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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护国战争结束，滇系军阀形成，到1920年的几年间，是滇系军阀的扩张时期，也是它的极盛时期。虽然在1917年的川滇、川黔成都巷战中，滇军暂时受到挫折，但它随后就又以“靖国”之名，进一步向四川扩张。  张勋复辟时，唐继尧于1917年7月3日发出讨逆通电。他甚至表示，为了讨逆，“愿负弩矢，以为前驱”。然而，当孙中山决心反对假共和，维护真共和，准备开展护法运动时，唐继尧却采取了对孙中山“暂虚与委蛇，以敷衍中央”的态度。当驻粤滇军第三师师长张开儒7月14日在广州公开发表拥护护法通电时，唐继尧就很不以为然，在收到张开儒的通电后批道：“该师通电，言太激烈，有损无益。”这时，唐继尧不仅控制了滇、黔，而且其势力已达到川、粤。他自恃实力强大，既以“西南领袖”、“东大陆主人”自居，又把眼睛盯着总统宝座，哪里还愿意屈居于孙中山领导下进行护法战争呢！ 然而形势逼人。一方面两广在1917年6月20日通电暂行“自主”，孙中山又于7月17日抵达广州，宣传护法宗旨，准备进行护法斗争；另一方面，唐继尧也想利用护法时机，进一步向四川扩张，以称霸西南。就在孙中山到达广州的同一日（7月17日），唐继尧首先发出通电，不承认段祺瑞内阁的合法地位，随后又多次发出通电，反对段祺瑞内阁，声明：“决心自主，不认非法内阁之命令。”“谨奉告全国，自复辟事起以后，合法内阁未成立以前，所有非法内阁一切命令，概视为无效。” 8月11日，唐继尧连发两电，正式宣布“护法”。他宣称护法的四点纲领是：“一、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当然由副总统代行职权。惟故障既去，总统仍应复职。否则应向国会辞职，照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一项办理。二、国会非法解散，不能认为有效，应即召集开会。三、国务员非经提交国会同意，由总统正式任命，不能认为适法。四、称兵抗命之祸首，应照内乱罪按律科办，以彰国纪。凡此四义，一以约法为依归，不能意为出入。”  不过，唐继尧的“护法”，却采取了自立门户、别树一帜的办法，打出了“靖国”的旗号。孙中山领导的是“护法战争”，而唐继尧参与的却是“靖国战争”。所谓“靖国”，乃是“涵有别种在外滇军之意，非仅因护法之故”。关于这一点，唐继尧1917年10月8日在致梁启超的一份密电中，曾加以说明：“真日之宣言，实欲维正义……非与激烈分子为和声。”他所谓的“激烈分子”，显然是指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人而言的。因此，打着“靖国”旗号的“护法”，虽然壮大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的声势，却掩饰不了唐继尧利用“护法”之名进行扩张的实质。后来唐继尧拒绝就任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广州军政府的元帅职，正是这种实质的反映。唐继尧对此也作了绝妙的解释：“中山举动本嫌唐突，惟既已发表，似勿庸积极反对。有彼在，亦有一种助力，将来取消，亦得一番交换利益。” 为了“靖国”，唐继尧将滇军改组为“靖国军”，自任总司令，下属六个军，分别以顾品珍、赵又新、庾恩旸、黄毓成、张开儒、方声涛为靖国第一、二、三、四、五、六军总司令，准备大举入川。稍后，他又将四川汉军张熙部改编为第七军，新编叶荃第八军，加上黔军王文华第一师，共七十多个营，总兵力约四万人，号称“滇黔靖国联军”，唐自封为“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决定“全力定川，川局既定，再图第二步之发展”。为此，他在给孙中山并各界的函件中声明：“尧是决心亲督三军，长驱北上。第川事于中作梗，不先戡定，终难免内顾之忧。”11月14日，唐继尧以川军刘存厚阻碍滇军为名，率滇黔联军誓师出发，并将联军总司令部驻扎于贵州毕节，指挥滇黔军向川军刘存厚等部发动进攻。 在这次战争中，滇军最初失利，不仅丧失了川中盆地，川南也未能保住，直退到川滇、川黔边境的盐津、镇雄、叙永等地。11月以后，战事起了变化。滇军顾品珍部由泸州东下，联合黔军王文华部成功地突袭了重庆，北洋派的四川查办使吴光新和四川督军周道刚于12月3日撤出重庆。吴光新部一直退到湘、鄂，周道刚败走永川。12月4日，滇黔联军进入重庆，旋即向川南进击，并于14日占领泸州。 12月8日，北京政府发表刘存厚为四川督军，张澜为四川省长。刘存厚受任督军后，在成都号令川军第一、二、三师重新部署，以对付滇黔联军的进攻。 12月21日，川军熊克武通电加入靖国联军，推唐继尧为“川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这样，军事形势又进一步发生变化。虽然在川东南的战斗（东路）互有进退，呈胶着状态，但川中和川西（中路与北路）的联军却取得了比较迅速的进展。1918年2月16日，刘存厚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宣言与西南各省一致护法，以图缓和局势。但是，这时刘存厚在政治上十分孤立，军事上处于劣势，内部又不稳，所部纷纷脱离其控制，因而不得已于2月19日与省长张澜、川军钟体道师、田颂尧旅、赖心辉旅等部撤出成都，一直败退到陕南汉中地区。到2月20日，“川滇黔靖国联军”所属的纵队司令吕超、黔军司令袁祖铭及四川靖国军萧德明等部先后进入成都。至此，唐继尧以控制四川为目标的“靖国”战争就基本上结束了。  唐继尧控制了川、滇、黔三省，声势显赫，更加飞扬跋扈。2月25日，他不经广州军政府同意，以“联军总司令”名义以电报直接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并促其速赴成都就职（4月，孙中山才补任熊克武为四川督军）。三四月间，他借援鄂、援陕名义，又连续任命八个总司令，即以黄复生、叶荃、王文华、顾品珍为援鄂第一、二、三、四各路总司令，以石青阳、颜德基、李国定、丁泽煦为援陕第一、二、三、四各路总司令。此外，他还安插王文华为重庆镇守使，赵又新为四川军务会办，顾品珍为叙泸镇守使，叶荃为夔万镇守使等。 唐继尧为了牢固地控制四川，并进一步向陕西、湖北扩张，便以商讨北伐为名，决定于1918年9月在重庆召开川、滇、黔、鄂、豫五省联军会议，并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职。出席会议的有：四川的督军熊克武、省长杨庶堪以及黄复生、石青阳、颜德基、卢师谛各司令，云南方面的滇军军长顾品珍、赵又新，贵州方面的黔军总司令王文华，湖北方面的鄂军总司令黎天才，河南方面的豫军总司令王天纵等。 唐继尧于9月10日从贵州毕节到达重庆南面的綦江，逗留一周之久，一方面故意冷落与会的各军将领，以显示“联帅”的威风，另一方面趁此时机联络各方，分化收买川军，直到9月17日，他才在前呼后拥、戒备森严的情况下到达重庆。这一天，重庆全城戒严，所有各码头的渡船均勒令停靠对岸海棠溪。自太平门到学院衙门行辕，沿途断绝交通，每一铺户站一武装哨兵。沿街商铺及楼上窗户，一律勒令关闭。唐抵海棠溪，鸣礼炮二十一响。乘坐借来的美军摩托艇渡江，经太平门入城，仪仗甚盛，前列为护卫骑兵，次为御用的“佽飞军”，头戴钢盔，身背十响枪，手持方天画戟，俨然是帝王出巡的仪仗；再次为掌旗官，乘高头骏马，手掌杏黄滚金丝穗帅旗上绣斗大的一个“唐”字。后面接着才是唐乘坐的八抬绿呢大轿，轿内放着绣龙金黄褥靠垫，轿后为唐的坐骑黄骠马，紫金鞍。殿后是其护卫大队长龙云率领的护卫大队。他入城后，即乘其黄骠座马，足登金镫，浩浩荡荡，威风凛凛，进入行辕。他到达重庆后，竟然宣称“今日省界二字，本不值识者一笑”，意思就是要打破省界来兼并四川。而这时已排斥了孙中山的广州军政府也对唐吹捧备至，居然说是“西南半壁，付托得人”。 在重庆联军会议上，唐继尧抛出了早先7月在贵州毕节草拟的以“准备北伐案”为题的所谓《川滇黔三省同盟计划书》。他和贵州督军刘显世已在这个同盟书上签了字，现在就等四川督军熊克武签字，同盟即告成立。这个同盟书的内容大体上可归纳为五点。第一，四川兵工厂作北伐军械弹补充，归联军管辖支配，实即全归滇、黔军所有。第二，造币厂亦归联军管辖支配。第三，四川全省的厘税，包括盐税、关税、酒税等，作北伐军军饷的补充，实即是作滇、黔军军饷。第四，资中、资阳、简阳、叙府、泸州、重庆、万县及自流井、荣县、威远和会理、宁远、酉阳、秀山各属，凡川东南财富之区，悉作滇、黔军防地，仅以面积计算，已占当时全省的三分之二。第五，上述各项由联帅总部在重庆特设机构主持办理。唐继尧拿出同盟书，逼迫熊克武签字。熊深感事情重大，一签字就等于正式承认把四川划入云南的势力范围，因而表示无权处理，拒绝签字，并说：“北伐我完全赞同，出兵出款，四川应该尽力所及，兵工厂也应该尽量供给械弹，但全省厘税和兵工厂归总部直接掌管，这样重大事件要经省议会通过，我做不了主，即使我个人同意也没有用。”  唐继尧从9月17日到重庆，至10月8日离开重庆的二十天内，翻来覆去地就同盟书条款进行谈判。根据同盟书，滇军提出每月需四川协济32万元，黔军提出每月需28万元，这样一年共需720万元。熊克武以四川无力负担如此巨款而要求重议，滇军方面坚持不能少，黔军方面则减为每月23万元。熊仍认为数额太大，断然拒绝。因此，会议未能取得预期的结果。唐继尧于10月2日发布援鄂援陕命令后，匆匆收场，于10月8日离开重庆，经泸州返回昆明。 与此同时，陕西、湖南、福建等省部分军事首脑，亦以“靖国”相号召。这样，唐继尧俨然以川、滇、黔、鄂、豫、陕、湘、闽八省联军总司令自命。这是滇系军阀唐继尧声威达到顶峰的时期。唐继尧正是利用孙中山护法这块招牌，打着靖国的旗号，经营其扩张地盘的军阀事业。 还在护法战争进行之际，当1918年三四月吴佩孚先后占领长沙、衡阳等地时，南北双方的情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直系军阀鼓吹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南争端，立即得到了以滇系军阀唐继尧、桂系军阀陆荣廷为代表的西南军阀的响应。6月，吴佩孚与南方湘系代表签订了湖南停战协定，这样湘系就成了西南军阀与直系军阀勾结的中介人。1919年2月南北和议开始以后，吴佩孚与西南军阀的勾结就进一步加紧了。随后双方共同签订了《救国同盟条约草约》。 唐继尧与北洋直系军阀的勾结，使他与孙中山的距离愈来愈远。1919年，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党人龚师曾劝说唐继尧加入国民党时，唐却正颜厉色地表示拒绝，甚至和龚争论得拍桌子。他最后说：“我就是穷得讨饭，也不会加入国民党。”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时他正在做着“川滇黔巡阅使”的梦。 为了实现其“川滇黔巡阅使”的野心，唐继尧视四川为滇军的征服地，不仅恣意奴役搜括，而且进一步蓄谋“倒熊”，对川军进行分化，挑动杨庶堪、吕超等部川军反对熊克武。1920年3月，唐继尧下令免去熊克武四川靖国军总司令职，5月又任命吕超、刘湘为四川靖国军正、副总司令，这就又一次“点燃了川滇黔战争的导火线”。5月下旬，新的川、滇、黔战争正式爆发。 这时，滇军在川有顾品珍、赵又新两个军。唐继尧命令顾、赵两军联合黔军王文华部攻击熊克武。虽然在6月10日把熊部赶出成都，转往川北保宁（今阆中），但滇军伤亡五千余人，可见战况是比较激烈的。熊克武退出后，吕超进入成都，于7月18日就任川军总司令。然而，滇黔军凌驾于吕超之上，并设立了三省联军总部，以唐继尧为统帅，要把川省军、民、财各政统归联军总部管理，川省中央税收及地方财政收入与四川兵工、造币两厂，全归联军总部支配。这是过去唐继尧强令熊克武接受遭到熊拒绝的条件，他又企图强令吕超接受。吕超深感事关重大，“以民政应归省长管理，军人不得干政为理由，迁延未决”。  是年秋，熊克武以驱逐客军相号召，联合川军务部，分路向成、渝两地及川南进攻。9月5日，吕超逃离成都，滇军败退。川军乘胜直追，驻川的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于10月8日被打死于泸州城外学士山。于是，滇黔军全线溃退，滇军直退到贵州毕节，驻川的客军全部被逐出了四川。唐继尧向四川的扩张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驻川的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原来就不满唐继尧强驱滇军混战，这时又得到熊克武的鼓励，遂以“士兵厌战”为由，准备班师回滇，驱逐唐继尧。唐派周钟岳前往毕节，以慰问为名，观察动静，刺探虚实。周钟岳到毕节后，向驻扎毕节的顾品珍提出四个问题：一、此次我军退却之真因？二、我军经此次损失后，现在实力如何？三、现在军队如何分布？四、现在粮糈情况如何？顾品珍回答说：滇军在川计有两军，原有三万人，现只剩一万，枪械只余七千余支，辎重行李则荡然无存。然后反问周钟岳：“唐帅既促开和会，何必出兵以争四川？既废除督军之名，何必创树联军之帜？”周钟岳为唐辩解说：“联帅意将敌焰稍为压服，仍趋重于调和，并非有争川之心，始终不过欲排除护法阻碍而已。”“废督之后，军队无人统率，则裁兵计划无从执行，地方治安无人保卫，故暂设联军总司令部，以为收束军队之机关。”周钟岳回昆后，向唐继尧汇报顾品珍的言行“殊属可疑”。唐为了稳定顾品珍，任命顾为云南东防督办。顾一方面宣誓就职，一方面又率师向昆明进发。驻省的叶荃第八军与顾品珍的行动配合，倒戈反唐。 在顾品珍大军压境，叶荃倒戈，内部分裂，军心动摇的情况下，唐继尧被迫通电辞职，于1921年2月8日率亲信卫队百余人离开昆明，乘滇越铁路火车向南出走，流落香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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