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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孟子提出人性善，荀子提出人性恶，这造成了人性要么全是善，要么全是恶，而且也未论述善恶的来源。《淮南子》将人性分为三等，提出了性三品说：人性上者，身正性善，不待学问而合于道。人性下者，沉湎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人性中者，生性资质不及于上，也未落下。并且为数众多，他们是可以教训的，他们的善只能待教而成。董仲舒吸收了荀子的性是生之自然的认识。《春秋繁露·实性》：“性者，天质之朴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并且吸收了《淮南子》的性三品说，将三等人性分别称为圣人之性、斗筲之性和中民之性。而圣人之性与斗筲之性不是真正的人性，因为，圣人之性是极善无恶。斗筲之民愚笨不可教，性中只有恶劣的情欲，故永堕于恶而无翻身之日，可以说是极恶无善，与禽兽之性无异。中民之性是绝大多数人的本性，是一般的、普遍的人性，可善可恶。因此，中民之性是真正的人性。但他反对荀子将人性分为性和情，而是将性情当作是同一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天地之所生，谓之性情。……情亦性也。……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言人之质而无其情，犹言天之阳而无其阴也。” 再有，汉儒也许意识到先秦儒家价值观缺乏系统性，他们便将《大学》从《礼记》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篇[1]，作为其系统的伦理学。而董仲舒进一步将五伦十教改造成三纲五常。也就是将五伦十教简单化。具体上，他放弃了五伦中的兄弟、朋友两伦，使五伦演化为三纲。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因为三纲强调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只有绝对服从的关系，大臣受命于国君，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不同等级的人依其身份各循规矩，天下就会自然安定；反之，父、君、夫则不再道德义务。由此，《大学》中所提倡的双向人伦关系的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夫妻互敬被改变了单向的人伦关系。《大学》：“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而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以其代替十教作为三纲的道德要求。《春秋繁露·天人三策》：“夫仁、谊（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此后，人伦关系便出现了不平等现象。或者说，董仲舒将伦理关系等级化。 前述孔子提倡以尧舜作为榜样来维系道德。但这些道德榜样实际上是依据言论确立起来的。如尧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但他们却被儒家确立为天下赞誉的圣贤。换句话说，儒家所道德榜样是由言论支持起来的。这就导致了政治主体可以通过操控言论来进行道德美化，并通过权力对历史的改写而成为道德的榜样。在权力的压制下，道德便很容易被其俘获，成为权力的奴婢，而出现了道德的异化，所谓伦理道德的普遍标准、道德共识也就变得不可能的了。也许董仲舒认识到这一点，所以，随着他开创了神学化运动，他便吸收了先秦的物类相召和墨子的天志思想，将天人格化，以天来维系道德，使儒家价值观神学化。首先，天通过一系列自然现象来表达自己的意志，监察人的行为，对人进行告诫或奖赏。《春秋繁露·必仁且知》：“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人通过祭祀能够与鬼神相勾通，能够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春秋繁露·察义》：“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谓也。善乃逮不可闻见者，故谓之察”及“祭然后能见不见，见不见之见者，然后知天命鬼神。”同时董仲舒还为三纲五常作出神学解释，即是以神来维系三纲五常。《春秋繁露·基义》：“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为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而五常则与五行说相配合，以木配仁，以金配义，以水配礼，以火配智，以土配信(《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董仲舒也以天来维护善恶。天有一颗善良仁爱之心，《春秋繁露·仁义法》：“仁，天心”；《春秋繁露·离合根》：“天高其位，而下其施。下其施，所以为仁也。”人的贪、仁两种品质来自于天的阴阳两种属性，《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有阴阳之施，身也有贪仁之性。”阳的特征为暖、予、仁、宽、爱、生，阴的特征为寒、夺、戾、急、恶、杀。《春秋繁露·阳尊阴卑》：“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因此，人性的善恶来自于天。《春秋繁露·玉杯》：“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体之肥癯，而不可得革也。”善的品质，体现了天的阳的方面；恶的品质，体现了天的阴的方面。《春秋繁露·阴阳义》：“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及“阳，天之德；阴，天之刑也。”但人性中有善质，不能说人性就是善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人性善需要依靠教化才能成善，《春秋繁露·实性》：“善，教训之所然也，非质朴之所能也”；《春秋繁露·洞察名号》：“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及“性待教而为善，此之谓天真。”董仲舒注意到人有善质而未能为善，这一认识与基督教《创世纪》：“上帝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但人又因堕落而有原罪”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董仲舒又将善定义为伦理之善，而不是道德的善。《春秋繁露·实性》：“循三纲五纪，通八端六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此圣人之善也。” 因为儒家只懂得人伦关系，便一直只讲人伦道德，这造成了人们的心智被限制在人们赖以成长的行为习惯与情感表达中，其他的知识一概不懂。按现在的说法，就成为了所谓白痴学者。随着儒家价值观获得了正统地位，知识分子便不敢违背社会习俗，逐渐变成为趋炎附势的媚俗小人。 [1]刘宝才著：《大学》、《中庸》的道德政治论，《先秦文化散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P3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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