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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这一概念，是玄虚﹑玄远的意思，指的是立言玄妙与行事雅远两个方面，最早见于《老子·一章》：“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就是总天地万物的一般规律“道”，它体现了万物无穷奥妙的变化作用。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的名称最早见于《晋书·陆云传》“云(陆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
玄学，作为一门学说，主要研究幽深玄远的问题，是中国魏晋时期到宋朝中叶之间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揉合儒家经义，研究和解说《老子》、《庄子》和《周易》，而形成的一种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潮。从而把《老子》、《庄子》和《周易》，称之为“三玄”，而《老子》、《庄子》则被视为“玄宗”。由于是道家之学以一种新的表现方式，与世俗所谓玄学、玄虚实有不同，故又有新道家之称，一般特指魏晋玄学。
一、玄学的演变
东汉末年至两晋，是两百多年的乱世。随着东汉大一统王朝的分崩离析﹐社会危机日益尖锐，统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的儒家之学也开始失去了魅力，传统的价值体系开始崩溃，名教理论开始破产。士大夫受老庄思想影响，推崇黄老的“因循”原则，对两汉经学的繁琐学风、谶纬神学的怪诞浅薄，以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普遍感到厌倦，于是转而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地，醉心于形而上的哲学论辩。这种论辩犹如后代的沙龙，风雅名士（以嵇康、阮籍为代表赫赫有名的"竹林七贤"恰是魏晋风度的化身），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聚在一起，谈论玄道，当时称之为"清谈"或"玄谈"。
产生于建安游宴的魏晋清谈更是玄学产生的摇篮。魏晋清谈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求理，二是娱乐，而平等原则贯穿其中。当时清谈的论题主要有圣人问题、德治与法治、人才标准、君父先后等，破除了天命论，认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君主无为而无不为。这些都对魏晋玄学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据清代学者赵翼《二十二史剳记》称，清谈之风始于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何晏、王弼可以说是创始人，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他们都是当时贵族名士，影响所及，便成一代风气。《晋书》上所谓“正始之音”也正是指整个魏晋时期玄谈风气。社会各阶层习《庄》之风蔚为大观，按吕思勉先生的说法，此风一直到隋才慢慢停息。“帝王、贵戚、大臣、武夫、儒生、文人、艺士、妇女无不能之。余风又流衍于北。入隋乃息。”
玄学至东晋后不减反增更是风行，王弼《周易注》在南朝立于学官，南朝宋齐两代的官方四学都包括玄学，梁、陈两代又盛行讲论“三玄”之风，因此，东晋南朝都应当是玄学的流行时期。关于唐代的学术，过去人们都说是兼行儒释道三教。现在看来，唐朝的官方学术与民间学术应有不同，官方学术包括经学与道学，经学即五经及《论语》、《孝经》之学，其中《周易》用王弼注，《论语》用何晏的《集解》，这完全是玄学中《易》学的延续；唐代道学都尊崇《老子》、《列子》、《文子》、《庄子》四部书，这四部书都称为经，这种道学可说是玄学中的老庄学的发扬光大。通常意义上说，一个时代思潮在宏盛过后便会日渐式微，即使留些余绪，也不过气若游丝。而玄学思潮经历几百年的绵延，入唐后非但没有衰退，反而取得新一轮发展的恢弘气势，不得不让人加以深思。玄学至宋朝中叶之后，才逐渐被宋明理学所取代。
二、玄学的特点
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仍可归结为天人关系问题，主要有三大基本特点：
1.以“三玄”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老子》、《庄子》注解《易经》。但在形式上，它已经摆脱了两汉经学章句笺注的繁琐破碎；在内容上，则抛弃了经学思潮的“天人感应”的粗俗的目的论之论证。玄学家在多方面论证了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二者是一致的，他们一改汉代“儒道互黜”的思想格局，主张“祖述老庄”，以道家为主调和儒道。
2.以辩证“有无”问题为中心。儒家的“礼法”、“名教”、“人道”等思想，虽然也是玄学所讨论的内容，但其主旨却是道家的，即强调崇高的是“无”、“自然”和“无为”。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贵无派把“无”作为世界的根本和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崇有论者裴頠、杨泉等则认为有是自生的，自生之物以有为体。
3.以探究世界本体为其哲学的基本内容。玄学内部有许多的派别，如贵无派、崇有派、独化派等。贵无派把“无”当作“有”的存在根据，提出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郭象则主张独化说，认为“有”是独自存在的，不需要“无”作为自己的本体。玄学家用他们的老、庄思想来注解儒家的《论语》、《周易》，对已经失去维系人心作用的两汉经学作了改造，建立起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玄学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
三、玄与道的结合
魏晋玄学是精致的形而上的哲理玄思，而当时的道教可谓是通俗的信仰和实践的操作，这二者构成了互为表里的关系，可见，道教与玄学的结合已有相当的深度。对此，汤用彤早已指出：“中华方术与玄学既俱本乎道家自然之说。汉魏之际，清谈之风大盛，佛经之译出较多，于是佛教乃脱离方术而独立，进而高谈清净无为之玄致。其中演变之关键有二要义，一日佛，一目道。由此二义，变迁附益，至魏晋之世遂进为玄理之大宗也”，牟宗三先生也说过：“道家工夫自心上作，而在性上收获。无论是'不离于宗’之天人，或不离于精不离于真之至人、神人，皆是从心上作致虚守静之工夫。从此作虚静浑化之玄冥工夫，始至天人、至人、神人之境，而养生之义亦摄于其中矣。”这一论断甚为精透。道家本体的实体性、实在性，透过养生、长生说即可转化为神仙术。他又说：“通过修炼之工夫而至长生，成仙，则是顺道家而来之道教，已发于第二义。当然第二义亦必通于第一义。”这是哲学与宗教的差别。由修行或服药登仙，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自化内化。不过，把玄学与道教的关系视为哲学与宗教，这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玄学重在通过语言文字认识事物的方式来认知世界，而道教重在通过实践修炼认识事物的方式来证知世界，二者的终极目标都是形而上的哲理和信仰。道教当时也出现了颇有哲理意味的著作，如《周易参同契》、《抱朴子》等，这决定了道教与魏晋玄学之间不可能完全没有相互影响。例如，葛洪在《抱朴子·用刑》中说：“世人薄申韩，嘉老、庄之诞谈……道家之言，高则高矣，用之则弊，辽落迂阔。”这里抨击的对象就是魏晋玄学，说明葛洪对魏晋玄学并非不知情。而葛洪对这王充、扬雄的玄学思想颇为欣赏，都有极高的评价，这说明葛洪对玄学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持赞成态度的。按《晋书》卷七二《葛洪传》和刘知几《史通·序传》的观点，葛洪也是玄学的著名清谈家之一。
四、玄与佛的结合
东晋时期，佛教开始大为盛行。为了扩大佛学在本土的影响力，佛教逐附会玄学，以玄学语言阐述佛理传教，以至于玄学与佛学相互影响，佛学者谈玄，玄学者论佛，成为一时风尚。由此，佛教便蓬勃发展起来，。
佛教在东汉传入后，首先被附于黄老之家，“佛教在汉世，本视为道术之一种，其流行之教理行为，与当时中国黄老方技相通。”魏晋时代，老庄的玄学特盛，佛学则依附于玄学。南北朝时期佛教才逐步独立，至隋唐方高度发展并形成各种宗派。
佛教般若思想大约是两晋之际传入中国的一种思潮，佛教徒借玄学的概念、命题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以便使这种思想更容易更迅速地进入上层统治阶级和士人阶层。“般若之学大行，谈玄说妙。最可称道者为罗什之东来，法显之西行，道安之领袖群伦，罗什之大开译业。什之门下十哲四圣，都是当时精研老庄的第一流学者。”但是，由于过多地使用老庄玄学概念、命题去比附译解般若经典，则使佛学在某种程度上被玄学化了。东晋时期，佛教内部因对般若思想理解不同而出现了所谓“六家七宗”的争论。仅就《高僧传》中的僧人就有支遁、道安、僧肇、佛图澄等64位名僧都有极高的玄学水平。从中不难看出东晋南北朝玄佛合流的盛况。
从僧肇道生以来，中国佛教哲学体系与玄学的关系尤为密切。从概念到命题，从结构体系到思想方法，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佛教受玄学的影响和对玄学的发展。“这种影响从形式上看，主要表现在使用概念范畴和所讨论的问题上，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从思想方法上看，六家七宗都比较注重义理探讨，反对执着文句，这与玄学的得意忘言也是一致的；从思想内容上看，贵无、崇有和独化的思想，几乎对般若学各家都发生了影响”。在坚持佛教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的同时，禅宗又将佛教的思想与传统的思想，特别是老庄玄学的自然主义哲学与人生态度以及儒家的心性学说水乳交融般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哲学理论与修行解脱观。
中国化佛教肯定了真实无妄的本体世界的存在，突破了印度佛教的范围，弥补了印度佛教的逻辑断裂，使其认识得以进一步的深化。就此而论，佛教教义只有在中国化佛教中才真正走向了圆融之境，达到了佛教对宇宙人生认识的最高水平。
东晋时，玄学家虽然精通佛教，却不在注老庄列中运用佛教理论。南北朝道教也开始大量吸收老庄玄学理论构建神学。玄学衰落后分别被道教、般若、理学、禅宗所继承。
玄学产生于魏晋盛行于隋唐，这和当时的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魏晋那段时间，天下大乱，所以文化上比较繁荣。一般天下大乱时，思想上就会出现百家争鸣。有一句话可以概括玄学的特色：隋唐精神，魏晋风骨。这两方面原因加在一起，注定玄学，既带有神秘深奥的一面，起着满足精神世界、慰藉心灵的作用，同时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国先秦之后又一次思想碰撞融合。
根据唐代官方学术新旧《唐书》和《唐会要》的记载，唐朝将《老子》、《列子》、《文子》、《庄子》等书，这些书尊崇为“真经”，与道教的经典系统并不吻合。其实，唐朝的政策除了尊崇道教及儒佛之外，还有崇尚“三玄之学”这一项。唐代官方的经学以《易》学居首，《易》用王弼注；唐代的道学以《老子》为首，《庄子》次之，《老子》注释依归于重玄之义，《庄子》的郭注则是玄学的代表作。在这里，“易老庄”仍是最重要的经典系统，“易老庄”的学问兼有玄学和与玄学接近的重玄学，与南朝的“三玄”之学实际上很相似。这就是说，玄学的历史较之以往学人的估计更为长久，这段历史不但应当包括南朝时期，还应包括中国人引为骄傲的繁荣的唐代。唐朝官方的基本思想，大致上介于玄学与重玄学之间，可用三玄之学一词来涵盖。唐朝官方之兼行三教，并不是用道教的仙学来充当核心思想，而是用玄学或重玄学的哲理及政治理论来充当灵魂。三教合一的文化层次是在表面的，更深层次的文化融合乃是玄学或重玄学的儒道合一。在战国以前，儒道本是同源而生，在东汉以后融合于玄学的旗帜下，在唐代又促成更大规模的三教融合，使中国文化进到历史上的繁荣的顶点。对这辉煌的思想史，我们是不能不予高度的评价。
总的来说，魏晋玄学是当时一批知识精英，在正统的儒家信仰发生严重危机后，为重新寻找新的精神家园，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对宇宙、社会、人生所作的一种哲学反思，带有很强的思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它是第一次企图使中国哲学在老庄思想基础上，把儒道两大家结合起来的极有重大意义的哲学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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