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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精神，营造党史学习教育浓厚氛围，中共贵州省委改革办、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近期将通过“贵州改革”微信公众号，向社会公众集中推送一批在革命战争时期、剿匪斗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贵州革命先烈（含贵州籍和在贵州牺牲的中共党员及席大明等5位著名的民主人士）事迹，弘扬浩然正气，感悟精神力量。今天介绍的是周达文、冷少农2位革命先烈事迹。 周达文 （1903—1938） 周达文，生于1903年1月3日，原名周达定，俄文名邱贡诺夫，笔名屈公，贵州镇远人，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党员，中国共青团的创始人之一，是一位对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杰出贡献的忠诚革命战士。  周达文出生在镇远的名门望族周家大院。他先后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列宁学院等处学习和工作，堪称是中共联系苏共和共产国际的一座特殊桥梁。周达文在苏联度过13年的革命时光，得到过斯大林的赞赏。从镇远古城到西伯利亚，他横跨万里，苦心追求革命理想，但最终却为捍卫革命真理，坚持与王明、康生的“左”倾错误进行顽强斗争而蒙冤长眠在西伯利亚……拂去历史尘埃，一位用生命捍卫共产主义真理的无产阶级战士跃然于眼前。 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周达文街头振臂一呼，成为镇远学生会组织的主席。1920年，17岁的周达文随在北京政府外交部工作的父亲迁居北京，更点燃了他投身革命的激情，周达文成为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高材生。在北京四年，周达文由李大钊介绍入党，投身共青团的组织领导工作，担任全国学联主席，他成为党的知名社会活动家。周达文受党的派遣，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从事革命工作，由于他作风务实、夙夜在公，为中共中央翻译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和共产国际与我党来往的文件、信件，深受党中央和中共江浙区委的信赖。 1925年10月，在国共两党实行合作，大革命蓬勃兴起的环境下，共产国际为援助中国革命，培育中国革命干部，在莫斯科设立了“孙逸仙中国劳动大学”（简称“中山大学”或“中大”），两党挑选一批党员及进步青年赴苏留学。周达文身负党中央重托，带领118名中国留学生前往苏联。队伍里，聚集了国共两党后来的很多知名人物，共产党的王稼祥、张闻天，国民党的蒋经国等人都在其中，队伍中大多数人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引领者，也有的为谋求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当时中共培养高级干部的重要基地，此后，中共又陆续派人到这里来学习，其中就包括了邓小平等人。周达文既是学生，又是职员，从事教务和翻译工作，他的俄文名字叫邱贡诺夫。邱贡诺夫翻译的文章，常常就是学员们的教材。他身份特殊，才华横溢，受到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器重，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共产主义理论，探索中国革命的规律和方法。周达文是个充满激情的革命者，理论修养极高，他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深入思考，非常有见地，在收获学员尊敬的同时，同样得到了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的肯定。1927年，周达文就中国革命、统一战线、国际形势等问题，写信向斯大林求教，他的激情也得到了斯大林的赞赏。斯大林很快给周达文回了信，这篇《答邱贡诺夫的信》，后来收录在《斯大林全集》第九卷中。不久，斯大林专门就中国革命和国际形势问题到中山大学发表了长达3个小时的演讲，周达文出色地承担了现场同声翻译的职责，这篇演讲稿后来也收录进了《斯大林全集》。 1936年，苏联开始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苏共党内斗争异常激烈，王明、康生利用运动扩大化的错误，中国留学生都被卷入了这一政治旋涡。在同学中很有威望的周达文等人，因反对王明的宗派集团和“左”倾路线，遭到王明等自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人忌恨，被扣上“托派分子”的帽子，送到了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 人可以被放逐，赤胆忠心却不会改变。在西伯利亚州的伯力地区，周达文忍辱负重，仍然坚定对共产主义事业忠诚不已的信念，由他任总编辑出版的《工人之路》，成为苏联最有影响力的中文报纸，也成为推动当地革命事业的一面旗帜。 1937年，王明和康生当面向斯大林诬告，将周达文等人的罪名升级为“托洛茨基匪徒”等。时值苏联掀起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1938年4月13日，白茫茫的西伯利亚雪原上，周达文被处决了，临刑前，他唱出的《国际歌》格外悲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大量的调查走访，198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复为周达文平反，使周达文蒙受50年的冤屈得到昭雪；1988年，中共中央追认周达文为革命烈士。 冷少农 （1900—1932） 冷少农，生于1900年，贵州省瓮安县人。1925年，冷少农告别母亲妻儿，离开家乡，只身赴广州投身革命。在黄埔军校，他谒见了贵州法政学校的老师、时任黄埔军校总教官的何应钦，被分配到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办公室担任秘书。在这里，冷少农很快结识了不少仁人志士，在他们的影响下，经周恩来、周逸群介绍，冷少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东征和北伐。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冷少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隐蔽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到南京从事地下工作。他利用与何应钦是师生、同乡的关系，顺利地打入到何应钦身边，到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任职，给何应钦当秘书。并在南京建立地下联络站，很快恢复了党的活动。 1930年，何应钦调任军政部长，冷少农随同升任军政部少校秘书，他利用这一特殊身份作掩护，在敌人“心脏”里活动。他发展国民党中央陆军学校的瓮安老乡舒葆初加入中国共产党，联络了一些贵州籍具有进步思想的军人，利用各种关系为党搜集情报。他与中共安插在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的特工人员钱壮飞取得联系，将搜集到的国民党一、二、三次“围剿”等重要军事情报交给钱壮飞，及时转报党组织。 1930年10月，蒋介石调兵遣将，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围剿”，何应钦被委任为武汉行营主任兼湘鄂赣三省“剿共”总指挥。冷少农想方设法获取情报，并火速向党中央汇报。由于关键时刻得到冷少农传来的情报，按照毛泽东的游击战术进行反攻。不到数日，国民党第18师中将师长兼前敌总指挥张辉瓒被活捉，第一次反“围剿”取得胜利。 1931年2月，蒋介石不甘心上次“围剿”的失败，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冷少农设法从何应钦那里智取到国民党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部队番号、指挥官姓名、行动时间等，并以最快的速度传递给钱壮飞告知党中央。前线战斗还没有打响，何应钦总指挥部的电台密码已经被送到了根据地，很快，国民党军队的通讯全部被红军破译，联系被红军掌握。在瑞金革命根据地，当没有掌握敌人情报之前，红军对于如何打破敌军优势兵力的“围剿”有分歧，刚到苏区的中央代表团和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认为敌人有20多万兵力，且装备精良。红军只有3万多，力量悬殊，主张不打，建议转移根据地。毛泽东不同意，指出：“不做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在争论激烈的时候，冷少农的情报到了。红军了解到敌人的这次“围剿”，“以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旨”，然后采取“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方针，首先在苏区周围集结兵力，并实行经济封锁，断绝一切物资输入苏区，以期围困红军，摧毁中央苏区。根据掌握的情报，毛泽东分析了敌我形势：第二次“围剿”的敌军数量虽多，但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内部矛盾重重。他力主诱敌深入，运用游击战术，扰敌、袭敌、诱敌，伺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在毛泽东有理有据的说服下，大家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第二次反“围剿”很快以红军的胜利而结束。 前二次“围剿”失败后，1931年6月初，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带着德、日、英等国顾问到南昌，调集30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方针，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1931年8月，各路国民党军队纷纷向高兴圩地区逼近，把红军主力压缩在以高兴圩为中心的狭小范围内。由于及时得到冷少农等同志传来的准确情报，红军主力在5日晚出其不意地穿过国民党左翼集团军和右翼集团军之间20公里的空隙，于6日午前到达莲塘，跳出了敌军主力的包围圈，并于7日至11日，先后在莲塘、良村、黄陂三战三捷，歼敌万余人，从而夺回了主动权。冷少农等地下党同志提供的情报，对前线反“围剿”斗争和保卫党组织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2年，由于叛徒的出卖，南京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冷少农也被敌人逮捕。当何应钦得知冷少农是中共地下党员时，半天说不出话来，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身边的学生、老乡、亲信竟然是一名共产党的特工。6月9日凌晨，冷少农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 冷少农曾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革命“这样的事情是一件最大而又最复杂的事情，我要这样干，非得把全身的力量贯注着，非得把生命贡献。”他以“生命贡献”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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