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尽沧桑的北京天宁寺塔

我家在北京东城区，每次去西客站，总会远远地看到天宁寺塔。它就像一个老朋友，静静地守候在那里，看着我从它身旁经过，默默地向我打声招呼；我也每每都会忍不住多看它几眼，算是向它问声好。可许多年来，天宁寺一直被一家工厂所占用，不对外开放，所以我也没机会走近它，和他握个手，只能远远地看着它那从楼群中探出的上半身。

2008年，终于传来好消息，天宁寺对外开放了。

天宁寺，为天下安宁，名字很好听，所以北宋神宗皇帝就下诏，在各州郡都要建天宁寺，所以各地就出现了多座天宁寺。据说，目前全国尚有24座天宁寺，是同名最多的寺庙。

寺多，寺塔自然也多。若按高度，江苏常州的天宁寺塔高153.8米，是全国最高的塔。不过，那座塔建于2007年，只是用现代材料现代技术建筑的一座现代版的佛塔，跟古塔毫不搭界。而北京的天宁寺塔，虽然只有57.8米高，却是地道的用砖石古法砌筑的古塔。在北方地区千座古塔中，北京的这座天宁寺塔以其超凡的精美造型和奢华的雕饰独领风骚。对于北京天宁寺塔的评价，我们外行说话不作数，建筑界的梁思成先生就夸赞说：“天宁寺塔结构比例优美，像音乐一样，节奏韵律明显”。

天宁寺既然开放了，自然要去看看。那日，风和日朗，蓝天白云，乘车来到广安门外护城河西岸，天宁寺前街。

天宁寺初建于北魏年间，当初叫光林寺。隋文帝时，一位印度高僧进献了三十粒佛骨舍利。隋文帝便下诏中原的三十个州各建一塔，分别供奉一粒舍利。光林寺分得一粒，并改名弘业寺。到了唐代，这座寺又更名“天王寺”。到了元朝（1368年）末年，天王寺毁于战火。明代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下令重建寺庙，赐名“天宁寺”。

天宁寺塔初建时，为木塔，后焚毁于火。辽代大康九年（1083年），辽道宗耶律洪基命他的儿子耶律淳在辽南京（今北京）天王寺内建十三层舍利砖塔。1119年，天宁寺塔建成后不久，金军攻克辽上京（现内蒙巴林左旗）；1122年，金军又攻陷辽国的中京（今内蒙赤峰市宁城县），辽国天祚帝耶律延禧逃遁，群臣拥立耶律淳在辽南京即位为帝。耶律淳称帝后三个月病逝，不久，辽南京也被金军攻陷。清代康熙年间重修天宁寺。

2007年7月7日天宁寺修复工程完工，正式对外开放。

天宁寺塔为八角十三层密檐式砖塔，塔基为方形平台。塔檐为飞檐叠栱，逐层收迭，轮廓线形成丰满柔和的收分，使得该塔显得格外宏伟壮观，庄重挺拔。

在我国，辽代和宋代处于同一时期，辽国占据华北及蒙古草原大片地区，北宋王朝偏居黄河流域及南部地区。辽国崇尚佛教，故而在各处修建了大量佛教建筑，其中，佛塔就是其中最为耀眼夺目的代表之一。

辽塔有其特有的形制，一般塔身下部都有高大的须弥座，塔身上部多为十三层密檐，顶部为突出的塔刹。这种造型表达了辽代佛教信仰理念，表现了《华严经》中描述的华藏世界。十三层塔檐代表十三层“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就是毗卢舍那佛的住所。

密檐轮廓匀称，稳重挺拔。层层密檐的出翘，使檐上的亮点和檐下的阴影一明一暗，形成鲜明的对比，格外醒目，也使塔身更显得端庄大气。塔身浮雕尤为精美绝伦，仙佛、花纹、走兽，皆精致生动，起到突出的装饰效果，也是中华文化中砖砌建筑艺术中的杰出的处理手法之一。

天宁寺塔的塔基分三层，底层为方形宽阔的平台，其上又有两层八角形台基。台基下层有三层仰莲承托塔身，这也是辽塔的标准结构。从宗教意义上说，十三层密檐塔身代表佛界，莲瓣表示佛端坐之处。

仰莲瓣原为铁质，每月初八，寺僧会在仰莲瓣里放入灯油，然后点燃这三百六十盏莲灯以供佛祖。每到此时，灯光照亮塔身，其与夜空中的星月相映生辉。远近百姓无不蜂拥而至，共同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辽代佛塔的建筑，十分看重底层塔身的装饰。第一层塔身多为八个面，东、南、西、北四个正面各设一拱券佛龛，龛内各有一佛。正南面，供奉的是大日如来，也就是毗卢舍那佛，协侍两侧的是文珠和普贤菩萨；正北面，供奉的是十八臂三眼准胝观音，两边胁侍菩萨；正东面供奉的是葯师佛，正西面供奉的是阿弥陀佛。佛龛外两侧各有一尊浮塑的金刚力士像，力士像赤裸上身，肌肉紧绷，面部极为生动。

第一层塔身的四个隅面则各设一个直棂窗，窗两侧各立一尊胁侍菩萨，皆造型优雅，丰满圆润，呼之欲出。

曾辅佐朱棣历经百难登上皇位的“缁衣宰相”高僧姚广孝，功成名就后退归佛门，就曾居住于天宁寺内宗师府。

除了明朝的姚广孝，还有一位名人不能不提及，他就是民国初期著名的报人邵漂萍。

邵飘萍是浙江金华东阳人，民国初期的革命志士、《京报》的创办者。他也是中国早期传播马列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先驱者之一，是杰出的新闻战士，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邵飘萍当时为《时事新报》《申报》《时报》撰稿，曾强烈抨击袁世凯阉割共和恢复帝制，批判军阀政府。1918年，邵飘萍在北京创办《京报》，后又与蔡元培、李大钊等一起创办“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举办讲习会。当时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的毛泽东，就参与听讲，并成为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他也一直将邵飘萍视为自己的老师。1920年后，邵漂萍致力介绍马克思主义，赞颂十月革命。1925年，在李大钊和罗章龙的介绍下，邵飘萍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他是由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直接介绍入党，仅与个别领导人保持单线联系，一般不参加地方党的活动，亦不受地方党委管辖。

1926年，东北奉系军队进入北平，军阀张作霖以“鼓吹赤化”之名下令逮捕《京报》社长邵飘萍。邵飘萍闻讯后，到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躲避。

1926年4月24日夜，邵飘萍从西城区魏染胡同《京报》报馆处理事务后出来，正准备返回行六国饭店。但就在胡同南口，被奉军的稽查队逮捕。

闻知此讯，北平市新闻界当即推举代表十三人，前往奉军京榆地区卫戍总司令张学良的住处，恳请释放邵飘萍。张学良对他们说：“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张作霖）与子玉帅（吴佩孚）已有决定，并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此时飘萍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此次要办邵某,并非因其记者关系,实以其宣传赤化,流毒社会,贻误青年,罪在不赦,碍难挽回，余一人亦难做主。”他还说，“邵某虽死，亦可扬名，诸君何必强我所难！”说罢，张学良以开会为名，拂袖而去。

4月27日凌晨，邵飘萍被绑赴天桥刑场枪杀。邵漂萍遇难后，他的夫人汤修慧、《京报》主编吴定九等亲友同事花重金为其选购了一口楠木棺材，将邵漂萍的遗体重新装殓，又在棺木外“重重布裹，层层漆封”，以防不测，然后将邵飘萍的灵枢暂时放置在天宁寺后院。

《京报》主编吴定九的夫人后来撰文回忆：某日，邵飘萍的朋友前往天宁寺吊唁。但看管天宁寺的奉军不让他们进去。后来，在寺僧的一再恳求下，奉军军官才同意他们进去祭奠。事后，得知他们祭奠的是邵飘萍时，那名奉军军官顿时勃然大怒，说：“邵某人是我们少帅下令枪毙的，他们居然还敢在这里停灵！来祭的人一定也是乱党！”。说罢，立即带领一众兵士找到棺材，指使士兵抡起大刀，朝邵飘萍的棺材猛砍一番，却未能砍开。他们又决定把棺材抬出天宁寺烧毁。可那些士兵一起用力，居然没有搬动棺材。这一下，可把那些十分迷信的奉军给吓坏了，刀砍不破，人搬不动，“必有神助慑之，始罢手”。万幸的是，不久以后，这队奉军撤走，邵飘萍的亲友赶紧在寺外找到一处空旷之地，下挖数尺，用钢筋水泥为材料建成一个“浮厝”（一种半地下陵寝），将邵飘萍灵柩抬出天宁寺并移放进浮厝后，砌就密封，“极为坚固，所以防是类兽军之或再践焉”。如此，邵漂萍的遗体终于得以保全。

1949年4月，毛泽东主席亲自批文，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1986年3月18日，人民政府又将邵飘萍的遗骨火化后移放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1986年7月10日，中共中央中组部下达文件：“认定邵飘萍同志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

天宁寺塔也全程目睹了这一段往事。

北京天宁寺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