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Radium 封面摄影/南卡 编辑/SINGING 设计/Vio 前言 攀登新成就往往呼唤扎实的基础资料工作。 此登山史基于一次对贡嘎山域攀登报告及所有公开材料的系统性检索和阅读;由于事件的细节繁杂,本文无意、也无法成为对于过去所有事件信息的最终参照,最终的来源仍然应当是各次攀登所发表的报告。而贡嘎山域地形和山峰识别的基础依据,也仍应首先是我国历次测绘所发布的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及相关研究成果——笔者之前发布的文章《为贡嘎正名》(《户外探险》2020(4):28-43)已先期处理了贡嘎山域的地理范围、名称与基准高程问题。由此,本文作为一项初步的二手整理和研究,将成为不断更新的数据系统,不断借助一手材料修正已有的表述和补充新的内容,尽可能地为贡嘎山域的攀登活动提供全面而准确的历史数据,也为我国山峰资料的整理工作提供一份模板。 此次统计的起始日期为1932年1月1日、截止日期为2021年12月31日,覆盖了过往90年的时间。插图中由其他拍摄者提供的均注明了来源,余下的标注图由笔者拍摄、处理和标注。 ▲贡嘎山域脊线和主要山峰图。制图/Vio&Singing ▲贡嘎山域主要沟谷图。标注/风沉郁 贡嘎山域是一块与外界相对隔离的山域,从而特别适合与周边地形切割开来作一番整理: (1)它在外围边界上与邻近山域分割得特别明确,如果将五色海子小山域也划为贡嘎山域的一部分,那么它仅仅在日乌且垭口一处与外界相连接; (2)贡嘎山域内部是一片普通游览者难以接近的世界——布满裂缝的冰川和陡峭的岩崖、咆哮而下的石块和频繁席卷山谷的冰雪崩,都是一切试图接近其核心区的人需要跨越的门槛;同时,高水平的攀登活动高度集中于界限内。这两个要素使得贡嘎山域自成一体,筛去了很多不必要考察的人迹,为登山探险史的整理提供了很好的语境。 目前国内对于贡嘎山域整体登山史的系统性整理,还停留在十几年前。十余年间,情况已然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除了大量新的攀登成就在贡嘎山域完成之外,攀登模式和行业生态转变都颇大。2011年,自由之魂团队在贡嘎山域拍摄影片《自由之舞》,似乎引发了人们对于中国攀登一个新时代到来的无限憧憬;十年过去,如今我们却还在时不时地引用着严冬冬十年前的话语来为当下的种种状况寻找某种解释。这除了意味着论述本身的经典(即超越时间的能力)之外,仿佛也说明不少的愿景后来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比如在一些行业逻辑之下,攀登成就能够制造的噱头似乎仍旧超越着攀登本身的水准。 在本文开始收集资料之时,贡嘎山域还仅有一座山峰(那玛峰)较大规模地开发了商业登山;而本文截稿时,贡嘎山域这样的山峰已经有了4座(那玛峰、戴山或称金银山、中山峰、勒多漫因峰),并且还在不断增多。这无疑给登山史的编写制造了更多的困难和变数;笔者一度猜测,本文也许会是贡嘎山域最后一次能够被整理出基本完全的攀登成就了。 本文的资料收集开始于2015年。在2019年完成对山峰识别史和命名过程的考察后,于2020年疫情封城期间闭门整理出了比较详细的攀登信息表和各条路线的空间数据。随后又不断作了修订增补,这类增补直到本文写作的最后一刻还在发生:新的报告不断被挖掘出来,而每次对旧报告的阅读,又常会有新的问题和修正、人物与事件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交叉互动出现。资料的来源,除了较权威的AAJ(American Alpine Journal,美国登山杂志)、AJ(Alpine Journal,英国登山杂志)、NZAJ(New Zealand Alpine Journal新西兰登山杂志)等各国的登山杂志和专题报告册之外,还尽所能地对8264论坛、微信公众号以及各种相关网页、刊物作了检索;尽管这无疑使得工作的琐碎程度大大增加。在文献收集方面,我延续了之前的方法:穷尽所有的交叉互引。但尽管如此,本文也仍然不能成为一次完全的展示:攀登并不总有报告、报告并不总能讲清楚,报告之间也常常并不相互勾连。笔者只能保证,在可见的文献范围内,本文的叙述都直接转录自一手材料、涵盖了所有的重要成就。 本文涉及的范围亦包含五色海子山域,把它作为大贡嘎山域的一个部分合并考察。拙文《关于五色海子山域》(《户外探险》2021(9):82-99)处理了这一山域的范围、山峰识别和高程等基本问题。 ▲对贡嘎山域历史路线和营地的一次整理告诉我们,这一山域的历史攀登活动已经非常密集了。 目录 贡嘎山域探索历程 早期的登山探险成就在贡嘎山域留下的痕迹比一般想象的要多。虽然涉及冰雪覆盖的核心区域的仅有一两条路径:除开主峰传统路线在1932年的开辟和那玛峰1938年(摄影师庄学本)疑似的首登[注1]以外,对主峰南壁的考察和朱山、戴山(金银山)在巴王沟冰川上的西坡路线也是在这一时期首见开辟的。1932年,美国西康探险队攀登了巴王沟冰川,抵达两万英尺(约6100米)处;此举并非是为攀登某一座山峰,而是想拍摄一张贡嘎主峰南壁的照片。[注2]因为翻过朱山的西南山脊,贡嘎的顶峰就在北西15°处。 ▲历史上第一张贡嘎山主峰南壁的照片,摄于巴王沟尾约6100米处;以及拍摄此照所涉的路线图。图片来源/Men Against the Clouds, plate 32, p. 235 1957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大体仍沿1932年路线登顶后,除1966年测绘人员沿主要沟谷进行的探察[注3]之外,贡嘎山域的登山活动长期沉寂,直至1980年开放登山后方有新成就诞生。在1980年到来之际,贡嘎山域有记录的人迹似乎止于环绕着它的山谷、雅家埂和几条大沟(贡嘎沟、巴王沟及东坡诸沟)。 自1981年英国陆军登山队在北部开辟出第一批登山线路(嘉子峰北壁转东北脊,开辟至6100m左右下撤;嘉子峰西北脊,亦至6100米处的裸岩带)以来,北部的日乌且沟区域开始有路线插入冰峰林立的核心区。从1981年到1982年,北部的嘉子峰、小贡嘎峰,南部的中山峰、贡子峰和戴山(金银山)陆续、快速地被完成首登,海螺沟、燕子沟通往高海拔区域的线路被苏黎世学术山岳会(AACZ)这样喜马拉雅式的大军团(攀登消耗了成吨的物资)开辟出来;其中最具突破性的路线,如海螺沟方向穿过冰瀑布绕上粒雪盆的路线、进而从海螺沟粒雪盆攀上磨子沟粒雪盆的路线、从磨子沟粒雪盆登上南侧(即海螺沟北侧)的一系列小卫峰、以及从燕子沟冰川攀上粒雪盆的路线,都于这一时期日本队和瑞士队对主峰东北山脊的围攻中开辟出来。此外,往二层山方向五千米级的山脊、往戴山(金银山)北脊的路线都是瑞士队在这一时期集中力量攻出的新线路。只是因为其报告以德文写就,存放于欧洲、如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图书馆里,故此后很少受到国内留意,所以很多国人都以为这些山峰还是未登峰。 1981年,从燕子沟粒雪盆攀上主峰西北山脊传统路线的路径在本年度被瑞士登山俱乐部(Schweizer Alpen Club,SAC)的队伍打通。这年,英国陆军队的第二个攀登组也从南门关沟一侧首次侦察了爱德嘉峰和嘉子峰东壁。他们自称是首度进入南门关沟侦察的,因为沟内极其难走,很多路段都需要斩草开路;但具体到达高点不明,应当并未攀上爱德嘉峰与嘉子峰之间的南门关沟尾粒雪盆。虽然他们自称目的在此、打算从日乌且-嘉子坳抄近路回到西坡;另外,他们也看到和评估了嘉子峰的东侧山体,认为它难以接近。1982年,另一支英国中山峰探险队由Stuart Hepburns带领进入燕子沟,他们探索了燕子沟尾北支和爱德嘉峰的南侧、小南门关沟以西的一条沟谷,这条沟的尽头是爱德嘉峰与6130米峰(后来被2017年的意大利队称为“二十山”)之间的坳口。 1980年,一支美国队(American Alpine Club队,领队Andrew C. Harvard)在到达主峰大本营后直接奔向的并非传统路线,而是贡嘎主峰的南壁。在摸索数日发觉南壁攀登太过困难后,该队直接翻上了贡嘎的西南山脊,这也是贡嘎山西南山脊有记录以来的唯一实际尝试。也很可能是在这次尝试中,西南山脊上的6418峰(也就是1932年攀登报告中的111号峰)被完成了首登。 10月12日,Reichardt、Williamson和我到达了南壁面西沿20750英尺(6324.6米)的高点,但再上面的山脊是一系列的雪檐。 A high point on the western edge of the lower south face at 20,750 feet was reached on October 12 by Reichardt, Williamson and me, but the ridge above was a complex of cornices.(AAJ 1981:311) 1982年,那玛峰和北侧相邻的5614米峰(美国队报告记名为Gomba,或为“贡巴峰”)迎来了第一次明确确认的首登,路线分别为东南山脊和南山脊。此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探险者(庄学本、鲁色尔与郭喇嘛)也曾宣称首登那玛峰,但这似乎并无可能,见前注。 三年间,引人注目的嘉子峰北壁两侧的两条北脊、西南脊和西壁也都被首次尝试攀登,整个嘉子-小贡嘎-日乌且峰之间的平坦营地区域,以及它北侧、夹在嘉子北壁和小贡嘎东壁间的平坦区域被英美队伍首次涉足。此外,出乎意料的是,美国队两名失魂落魄的队员(Stutzman、Williams)在翻过嘉子西壁(竟然在离峰顶只差40米时踩塌了雪檐,并且由此也没有宣称登顶)后,降到了嘉子峰背面;最后从嘉子峰北侧与后来所谓“鹊巴峰”区域的坳口绕回到了西坡营地;这标志着嘉子峰东壁及其粒雪盆区域首次有人涉足,很可能也是贡嘎山域中央主脊线上的第一次东西穿越。[注4] 他们往东边掉了一包炉子和器械,于是之后就从东壁下去了。次日,他们爬上东北方向的山坳,整夜不停地沿着奇布龙吉冰川(译者注:即小贡嘎北侧冰川)一直往下走到嘉子隆巴(译者注:嘉子隆巴即加折拉沟,此似有笔误,应为日乌且沟),到达大本营时,他们头晕目眩、形容憔悴。 After they had lost a pack containing stove and hardware down the east side, they descended the east face after it. The next day they climbed up to the northeast col and continued nonstop through the night down the Tshiburongri Glacier all the way to the Jiazi Longba, arriving dazed and gaunt at Base.(AAJ 1983:53) 1983-1989年,贡嘎山域似乎没有太多新的攀登成就诞生。七年间仅有的几次攀登围绕着主峰展开,尽管德国登山家施马茨(Gerhard Schmatz)率领的团队在1984年又完成了一次登顶,但所采取的仍旧是传统路线。从1990年直到1998年,日韩两国队伍继续从燕子沟和海螺沟方向频繁围攻主峰东北山脊;其中众所周知,金载明率领的韩国全南联盟登山队于1998年最终打通东北山脊完成第七次登顶,虽然付出了一人生命的代价;头一年,芳贺正志率领的日本札幌山岳会登山队复制了瑞士队第三次登顶的路径,由燕子沟尾攀上西北山脊,完成了主峰的第六次登顶。据中村保说(HJ 1999 (55)),1991年,美国人还尝试了一座5464米高的Tuparu峰,但其所指至今我仍未弄明白;这个名字看上去也像是日文来的,似乎包含了某种命名的意图。 在北部的五色海子山域,“攀登浪子”贝基(Fred Beckey)于1993年、1996年两次前来,完成了山域侦察和多座山峰的攀登。其中从雅家埂进山的田海子山传统路线于1993年开辟,并在90年代末被他国队伍多次重复,逐渐商业化。北侧的5917米峰(旧误作“笔架山”,名称源流见拙文《关于五色海子山域》)、蛇海子山、5672米峰(又常作蛇海子山南卫峰)的西侧首登也于1996年完成,伴随着的是登山者对康定-蛇海子线路、蛇海子营地和蛇海子南北侧山谷的早期探察。近年来许多队伍都对这几座山宣称过首登(尤其是蛇海子山南卫峰),实则只是因为能够百度到的资料太少。 1995年,一支美国商业攀登团队(American Alpine Institute)似乎首次尝试攀登了勒多漫因与达多漫因之间的5960米峰(在后期报告中被称为Dogonomba,或译多戈隆巴峰),但具体情况不详(AAJ 2011:347,可能实为2005年,见下文5960米峰一节)。 1999年,日本学习院大学山岳会(Gakushuin Alpine Club)开辟勒多漫因西山脊路线并完成首登,也即今天探险公司带客户攀爬勒多漫因的商业路线。 2000年,金载明(김재명)率领的韩国全南联盟登山队在于1998年打通贡嘎东北山脊后又奔向位于南门关沟的爱德嘉峰北壁,但尝试以失败告终。次年,金载明将带队再来,从南侧燕子沟附近登上爱德嘉峰的西山脊,以一条螺旋迂回的路线首次登顶爱德嘉峰。 2001年,德国人比勒菲尔德(Bielefeldt)夫妇(在《高云双影》一文中译后常被称作“比利夫妇”)和另外两支队伍来到贡嘎大本营,二人虽未成功攀登主峰,但攀登了那玛峰,写下了详细的文字记录。这也是户外圈子历来传言的“那玛峰首登”,虽然实际上首登远早于此。 2002年,法国GMHM(Groupe Militaire de Haute Montagne)团队的劳伦特(Laurent Miston)在那玛峰顶完成了贡嘎山域的首次跳伞,他从那玛峰顶乘着降落伞回到大本营;此人本来还想在贡嘎顶峰跳伞,结果上到7400米后发现没办法实施,无奈下撤。这支队伍中的一个组合还宣称首次尝试攀登“5705米”的“Eva Shan(这位法国攀登者以他的妹妹起名)”,但至今仍无法联络到攀登者、确认此山为何。在这支队伍的队长安托万(Antoine)独自完成主峰登顶后,主峰攀登便进入了15年的沉寂时期。在接下来的15年,贡嘎山域的各独立卫峰将陆续成为已日渐兴起的阿式攀登的舞台。 ▲跳伞回到贡嘎大本营。图片来源/GMHM 2003年,日乌且峰令人震撼的西壁面被两支英国的阿式队伍反复围攻,其中米克·福勒(Mick Fowler)率领的队伍主攻西壁面和中央槽,但都未能成功;而选线较为保守的潘恩(Roger Payne)所率队伍则成功地翻上了西南山脊,沿脊线连扎两营到顶、完成首登。登顶后,他们往东北方向、沿东北山脊下撤、到达粒雪盆后,翻过日乌且-嘉子坳(本次整理所见首次)回到日乌且沟。 2004年发生的唯一变化在于新西兰二人组合首登达多漫因和郎格漫因,首次探出了莫溪沟前往达多漫因、郎格漫因山脊和顶峰的路;此外,英国团队在南门关沟尾爱德嘉峰北壁的尝试未开始即宣告失败,他们从南门关沟尾改向西北探索了通往5910米峰(后来被称作“鹊巴”峰)的路线,开辟到5400米处下撤。 2005年,美国攀登者詹金斯(Mark Jenkins)组合或许是受到了其先驱们的影响,重新开始探索巴王沟尾,从年波贡嘎(或称娘波贡嘎)的东面进行了第一次攀登尝试。 2008年贡嘎山域的攀登再度迎来繁荣期,一说此年有韩国队尝试过爱德嘉峰的东山脊路线,但未见报告。同年相对比较重要的变化是多戈隆巴峰的首登。美国攀登者Aidan Loehr在带队于东坡的燕子沟尾尝试此峰失败后,独自绕到西坡看线路,不料竟完成solo登顶,开出了莫溪沟上多戈隆巴峰西山脊的路线。 2009年,著名的爱德嘉峰山难恰好也标志着小南门关沟有记载以来首度和二度有人探索。这条沟并不与南门关沟相通,而是从燕子沟分支出来的一条小沟。此沟短小陡峭,爱德嘉峰整块东壁的掉落物都可以直接砸到它的沟尾区域;山难由此发生。在不远处,同来小南门关沟的俄国人Mikhail Mikhailov和Alexander Ruchkin在美国队发生事故的前几日探索了燕子沟尾北、地质学家海姆曾称为“针峰”的区域(见拙文《为贡嘎正名》),成功探出了除韩国队路线外、另一条从燕子沟上爱德嘉峰锯齿状西山脊卫峰链的线路。 这年另一件广为周知的活动,是美国的金国威(Jimmy Chin)、Giulia Monego、Kasha Rigby、Ingrid Backstrom从勒多漫因西山脊上滑雪下山。在21世纪的前十年中,那玛峰跳伞、勒多漫因滑雪、冰川湖皮划艇在贡嘎山域众多的攀登活动当中成了三抹亮色。 ▲Jimmy Chin, Giulia Monego, Kasha Rigby和Ingrid Backstrom的勒多漫因滑雪路线。图片来源/AAJ 2011:347 2010年是相当重要的一年。一是Vladimir Belousov和Alexander Novikov率领强悍的俄国队开始在南门关沟尾分成两个攀登组对爱德嘉峰北壁开展大面积的线路探索,两路人马都几乎成功,东侧的一组成功翻上了爱德嘉峰东北脊,西侧的一组则直接翻越了爱德嘉峰的西北山脊,降到了爱德嘉峰西侧的粒雪盆。他们探明的这个粒雪盆将在贡嘎山域的攀登史上、在他们第二年的攀登中,更是会在七年之后发挥重大作用;尤其注意,此地有一相对较易叩开的“后门”——嘉子峰和日乌且峰之间的坳口。[注5]其二,Bruce Normand和Kyle Dempster最终打通了小南门关沟沿爱德嘉峰东壁直上并到顶的伟大线路“The Rose of No Man’s Land”。在南部,苏拉王平带领的川藏队从海螺沟一侧的壁面尝试并命名了贡子峰(6735米,1982年中科院测高)[注6],但此山实际早已由瑞士队从中山峰方向相对更易的路线登顶过。小贡嘎的北面区域(小贡嘎-“鹊巴”间的冰川谷)在自1981、1982年的英美队两次初探之后,此时也已频繁地有队伍来探线(间隔26年,自2008年Pascal Trividic的法国队再度开始,到本年中的澳新队Tim Church、Yvonne Pfluger)。同时,此地也是贡嘎主山域当时最靠北的攀登区域。 在北部的五色海子山域,白海子山在东壁开始迎来尝试(严冬冬、古奇志),与此同时,蛇海子山与白海子山之间的宽大冰川谷、蛇海子山南卫峰也都反复迎来国内进阶攀登者造访。白海子山在接下来的四年中从各个方向被反复尝试,包括东南壁(2010年严冬冬、古奇志)、西壁(2011年的一支中国队伍,“小边”、“少妇”似乎未及壁面便因恶劣天气返回,无报告)、北卫峰一侧(2012英国攀登者Duncan Francis率领的团队,及2013年顾铭等的中国团队),均告失败。直到2014年,李宗利、迪力夏提才从严冬冬团队的线路附近开出新线、完成白海子山首登,这也是国人在大贡嘎山域主要山峰上完成的第一项首登。期间白海子山的各个壁面,除了北卫峰的北壁、南卫峰方向和东坡大沟方向,都得到了探索。 ▲贝拉-塞切尼探险队绘制的五色海子山域素描图(折多山视角),出版于1899年;右侧线路群(2021-04、2014-03等)即为尝试白海子山的路线群。图片来源/Béla Széchenyi, Die Wissenschaltlichen Ergebnisse der Reise des Grafen Béla Széchenyi in Ostasien 1877-1880 (Ersten Band), Wien, 1893, p.702. 标注/Radium 2011年的最大成就要首推周鹏、严冬冬“自由之魂”组合对北部山域的探索,尤其是嘉子峰西壁面、勒多漫因峰北壁的攀登。小贡嘎南壁此时已经积累了众多线路,但是在北、西两面上却都还空空如也。自由之魂组合在北部山域唯一未攀登的日乌且峰此年被美国攀登者Chris Gibisch和Jeff Shapiro从西壁面开辟出新路线“Black Wolves and Blue Poppies”,两人从日乌且峰东壁降下,降到了爱德嘉峰西侧、南门关沟尾的粒雪盆上,随后二人翻过日乌且-嘉子坳回到日乌且沟,成了笔者记录中第二次翻越这一坳口的团队。 与此同时,上年由Vladimir Belousov和Alexander Novikov率领的俄国队再度归来,试图直接从西坡“走后门”反向翻越日乌且-嘉子坳到达南门关沟尾的粒雪盆。在成功实现这一点后,队伍分成两组,一组从爱德嘉峰1200米落差的西壁攀爬(最终仅完成1/3),另一组则尝试日乌且峰东壁并幸运登顶,这是日乌且峰的第一条东壁路线。仅仅若干小时前,上述的美国攀登者Gibisch和Shapiro才刚从这一面降下返回。可见,日乌且-嘉子坳自这一年开始被多次攀越,其背后的南门关沟尾粒雪盆也被各国攀登者频繁利用。 同年,日本团队一村文隆、増本亮和長門敬明从东壁尝试达多漫因峰并成功到顶(因达多漫因峰顶部复杂,所以并不完全确定到达的是哪座顶,据其路线图,当是东顶),当时正是东日本大地震后,故路线以宫泽贤治的诗歌命名为“不畏风雨(雨ニモマケズ)”。 在南部,詹金斯仍在锲而不舍地带队挑战年波贡嘎;本年他搁置了一直在尝试的东壁,转而探索了年波贡嘎峰未有人涉足过的的西南侧;但这一创新似乎并没有带来太多收获。 2012年,德国登山俱乐部(Deutscher Alpinverein)首登5910米峰(“鹊巴”峰),再次推进了贡嘎主山域攀登区域的北部边界(2008年、2009年10月末,法国人Pascal Trividic在此作过尝试,但未成功)。嘉子-“鹊巴”冰川谷这一区域的攀登直至2014年仍然活跃:5910米峰西侧整面岩壁的壁面路线被不断开辟和尝试,成为了贡嘎山域攀登的热点。同时,小贡嘎西北山脊路线于2014年开辟。同年,Bruce Normand和Marcos Costa重新攀登到了1932年探险的线路末端附近,并向上探明了巴王沟顶部6460米的朱山北卫峰攀登线路;主峰南部山域的攀登重新开始活跃。 2015年,新的探索密集地集中在主峰与戴山(金银山)之间冰岩破碎、终日轰隆声不断的东南山脊上。困难而隐秘的龙山(6684米)及其背后更为人迹罕至的6124米峰区域迎来首次尝试,Bruce Normand率领的团队此年再进巴王沟、完成了6124米峰的首登,也差一点完成龙山的首登;这是巴王沟尾、年波贡嘎和主峰东南山脊之间的这个区域第一次有人迹到达。即便是1932年的探险,也远没有覆盖到这片粒雪盆、此粒雪盆与大贡巴冰川分隔的山坳和主峰东南山脊的西壁面。同年,韩国济州探险队(제주 니암보공가 원정대)出乎意料地沿着上述的同一条山脊完成了年波贡嘎东山脊线路的开辟和首登,并丢下了不少垃圾[注7] ;这让在此地耕耘多年的詹金斯相当受打击。 年波贡嘎终于在2015年被一支大型韩国团队攀登,使用了数千英尺的固定线路、留下了成堆的垃圾。我想他们的攀登不会打乱我的攀登,我可以抛却这个困扰。我已经在这座山上出尽了洋相,总算解脱了。对吧?并没有。 Nyambo Konka was finally climbed by a large Korean team in 2015, using thousands of feet of fixed line and leaving behind piles of garbage. I thought their ascent wouldn’t bother me, and I could put this obsession to rest. I’d already made a damn fool of myself on this mountain, so good riddance. Right? Nope. (AAJ 2019:331) 在相隔一道山脊的东侧,波兰攀登组合从海螺沟二号冰川方向艰难完成了三连峰最低矮的东南峰的攀爬;他们的接近路线与1981年瑞士队攀爬金银山的线路基本重合,但在瑞士队的物资营地附近开始岔向北攀爬三连峰。其实早年的瑞士队很可能也动过三连峰的心思,他们的确曾经尝试从三连峰北峰朝东突出的山脊上往山峰顶部攻,却仅止步于半程,只登顶了这条山脊上的3个小地形。 2016年,对主峰的尝试重新从东西两侧开始进行:燕子沟-东北山脊(李宗利、迪力夏提、童海军)和传统路线(捷克团队“木雅贡嘎1.0计划”)都受挫返回。但本年总体没有新的区域被探索。 2017年,贡嘎山域的探险再次迎来新成就。除了詹金斯终于完成了他对年波贡嘎的攀登(开辟年波贡嘎南山脊新路线)之外,中山峰在东侧磨子沟方向商业路线的开发也是本年度发生的一大变化。其实这条蔡阳村往磨子沟上冰川的线路早在2015年就有队伍探通过,但是出于环保等考虑选择隐而不发。这一操作实际和小毛驴前辈的建议一致,但显然没能起到预期的作用:如今,商业公司开线的步伐并不是简简单单地隐而不发就能躲避得了的。 同时在北部山域,意大利团队终于走通了从南门关沟上沟尾粒雪盆的道路(此前的所有队伍均需翻过嘉子-日乌且坳到达那里,因南门关沟尾冰川瀑布极难通过),并在此粒雪盆取得了大满贯式的成就。除了首次开辟出嘉子峰东南脊路线之外,爱德嘉峰的西壁也被领队Tomas Franchini等六人在数日内反复登顶,一次性开出了三条登顶线路;爱德嘉峰东北脊、西北脊上也有了沿棱线上行的尝试性线路。他们还在南门关沟中开辟了一些岩面路线、随意地给不少山峰起了名。 北侧五色海子山域的攀登也大致在这年后重新开始走向活跃。 2018年,在英国登山协会(British Mountaineering Council)资助下,Nick Bullock率领的英国贡嘎探险队(仅为2人团队)重新开始觊觎主峰的南壁、大贡巴冰川方向,其目的在于完成南壁首登;虽然最后发现山体破碎、流雪落石事件太过严重而止步于壁面下的5800米处,但他们的报告宣称: 然而,我们确实确定了南面的扶壁是中国最好的未被攀登的线路之一。 We did however identify the buttress on the south face as one of the very best unclimbed lines in China. (MEF-18-12) 那玛峰有记录第一条无需借助平缓的东南山脊的路线“毕业”在本年被国内团队(华枫、阿楚)开辟;勒多漫因峰北侧与日乌且峰之间高程在5520-5600米的小地形(又见称“小勒多漫因”)也迎来了两名国人在西坡一侧的首登。而最重要的成就来自于此前从未进入视野的子干沟,国内攀登者张洪明、张少超从巴王沟东侧的子干沟中探索打通了上戴山(金银山)的攀登路线,完成了金银山的第二次登顶、国人的第一次登顶,并在后期将此线经营为商业攀登线路。这也是大贡嘎山域目前最南端的攀登路线。 另外,勒多漫因峰“高中毕业”线路于本年被打通,这是一条在“纪念陈家慧” 略东侧的路线,可能意味着勒多漫因的东北山脊上第一次有了人迹。 2019年主山域的攀登成就显得乏善可陈。日乌且峰西壁转西北山脊的登顶路线在这一年被法国队打通,虽然线路整体非常独立,但其仍然在攀登痕迹如今已经密密麻麻了的日乌且峰西壁上;另一方面,在南部,中山峰未来的磨子沟商业路线的高点仍然在一次次尝试中被不断向顶峰推近。 而五色海子山域则在这一年迎来了久违的新成就:意大利人Tomas Franchini(2017年带队攀登爱德嘉峰者)首次进入东坡的大沟探索和攀登。沟内的路非常难走,同伴也在几日等待天气窗口的过程中离开,结果Franchini独自完成了田海子山东壁1500米垂直落差的solo攀登,不能不说是一大创举;此外,Franchini还像2017年在南门关沟时一样,开辟了不少岩面线路、自作主张地命名了不少小山峰。总而言之,这是五色海子山域有记录以来自东坡方向的第一次攀登。 ▲子梅垭口常见视角的贡嘎山域全景及此角度所能见到的攀登路线。摄影及标注/Radium 2020年,笔者于年初的疫情封城期间开始汇总贡嘎山域的攀登资料,此时勒多漫因峰和中山峰的商业攀登活动还没有许多迹象。但很快,中山峰登顶的消息传来,经历近三年的探索,这座贡嘎第二高峰的磨子沟线路终于被打通到顶,这条线路明显“短路”了这座山峰过往的难度(攀爬海螺沟大冰川瀑布和粒雪盆顶部800米峭壁上令人生畏的冰槽),标志着中山峰商业攀登线路的最终确定、也早两年就开始了商业化。不久,勒多漫因西山脊开辟了商业团的消息也陆续传来,大量的商业队伍使得再行统计登顶次数和人数变得十分困难;因为商业队常常涉及大量人马和行动细节、滚动发团、不发表报告、缺乏公开连续和准确的叙事,从技术角度讲也比较缺乏详细记录的意义,所以笔者对中山峰、勒多漫因峰和戴山(金银山)传统路线的统计整理暂止于本年。 在中部地区,阿左团队开辟的达多漫因西卫峰“再见快乐”直上路线是登山者对于达多漫因西壁面的第一次探索,此前也有队伍曾考虑过达多漫因漂亮的巨大壁面,但都未能成行。 在五色海子山域,国人从三屏峰或5917米峰(旧疑误作“笔架山”)的西北侧沟谷中上北山脊(“岩石轰炸机”路线)登顶,完成了此峰的国人首登和新路线的开辟(虽然1996年Fred Beckey的美国队很可能也是经由此侧登顶的)。阿左团队在田海子山南侧开辟了一条上主峰东南山脊的路线(“重塑”),登顶一座5600米左右的小地形。 2021年,在五色海子山域,刘洋、宋远成从白海子山北壁尝试了白海子山北卫峰(国家基本图标高5864米)“天空之门”的攀登;虽未获成功,但也首次探索了白海子的北壁及其雪龙一般的悬冰川;此线完全不同于2012年英国队尝试此山的线路(西山脊线路)。此外,贡嘎山域本年度没有更多的新地点被探索到。2022年将是贡嘎主峰开启登山史以来的第91年,假如计入约瑟夫·洛克、中山大学川边调查团、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早前在此所作的测绘与考察,则贡嘎山域的探险史已近百年或早已越过了百年(山域更早资料甚至可见于《大清一统志》上的大雪山和三池泉)。而过去90年的现代攀登史、对这一山域隐秘之处百年来探索所到达和考察的全部地点,大体就如上文。 总结重点发现 · 其一,贡嘎主峰的南壁是一条贯穿了百年登山史、却因尝试者们屡屡失败而未获足够重视的线索。这个壁面很可能将会是未来顶级攀登成就的诞生地。近年来,外国攀登者已经重新开始对此壁面虎视眈眈。 · 其二,日乌且-嘉子坳可以为取得攀登成就提供一条捷径,其背后的南门关沟尾粒雪盆为接近不少山峰提供了跳板。国内登山者尚未重视此地,仅在一次救援时曾涉足。 · 其三,除突起度相对较低的朱山、龙山、三连峰(地形突起度大多低于200m)外,中部所谓的“色曲隆巴峰”(5962m,突起度305m)几乎已成为了贡嘎山域仍未获得首登的山峰当中最显眼的。在关注之下,这座山峰很可能会于不久之后被首登。 · 最后,贡嘎山域的北端地区(“鹊巴”以北区域)仍少见有人涉足并取得攀登成就;这个区域众多的五千米级冰雪岩地形,其潜力也不容小觑。 贡嘎山域登山史 一、 MINY[注8]-木雅贡嘎 ·共记录到攀登尝试次数32次(实际当比此多不少,因尝试不成功的队伍大多没有公开报告) ·登顶10次,总登顶人数25人(6名登顶者在下撤时遇难) ·首登:1932年10月28日,美国西康探险队(Sikong Expedition):Richard Burdsall, Terris Moore ·路线:贡嘎沟上西北山脊(传统路线,1932年开辟)、燕子沟上西北山脊(1982年开辟)、海螺沟上东北山脊(1998年开辟)燕子沟上东北山脊(2018年开辟) ·已有独立攀登路线的卫峰:6418米峰(1次登顶、3人,1982年10月12日) 本整理以传统意义上的“贡嘎十三峰”为框架,在末尾对此架构作了必要增补。所谓贡嘎十三峰,就是在探险史上最早被人区分出的13座主要山峰,准确地说,是1930年国民政府聘请来此测绘的瑞士地质学者海姆(Arnold Heim)在其出版地形图上所标示出的13座主要山峰。 主峰木雅贡嘎是贡嘎山域里的主角。自1932年美国西康探险队首登后,主峰一共迎来了10次登顶、25位登顶者。此前《伟大的贡噶》说截止2002年底的法国队攀登共有8次24人登顶,是略有差池的,实际截止2002年末当为8次22人;而前说之所以有偏差,在于两处:其一,1998年韩国全南联盟队登顶者实为3人(金载明、吴从洛、尹重铉)而非4人——在三人离开顶峰时,第四名队员林灿秀仍未赶来;登顶的三人在下撤路上遇见他,劝他一起下山了;随后不久吴从洛滑坠遇难。其二,2002年法国队仅安托万(Antoine)一人登顶,而非2人;同行的另一队员劳伦特(Laurent Miston)在7400米跳伞不成就直接下山了,也并未登顶。 下山时,遇到了独自从7300米左右上来的林灿秀,建议他下山、休息一下。队员林灿秀似乎在短时间内思考了很多。从此,我们下山路上的噩梦就开始了。 등정조는 하산중 7300미터 부근에서 단독으로 올라오는 임찬수대원을 만나 하산할 것을 권유하고 잠시 휴식을 취했다. 임찬수 대원은 짧은 시간 동안 많은 고민을 하는 듯 보였다. 그때부터 하산길에 우리의 악몽이 시작되었다.(사람과산1999,http://www./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34) 在2002年法国队完成第8次登顶后,又有两次(捷克2017、中国2018)计3人(Pavel Kořínek、李宗利、童海军)登顶,故至今共有10次登顶记录、25位登顶者。现将考订后的详细清单附录如下,所有登顶者均给出全名以便查证: 贡嘎山主峰的攀登史波澜壮阔,有不少文章曾就这一专题进行写作;[注9] 故此不再班门弄斧地详谈。木雅贡嘎是一座拥有东西南北四个壁面、四条棱线的巨大金字塔状角峰,1980年开放攀登之前的两次尝试,包括从八十年代至今的多数攀登,都集中在较为缓和的、积雪覆盖的西北山脊上。攀登木雅贡嘎由此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贡嘎沟尾小贡巴冰川一侧的大本营循着最左侧的“引山梁”登上西北山脊,越骆驼背(the Hump,中科院1982年测高6390m,国家基本地形图标高6394m,于1932年攀登过程中被首登)下降80米后有一小平台,此地是一处营地,也是东侧燕子沟方向上来西北山脊的路线(1982年瑞士队在第三次登顶时开辟,1997年被日本队重复,完成第六次登顶)与西坡贡嘎沟方向上来的路线汇合处,自此之后线路开始攀爬主峰的西北棱线,终点便是顶峰。1984年的攀登者详细写到,顶峰当时的状况是紧密相连的三个高点。 此线路最易发生事故之处,除常年狂风大作的西北山脊之外,另一重点似乎在于路线不甚明确的引山梁部分。主峰西北山脊上朝西共凸出有三道引山梁:自早期路线开始,距离主峰最远的第三道就成为了攀登者最多利用的一条。1957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也正是在这条引山梁上不断寻路,耗费了大量时间、经历了反复失败才开出一条路径: 总之,如果我们找不到路线,或时间拖长了队员的士气就会低落,雨季又将要来临,这就有可能导致这次登山的失败……按照我们原来计划的第一条路线,现在失败了。(史占春:《我们征服了世界闻名的高峰》,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第29页) 1980年,Rick Ridgeway率领的美国队也在攀爬此段时出事;他们在沿第二道引山梁上行时误判雪况、破坏了雪坡的平衡导致雪崩发生,28岁的Jonathan Wright在坠落中头颈部受重创遇难。此外,1984年Schmatz的德国队也曾在此迷失过路线。 ▲常见的贡嘎沟视角主峰,左侧小突起即为“骆驼背”。摄影/Radium 在贡嘎山域重新开放攀登的当口,距离上一次攀登已过去了23年;而上一次攀登距上上次攀登则还要再过去25年,很多对于攀登细节的记忆在其间都已逐渐磨灭。可能也是因此,在开放攀登的前两年,各国队伍对主峰和整个山域的探险多是侦察性的;直到1982年,第三次登顶才得以完成。 因而,1980-1982年是主峰和整个山域攀登路线的大探索时期。除美国队在试图复刻该国五十年前的攀登之外,各日本队和瑞士队期待的都是能探出海螺沟方向的新路线;海螺沟和燕子沟成了考察的热门地点。其中侦察后放弃主峰的瑞士苏黎世学术山岳会(AACZ)登山队将在下一座山峰的登山史中、在海螺沟创下惊人的成就;但锲而不舍地在东北山脊上反复冲锋的日本队却在这两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2名日本登山者失去生命也仅仅把路修到7400米处,东北山脊直到1998年才被韩国的全南联盟队打通。这条路径随后一直没有得到重复,直到整整二十年后,木雅贡嘎的东北山脊才再次迎来攀登者(李宗利、童海军)。 值得一提的是主峰南壁的攀登史。木雅贡嘎诞生过不少伟大攀登成就的事实众所周知,西北山脊和东北山脊的攀登成就也人所共睹。但是攀登者对主峰南壁的觊觎却很少被人提起。事实上,从1932年的西康探险队起,主峰的这个壁面就格外受关注。1980年有两支美国队近乎同时来到西坡大本营,一支是上述试图重复1932年路线并遭遇雪崩的Mountain Travel队,另一支则是American Alpine Club(AAC)组织的考察队,其目标在于贡嘎南壁的寻路。但是,当AAC队通过大贡巴冰川时,该冰川的不稳定性使得队伍无法翻过冰瀑到达大贡巴冰川粒雪盆(也即南壁底端),于是他们开始分组直接攀爬探索主峰西南山脊的南面(这一迂回方式与后来俄国队前往南门关沟尾不成就攀登爱德嘉峰北壁很像)。期间天气不佳、雪崩频繁,10月12日,三名队员艰难抵达西南山脊顶端的高点(很可能即6418米峰),但前路看似太过困难: 从物资和时间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条死胡同。恶劣的天气持续不断,使得今年攀登南壁太过危险。我们在10月13日晚上放弃了我们的尝试。 It proved a dead e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gistics and time. The bad weather continued, leaving the lower south face too dangerous to climb this year. We abandoned our attempt on the night of October 13.(AAJ 1981:311) 使得AAC队止步的原因,实际上有可能是Mountain Travel队雪崩事故在当天下午的发生:1980年10月13日是贡嘎山域晴朗的一天,阳光整日都照在前一晚刚刚降下的新雪上。[注10] ▲主峰西南山脊上的6418米卫峰。摄影/Radium 对主峰南壁的直接探索似乎自此绝迹,但平静的表面并不意味着攀登者就此遗忘了它;40年后,当笔者在英国登山协会(BMC)的档案中浏览时,惊讶地发现了2018年BMC等机构资助下对贡嘎南壁的重新探索和攀登,发起者Paul Ramsden(也是著名登山家米克·福勒的搭档)和Nick Bullock这次艰难抵达了大贡巴冰川粒雪盆上、南壁脚下偏东的5800米高程处,他们说“接近路线非常漫长、艰难和危险,需要攀爬两座独立的冰瀑布”,并认为采取Bruce Normand在2015年攀登6124米峰和龙山时所用的路线、从巴王沟方向翻过来可能是更优的接近路线选择。[注11] 他们最终仍被连续不断的流雪击退。贡嘎的南壁看来是一个十分不稳定的壁面,随时都有岩石和冰雪坠落着。 ▲2018年考察路线图。供图/Paul Ramsden 综上所述,贡嘎的南壁看来有着一丝神秘的魅力——它风姿绰约的身影隐藏在木雅贡嘎两条北山脊的光芒身后,在贡嘎山域过去近百年的登山史中,每隔四十年才会悄无声息地在人们视野的角落浮现一次。这里会如Paul所说,蕴含着贡嘎山域乃至中国未来最具潜力的攀登路线吗? [注8] 此处标注本次整理时所使用的山峰识别码,用于应对部分山峰名在不同资料中的差异、及所指地形含糊的问题;亦用于文内检索。 [注9] 比较值得一读的如崇幄:“日韩贡嘎东北山脊路线历时18年的7次冲击”(含两部分),8264户外资料网,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M3BD8oRlLHdTp9NMh4IUSA [注10] AAJ 1981:313 [注11] BMC报告MEF-18-12。 二、SUNY-中山峰 ·共记录到攀登尝试次数6次(此峰因后期开发商业路线,故此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 ·登顶2次,总登顶人数5人 ·首登:1981年6月4日,瑞士苏黎世学术山岳会(Akademischer Alpen-club Zürich):Roman Boutellier、Gregor Dürrenberger、Franz Häflinger、Robi Spoerry ·路线:海螺沟-磨子沟粒雪盆-西山脊路线(1981年开辟)、磨子沟粒雪盆-南山脊路线(2020年开辟) ·已有独立攀登路线的卫峰:贡子峰=6735米峰(1次登顶、2人,1981年6月5日)、6218米峰(2次登顶、10人,1981年6月2日及3日)、6136米峰(1次登顶、7人,1981年6月2日)、6143米峰(1次登顶、7人,1981年6月2日)、6141米峰或6137米峰(尚不明确,可能1次登顶、3人,1981年6月4日) 中山峰的山体十分巨大,但空间位置使得属于它及其卫峰的攀登路线可以被很好地与外界路线隔离分析。这里以中山峰-贡嘎坳(低点5949m,据1982年中科院测高)为边界,将西侧的贡嘎主峰和东侧的中山峰及其卫峰区域分开,对东侧路线进行讨论。 1980年,瑞士苏黎世学术山岳会(AACZ)登山队在北京与中登协秘书长王富洲签约,获准在贡嘎山域攀登。协约的内容仅包括了贡嘎主峰和戴山(金银山);但这并没有能够约束其行动。次年,在全队抵达海螺沟扎营后,这支将成吨物资运上山的队伍忙不迭地在四周的山峰上适应起海拔来。首先便是二层山方向的两座五千米级山峰“Deer horn Mountain”和“Black triangle”(5月1日);随后,AACZ队伍的营地和攀登重心移到了海螺沟二号冰川上的戴山区域(将在戴山部分讨论)。六月初前后,AACZ队准备攀登贡嘎主峰。在海螺沟尾观察到主峰东北山脊状况不稳定后,通过攀爬一条700多米长的冰雪冲沟第一次上到了磨子沟粒雪盆。 AACZ队十分精明,他们这样做是有考虑的;因为他们清楚,磨子沟粒雪盆这个高台可以轻松地让他们抵达附近许多座6000米级的未登峰脚下,这些山峰朝向外围的一面(如中山峰面向燕子沟的壁面、南侧卫峰链面向海螺沟的一面)都陡峭险峻,但朝里面向磨子沟粒雪盆的一面几乎都是相对平缓的大冰雪坡。如此,他们在六月初不慌不忙地首登了海螺沟与磨子沟交界处的一系列小卫峰。 2017年以来,这四五座小卫峰组成的卫峰链再次进入了从磨子沟走上来的国内攀登者的视野;不少攀登者对这些山峰的名称与高程、攀登历史状况都提出了疑问。笔者当时曾据国家两次测绘结果、1981年瑞士队攀登报告[注12] 、照片作过还原,部分早先已公布在互联网并被传播和利用,现将原整理结果附下: ▲从磨子沟粒雪盆北侧观察其南卫峰链,以及AACZ队可能登顶的一些山峰和经过的路线;其中1号和2号峰攀登状况不确定,见表。中央的3号为其中最高峰(1982年测高6218米)。高立摄,Radium标注。 ▲1981年瑞士AACZ队自4号峰尖附近拍摄的6214米(1972年基本图标高),或6218米(1982年中科院测高)卫峰;注意图中攀登者的行进路线。来源:AACZ Jahresbericht 1980/81:15 随后,4日,中山峰被AACZ队从中山峰-6735米峰(后来于2010年命名为贡子峰)坳处的西山脊首登,在登顶中山峰的次日,其中两人又从坳口处的营地向西出发,首登“贡子峰”。 1981年,Stuart Hepburns率领的的英国中山峰考察队本来意在攀登这座当时贡嘎山域最高的未登峰,结果在他们做出发准备时得知中山峰被AACZ队捷足先登,领队Stuart因此颇为不快。但当时中登协认为,1981年中山峰的首登并没有取得许可,因此不算中登协认可的首登。他们给Stuart发邮件说,如果Stuart他们1982年来中国的时候能够登顶中山峰,那么中登协就会把他们的登顶认可为首登。但是Stuart则认为,攀登领域的首登就是首次登顶,这个事实并不是说官方机构认可就是、不认可就不是的。他说: 尽管我相信这最后一句话的用意是好的,但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在登山界的眼中,这座山峰已经被攀登过了,尽管没有得到许可。因此对于我们而言,它不再像瑞士人不合时宜地犯规以前那样、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目标。 As well meant as I am sure this final sentiment was, there was no getting away from the fact that in the eyes of the climbing world the peak had been ascended, albeit without permission, and was therefore no longer as attractive an objective as it had been to us prior to the untimely trespass by the Swiss.(MEF-82-00报告,第11页) 随后这支探险队调整目标,将攀登对象改到爱德嘉峰(E-Gongga),下节中将叙述这次探索。 2015年,有记录显示此年已经有户外徒步队伍从蔡阳村方向沿磨子沟北山脊开出的路线登至冰川附近欣赏雪山风景;2017年,自由之巅公司开始注意到这条从“四平沟”上磨子沟冰川盆的路线,并分别于2017年、2019年攀登中山峰主峰,但均未成功;2020年,阿卡姆登山探险公司的国内登山者高立沿这条路线,从峰顶部山体的西南侧成功完成主峰的第二次登顶,路线命名为“小丑”。 ▲中山峰及其下巨大的磨子沟冰川,磨西镇视角。磨子沟路线即自右侧的山体直上到冰川顶部的冰川盆、接近主峰。摄影/Radium [注12]笔者假定瑞士队是历史上唯一曾攀登过这些山峰的队伍。但事实上,在资料收集过程中笔者也听到过别的说法,提及2017年以前来此的探线者曾经攀登过磨子沟口的某座山峰,该峰或许在这其中,但这些说法似乎不足采信。 三、EDGA-爱德嘉峰 ·共记录到攀登尝试次数12次 ·登顶5次,总登顶人数10人,11人次(Tomas Franchini登顶两次) ·首登:2001年7月10日左右,韩国木浦大学山岳会(Mokpo University Alpine Club):金载明(김재명)、李永波(리용보) ·路线:南壁转(?)西南山脊(2001年开辟)、东壁转东南山脊(2010年开辟)、西壁直上或转西南山脊(2010-2017年开辟)、北壁转东北或西北山脊(2010年尝试) ·已有独立攀登路线的卫峰:5019米“小爱德嘉峰”(1次登顶、3人,2017年10月1日)、西南山脊卫峰链上的6130米峰(1次登顶、3人,2017年10月6日)、6134米峰(1次登顶、2人,2009年5月4日至13日)、其他低矮卫峰(尚无法辨别) 1981年的英国陆军登山队和1982年英国人Stuart Hepburns率领的“英国1982中山峰考察队(The China 1982 British Sunyatsen Expedition)”[注13] 率先考察了爱德嘉峰,并提到此峰“令人生畏(formidable)”。尽管从1981年陆军队的领队Henry Day那里听说爱德嘉峰北壁“特别棒(fantastic)”,但南门关沟突发的洪水冲断了1982年中山峰考察队进入南门关沟的希望;于是他们进了燕子沟,想从爱德嘉峰的南侧开展探索。结果,1982年这次在燕子沟的侦察让领队Stuart上来就否定了攀登东南巨大壁面的任何可能性:他们只能尝试从小南门关沟西侧相邻的另一沟谷中找路,攀上爱德嘉峰的南部山脊;攀登一步步持续到了5200米处,但是接下来的路段十分吓人,冰雪岩的稳定性很成问题;不远处即将触及的、爱德嘉峰的巨大南壁在他们看来更是可以用恐怖来形容。几人思考后,作出了下撤决定。 随后他们开始沿着燕子沟往西北方向探索,建立高营地并往爱德嘉峰的西面找路线攀登。他们的计划是通过6130米卫峰接近主峰,在6130米卫峰的西壁下修建ABC后开始往西山脊上推进。这次选择的路径是成功的,攀登顺利推进到了5350米处;爱德嘉峰6130米的卫峰、后来被意大利队称为“二十山”的那座山峰就在上方,他们至少有机会完成这座山峰的首登。然而这时高营地的食物开始短缺,于是两位攀登者撤回到下面的营地去获取补给。在低营地过夜后,天气转差、一层潮湿的新雪开始降下;于是他们知道,天气窗口已经错过了。等待几天后、8月16号下午,连日的降水导致低营地上方发生了一次山体滑坡;接下来的两三小时,燕子沟河开始汹涌地涨水,河水推着“卡车大小的巨石”从边上咆哮而下、几乎冲掉营地,英国队陷入恐慌;侥幸躲过这场灾难后,全队撤营离开燕子沟[注14] 。 2000年,金载明率韩国木浦大学山岳会登山队首次前来(同时也是为搜寻1998年滑坠的、吴从洛的遗体);他们尝试了爱德嘉峰的北壁(大抵是去了南门关沟),至5400米处撤回。2001年金载明第二次攀登爱德嘉峰并从南侧上西山脊完成首登。笔者尚未见到这一首登的详细报告,这或许与语言障碍有关,或许就没有原始详细报告(2009年俄罗斯组合曾提到,他们一度以为此山是未登峰)。由此金载明队的接近路线也并不明确:他们究竟是从南门关沟翻上了沟尾的粒雪盆,还是走了1982年英国队的路线、从燕子沟一侧登上的爱德嘉峰西山脊?对此,几份报告(如AAJ 2005:416-7)都提到韩国队是从南侧、也即燕子沟一侧上去的,但他们的路线和1982年英国队的尝试性路线是何关系?目前本文仍无法确切回答。 ▲爱德嘉峰顶。图片来源:金载明 2004年,英国Angela Benham、Chris Drinkwater、Titch Kavangh和Andrew Phillips再次挑战爱德嘉峰北壁,其本营扎在南门关沟3800米的冰舌末端,高营地修到了北壁脚下的对面;但是中间的冰川和恶劣的天气使得穿越冰川太过危险,几人放弃继续接近北壁,转而向北探索未登峰;而其营地的北侧上方即是——5910米的“鹊巴”峰东坡山体和“嘉子-'鹊巴’坳”中间的5630米小地形,4人将此峰当作了此行调整后的首要目标;注意,在他们的报告中,这两座山峰分别被称作“大邦瓦(Da Pangwa)”和“小邦瓦(Xiao Pangwa)”而非后来的“鹊巴”(AAJ 2005:416-7)。 五年后,爱德嘉峰东壁连续两年迎来挑战者;2009年,爱德嘉峰东壁下的小南门关沟内发生了众所皆知的爱德嘉峰山难。其中,准备攀登爱德嘉峰东壁的三名美国攀登者在小南门关沟内不幸遇难(Jonny Copp、Micah Dash、Wade Johnson)。 其实,比那支美国队早两天进沟尝试爱德嘉峰东壁的,还有俄罗斯的Mikhail Mikhailov和Alexander Ruchkin这个攀登组合;他们在小南门关沟等待多日,结果连绵的雨和雾使得他们连东壁的影子都没见到,更无所谓攀登了(这与美国队的经历一致)。5月初,两人离开小南门关沟,前往燕子沟深处另寻目标;此时,美国攀登者正在村民指引下进沟来。 改道进入燕子沟后,俄罗斯组合发现有很多山峰是能够看得清楚的、也很值得攀登,没必要再回去死磕爱德嘉东壁这个连看都看不见的地方,于是他们放弃原计划,在接下来的几天开始专攻爱德嘉西南山脊卫峰链上的6134米峰(国家基本图标高),在5月13日登顶并于其后不久撤离。(AAJ 2010:341)此时,美国队还在爱德嘉峰东壁下的营地无奈地等待着拨云见日;他们没有离开那个营地,直到5月20日晨,几人上去高营地收装备、准备撤离时,一场发生在头顶千余米的雪崩直接砸下来、掩埋了停留在沟尾的一切。 ▲从达多漫因峰顶看脚下的燕子沟尾及其沟尾北支区域,1930年海姆的探险曾探索此地;其后还有1966年的测绘队、1982年的英国中山峰探险和2009年的这支俄国组合,以及2011年的日本队。供图/阿左,标注/Radium 次年,大名鼎鼎的Bruce Normand和Kyle Dempster在2010年最终完成了爱德嘉东壁的攀登,伟大的攀登线路“The Rose of No Man’s Land”由此诞生。与此同时,在他们北侧一山相隔处、南门关沟内的爱德嘉峰北壁上,Vladimir Belousov率领的俄罗斯队伍在一个多月前刚从此处拔营、向西穿越去日乌且沟。在直接攀登南门关沟尾粒雪盆受阻后,他们完成了爱德嘉峰北壁通往北侧两条脊线的路径,但并未能够攀至峰顶。其中靠西侧的一组在登上西北山脊后直接降到了另一面、爱德嘉峰西壁下的粒雪盆上,这一组在此地考察后有了重要发现: 我们找到了一个更好的方法,决定2011年再来:通过日乌且峰和嘉子峰之间的山坳,到达(爱德嘉峰)西壁。 We decided to return in 2011, having figured out a much better approach to the west face, by passing through the col between Grosvenor and Jiazi.(AAJ 2012:341) 2011年秋季,这支俄国队再度前来,他们成功地攀越了日乌且-嘉子坳,来到南门关沟尾粒雪盆。队伍兵分两组,一组(Dmitry Paramonov、Denis Shushko)攀登日乌且峰东壁,而另一组(Vladimir Belousov、Alexander Novikov)尝试爱德嘉峰西壁。虽然前者在攀登日赶上了好天气,但是爱德嘉峰一组的攀登却因为接近路线较长而错过了天气窗口;在西壁的攀登中,大风吹雪最终迫使二人在整条路线(1200m)的三分之一(400m)处撤退。 ▲为攀登爱德嘉峰(垭口后远景山峰)提供许多便利的日乌且-嘉子坳,坳口低点海拔5660±20m(1972年基本图);它是贡嘎山域主脊线上的一处缺口,也是一个重要的攀登突破口(鉴于南门关沟尾通过性较差)。自1982年的美国队起,此处便常有攀登队伍前来探索。供图/欧阳凯Kyle Obermann 六年后的2017年,意大利人Tomas Franchini带队前来,他们从东坡进山;Tomas和另外两人(Matteo和Fabrizio)首先攀登了爱德嘉峰北东侧突入南门关沟的5019米卫峰(国家基本图标高,Tomas称其为“小爱德嘉峰”,并使用了5060米的海拔高程)西北侧的岩石面,取路线名为“生日快乐,托尼(Buon compleanno Toni)”;随后成功通过了南门关沟尾冰川处最难以通过的部分,全队抵达了南门关沟尾、爱德嘉峰西壁下的粒雪盆(AAEN 2017(15): 21)。 在此处(5250m)扎营后,Tomas、队友Francois和Emrik首先攀登了爱德嘉峰西山脊上、西壁正对面的6130米(国家基本图标高,Tomas称其为“二十山(Twenty Shan)”,也就是1982年英国队没能成功登顶的那座)小卫峰,推测此举一则是为适应海拔,二是为攀爬西壁观察路线,三则是为攀爬西山脊开辟路线。在小卫峰的攀登中观察好西壁路线后,Tomas在夜间独自出发,在月光下攀登西壁,早晨6时15分登顶爱德嘉峰;路线命名为“The Moon’s Power”。 Tomas在回到营地后度过了几天的休息日,期间他的队友们在周围开辟了不少岩石和冰雪线路,先后攀登了附近的9座小卫峰、也开出了大量线路(其中大多数笔者尚不能确定位置,但肯定在南门关沟尾粒雪盆的周边),并给这些山起了许多意大利名字。 他们攀登的主题和压轴好戏仍然是爱德嘉峰。在休息日结束后,他们开始了对爱德嘉峰的两次尝试,但均告失败(东山脊抵达5840米处,西北山脊的攀登则止步于6450米处)。意大利队所尝试的东山脊路线的起点,在5013米的“小爱德嘉峰”与爱德嘉主峰之间的坳口处,因此接近路线也与5013米峰在底部有一部分共享;上到山脊后,路线沿两峰相接的山脊继续向上到5840米处中止。而2017年的西北山脊路线起步于西壁左下,上攀至西北山脊后沿棱线向上,陆续穿过脊线上的三个岩柱形地貌并与俄国队2010年到达5900米的路线交叉后,继续向上攀至靠近顶部的6450米处,随后路段雪况不稳,三人撤回。不过,他们的高点已经非常接近不久前“The Moon’s Power”登上西北山脊的地点。 最后,我们决定尝试我们的计划。我、马泰奥和法布里齐奥尝试了爱德嘉峰的东山脊;弗朗索瓦、埃姆里克和弗拉切斯科尝试了西北山脊。 Finally we decided to try our project, me, Matteo and Fabrizio attempted the east ridge of Mt. Edgar and Francois, Emrik and Fracesco tryed the North-West ridge.(AAEN 2017(15):21) 在如此的好天气周期下,两条路都难以探通,可见爱德嘉峰棱线上部地形之复杂凶险。意大利队再次集中于西壁南侧、以及西南山脊这条相对可靠和保守的传统路线。Tomas、Francois和Matteo从西壁南侧攀爬直上西南山脊(路线命名为“Colpo Finale”),而队友Emrik, Francesco and Fabrizio则从西南山脊的低点处沿韩国队曾经攀登过的山脊向顶峰冲击。10月25日,两个组的6人同时到顶,完成了爱德嘉峰的第4、第5次登顶。 意大利队的这次南门关沟攀登活动总共完成了对爱德嘉峰的3次登顶,登顶7人次(Tomas Franchini登顶两次)。此后至今,爱德嘉峰未再见有更新的攀登记录。 ▲达多漫因峰的顶部是极少数能同时看到爱德嘉峰各壁面多条登顶线路的位置。注意图中并没有标出尚未考证出的、英国队在1982年攀登6130米卫峰的路线,尽管它就在图中的下半部区域。供图:阿左,Radium标注 四、MTAI-戴山 ·共记录到攀登尝试次数7次(此峰因后期开发商业路线,故此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 ·登顶2次,总登顶人数6人 ·首登:1981年5月20日,瑞士苏黎世学术山岳会(Akademischer Alpen-club Zürich):Roman Boutellier, Gregor Dürrenberger, Franz Häflinger, Robi Spoerry ·路线:海螺沟二号冰川转北山脊(1981年开辟)、海螺沟三号冰川转北山脊(2005年尝试)、东山脊直上(2006年尝试)、 子干沟-南坡路线(2018年开辟) ·已有独立攀登路线的卫峰:主峰南侧有一卫峰或假顶(2018年首见登顶报告) 1981年5月初,瑞士AACZ队分成了两组,一组负责寻找穿过海螺沟大冰瀑的路,另一组则向西攀登戴山(金银山)。对戴山的攀登持续了整整两周时间,物资营地设在海螺沟二号冰川上。此地也是一个十字路口位置:三连峰北峰向东突出的东山脊向南朝这里拐来,使得自此处攀上这条山脊成了相对容易实现的事。从5月初到13日,两支队伍先后沿此山脊上攀到5030米和5200米处。5月20日,经过艰难的攀登,AACZ队经戴山-三连峰坳转上戴山北山脊、也即木雅贡嘎延伸下来的东南脊线登顶戴山(金银山),一路冰川非常破碎、攀爬困难。 2005-2007年,中韩(釜山大学)联合攀登队曾尝试攀登戴山,在山体东侧开展线路侦察和尝试,但未见报告及其他详述。2006年,中国攀登者彭晓龙曾再次尝试此山东北壁(路线命名为“巨鸟”),但止步于5900米处,他同时也在中韩联合攀登中任中方队长;顾铭也重复了这一侧韩国队未探通的东山脊线路,上述两线关系不明确。 2018年,国内攀登者张洪明、张少超开辟子干沟路线,从南侧登顶、并开发商业线路。此后攀登尝试和登顶记录难详。 我们的口号是: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金山银山不如攀登金银山。 登顶金银山就有金山银山,哈哈。 (逍遥客户外探险:《贡嘎之南,一座被遗忘的卫峰,6410米金银山首登游记攻略,更新中。。。》,8264户外资料网) ▲戴山(金银山),海螺沟视角。1981年AACZ队沿右侧山脊登顶。摄影/Radium 五、 CHNN/CHUN/CHUC/CHUS/CHSS 朱山和三连峰区域 朱山主峰尚未登顶的信息可能会使一些读者心情激动。但需要注明的是,朱山本身不是一座山,而是五座山尖的统称(其中没有峰尖的突起度能够超过135米、即山峰整体高度的约2.1%);此山在地形学意义上全不成立,但在探险和攀登史角度却不得不作辨识和梳理。所以在我的整理方案中,朱山名下包括了五个山峰识别码、也即五座可以识别的山峰。 给这座山峰下定义的唯一公开资料来自于1930年命名时的资料,然而这份资料讲得也并不明确,这使得朱山的指称从来是个问题。[注15] 我在之前的文章(《为贡嘎正名》,前引)中对此做过考证,并提出了一个我认为最合理的划分方案,即:①北以龙山南侧的6361米坳口低点(1982年测高数据,见《贡嘎山冰川图》,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年)和戴山(金银山)北侧与三连峰东南峰之间的5603米坳口低点(1982年测高数据,前揭;此坳也是1981年瑞士队攀登戴山时登上戴山北山脊并设营处)为朱山山体的南北界限。[注16] ②在此区域识别出五座山尖,自北向南分别是(高程均自1982年中科院测高数据):朱山北卫峰(CHNN,6466m)、朱山(CHUN,6483m,地形意义上的主峰)、三连峰北峰(CHUC,6361m),三连峰中央峰(CHUS,6335m)和三连峰东南峰(CHSS,未见科学测量数据,2015年波兰队在顶峰使用手持GPS测得高程6250m,此数字在1982年测高及1972年基本图等高线给出的上下限范围内)。 由此,这三次攀登,攀登的也是不同的峰。对此山的第一次近距离探索的发生早在1932年:攀登主峰木雅贡嘎的西康探险队曾借道朱山西南坡山体,前往朱山西南山脊拍摄木雅贡嘎南壁。此时攀登者已能登至朱山西南山脊6100米处,故此次考察已涉足高海拔冰雪区域,不可不计入。 ▲贡嘎山域南部山峰识别和划分方案,最初来自笔者对原始资料的阅读;详参拙文《为贡嘎正名》。 1981年瑞士队在五月上旬到五月末沿着三连峰北峰东山脊发起的三次冲击也被我列入了对此山的尝试之中。因此山脊明显属于朱山山体。但需要注意的是,瑞士队此次攀爬的三个小地形目前仍无法做到完全还原;他们自称到达的最高点为5800米,但空间位置上该地的卫峰仅高5445.7米(1982年测高)。我认为首先,5445.7米的卫峰应已被其登顶;但登临高点的海拔高程似乎有虚标的嫌疑。1981年GPS系统还未组网完成,所以他们获知海拔高程的方式当然值得质疑。 ▲三连峰北峰下5445.7米卫峰上部地貌;该卫峰似乎在照片右下,图中不可见。摄影/Radium 另两次攀登发生于2014-2015年。2014年,为国内攀登界所熟知的Bruce Normand和Marcos Costa搭档攀登了朱山峰群最北端的朱山北卫峰(CHNN);他们以手持GPS测高为准,将此山记录为6460米峰(AAJ 2015:348),此数字实际略低于中科院准确测高。 2015年11月上旬,波兰攀登者Rafal Zajac、Marcin Rutkowski、Wojciech Ryczer的三人组合从海螺沟方向攀登了最南侧的三连峰东南峰,完成路线“Hard Camping”。这是贡嘎山域一次比较重要和有水平的攀登成就,因海螺沟方向的壁面和冰川非常破碎和不稳定,从这一侧发起攀登向来困难;而三连峰到龙山一线陡峭的东壁面更是难上加难。接近路线同样不太平,这支队伍在接近路线部分与1981年瑞士AACZ队攀登戴山的路线重合,穿越海螺沟二号冰川;而据瑞士队攀登报告,二号冰川上明暗裂缝纵横、地形复杂,找到一条安全穿过的路线很难;即便是他们这样强悍的队伍,也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体力用于寻路。波兰队登顶后,沿山脊走到了三连峰南峰和三连峰中央峰之间的坳口处才开始下降,并未沿原路下撤。 2015年的攀登报告也凸显了一个问题,即朱山区域山峰划分、识别和命名自此年开始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篇报告的末尾,AAJ的编辑加了一条极长的注释,向读者解释三连峰、朱山与其他名称的关系、以及此处的山峰识别问题(AAJ 2015:359以下)。这条注释对笔者决心着手考证这一话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连峰的三座峰尖,海螺沟视角。Radium摄 [注15]A. Heim, Minya Gongkar, Berlin: Hans Huber Verlag, 1933. [注16]注意此说在地形学意义上仍有一悬而未决的麻烦:朱山与三连峰北峰之间的垭口(6245米,1982年中科院测高)显著低于此山体与龙山之间的垭口(6361米)。这使得此五座峰实际无法在地形学意义上被认定为同一座山。但这是1930年考察测绘中遗留的问题,这一划分方案仍旧符合海姆最初的研究成果。 六、 LANG-郎格漫因峰 贡嘎山域的中部脊线,从勒多漫因宽大的南坡直到木雅贡嘎的引山梁和那玛峰北侧的山坳一带似乎从来都是整个山域的冷门地区;而这一区域在东坡一侧恰好对应了整个燕子沟的沟尾。接近性逊于北部的日乌且沟、南部的贡嘎沟和巴王沟可能是攀登者少的一条重要原因:从东坡看,燕子沟尾也同样需要数日的徒步才能抵达。 此山唯二的登顶者,Sean Waters和Jorian Kippax原本的2004年攀登计划设在念青唐古拉山东段,结果当年有人在藏东地区非法攀登,使得相关部门收紧管控、二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取得的攀登许可在登机前往拉萨前的最后时刻也被收回,只得改道贡嘎山域。在郎格漫因峰的西山脊上,两个人边攀登还在边咒骂着此事。他们的目标——达多漫因和郎格漫因峰对二人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山峰,他们只知道,这是两座未登峰。没有照片,只有登协提供的地图影印件。二人在浓雾中沿着一条溪流上行,只能盼着没找错路。(NZAJ 2005:63) 根据他们的报告,郎格漫因西山脊上的雪况似乎远逊于达多漫因西山脊的:两人在这条山脊上探路、运送物资、适应海拔,一共上上下下了九天,在爬坡时每一步都饱受雪况和高反的阻挠。粗喘和咒骂成了整个登顶过程的背景音。在咒骂声中天气也对他们恩威并施,两人从山脊下撤时被雷击中,吓得赶紧丢掉金属装备。下到营地时,二人遇见玉龙西牧民尼玛(Nima)和其他一些牧民,尼玛看他们从山上下来,颇有兴致地问他们看见啥没有——他说70年前有个猎人穿越过达多漫因和郎格漫因之间的坳口,在那边发现了一个桃花源,赶紧回来叫上全家一块去,结果再回去时天神堵上了这个垭口。 当被问到是否享受游览北京的时光时,尼玛往远处看了一会儿,然后答道:“我很赞赏那里的种种便利,但我在那儿看到的每个人似乎都不开心。” When asked if he enjoyed his time in Beijing, Nima had looked into the distance for a time before replying 'I appreciated the convenience of things, but no-one I saw there seemed happy in their hearts.’ (NZAJ 2005:65) 2012年,中国攀登者、蜀山探险的彭晓龙曾尝试此山的北山脊路线,遗憾止步5600米处;具体路线不明确。这次攀登与其2010年对达多漫因峰南壁的探索位置相近,很可能共享了相同的接近路线和营地。 七、 NOCH-那玛峰 和贡嘎山域许多山峰(如木雅贡嘎、嘉子峰、日乌且峰)一样,那玛峰是一座拥有着“X”形的四条山脊的锥状角峰,其中东北山脊和西南山脊构成了结构的主轴线。根据笔者的整理,此线以东的那玛峰山体上路线密密麻麻,仅仅是统计到的6次有代表性的攀登尝试中,东南坡的每一条小山脊和沟壑就几乎都被攀登路线覆盖了。但这些路线最终都要汇合到那玛峰颇具特色的东南山脊上,借由这条山脊顶部的冰帽完成最后一段冰雪地形的攀登到顶。多数人之所以选择这条路,除了开辟较早、接近性好之外,大概也离不了风景的因素。在晴好的天气,整条攀登路线随处回望即是木雅贡嘎的巨大山体,脚下那玛峰本身的风韵倒成了陪衬。 1930年,中山大学川边调查团报告中曾经提到他们登至5300米处,这远低于他们对那玛峰的测高——5800米;这个攀爬高度还被1957年的登山队员拿出来笑话了一番。早期贡嘎沟探险的一条常用路线并非沿贡巴冰川进沟,而是从贡嘎寺上后山,沿着寺后的山脊上行;沿着这条颇为温柔的山脊走,地形和视野俱佳:著名的约瑟夫·洛克就是在这条山脊上拍摄了他那张同样著名的木雅贡嘎照片。而假如地形、时间和天气都允许,跟随着这条山脊一直向前,它就会转变成那玛峰的西南山脊。我一直怀疑,是否洛克、海姆和伟大摄影师庄学本在1938年川边建设运动时的探险已经涉足了那玛峰顶的近前;但那玛峰西南山脊的最后一段地形如何?遇到永久冰雪地形他们如何通过?这都使我认为,早期探险并没有登顶那玛峰。 1982年的这支美国队的主要成就其实并不在那玛峰,而在于完成了木雅贡嘎的第四次登顶;此举对于他们更要紧的意义在于,美国队在五十年后复刻了他们的贡嘎首登成就(AAJ 1983:40-7)。对那玛峰和北侧5614米峰(国家基本图标高,此队报告中称“贡巴峰”Mt. Gomba)的攀登放在了从主峰下撤之后、最终撤营前夕的10月8号到12号;期间每座山峰都迎来了两批次登顶,其中5614米峰(“贡巴峰”)于10月10号和12号的两批登顶(南山脊路线)是此峰目前所见3条攀登记录中的2条。[注17]巧合的是,第三条记录也来自一支主峰攀登队伍,即2002年完成木雅贡嘎第八次登顶的、登顶者安托万(Antoine)所属的那支法国GMHM(Groupe Militaire de Haute Montagne)队,其中,那玛峰登顶者Laurent Miston从峰顶乘滑翔伞回到大本营(AAJ 2003:406-7),实现了不少人(比如笔者)下撤时内心最大的愿望和幻想。总而言之,撇开后期的商业开发不谈,在攀登史上,这两座小峰的登顶都和主峰攀登密切相关,常成为给远道而来的攀登者的“买一赠一”。 ▲在两层云中间,远处是年波贡嘎,康华、苏荣钦、杨波三个人,感觉滑行在云端。滑行者/杨波 摄影/康华 那玛峰在1982-2002年之间的攀登记录仅比5614米峰多出一条,此条即长久以来户外资料上流传的“那玛峰首登”:德国比勒菲尔德夫妇(旧译“比利夫妇”,Hartmut Bielefeldt和Claudia Bäumler)攀登主峰遭遇坏天气周期,便探索了那玛峰附近山域并完成登顶。此报告有小毛驴前辈中译《高云双影》详述,此不再过多复述。不过,这一时期是否还有其他登顶未见诸公开报告?我认为是很可能的。比如2006年5月“八千里户外”公司登顶并较早地开辟商业线路,以及后来2012年5至6月康华、苏荣钦、杨波的登顶和滑雪下撤。我于2015年独自前往考察时首次得知那玛峰开发商业攀登和高校登山的信息(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大地社),可能是最早来到贡嘎山域的高校登山队伍(最近一次是2021年,北大山鹰社攀登勒多漫因)。 2018年,领攀公司的攀登者华枫、阿楚在带高校登山的间隔,于那玛峰南坡上开辟线路“毕业”;这是整理所见第一条未利用东南山脊的线路。 ▲那玛峰、右侧郎格漫因的雪塔与背后被阳光照亮的达多漫因,子梅垭口视角。Radium摄 [注17]登顶者墨菲在美国撰有文学专著:Joseph E. Murphy, Adventure Beyond the Clouds, Minneapolis: Dillon Press, 1986,对此次攀登细节有兴趣者建议阅读。 八、 DADD/DADE/DADW-达多漫因峰 达多漫因峰的故事,大体上需要接着郎格漫因峰的讲。2004年10月20日,新西兰组合完成郎格漫因峰攀登后,按计划将营地移至达多漫因峰北侧的沟中。他们对达多漫因的攀登较郎格漫因似乎轻松一些,不久便沿西山脊登至顶峰附近,从肩部绕过稍矮的西峰,登顶了与西峰以一鞍部相隔的中峰。 达多漫因的顶部结构,向来是令一些雪山爱好者感到疑惑的问题。如新西兰队所述,这座山峰的顶部“和所有的高点一样,都是个弱不禁风的檐”。达多漫因顶端是一条500米长、东西走向的直线山脊,山脊西部凹下80米,与西峰的雪塔相隔。在这条脊线上很难确定最高点;或许,冰雪和地质变动也经常造成最高点的变化。笔者曾于2017年重大登协科考时从雅哈垭口观察,见到脊线上有四个高点;当时我标号为1-4号高点,并查阅了资料:首先,达多漫因传统的6380米测高(国家基本图标高)的确标注在与西峰一坳之隔的4号高地(即中峰)上,所以,6380米高程属于中峰。有趣的是,1982年中科院的更详细测高数字在出版地形图上被装饰物遮挡而略去了,能见到的仅有西峰和东峰高度,标高分别为6287.5米(西峰)和6367米(东峰)。 ▲雅哈垭口视角的达多漫因顶端各高点、水平位置及西峰顶视角。Radium、阿左摄,Radium标注 综上,笔者认为中峰是达多漫因最高点的说法,相对其他说法是有明确依据的。尴尬的是,2011年日本队登顶的似乎并不是这座山尖,这给整理工作带来了一丝麻烦。不过笔者仍然认为日本队登顶了达多漫因:①东峰的高程与中峰几乎相同,相差在20米以下;②从东峰到中峰沿顶峰山脊行走500米,对于专业攀登者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注18] 在2004年和2011年的两次登顶之间,据说2008年还有韩国朴英硕队在东壁下的探索;以及2010年国内攀登者、蜀山探险公司的彭晓龙和廖家序对南壁的尝试(止步于5580米,其另一份报告中写到止步于5700米)。这也是唯一往达多漫因峰和郎格漫因峰间山谷深处进行探索的记录。 2020年,中国攀登者阿左、Ken、杨小华首次由北壁直上,登顶达多漫因西峰;路线“再见快乐”;这一直上线路在2021年被评为金犀牛中国最佳攀登成就。 [注18]只是,这样计算似乎又对1982年到达距离嘉子峰北顶仅40米处的、美国队的Stutzman和Williams不太公平。 九、 REDD-勒多漫因峰 勒多漫因峰的几位首登者大概是贡嘎山域所有攀登者中最年轻的之一:1999年的攀登队中包含了11名队员,除了有3名事务性人员陪同外,8名都是学习院大学的本科生。在首登者中,除领队Tanahashi是校领导(university leader)以外,Ogawa和Tashiro也都是本科生。大学生组织挑战攀登新成就、紧密的团队合作和校方的全力支持,这与国内高校社团近年来面对的状况差异相当大。 首登的线路细节有两点需注意:一是日本队上勒多漫因峰西山脊的BC位置在南侧的莫溪沟尾,而非北侧的日乌且沟尾。二是,登上西山脊处(即C1位置)的海拔高度在较低的5150米。这是首登路线区别于后期西山脊路线的两大特征(AAJ 2000:388-9)。相较之下,2009年勒峰的登顶采取的路线是从日乌且沟方向攀登、在5200米处登上西山脊的(AAJ 2011:347)。而第三条西山脊路线、2011年略早于自由之魂组合登顶的国内组合苏荣钦、彭晓龙、刘洋开辟的“鳄鱼脊线”线路则更高一些,他们在底端从日乌且沟方向攀爬了西山脊北坡的一个壁面,并在5400米处才登上西山脊。[注19]在完成攀登后,他们从北壁直接下降。 在他们之后一个月,国内著名的自由之魂组合(周鹏、严冬冬)完成了北壁的首条直上线路“纪念陈家慧(Remember Chris)”,在此次攀登的报告《自由之舞:“自由之魂”组合2011年10月贡嘎山域攀登报告》(《户外探险》2011(12):140-6)中,提到了去年2月Bruce Normand、Chris Chan与严冬冬在勒多漫因北壁的未成功尝试,这也是“纪念陈家慧(Remember Chris)”得名的原因。 一般资料认为,勒多漫因的第二次登顶是2009年Jimmy Chin等人完成的那次、滑雪下山的攀登;但AAJ的编辑对此有所注释(AAJ 2011:347),其实第二次登顶发生在2006年10月4日,美国AAI(American Alpine Institute)队的Aidan Loehr、Bill Filimore、Colin Overy三人沿传统路线登顶此山。AAI队和领队Aidan Loehr的名字此时还名不见经传,但两年后,此人会再度来到贡嘎山域、成为5960米峰(“多戈隆巴峰”)的首登者。 七年后,2018年,国内攀登者张东豪、南旭龙在“纪念陈家慧”东侧不远处完成一条新的北壁直上线路“高中毕业”;此后没有新的线路见诸报告。2020年左右,勒多漫因峰西山脊传统路线开始走向商业化开发;2021年,北大山鹰社沿传统路线完成登顶。 2018年,国内攀登者罗喆、黄颖试攀一小地形(国家基本图等高线标示5520-5600米,其称之为“小勒多漫因峰”)成功,此雪包在勒多漫因北侧山脊上,并不显著突出。川登协颁发的登顶证书上认为此即5616米地形特征点,但经笔者比对基本确认是地形图读图时发生了误认,实际攀登的高点在基本图上5616米点的南侧约650米、山脊略向西(5616米特征点处则向东)突出处。 ▲勒多漫因峰路线图(上日乌且视角)。Radium摄及标注 [注19]见《国人首登勒多漫因峰 开辟新线路“鳄鱼脊线”》(8264户外资料网帖),网址:https://www.8264.com/viewnews-69844-page-1.html 十、 RIUC-日乌且峰 贡嘎山域在外国攀登者那里似乎向来是青藏地区山峰攀登申请受阻后的备用区域,那些攀登计划的夭折和四川相对开放的许可环境反而成就了贡嘎山域攀登活动的繁荣。日乌且峰的首登便是一次卓木拉日康的攀登因军演而未能获准的结果。 由此,2003年的日乌且峰西壁下空前地热闹。两支队伍的三个攀登组先后来到此地、跃跃欲试。春季,著名登山家米克·福勒(Mick Fowler)的西壁攀登队分两组对壁面进行尝试,一组(Neil McAdie, Simon Nadin)攀登西壁南侧的壁面,尝试寻找登上西北山脊的路线;而另一组(Mick Fowler, Andy Cave)集中在引人注目的中央沟槽。但两组都憾未成功;他们均中止在了各自路线的中点附近。 不过南组的尝试为英国人Roger Payne, Julie-Ann Clyma在秋季对西南山脊的二次冲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两位后来者没有继续重复McAdie和Nadin此前攀爬的雪槽,而是转而尝试了更靠南侧更接近坳口处的一道槽,最终成功翻上西南山脊、并沿山脊上行完成首登;登顶后自东北脊附近向东侧下撤。 日乌且峰西壁良好的接近性和漂亮的中央槽,自2003年首次尝试以来就始终是此峰的一大闪光点。2009年,韩国安志英(Ann Chi-young)队又来尝试开辟中央槽路线,但也并未能突破米克福勒一组达到的高点。次年,著名攀登者Bruce Normand和搭档Kyle Dempster及其团队在为爱德嘉峰东壁“The Rose of No Man’s Land”路线做准备、适应海拔时来到日乌且峰尝试中央槽直上,最终取得成功。与他们一同尝试的还有法国登山者Christian Trommsdorff和Jean Annequin的另一组,但憾未登顶。 次年秋天(2011年),日乌且西壁营地依旧热闹[注20]:上年在南门关沟攀爬爱德嘉峰北壁、吃到了沟尾冰川瀑布苦头的俄国攀登者Vladimir Belousov和Alexander Novikov带领的俄国队在休整一年之后绕到这一边;如前所述,他们想通过日乌且峰和嘉子峰之间的坳口,以这条相对容易的路线抵达南门关沟尾粒雪盆、接触到爱德嘉峰西壁的下部;于是,他们把营地直接扎到了日乌且-嘉子坳底,开始往坳口修路。与此同时,美国攀登者Chris Gibisch和Jeff Shapiro正在西壁面上挂着;他们在顶峰附近露宿一夜后,于10月27日登顶,完成西壁直上路线“Black Wolves and Blue Poppies”并从东壁下降;这天,中国的“自由之魂”团队正享受着开始攀登小贡嘎前的本营休息日、在勒多漫因下年轻的冰碛湖上划船: 27日的天气一般,湖面上刮着风,不过浪并不大。虽然手湿了很冷,虽然湖面小到几分钟就可以划一圈回来,虽然短柄的白木桨跟充气艇的宽船舷有点不搭配,但是像这样的划艇经历还是爽到难以用语言形容。(严冬冬:“自由之舞:'自由之魂’组合2011年10月贡嘎山域攀登报告”,《户外探险》2011(1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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