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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自从中共中央特科重要领导人之一的顾顺章被捕叛变之后，整个中共地下党组织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顿时陷入了革命低潮。 还好，关键时刻，著名特工钱壮飞机智应变，力挽狂澜，在南京送出了生死攸关的重要情报，大大减少了这次叛徒事件带来的损失。 为了重整中央特科在上海的地下情报网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决定从外地调派新面孔来指挥领导工作。 自此，潘汉年、关向应、康生等中共领导开始登场，接管了上海中共的地下党组织。 其中，潘汉年主要接替陈赓的情报科，负责收集敌人的军事、政治等情报，以及配合行动科除掉那些罪大恶极的特务头子。 当时的上海街头，到处都是乔装的特务盯梢，叛徒出卖组织层出不穷，反动气焰日渐嚣张，稍不留意就可能被捕入狱。  青年时期潘汉年 潘汉年出生于江苏宜兴的一个书香世家，年少时就来到上海，在一些图书报社做学徒，并接受了大量革命进步思想。 1925年，年仅19岁的潘汉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他在郭沫若、田汉等人创办的创造社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文采不错，后来加入了上海左翼作家联盟。 考虑到潘汉年长期在上海工作，对上海环境熟悉，还颇有人脉，又是老党员，1931年底党中央决定安排他到上海重振地下情报工作，而这一年，潘汉年也不过才25岁。 当时的中央特科已从公开活动转入了地下工作，每个地下党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为了更好地隐藏身份，潘汉年主动与我们老家的亲朋好友断了联系， 同时，为了不连累其他人，与一些过去那些志同道合的文人墨客，所有以前熟悉的人都不再主动联系，因为自己一旦被特务发现，许多人都会受到牵连。 潘汉年看见上海的敌特机关反动气焰越来越嚣张，同志们士气很低落，为了重振旗鼓，增加大家的信心，他打算立即进行反击，并且要搞出一点响动来。 经过反复研究，潘汉年决定刺杀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督察长王斌，那为什么要锁定这个人呢？ 因为，当时国民党方面要从租界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都要通过王斌向租界巡捕房交涉，逮捕后也要通过他才能办理引渡手续。 从各个方面来说，王斌也是把众多革命同志送上刑场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了烈士的鲜血，大家对他早就恨得牙痒痒了。 但是，王斌这人极其狡猾，平时并不出门，在上海有多处住宅，经常不停变换，一般人根本无法知道他的行踪。 想要一击成功，首先就得摸清王斌的住处，但他对此是早有防备的，不是很熟悉的人根本无法接近他，更别说要弄清楚他的住址。 因此，尽管潘汉年费劲心思，四处秘密托人打听，却始终无法知道王斌这个魔头的具体情况，这让他有些发愁。 有一次，潘汉年看到大街上有不少警备司令部的人在查封禁书，突然想起自己曾经在光华书局工作时经理的话语，为了避免被查封书局，常常要对警卫司令部上下进行宴请。 此时他不由灵机一动，心里有了一个绝妙的好办法。  旧上海街头 这一天，潘汉年在上海的高档饭馆包下了一间房，专门宴请了光华书局的经理张静庐和沈松泉，大家虽许久不见，一番推杯换盏后，自然就熟络起来了。 酒过三巡，屋里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大家都在酒精的作用下，早已没有了文人平日里的拘谨。 这时，潘汉年对他们说道：“两位老哥，我也想办个书局，只是不知道这行水深水浅，特别想听听两位老哥的意见，这次就是专门前来请教的。” 这两人一听，连连摆手说：“你还是别做这行了，现在上海查封得越来越严了，那个督察长王斌不知吃了我们多少回扣，一转眼就不认人了，真的太难了。” 潘汉年心里知道有戏，又经过反复几次旁敲侧击之后，张静庐经理觉得潘汉年确实想办个书局，就将随身的记事本掏出来，将王斌的家庭住址抄给了潘汉年。 没想到，这一切比他预想的还要顺利，潘汉年也不客气，立即开始派人前去盯梢。 可是，连续观察好几天，派去的人却反馈说从来没有看到王斌出入，难道那个张静庐经理给他的地址是错的？这让潘汉年有些郁闷。 为此，潘汉年决定亲自上阵，果然一连几天也没见到王斌的影子，正当他觉得又是一天无功而返，正郁闷准备回家时，无意间竟然看见王斌从他家后门进去，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个特务头子非常狡诈，平日出入从来不走前门，总是走后门，根据这条线索，潘汉年很快就弄清楚了王斌每天往返的路线。 一切准备就绪后，潘汉年决定出手了，认为王斌每天乘车必经的龙门路，就是执行任务的理想场所。 这天，王斌在坐在一辆黄包车上，像往常一样穿行在龙门路热闹而有些拥挤的街道上，正准备外出办事。 突然，从街道一旁的小弄堂里，跳出来一个年轻人，跟着黄包车走了几步，纵身一跃，马上从后面攀了上去，王斌还没来得及反应，头部就连中两枪，立即去见了阎罗王。 趁着人群慌乱之际，执行任务的红队队员从容混进人群，然后迅速消失了。 首战告捷，这惊险的一幕也仅仅几十秒就全部结束，但是对上海的特务们却给予了一个有力的回击，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让许多贪生怕死的特务从此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收敛。  潘汉年 此后，潘汉年精心经营的中央特科情报组织在上海的活动慢慢有所恢复，还新建立了不少的关系点。 然而，就在形势一片大好之时，《上海时报》登出的一篇启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潘汉年被党组织委以重任，负责化解此次危机。 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启示？又是怎么回事呢？潘汉年又是如何出色完成党组织交给的这个任务的呢？ 1932年2月16日，《上海时报》登出一则主题名为“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的启示，其中写道：“本人良心之觉悟，此后退出共产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这篇“脱党启事”很快就传遍全国，潘汉年也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其主角“伍豪”不是别人，正是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的笔名。 而这个笔名的由来也有些年头了，因此许多党内外不少人士都知道。 当年，周恩来和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觉悟社，而周恩来的代号就叫“伍豪”，后来一直用它做笔名发表进步文章，在社会上颇有影响力。 但自从顾顺章叛变几个月后，周恩来就与其他领导人一起很快撤离上海，抵达中央苏区继续革命工作，一直都未曾离开。 因此，很明显这是国民党特务故意冒充周恩来的笔名，在报纸上发布“脱党启事”，刻意捏造假象，其目的就是为了污蔑周恩来，动摇那些不明真相革命群众的心理。 所谓“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当时的社会舆论发声渠道几乎都掌握在国民党政权手里，这该怎么办呢？ 当时上海滩发行量最大的《申报》，由于有不少爱国进步人士担任重要工作，因为觉得这则启事并没有真凭实据，所以并没有像其他的报纸那样刊登“脱党启事”。 潘汉年觉得如果从这里着手比较取得突破，于是火速赶到了《申报》广告部，希望能够以“伍豪”的名义澄清事实，却没想到被《申报》当即回绝了。  申报 原来，潘汉年来申报之前，国民党驻上海新闻检查处的人就已前来质问：“《申报》为什么不登早就送来的脱党启事”，这使得《申报》面对着空前的压力，才不得已拒绝了潘汉年。 没过多久，《申报》迫于国民党方面的全力施压，万般无奈之下，最终也刊登了同一篇“脱党启事”。 潘汉年经过一番秘密调查后，得知这个所谓的“脱党启事”，正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设计的阴谋诡计，但是该怎么才能消除大众的疑问呢？ 虽然，《中共党报时报》第十一期，刊登了一则以“伍豪”个人名义所写的澄清事实的文章，表示这件事纯属子乌虚有，是国民党方面的恶意造谣，不值一信！ 几天后，远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毛主席也发表报告指出：“这件事是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然而其报纸和报告的影响力仅仅局限在中共党内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对于稳定人心，以及维护周恩来的声誉显然是远远不够。 因此，这个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想彻底消除谣言带来的影响，还是得靠上海当地的报纸。 经过深思熟虑后，潘汉年直接上门找到了《申报》的总经理史量才和总顾问陶行知，这两人都是当时著名的爱国进步人士。 潘汉年在上海的许多文化圈的朋友都与他们都有深厚的交情，因此很快就聊到了一起。 最后，潘汉年亮明了身份，两位先生最后都表示很愿意帮忙写澄清文章，但是该怎么写却让三人有了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一直争论不休。 一来此事已经在全国传得沸沸扬扬，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同样以“伍豪”的名义写一篇驳斥的文章自然不难，但是大众未必会因此相信。 二来也国民党特务肯定会因此篇文章找上门来，并让报社交出文章的作者，这无疑让报社和作者陷入了危险的处境。  周恩来 三人思来想去，最后一致决定通过律师出面在《申报》做出声明，这样既巧妙又可信，还不会让国民党调查科抓到把柄。 很快，潘汉年就在上海找个了杨律师出面，并在《申报》的显著位置刊登出一则杨律师代表“周少山”的紧急声明。 “平日只在撰述文字时使用“伍豪”一名的周少山，与那个刊登“脱党启事”的伍豪风马牛不相及，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人。” 就这样，潘汉年巧妙利用周恩来的另一个笔名，自证清白，与“莫须有的伍豪”划清了界限，挽回了周恩来的声誉，用“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将这件事慢慢平息了下去。 1938年，汪精卫公开投敌叛国，此时的上海也成为各方势力的角逐之地，就在这一片混乱的形势之下，本在中央特科步入正轨后离开上海的潘汉年，又奉命回到了上海。 毛主席交代潘汉年的重要任务是获取日军和日本方面的战略情报，指示也非常具体明确，日军每个据点有几挺机枪这种战术情报不要，需要的是关于国际局势的战略情况。 此时的上海形势早已危机四伏，情报工作可谓是举步维艰，要怎样才能拿到战略情报呢？ 潘汉年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常年戴着金丝眼镜，看上去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但熟悉他的人，都亲切地称呼他的外号“小开”，就连毛主席也是如此。 当时的潘汉年，已经成长为中共南方情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手下有多名后来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红色特工，比如关露、袁殊等等。 早在1935年，潘汉年就派袁殊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袁殊不慎被捕入狱后，幸亏他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岩井英一援救，才侥幸逃过一劫。 这个岩井英一正是日本特务机关岩井公馆的领头人，待袁殊出狱后，军统方面的戴笠又派人联系袁殊，希望通过他获得日方情报。  潘汉年故居 因此，这个袁殊的人生经历极其复杂，被后人称之为“多面间谍”，与军统、中统、岩井公馆、中央特科等多方面情报机关都有合作经历，有机会可以另开一篇，这里不作详述。 潘汉年此次正是与他会面，但是这个袁殊还可信任吗？这个疑问一直都在潘汉年心里打转。 只能说情报工作虽然表面上光鲜亮丽，但实际上却是危机重重，稍不留意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此时的潘汉年也顾不了那么多，只要觉得他还有利用价值，硬着头皮也要上。 还好，袁殊是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的好青年，对于潘汉年的到来并没有多介意，也表示愿意与潘汉年合作。 不过，对于潘汉年想与岩井英一交换军事情报的想法，袁殊还是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看到潘汉年一再坚定表示，最终还是答应帮忙。 很快，袁殊就把日本同学岩井英一约了出来，并与潘汉年顺利见面，由袁殊做中间人，充当两人之间的翻译。 自此，中日两大情报组织的负责人正式会面，这看起来就像影视剧里的情节，但这就是真实发生的情景。 上海的一家小小的日式餐厅里，潘汉年化名“吴玉明”，对岩井英一声称：“自己是中间派民主人士，平时在报社工作，想弄点独家新闻。” 期间，岩井几次暗中试探，都被潘汉年不动声色地挡了回去，因此岩井也就对潘汉年没有那么怀疑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后，也答应了潘汉年提出的协议。 这个协议就是和岩井公馆交换情报，当时抗日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还与日本方面互相传递情报，这不是通敌卖国吗？ 原来，事先潘汉年早对此作了精心的分析，日本的五大情报系统都拼着命想要搜集中国的情报，相互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竞争关系，比如军费拨款、人员缩减等等问题。 但是一些共产党内发行的报纸和传单，日本的情报系统可以说从来没有弄到过，因此特别的珍贵稀少，非常难得。  袁殊 潘汉年称自己在红色根据地有自己的线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那里的情报，想要换取岩井机关里日本军事走向等方面的一些战略情报。 这岩井英一当然不傻，但所谓的“战略”情报基本上都是些模糊的概念，并没有具体的指向和方针，毕竟真假难辨，就算退一步而言，不幸被上级组织知道了，自己也能找到理由可以推诿，未必会怪罪自己。 因此，岩井误以为潘汉年只是想写写这方面新闻报道，博取大众眼球，搞搞噱头，提高报纸的发行销售量，所以也就同意了。 此后，陕北广播电台的一些发言稿、中共党内的一些宣传书籍和小报，这些不太重要的东西经潘汉年之手，陆续送给了岩井英一，这让他如获至宝，此后在日本情报界的地位也可以说是大大提高，同时也越来越依赖潘汉年提供的情报。 当然，潘汉年也从岩井那里得到不少有价值的重要情报，比如1939年国民党在香港秘密接触日本、英法两国愿意牺牲在中国的利益，宣布对日妥协等等。 一定意义上，这些情报帮助中国人民有效遏制了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日妥协的企图，同时也有力维护了中华民族抗日的统一战线。 这个岩井机关的大本营坐落于上海宝山路，分为4个部门，并分别占据的4幢楼房。在潘汉年和袁殊的苦心经营下，这4个部门中有3个都安排了中共地下党员。 可以说，在潘汉年的这些巧妙安排，上海的中共地下情报组织也创造了中外情报史上的奇迹，让所有人都明白了一句话的真正含义。 那就是“越危险的地方其实也越安全！”，当然如果一旦行将踏错，也意味着全军覆没，因此每个人的都必须拥有一颗强大的心脏，以及随机应变的策略。  1941年，德国对苏联发动全面进攻，日本作为德国的同盟国，若北上进攻的话，苏联将很有可能对法西斯妥协，国民党借此机会，势必会配合日本趁机全力压迫红军。 但是，如果日本南进的话，就必然和英美开战，而英美就会支持中国抗日，也会让国共统一战线更加巩固。 对于这个问题，毛主席在他的延安窑洞里昼夜思考，三天三夜没有合眼，要求在上海的潘汉年努力动用一切关系，时刻关注日军的动向。 不久后，潘汉年从岩井公馆就得知一条重要情报，日军的物资处因为油料储备的问题，一直向上级请求支援，但是没有得到确切的回应，据说只剩下30天存量了。 潘汉年对于这个消息并不放心，那么又该如何去证实呢？直接去物资处询问肯定不妥，而且风险太大，会引起日军的怀疑。 最后，潘汉年决定四处再去打听一番，到哪里去打听呢？他选择了橡胶厂。 但他并没有亲自出面，而是托人前去橡胶厂询问，结果一打听后，发现了胶皮水鞋、雨衣等这种大量单子。 根据得到的这些消息，潘汉年综合分析，日军肯定是南进而不是北上，因为北上的话，气候相对干燥，根本用不了雨衣这些军需物品。 随后，又从日方要员处获悉，日本已准备对泰国有所行动，在华日军已抽调部分南下，此时日本正召开御前会议，通过国策实施纲要，决心一面谈判，一面加紧备战。 因而潘汉年已经完全相信了自己的判断，紧接着向延安发了两封重要电报，并大胆确定了日军此后的动向。  毛主席 接到这些电报后，毛主席总算放下了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有些风趣幽默地说：“小开兄这个情报很及时，这下可以睡个好觉喽。” 同时，毛主席还吩咐秘书给“小开”回电，必须给他一个最大的好。 但是，这电报里怎么才能体现出来呢？最后，就给潘汉年连发了四个“好，好好好”字，这恐怕在中共情报史上都仅此一例。 解放后，潘汉年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但他的传奇经历将永远被后人铭记，而他的一片赤胆忠心也让我们永久地为之感佩怀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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