退，由冷口出关，返回沈阳。虽然，畿辅地方秩序、士人日常生活都没有遭到太大扰乱，但着实让士人在精神上受到一番震动。孙奇逢《年谱》“崇祯二年”载：“十月，畿辅闻警，邻邑亲友百余家皆就予北城，商避地计。邑令延予为城守，因皆入容城。”(39) 畿辅士人生活真正受到威胁，还要等到七年后。崇祯九年(崇德元年)，在上年获得元朝传国玉玺，这一年与漠南蒙古十六部会盟之后，皇太极已有了挑战明朝的自信。是年清兵大举入关，七月陷昌平、宝坻、定兴、房山，焚天寿山德陵，京师戒严。后来清史学者这样记述这次入关：“七月，命武英郡王阿济格、饶余贝勒阿巴泰等，分道人边，会于延庆州。遂直入长城，过保定，至安州，克十二城，凡五十六战皆捷。掳获人口牲畜十八万。”(40) 身处河北容城的孙奇逢参与了容城的防御，独任防守最为薄弱的西北角指挥，在抵御住数次进攻后，清兵撤退，城池得以保全。事定之后，孙奇逢把这段经历写成了《守容纪略》。容城虽然保住，但其时围城之内，必定凶险万端，多年之后回忆起来，孙奇逢仍然心有余悸：“丙子，予在围城中，定兴、安肃、安州、雄县皆陷杀甚惨，容人恐，陈孝廉述志悬关帝像于城头。予问其故，述志曰：'关帝威振华夷，千载下仰而畏之，断不敢射其面。’予曰：'借以鼓励群心可也。’围攻益急，常慎独向关帝庙求签，忽昌言于众曰：'关帝显圣，面上有汗，赤兔马亦有汗。’满城男妇老少争办香楮往观之，人人若见其有汗也。妇人童子争运砖石于城上，勇气百倍，绝不知其为大敌也。事定，予问独曰：'关帝面上之汗如何？’独曰：'某一时偶为此言耳。’予曰：'此便是关帝之灵鼓动人心之灵处。’。”(41) 在这次战争中，孙奇逢失去了朋友和家人。七月二十九日，定兴失守，孙的次女和最好的朋友鹿继善死于是役。孙奇逢为鹿继善写的传记中说道：“丙子秋七月，东兵破定兴。是时公移疾江村，无城守之责，毅然于望风奔溃臣节扫地也，援兵登陴，死守七日而城陷，东兵夹刀逼公，公不为动，遂死之。”(42) 这次战役过后，孙奇逢可能感受到衰亡之势已经无可挽回，于是，在崇祯十一年秋，和朋友入易州五公山考察，预先筹划避乱。五公山，本名五峰山，以西汉王兴之五子避王莽之乱，隐居于此，遂被称为五公山。孙奇逢先和朋友在离五峰山数里的双峰村安顿下来，结庐讲学。茅元仪将孙奇逢此举比作东汉末年筑堡避乱的田子春。(43)从这个类比，也稍稍透露出明季身处北方的士人对自身所处时空的理解。 崇祯十一年冬，清兵再次入关，孙就和兄弟带着家人入五峰山避乱。“时秦、晋已陷，寇氛渐逼都城，携家人易之五公山，结茅双峰，姻党门人依以自保者数百家。饬武备，定条约，暇则讲诗习礼，修冠婚丧祭仪礼，简而可行，干戈抢攘之际，弦歌俎豆，远近服其德教，盗贼闻而屏迹。时以方田子春无终山焉”。(44) 在崇祯十一年这一役中，清兵破高阳、衡水、武邑、威县等州县，(45)其死难士绅不在少数，尤著者则是致仕在家的孙承宗。《明史》载：“十一年，我大清兵深入内陆。以十一月九日攻高阳，承宗率家人拒守。大兵将引去，绕城呐喊者三，守者亦应之三。曰'此城笑也，于法当破’，围复合。明日城陷，被执。望阙叩头，投缳而死，年七十有六。”(46)《明季北略》记此事更为详细，其文曰：“戊寅十一月十二日，清兵薄高阳城，承宗率邑绅誓死登陴，顾土城低脆，外援不至，清兵昼夜环攻，石尽矢竭，力不能支。承宗守北门，谓家人曰：'我死此矣！汝辈各自逃生。’家人环泣不忍去。城既破，清兵掖之去，入城南老营中，用苇席藉地，望阙叩头，叱持缳者趋缢，俄乃绝，年八十。子孙凡十九人，皆力战从死。”(47) 三 “灾异”烘托下的末世气氛 其时士人好言“灾异”。在灾异氛围的烘托下，本已被边患、流寇搞得身心疲惫的河南、河北士人，更在人祸与天意间找到了某种关联。郑濂《豫变纪略》在第一卷专列一表，将明季发生的与河南相关的事件，置入“灾异”、“大事记”、“寇贼犯乱”三个目类中，试图寻找天意、官府、变乱三者间所存在的关系。(48)计六奇《明季北略》亦着意于天人之关系，在每卷中，于史事叙述之间，穿插“志异”条目。 前面提到，郑濂叙说“渑池渡”着意突出其中蕴含的天意。同样，在探究黄河决口灌开封一事，郑濂也揆诸天意： 世传开封之陷者不一，有谓贼决黄河灌之者，非也；有谓官军决河灌贼营而误陷者，亦非也。……盖开封之陷，天也。(49) 当日在围城之中、后来作《汴围湿襟录》记其事的白愚也说：“忆辛巳汴遭闯逆围困之虐，其惨亦云极矣！乃天未厌乱，继以黄流，几无遗类，而惨中之惨，又亘古所未闻也。”(50)则流寇所酿之祸尚不及天所降之灾，言下颇有天命已定，人力难挽的味道。 除去那黄河决口酿成巨灾之外，尚有更为日常的变异。郑濂便屡屡提及沙鸡南来。崇祯元年秋，“沙鸡至柘城县”；六年夏，“沙鸡至商水县”；七年，“沙鸡自北来，洛阳、荥、郑间尤多”；十年五月，“沙鸡过杞县”。(51)以为沙鸡暗示兵祸。《中牟县志》亦作此观，“七年，沙鸡自北而南，千百成群；十二年，流寇至，士民守城，至夜，狂风数过偏城，枪刀生，火光射人；十四年，大饥，人相食”。(52)后来，记述此现象的计六奇，更从中看出气运的转移。“莎鸡固沙漠产，今飞入塞内，占者以为兵兆”，计六奇说道：“昔康节先生于河南府天津桥闻杜鹃声，即知南人作相，禽鸟固得气之先者。今襄城为开封属邑，而莎鸡飞入，地气自东而南矣，殆清朝得夏之征乎？当不止兵焉而已。”(53)此外，“旱蝗”、“霪雨”、“大雪”、“流星”、“赤气”、“阴霾”、“白昼如晦”等现象，更是屡屡见诸时人记载之中。 甚至，历来视为祥瑞的征兆，在此也成了不祥。郑濂记述变乱，从“黄河清”、“凤凰见”开始。历来黄河清则圣人生，天下有道则凤凰见，何以记述变乱从此开始呢？郑濂解释道：“当时未有圣人也，天下未为有道也。而癸亥，凤凰见禹州；丙寅，黄河清。胡为乎来哉？”并援引汉、唐故事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以为汉、唐之季“麟、凤、龟、龙，史不胜书，较诸文、景、明、章、贞观、开元之际，不啻什伯，谓之有道之祥，可乎”。(54)麦秀双歧，这历来被视作太平盛世、百姓富足的征兆，郑濂却也看出不祥。他记崇祯三年孟县麦双歧一事时评论道：“麦双歧而年将大有，可知矣……揆之时事，恐亦为灾……彼(按：指秦、晋)饥荒而此丰稔，能不使其朵颐乎？”(55) 自然异象之外，尚有谣言。崇祯三年，京师童谣云：“崇皇帝，温阁老。”崇祯七年，京师童谣又云：“崇祯皇帝遭温了。”温指入阁拜相的温体仁，计六奇以为二则童谣“皆取温、瘟同音之义，俱不吉兆。由是用人不当，流寇猖獗”。(56)可见，除了天意之外，皇帝的行为也当对局势之坏负上责任。 自然之征兆，亦为人所感应。“人相食”，于其时屡屡见之。白愚记开封灌城之后，“有郑姓二人素业屠宰，合党数人，日将孤弱难民拉杀数口，如屠猪然。解肢剖腹，哀号之声不忍闻视。立锅煮熟以卖，远处之人驾栰来买，每斤卖得银数两，日得簪珥银钱数百金”。(57)甚至有至亲相食者。计六奇记崇祯七年山、陕大饥，民相食，“山西永宁州民苏倚哥，杀父母，炙而食之”，因叹道“古今逆子有矣，未闻兼杀父母者也。至于炙而食之，自有天地以来之所无者，而今见之，世运悖逆之气于是乎极，而天理人心，至是绝矣！不忍阅，不忍载也”。(58)至崇祯九年又有“唐王键奏南阳洊饥，有母烹其女者”，计六奇不禁掩卷悲呼：“呜呼，人道绝矣！”(59)颇有天下将亡的味道。(60) 黄河结冰使流寇得渡河入豫，黄河决口使开封陷落，沙鸡南迁、人相食……这一系列的征兆，与士人在其间所经历的死生、流离、屈辱、破产相联系在一起，向河南、河北士人提示着天命即将转移，其人自然容易转入对乱世的时间感受中。如孙奇逢便是这样做的，率领着家人入山避乱，自保以待劫运过去。因此，之后的神京陷落，崇祯自杀，其实也早已包含在这世运之中，为士人所接受。甲申之变，对于经历着明季变乱的北方士人而言，可以被理解成一出大悲剧在最后的高潮中落下帷幕。 正是由于对明末的这一认识，清朝入主在北方士人那里就有了重归于治的意象。北方士人魏象枢得知新朝重新举办科举，兴奋得“不觉闻鸡起舞”，以为这是乱世结束的信号。(61)河南士人汤斌也以为海内日渐廓清，有识之士应当出而为仕，做一番事业，并劝他的好友与其一道出仕。(62)类似这样的信息在清初北方士人的言论中，是屡见不鲜的。 四 江南士人与河南、河北士人的不同经历 明季大河南北士人的经历，与我们从江南视角出发所看到的景象有很大的不同。在北方早已满目疮痍时，崇祯末年的江南士人们，尚在放荡的逸乐之中。 对于明季江南士人的逸乐生活，目前已有大量研究，本文不再赘述。这里，仅举几个例子，以见其一斑。 南京，曾在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幕中做平安书记的余怀，后来回忆道： (因忆)与巢民交，在己卯、庚辰之际。余少巢民五岁，以兄事之。当是时，东南无事，方州之彦，成集陪京。雨花、桃叶之间，舟车恒满。余时少年气盛，顾盼自雄，与诸名士厉东汉之气节，掞六朝之才藻，持清议，矫激抗俗。(63) 维扬，当时活跃于南都士人圈的少年名士冒襄，崇祯十五年往游，“冒子饰车骑、鲜衣裳，珠树琼枝，光动左右……以为神仙中人”。(64)绍兴，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祁彪佳还正在为建筑寓山别业而与石工商议。(65)杭州，崇祯十二年，张岱与陈洪绶夜饮西湖，尚有一段如梦似幻的艳遇。断桥边，二人舟中对饮，岸边一妙龄女郎遣童子致意：“相公船肯载我女郎至一桥否？”张岱应允。“女郎欣然下，轻纨淡弱，婉瘱可人”。陈洪绶此时已微醉，借酒挑逗女郎道：“女郎侠如张一妹，能同虬髯客饮否？”女郎欣然就饮。转眼即至一桥，二人问女郎住处，笑而不答，竟去。(66) 从这几个事例中，我们约略可以感受到，甲申之变这一明清之际的坐标点，在南、北的时间序列中所处的位置是不同的。在北方士人的时间序列中，甲申之变的位置处在整个事件链条的终点位置，是他们明季所遭受的苦难的最顶点。与此相反，江南的时间序列中，王朝衰亡的事件链条是以甲申之变为起点的。从事后的观察来看，我们不能不说，江南的时间在当时是相当独特的，与明王朝的中枢、身处华北的士人、纵横秦晋、中原的李自成、关外的大清的时间都不甚一致，而后者基本上拥有一致的时间感。(67)如果以一治一乱来理解时间的进程，那么，时间无异已经进入了衰世。上天将收回天命，另行受命。 对于江南而言，甲申之变实际上是一个时间的入侵，它逼迫江南把时间调到与北方相一致的刻度上。这带来一个困难，即如何让现实中正在进行中的时间(繁华)与想象中的时间(衰亡)协调一致。也因为这不一致，江南普遍存在着一种想象与现实的巨大差距所带来的心理落差感。因此，在神京陷落的消息传到江南时，出现了不少激烈的行动。苏州诸生许琰“甲申端午闻神京之变，谓闯党流言，逢述者辄斥之。已知不诬，遇贵人求起义，不得，哀恸求死”。(68)祁彪佳，在顺治二年从容料理完家产之后，于七月二十五日宴请亲友，当晚投水自尽。(69)这些行为正是江南人用于调整时间的方法。通过刻意地制造痛苦、宣泄苦难的方式，创造出一种共时感，以抚慰内心的无力感与对国家的愧疚。赵园亦观察到江南抵抗中带有的宣泄特质：“也正是落后的交通与邮传条件，使情感的表达受到了压抑，才激出了某些更强烈的反应。比如刘宗周的不计成败，力促杭州地方当局组织义师，在今人看来更像是在表达悲愤，是沉痛至极后的宣泄，出于深刻的无力感，而非基于冷静的军事估量。在江南，由士夫发动的抵抗，往往带有此种色彩”，“抵抗像是只为了见证崩解似的。”(70) 这无力与落差感不止于士大夫，在当日的南都，恐怕弥散于社会各阶层中。如： 甲申四月，金陵乞丐，闻崇祯自缢，“咨嗟不已，即向市中沽烧酒一盂。其一盂酒约值二分，乞丐罄囊止有七厘，曰：'若肯与满，亦好事；如不然，即估价与我可也。’市人慨然与之，乞丐一饮而尽，绕河而走。市人以为罪也，不之异。乞丐放声大哭曰：'崇祯皇帝真死耶？’连拍心胸数十，望北叩头数十，赴河而死，市人呜之于当道。”(71) 不过，用不了多久，江南士人就不需要这些做作的举动了。清兵南下，迅速把江南带入衰亡的时间进程中。首先上演的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传统剧目；紧接着的则是奴变、奏销案、科场案、庄氏史案，致使斯文扫地。因此，“残山剩水”这个比喻中形成的“南宋-晚明”的时间感，(72)是以甲申之变为时间起点的江南事件链条作为基础的。 我们通常依据甲申以后江南士人的理解，将之扩大为那个时代所有士人的理解。因之，北方士人与清兵有过对抗，就被认为必定像江南士人一样，有夷夏种族观，抵抗到底。这样的观点忽略了以甲申为原点构成的事件链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北方士人与清的对抗，基本发生在甲申以前，如孙奇逢、鹿继善、孙承宗等都亲身参与过地方的保卫；同时，清兵入关也与流寇之乱、朝廷举措失当等等事件，构成一个事件链。因此，对于他们而言，这不过是他们明季所经历的苦难之一端，和其他遭遇一起，汇集成明朝失去天命的意识。 相较于此，身处江南的士人，在甲申以前，尚沉浸在筑园结社、诗酒唱和、结伴出游等逸乐之中。直到甲申四月，北都陷落的消息如晴天霹雳般传到江南，这才打断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等他们匆匆准备好要为已亡的明朝做点什么的时候，那攻入北京的李自成已被清朝赶走。以死相抗，正是江南士人无力与愧疚感的表达。同时，清兵南下作为一个契机，才将那北方士人在甲申前早已经历过的种种带入江南士人的日常生活。正由于此，在江南与河南、河北的士人中，形成了对清初迥然不同的理解。 注释： ①岸本美绪：《崇祯十七年的江南社会与关于北京的信息》(底艳译)，《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赵园：《那一个历史瞬间》，《想象与叙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②有关以江南为主场景展开的历史著作，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书单，如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陈垣：《清初僧诤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巫仁恕：《品味奢化：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2008年版)等等。这一历史叙述兴起于清末的“反满”运动，国粹派对明季历史的书写即是其代表。(此方面研究可参见王汎森：《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以章太炎为例》，《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这个叙述传统其后被20世纪的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以政权交替为核心的政治史叙述表现最为明显，其代表作则有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萧一山：《清代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著作。 ③樊树志认为，农民军之所以能够突入这一地区，根本原因是明朝军队不愿协同作战。当时，晋豫边境的黄河以北地区，属于宣大总督张宗衡、山西巡抚许鼎臣、河南巡抚樊尚燝辖区的交接地带。三人都不愿意给自己找麻烦，所以处在这一地区的济源、怀庆、辉县、林县、武安等县，虽然一再告急，但防守始终没有加强。(参见樊树志：《晚明史(1537-1644)》下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28-929页。) ④郑濂：《豫变纪略》卷2，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标点本，第61页。 ⑤吴伟业：《绥寇纪略》卷1《渑池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标点本，第28页。 ⑥吴伟业：《绥寇纪略》卷1《渑池渡》，第31页。 ⑦郑濂：《豫变纪略》卷2，第62页。 ⑧计六奇：《明季北略》卷9“河南诸贼”条，中华书局2006年标点本，第147-148页。 ⑨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1“河南流寇充斥”条，第169-170页。 ⑩郑濂：《豫变纪略》卷3，第112页。 (11)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7，“李自成陷河南府”条，第292页；“李自成陷归德”条，第294页；“傅宗龙骂贼”条，第295页；“刘国能自刎”条，第295页；“李自成陷襄城”条，第297页。 (12)李自成围开封，参见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8“李自成决河灌开封”，第320页；郑濂《豫变纪略》卷4-卷6，第72-155页；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3-190页。黄河决口一事，历来众说纷纭，有说李自成为者，有说开封驻防官员高名衡、黄澍等共谋为者，有说高名衡先决、李自成继之者，有说天灾者。(详见王兴亚：《李自成起义史事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97-323页)此事于今日看来，或无深究之必要，但在其时，则所关非细。如计六奇即主张是李自成所为，因此评论道：“自贼乱以来，杀人不可胜计，其最烈者，无如献忠之屠武昌，自成之淹汴梁也。夫图大事者，当以得人为本，张、李所为如此，不过黄巢、赤眉之徒耳！天心人心胥失之矣，欲不速亡得乎？”(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8“李自成决河灌开封”，第320页。) (13)郑濂：《豫变纪略》卷6，第217页。 (14)《中州先哲传》卷33《遗逸》，江庆柏主编《清代人物传记丛刊》3，广陵书社2007年影印本，第207页。 (15)《中州先哲传》卷31《义行》、卷33《遗逸》，《清代人物传记丛刊》3，第171-172、207页。 (16)《中州先哲传》卷31《义行》，《清代人物传记丛刊》3，第171页。 (17)郑濂：《豫变纪略》卷2，第74页。 (18)郑濂：《豫变纪略》卷2，第81页。 (19)郑濂：《豫变纪略》卷3，第114页。 (20)白愚：《汴围湿襟录》，中州书画社1982年标点本，第60-61页。 (21)民国《中牟县志·乡贤》，《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96种，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284页。“少保公”指张民表的父亲、曾为太子少保、户部尚书的张孟男。一说允集为长子，虽幸免，最终还是“骂贼而死”；而逃脱后投靠张民表门人周工亮的，乃是“允奞”。(见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8“李自成决河灌开封”，第319页。) (22)殷增煇、崔泌之、王受爵事，见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7“李自成陷河南州县”条，第299页。 (23)《中州先哲传》卷12，《清代人物传记丛刊》2，第599页。 (24)《中州先哲传》卷13，《清代人物传记丛刊》2，第617页。 (25)《中州先哲传》卷24，《清代人物传记丛刊》3，第46页。 (26)《中州先哲传》卷24，《清代人物传记丛刊》3，第53页。 (27)《中州先哲传》卷25，《清代人物传记丛刊》3，第61页。 (28)耿介：《棠梨为群雀所食叹并序》，《敬恕堂文集》卷2，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标点本，第52页。 (29)汤斌：《赠恭人先妣节烈事状》，《汤文正公(潜庵)全集》卷3，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2辑，文海出版社1973年影印本，第629-633页。 (30)王廷灿编《潜庵先生年谱》，陈祖武选《清初名儒年谱》第9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第470页。 (31)《中州先哲传》卷29，《清代人物传记丛刊》3，第126页。事情后来的发展，可作传奇小说读。原来，王正在杀死涂可登后，也害怕被报复，于是，隐匿在屠肆中。十余年后，从可登那抢来的财物，已被王正在赌场中挥霍殆尽，只剩金簪一支。王正托人典当，被可登妹婿杨士撞见。杨士认得是可登之物，诘问当者，得实后，买下金簪，持告山。至此，涂山得报父仇。 (32)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4“张缙彦论兵情贼势”条，第239-240页。 (33)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2“河南光山之败”条，第204页。 (34)计六奇：《明季北略》卷5“李自成起”条，第113页。 (35)郑濂：《豫变纪略》卷3，第68页。 (36)民国《中牟县志·乡贤》，《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96种，第283页。 (37)见《中州先哲传》，窦可权，卷11(《清代地方人物传记丛刊》2，第596页)；任文晔，卷11(《清代地方人物传记丛刊》2，第596页)；张问明，卷31(《清代人物传记丛刊》3，第172页)；王玉玑，卷33(《清代人物传记丛刊》3，第212页)。 (38)清政权1636年以前为金国，1635年在击败林丹汗、获得元朝传国玉玺后，于次年改国号大清，改元崇德。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统一使用清。 (39)汤斌等编《征君孙先生年谱》卷上，陈祖武选《清初名儒年谱》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第621页。 (40)萧一山：《清代通史》第1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6页。 (41)孙奇逢：《日谱》卷20“康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条，《续修四库全书》第55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第151页。 (42)孙奇逢：《鹿忠节公传》，《夏峰先生集》卷5，中华书局2004年标点本，第160页。 (43)茅元仪：《扫盟余话序》，汤斌等编《征君孙先生年谱》卷上，陈祖武选《清初名儒年谱》第1册，第633-634页。 (44)魏象枢：《征君孙钟元先生年表》，钱仪吉纂《碑传集》，中华书局2008年标点本，第3748页。 (45)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4“清兵入燕齐”条，第241-242页。 (46)《明史》卷250，中华书局1991年标点本，第6477页。 (47)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4“孙承宗殉节”条，第244页。 (48)参见郑濂：《豫变纪略》卷1，第1-16页。 (49)郑濂：《豫变纪略》卷6，第212页。 (50)白愚：《汴围湿襟录》自叙，第1页。 (51)郑濂：《豫变纪略》，第52、62、68、82页。 (52)民国《中牟县志·天时志》，第42页。 (53)计六奇：《明季北略》卷9，第152页。 (54)郑濂：《豫变纪略》卷2，第46-47页。 (55)郑濂：《豫变纪略》卷2，第54-55页。 (56)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0“童谣”条，第163页。 (57)白愚：《汴围湿襟录》，第59页。 (58)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0“志异”条，第163-165页。 (59)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2“志异”条，第210页。 (60)赵园即指出，明清之际士大夫亡国、亡天下之辩中，“人相食”是具有实质意义的。参见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9页。 (61)魏象枢：《寒松老人年谱》，《寒松堂全集》，中华书局1996年标点本，第684页。 (62)汤斌：《答张仲诚书》，《汤文正公(潜庵)全集》卷2，第335页。 (63)余怀：《板桥杂记》序，转引自李孝悌：《桃花扇底送南朝——断裂的逸乐》，《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己卯、庚辰，即崇祯十二、十三年。 (64)陈瑚：《得全堂夜燕记》，《同人集》卷3，转引自李孝悌：《冒辟疆与水绘园中的遗民世界》，《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第64页。 (65)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转引自赵园：《那一个历史瞬间》，收入《想象与叙述》，第18页。 (66)张岱：《陶庵梦忆》卷3“陈章侯”，中华书局2007年标点本，第44页。 (67)岸本美绪也指出了江南的这一特殊性，她说道：“正是因为江南当时没有被卷入大规模的战乱，皇帝自杀的消息才如晴天霹雳，其冲击波才生动地记录下来”。(岸本美绪：《崇祯十七年的江南社会与关于北京的信息》)就这一点来看，以亚洲腹地为欧亚大陆现代早期，而将江南、英格兰视为特例的新清史，确是有其道理的。 (68)冯梦龙：《甲申纪事》“许琰绝命诗和韵序”，转引自岸本美绪：《崇祯十七年的江南社会与关于北京的信息》，第27页。 (69)史景迁：《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版，第145-146页。 (70)赵园：《那一个历史瞬间》，《想象与叙述》，第19、21页。 (71)王端淑：《吟红集》卷20《金陵乞丐传》，转引自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才女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页。 (72)杨念群：《“残山剩水”之喻与清初士人的“出处”选择》，《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0-5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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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甲申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入北京，天子死社稷。此一事件在明清之际无疑具有坐标性的意义。岸本美绪、赵园对“甲申”事件的专门探讨，加深了我们对于这个坐标所具有的意义的理解。①值得注意的是，二人在时间的处理上，均是以甲申年三月十九日为时间起点，追踪其在时间流中由北向南的扩张。在空间上，岸本、赵园的着眼点，集中在江南对此一事件的感知上。虽然赵园的论文已经注意到了南北差异，不过，她的兴趣点在揭示易代在时间上的模糊性，对南北空间中体验之差异不甚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