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在城市里居住的人们，家家都离不开煤球炉子。那时，我家住在南市的六吉里，一个小杂院，四间小平房，我家住一间南房。到了冬天，煤球炉子就成了父母饭桌上的话题。母亲说“有一节烟筒锈透了，该换一节新的了。”接着又说：“炉子该套了，去年就没套，不保温了。”父亲一一记下，这些活儿必须在入冬之前做好，否则，到了冬天再干，就有些晚了。那会儿我家很穷，我常年有病，外面一刮风，我就咳嗽；外面一下雨，我就发烧。为了多挣点钱，母亲在家里揽了外活。父亲在电线厂上班，母亲就给父亲的工厂糊纸卷，包电线用的。我家的屋子里横横竖竖拉了很多绳子，母亲把糊好的纸卷一条一条地搭在绳子上，为的是让纸卷快点晾干。一到冬天，我家的屋子里到处都充斥着酸臭的浆糊味。假如屋里没炉子，先不说人受不了，就连纸卷都干不了，耽误了交活，工厂是不给钱的。
那时，我家有一个小煤球炉子，取暖做饭、烘纸卷都靠它。我每天夜里煨在母亲的被窝里，都能听到半夜时分父亲起来续煤掏灰的声音。
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正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学校给每个班级的煤球根本不够用，班主任就号召我们几个班干部每天从家里带煤球，一人十几个。我是中队长，自然责无旁贷。每天上学，除了书包，还要带一个兜子装煤球，从小队长到中队委、大队长个个如此。煤球炉子有一点非常讨厌，就是“吃多少，拉多少”。每天上完课，光是炉灰就有半筐头，不仅值日的同学怵头，就连老师也怵头。没办法，老师就让我们几个班委每天放学帮助值日同学倒炉灰，这个活，我从小学二年级到六年级一直在干。
夏天，是我们最难熬的日子。我们不大的院子本来就够热的，每家门前又都摆上了一个煤球炉子。早晨一起来，四个子炉就开始比着冒烟，呛得人直流眼泪。到了中午和晚上，四个炉子又一起发威，又是炒菜，又是蒸饭，又是煮面，又是烧水，热得人们无处躲藏。
后来我稍微大了一些，就把每年“套炉子”、安烟筒的事承担下来。烟筒有点漏气，我就用牛皮纸糊一糊，凑乎着用。“套炉子”要用红胶泥，加上麻刀，反复地摔打，既不能硬，又不能软。硬了沾不住，软了挂不住，所以要掌握“火候”。那些年，煤球都是按人口供应的，想多买也不行。最早，还有人按月往家里送煤，后来就需要自己去买煤，我就干过这活，借一辆小拉车，自己去煤铺买煤，再拉回来，一点点倒进“煤池子”里，不再让父母操心。到了七十年代的时候，家里条件好了一些，我们就买了一个“跃进炉”，装上石棉瓦，改烧蜂窝煤。
在那个年代，别说是居家过日子要烧煤球，就连单位也没有集体供暖。单位不管有多少间办公的屋子，到了冬天，每间屋子都生着一个煤球炉子。说起单位的煤球炉子，不得不说一下“铁篦子”，就是用粗铁丝编的，专门放在炉子上面，烤窝头，烤馒头，烤红薯用的。别看“铁篦子”不起眼，它可解决了大问题，我们上班从家里带的凉饽饽、凉馒头，凉菜，都在上面加热。中午饭也都靠它解决。大家围着炉子，闻着“铁篦子”上饭菜散发出来的香气，有说有笑，也是一道风景。
1976年，我为了给爱人跑调动，几乎每次下班都要到天津铁路分局人事科去打听消息。时间一长，就和一位姓林的干部混熟了。为了“巴结”林同志，我在一个休息日去到他家“探望”，结果他不在家。问他母亲，说去煤铺买煤去了。我就打听煤铺的地址，径直找了去。看到老林买了一车的煤球，我二话不说，拉起来就走。我那时年轻力壮，一千多斤煤球不在话下。感动的老林一个劲地道谢。就凭这一车煤球的交情，我和老林的关系越来越“铁 ”，有了他的帮助，我爱人在1977年也调了回来。这一段，也算是“煤球”的佳话。
1982年，我们举家搬至静海，住进了单位分的大房子。但是，一年四季仍然离不开煤球炉子。只不过从“蜂窝煤”变成了“大同块”，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煤铺拉煤。有时，为了省煤，我还要把煤末子掺上黄土，活成煤泥，然后做成一个个“煤饼子”，贴在墙上慢慢晾干，然后搭着煤块一起烧，既省煤，又不浪费。
煤球炉子真正淡出人们的视线还是八十年代末期。那时，我家已经装上了“土暖气”，虽不如集体供暖，但比起“煤球炉子”，无论从火力上、能量上，都有了质的飞跃。再后来，住进了楼房，有了集体供暖，才结束了煤球炉子的历史使命。
今天，大费周章地说起煤球炉子，不是为了缅怀过去，而是为了让我们自己记住，我们就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煤球炉子，记录的是一段历史，一段既温馨又苦涩的历史。没有它，就不会有今天集体供暖的冬季如春；没有它，就不会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煤球炉子。我们不能割裂历史，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有了煤球炉子的记忆，才会使我们把烧柴火到烧暖气的历史连接起来，尽管煤球炉子摆不进博物馆，上不得保利和佳士得拍卖会，但它却永驻我心，因为，在它身上我看到了母亲佝偻的身影和父亲满头的白发。它曾伴我一同走过许多难忘的日子，并陪伴我渐渐长大成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