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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镇，位于陕西省延安市西北部吴起县的中部，相传魏国大将吴起（约公元前400年），在此屯兵驻守多年，因此而得名，在历史上是军事要塞，。 1935年10月19，寒风料峭，居住在吴起镇的十几户人家，都穿上了厚厚的棉衣。这天，小镇上突然来了许多身着单衣、脚蹬草鞋、面黄肌瘦的红军。 这支军队，就是一个月前由长征中的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9月18日，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毛主席交给红一军团直属部队侦察连连长梁兴初一个任务：
梁兴初率红军侦察连伪装成国民党中央军，来到了哈达铺，国民党当地干部不敢怠慢，马上吩咐手下人去办理。红军战士于是得以去当地邮局拿报纸。其中就有七八月出版的《大公报》。 苦苦为中央红军寻找落脚点的毛主席，从这些报纸中得到了重大消息：在的陕西北部，有刘志丹等人领导的红26军、27军及苏区根据地存在，而且十分活跃。同时还了解到，徐海东等人领导的红25军已与陕北红军会合。 这一重大消息，对于长途征战的中央红军而言，犹如久旱逢甘露，于是中共中央在哈达铺召开会议，决定到陕北去，与刘志丹的红军会合。 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一张报纸定去向”。 9月27日，中央红军进占甘肃南部的榜罗镇和通渭。随后，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10月7日，中央红军在宁夏六盘山的青石嘴，击败了前来堵截的敌骑兵团，扫清了阻碍，摆脱了追敌，当天下午，一鼓作气，翻越六盘山。之后，长驱直入，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  吴起镇 当中央红军进入吴起镇时，当地老百姓误以为是国民党匪军又来骚扰，仓皇逃避一空。红军战士在街上与窑洞内外，到处发现“中国共产党万岁！”“拥护刘志丹”的标语，确定这已是陕北苏区了。历尽千难万险的红军战士纷纷兴奋地欢呼：“我们真的回到自己家了！” 中央红军从1934年10月10日开始踏上长征之途时，共八万六千余人，经过367天的艰苦卓绝的转战，抵达吴起镇时，只剩下七千二百人。 抵达吴起镇的第二天，10月20日上午，毛主席部署“切尾巴”战斗时接见了时任保安县游击队队长的张明科，希望游击队配合，歼灭尾追而来的国民党骑兵。 张明科原来是刘志丹家的长工，后在刘志丹的引导下参加革命。 得知张明科是刘志丹家的长工，毛主席的谈话自然也就转向了一个月来心心念念的刘志丹。 张明科在回忆录里记述了自己当时的情景：
毛主席问他：“刘志丹同志现在在哪里活动？”张明科一听，一下子紧张起来。毛主席见状，又问道：“你知道刘志丹同志在什么地方吗？”张明科只好说实话：“被关押起来了。” 毛主席闻言大惊，猛然站了起来说：“为什么？什么时候关押的？” 张明科回答：“10月初被押起来了，为什么关押我不知道。” 这时张明科看到自己对面坐着的一位长胡子老汉(以后他才知道是长征中蓄胡须的周恩来)急切地问道：“现押在什么地方?”张明科说：“听说押在瓦窑堡，共押起几百人。” 毛主席又问他：“谁能知道详细情况?”张明科回答：“只有骑兵团政委龚逢春知道详细情况。”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立即让他派人骑快马快找龚逢春。  吴起镇会师 22日凌晨，毛主席接见了闻讯赶来的龚逢春。龚逢春把陕北“肃反”扩大化，以及当时陕甘边区和陕北根据地红军发展情况向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作了如实汇报。 从龚逢春的汇报中，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全面掌握了西北根据地“肃反”扩大化的严峻局面。 原来，1935年9月15日，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25军经过长征，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红27军在延川县永坪镇会师，组成红15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红25军到达永坪后，成立了由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三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作为陕甘苏区的最高领导机关。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改组西北军委，由聂洪钧任主席。刘志丹被排挤出最高领导机关。 然而，就在红15军团粉碎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的关键时刻，在“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中共陕甘晋省委以省委政治保卫局局长戴季英在后方、聂洪钧在前方主持发动了错误的“肃反”。 “肃反”的首要目标就是被他们看成右倾人物的刘志丹。  刘志丹 10月6日，刚刚指挥完崂山大捷的刘志丹，突然接到要他去瓦窑堡开会的通知。刘志丹飞身上马，奔向瓦窑堡。 走到半路时，一名传递命令的通讯员骑着马迎面而来。到了跟前，通讯员翻身下马，向刘志丹敬过礼，便拿出一封信递上去，说：“这是给军团部的急件。” 刘志丹接过信，拆开一看，原来是保卫局秘密命令要逮捕的人员名单，名单上第一个人就是他。 刘志丹先是一惊，之后陷入沉思。他想到的不是逃避和对抗逮捕，而是红军内部的团结。他很快冷静下来，将信塞进信封重新封好，递还给通讯员说：“你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去，就说我去瓦窑堡了。” 执行“左”倾路线的那些人，本来决定以让刘志丹去瓦窑堡开会为名，逮捕刘志丹。然而，送信的通讯员并不知情，就把信送给了当时担任副军团长兼总参谋长的刘志丹。 随后，刘志丹骑上战马，坦然来到瓦窑堡。他一到瓦窑堡，推行“左”倾路线的几人立即严密封锁了消息。刘志丹镇定自若，与“左”倾路线推行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结果被撤销了一切职务，被捕入狱。 这场疯狂的”肃反“，致使二百多名党政军干部被杀害，原红26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六十多名领导干部被关进了瓦窑堡监狱，随时面临着被活埋的危险。 彼时的陕甘苏区上空乌云滚滚，千钧一发，随时都可能酿成一场浩劫！ 听完龚逢春的汇报后，毛主席感到事态严重，他怎么也没想到，从哈达铺开始自己心心念念要寻找的刘志丹及其战友，此时竟然身陷牢狱、随时都有被杀的危险！他当机立断，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 随即，毛主席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中央去瓦窑堡接管了保卫局，先将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 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虽然胜利到达吴起镇，完成了艰苦卓绝的战略大转移任务。但是，新的落脚点西北根据地，内部状况和外部环境都面对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就内部而言，错误“肃反”使西北根据地的党政军干部遭到逮捕和杀害，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加之反动派大造谣言煽动说，“25军是国民党派来的假红军，把你们的革命领袖都杀了”，这就激起群众极大疑虑恐惧。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反攻倒算，大片根据地沦丧，人心、军心空前动荡，几个县先后“反水”……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在15军团内部，也在酝酿内讧。贺晋年是陕北红27军的军长，组建红15军团时，他担任由27军改编的第81师师长。贺晋年见到杨尚昆时说：“如果中央不来，我们就要同25军他们打起来了。” 就外部而言，蒋介石妄想消灭红军，彻底摧毁西北根据地。蒋介石调遣东北军张学良部、第十七路军杨虎城部，中央军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等部大兵压境，“围剿”红军的兵力达十余万人，形势十分危急。 面对这种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会议，经过充分磋商，决定兵分两路，来化解危局： 一路由毛主席、彭德怀率领中央红军主力，与15军团会师，合力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 一路由张闻天率领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全力解决错误“肃反”问题，稳定内部。 10月30日，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离开吴起镇，沿洛河南下，于11月2日到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驻地——甘泉县下寺湾。 11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军委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15军团编人红一方面军建制。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毛主席兼任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下辖红1军团和红15军团。 尔后，红一方面军总部和红1军团即从下寺湾地区向甘泉以南道左铺地区红15军团驻地开进。毛主席、彭德怀在红15军团驻地会见了徐海东、程子华等人，给予了亲切的勉励。  红15军团长徐海东 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后，蒋介石极为恐慌，调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以董英斌部4个师为西路，自庆阳、合水出动，经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以王以哲部1个师为东路，先由洛川前推，然后经羊泉镇沿葫芦河西进。国民党军东西并进，妄图于葫芦河、洛河之间围歼红军。 在掌握了国民党军的部署后，毛主席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沿葫芦河东进之敌一部，尔后转移兵力，各个歼敌。 11月20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第109师，兵分三路，沿葫芦河谷及南北山地向直罗镇进攻。毛主席指挥红军，以一部兵力节节抵抗，将敌诱入直罗镇红军早已布好的“口袋”。 11月21日子夜，红军主力分别由待机位置向敌展开，并于拂晓向敌发起突袭。红1军团从正北和西北方向，进攻直罗镇北山，断敌退路；红15军团从西南、正南和东南三个方向，进攻直罗镇南山及东南地区，阻敌东逃。一直激战下午2时，敌109师大部被歼，其残部500余人退入直罗镇东南土寨内，负隅顽抗。 此时，敌东西两路援军已迫近直罗镇。为继续歼敌，毛主席指挥红军以少数兵力围困敌109师残部和阻击西援之敌第117师，主力迎击东援之敌106、111师。两师遭红军阻击后，于23日沿葫芦河狼狈西撤。毛主席下令红军乘胜追击，在张家湾歼敌第106师1个团。 被红军包围在直罗镇东南土寨的敌109师残部待援无望，于23日午夜分路突围，24日上午被红军全部歼灭，师长牛元峰被击毙。至此，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  直罗镇战役是毛泽东军事指挥才能的一次体现。战役打响之前，毛主席审时度势，准确判断了国民党军的战略部署，制定了集中兵力，首先歼灭沿葫芦河东进的4个师中的1至2个师后，再转移兵力寻机各个歼敌的方针。由于抓住了葫芦河这个既便于粉碎国民党军两线封锁计划，又便于红军尔后发展的战略枢纽，红军最终夺取了直罗镇战役的重大胜利。 在毛主席在军事上部署粉碎国民党的“围剿”期间，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率中央机关，于11月7日到达瓦窑堡后，成立了“五人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陕北的“肃反”问题。“五人委员会”于当日首批释放了刘志丹、高岗、杨秀山等18人。 当陕北老百姓得知刘志丹和他的战友出狱的消息后，非常兴奋，奔走相告：“老刘得救了，陕北有救了。” 11月30日，张闻天在瓦窑堡主持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为刘志丹等人平反，并分别给在“肃反”中犯有严重错误的戴季英和聂洪钧以最后警告和严重警告处分。同时宣布根据“五人委员会”的报告形成的《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 然而，由张闻天主导形成的《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对刘志丹等人的平反是不彻底的，导致他们此后几年仍受到不公正对待。刘志丹牺牲后，他的档案上甚至还写着“此人犯有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判词。 毛主席在指挥直罗镇战役取得胜利后，于1935年12月13日来到瓦窑堡。在江西中央苏区，毛主席也深受“左”倾路线推行者的打击，他才不信刘志丹犯有什么“右倾错误”。 为了表示对蒙冤入狱的刘志丹的慰问和支持，第二天，毛主席不顾鞍马劳顿，立即接见了刘志丹，对他表示了深切的慰问和关怀。  纠正错误“肃反”，这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的第一项“民心工程”。陕北《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中唱道：“满天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这绝不仅仅是文艺作品的艺术手法，它形象生动的表达了残酷的错误“肃反”解决后，陕北老百姓的欢快舒畅的心情。只有经历了那段坎坷岁月的西北根据地的干部和群众，才能深切理解这两句歌词的深刻涵义。 纵观从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到11月24日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在这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里，毛主席文武兼运，主要使出两大妙招：“文”的方面，果断处理了陕北“肃反”事件，稳定了根据地内部，增强了团结，赢得了民心，这是政治上的奠基；“武”的方面，部署和指挥了直罗镇战役，粉碎了蒋介石的“围剿”，巩固和扩大了西北根据地，这是军事上的奠基。 文武兼备的毛主席，接连施出这两大妙招，让经过一年多艰苦转战、初到陕北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成功在陕北落脚，并很快站稳了脚跟，从此中国革命打开了全新局面。这两大组合式的妙招，充分展示了一代伟人毛主席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高瞻远瞩和雄才大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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