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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再次进入川南，让坐镇重庆的蒋介石如坠五里雾中，不知红军将去向何方？但他惊魂稍定后，还是急匆匆地将部队向川南方向调来。 于是，毛主席又设一计。当敌军开始向川南尾追而来时，令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并伪装成红军主力的样子，从古蔺向西而行，以佯作北渡长江之势。而主力红军则隐蔽集结于附近的深山、密林中，休整待机。 敌人果然上当了。3月16、17、18日，敌机连续在此地盘旋侦察，却只发现该团的影子和动向，于是便连续向蒋介石作了报告。蒋介石认定这就是主力红军，因此立即命令其部队向此团所在方向直扑而来。而当该团行进至镇龙山地区时，又与驻守在这里的原川军魏揩部的廖九甫团相遇。红军该团当机立断，立即向敌守卫团发起突然猛攻。敌军突遭袭击，猝不及防，顿时乱作一团。加之红军攻势凶猛，并虚张声势，敌军不明情况，以为主力红军赶到，因此几乎没做什么有力抵抗就四处逃散了。这样一来，就使蒋介石进一步加深了红军欲北渡长江的印象。  为预防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蒋随后命令其部队在滇、黔、川边境一带，赶修碉堡工事，构筑封锁线。同时，向川南地区继续调兵。至3月中下旬，蒋介石在长江至赤水一带，已集结、部署了约50万至70万人的兵力，真可谓将吃奶的力气都拿了出来！ 即便这样，老蒋仍不放心。为了尽快剿灭红军，3月24日，又携夫人宋美龄及澳大利亚军事顾问端纳等，从重庆飞抵贵阳，以就近指挥督战。抵达贵阳后，蒋介石立即发表训话，称：“以如许大兵，包围该'匪’于狭小地区，此乃聚歼'匪’之良机。尚望防堵者，务在封锁线上，昼夜并征集民工，赶筑工事，以筑碉堡为最善。尤须严密坚固，并与友军确取联防，使无间隙可乘。”在他看来，此时的红军已成“强弩之末”，“前有堵截，后受追击，浩浩长江俨如天堑，环山碉堡星罗棋布”，因此断言：这一次，红军将“再无回枪之力”，叫嚣“'剿匪’成功，在此一举”，若再不歼灭红军，“何颜再立于斯世！” 然而，就在蒋介石调兵布阵、赶修碉堡，忙得不亦乐乎之际，毛主席却在进行着“四渡赤水，回师东进”的战略部署。 3月20日，也即蒋介石由重庆抵达贵阳督战的前3天，毛主席和军委向红一军团发出指示：“我军决定东转，经二郎滩、林滩之线渡赤水河。”并命红一军团速派两个先头团，带上全部工兵连，于当日晚至次日上午在太平渡、林滩两渡口，分别再架两座浮桥。同时，令红一军团继续将一个团的兵力留在镇龙山，佯装主力，向古蔺游击。  当日晚，中革军委发布《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称：“我野战军决定秘密、迅速、坚决地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21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 红军各部立即行动，开始了渡河前的紧张准备。21日晚红军各部正式起渡，至22日上午即全部、秘密、迅速地渡过了赤水河，又一次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黔北。这样，就将蒋介石的全部主力部队远远地抛在了后头，并使刚刚构筑起来的星罗棋布的碉堡，完全置于无用。 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毛主席决定再布迷阵。3月24日，就在蒋介石到达贵阳的同一天，毛主席又令红九军团伪装成主力，分别抵至习水的李子关、良村、兴隆场一带，并发动佯攻，以示形于东北。这时，蒋介石才确知红军现已“四渡赤水，重返黔北”了。但他并没因红军的行动神速而感到意外，相反却自鸣得意地认为：这正是红军走投无路的表现。他哪里知道，重返黔北不过是毛主席的“虚晃一枪”而已，不久红军主力即挥师南下，向乌江方向前进了。 毛主席连续设置“迷阵”，把蒋介石搞得有点晕头转向。本来，蒋介石以为，即使红军到达黔北，也仍在其封锁线以北地区，并未逃出包围圈，并断定红军“声北击西”，很可能向西南方向逃窜。因此，蒋介石迅速按其判断调整部署兵力，开始在打鼓新场与西安寨、黔西一线布防，以防红军西进。谁知道，就在我红九军团向北佯攻、蒋介石一面派兵尾追一面又在西南布防时，毛主席却率主力红军在黔北地区未作停留，便出敌不意，向南急进。3月30日，红军在突破敌人的遵（义）、仁（怀）封锁线后，除红九军团外，已全部渡过了乌江，进入到息烽西北部的黄冈、牛场、蔡家寨地区。  这样，红军便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中央军及川、滇、黔军的大部，全都甩在了乌江以北。至此，中央红军跳出了约40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粉碎了敌人企图围歼红军于川滇黔边境地区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长征中的决定性胜利。 四渡赤水之战，充分显示了毛主席杰出的谋略思想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毛主席无论是攻防、打走、进退、集散等作战行动，都能巧妙地运用了声东击西，避实击虚，迷惑敌人，造成敌人的错觉，打乱敌人的部署，乘虚跳出了敌军的重重包围圈，由被动转为主动。 当时，中央红军在前有长江，后有乌江的狭窄地区内，以3万疲惫之师，抗击着约40万之敌的围追堵截，并使敌人扑朔迷离，疲于奔命，到处扑空，十分被动；而自己则纵横驰骋，走打紧密结合，走得神速，打得主动，的确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难怪毛主席后来回忆往事，曾坦言说：“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许多参与四渡赤水的红军将士，在回忆和谈到这一精彩纷呈的神奇历史活剧时，仍然满怀深情、激动难抑。对毛主席驾驭整个战争发展变化的非凡智慧和高超指挥艺术，赞叹不已。刘伯承元帅在《回忆长征》中这样写道：  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的地方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聂荣臻元帅在谈到四渡赤水时也赞叹说：我军四渡赤水，都是在十多万敌人包围的重兵集团之间，声东击西，大踏步进退，机动作战，不断调动敌人，由被动变主动。这是毛主席同志指挥红军作战的“得意之笔”。他确实才思过人，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是长征组歌中歌颂毛主席的词句，在当年红三军团中的排长、如今90多岁的老红军王道金看来，这样的描述一点也不为过。他回忆说，“每天不停地走、不停地打，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身后的敌人不见了！” 四渡赤水对毛主席本人来说，其意义更在于在危难时刻，以正确的主张和力挽狂澜的气度赢得了党内的大多数人的拥护，也在实际上确立了自己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仍然存在，即使是在遵义会议后，毛主席获得的信任也几经跌宕。遵义会议后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刘英生前回忆说：  当时大家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还没有完全领会，所以上上下下虽然服从命令听指挥，但对四渡赤水这一段也有不同意见，主要围绕着走路还是打仗。 但历史证明毛主席是正确的。正因为他的入神用兵，红军才能够一次次转危为安，他本人在党和红军中的核心地位也在一次次化险为夷中从根本上得到确立。这是长征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也是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力量。如果说遵义会议为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属于中国的道路，四渡赤水就是在这条道路上做出的一次伟大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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