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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月，毛泽东主席到上海的江南造船厂视察，陈毅等上海市的主要领导同志陪同左右，身为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的王范也是同行者之一。时值隆冬时节，天寒地冻，但毛主席兴致高昂，谈笑风生。他很快发现了延安时期曾在身边工作过的王范，立即把他认了出来，亲切地问他：“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呀？”上海市市长陈毅风趣地说道：“他现在是上海的“包打听”呀。”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在旧社会，“包打听”是指警察局、巡捕房的密探或“线人”。在这里陈毅市长风趣地开了一个玩笑，王范确实是一个“包打听”，只不过他是“红色包打听”，是新生政权的巩固者和捍卫者。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王范这位被誉为“党的忠勇壮士”的红色经历。  （王范） 王范，原名张庭谱，1905年出生于江苏如东。王范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入党后恰逢大革命失败和严重的白色恐怖，他坚定无畏，积极参加了红十四军的如皋革命暴动。不久，敌人反扑，大批国民党军队对红军实行“围剿”，活跃在南通如东一带的红军队伍被打散，白狗子带着叛徒，挨家挨户搜捕、杀害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王范临危受命，到上海找党组织汇报，他化装成农妇在河边洗菜，随后趁人不备口衔芦苇潜入水中，泅水十几里到达南通，然后又辗转来到上海。 王范到达上海后，一边寻找党组织，一边在工厂做苦工、当杂役以维持生计。当时，黄浦江码头的工头如狼似虎，常常凌辱工人，把工人打伤后摔进黄浦江。王范看在眼里，恨在心中。 有一次，一个工头又故意找茬，将一个工人打得鼻青脸肿，然后扔进黄浦江；王范如猛狮一般冲上前去，三拳两脚将工头打翻在地，然后把他高高举起抛进黄浦江，出了这口恶气，王范向工友们挥挥手扬长而去。 1930年12月，王范凭着一身武功考取巡捕一职，受训六个月后被分配到上海四马路巡捕房。不久，王范与打入巡捕房的党员取得联系，于1931年11月正式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任四马路巡捕房党支部书记。1932年初淞沪抗战爆发，日本浪人横行霸道，两名巡捕在执法时被日寇杀害，王范领导发动了全体巡捕抬着死难巡铺的遗体出丧、罢工、演讲。 1932年4月，因叛徒出卖，王范等一些地下党员相继被捕。王范被捕时化名张景庆，叛徒只知道他当过红军，并不知道他是巡捕房党支部书记，在刑讯室，面对国民党特务严刑拷打，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王范铮铮铁骨，拒不承认。国民党当局没有任何证据，只好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判处他10年有期徒刑，随后解往南京。   王范被关押进南京江东门国民党陆军监狱南监，南监是监中之监，专门关押判刑十年以上犯人和重要政治犯，当时他不满30岁，衣衫褴褛、血迹斑斑，双手双脚带着镣铐，虽是受刑不久，却难掩一身英气。他看着四壁的阴暗潮湿，满地的污垢酸臭，窗子铁栅栏锈迹斑斑，门外狱卒端着枪吆五喝六，门内难友们一张张惨白的面容，不由得焦躁起来：“这个地方我一天都不能呆，我是要出去的，我一定要越狱。”他以为他是在小声嘟囔，其实监房里每一个人都听见了他的誓言。 王范性情刚烈，耿直率真，且不肯就范，比起更多的革命者来，他还不够老练，同牢难友看到他文化水平低，便教他看书识字，学算术，念杂志上的文章，还帮他洗衣服。 没过多久，敢想敢做的王范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搞暴动越狱！有一天，他把棉大衣和外套送给一个难友，说他就要暴动出去了。这个难友听后大吃一惊，在狱中经过几年的磨炼，这个难友考虑问题比较慎重，就问他打算如何越狱。 王范说：“我准备趁上早班时打碎洗澡池里的铁锅，从锅底下钻出去，再在围墙上挖个洞，就可以到外边了。” 这个难友觉得不妥，他说：“打破铁锅出去容易，但出去以后还有一层高围墙，就难办了，高围墙四角有哨楼，而且高墙内还有敌人巡逻，纵使围墙能顺利通过，但墙外还有护城河和铁丝网，从早晚号声听来，监狱周围可能还驻有不少军队。” 难友接着问他：“根据这些已知的情况，你考虑你们行动有多大的把握？” 王范满不在乎地说：“当然没有十分的把握，就是要冒冒险！” 难友赶紧劝阻他：“这种没有十二分把握的行动可不能干啊！” 王范听了他的分析，觉得有道理，于是放弃了牵头搞暴动的实施计划。 难友进一步劝他：“你既然是暴动牵头的，而现在没有把握，你就应尽快通知其他人不搞了，并要想办法退出来。” 王范赶紧找到了其他准备越狱的难友，向他们说明了利害关系，并要求他们注意保守秘密。就在这时，有人去告密，监狱当局立即将王范等人抓了起来，送到南监的禁闭室，王范等人被戴上了沉重的双镣。准备暴动越狱的难友们事先有了思想准备，便异口同声地否认此事。  （王范） 敌人经过一番调查，没有抓到任何证据，王范策动暴动越狱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了。王范在监狱党支部的帮助与教育下，思想水平、政治嗅觉、文化修养、工作能力都显著提高，更加成熟老练。 监狱头目看到王范个子高，力气大，又是“嫌疑犯”，于是让他挑水担菜倒粪桶，当厨工给牢房送饭。王范利用这个机会，传递消息送情报，调剂药品，有时还从厨房里偷肉给难友吃。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经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与国民党当局交涉，王范等政治犯终于获释。出狱后王范立即接受了党组织分配的工作，在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的领导下，对出狱的同志接送安排、审查甄别。同年10月，他改名王凡，奔赴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不久，王范担任了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侦察科长一职，1938年前后的延安，社会环境非常复杂，社会秩序比较混乱。延安旧称肤施，当时延安县城里还挂着“国民党肤施县县党部”和国民党的“肤施县县政府”两块牌子，邮政局、电报局还在国民党控制之下。国民党军政人员仍在延安搜集情报，一些汉奸大肆宣传反动言论，破坏抗日救亡工作。边区外围的日寇在黄河东岸，经常炮击河西，飞机轰炸延安。胡宗南几十万部队，对边区包围、封锁、挑衅。  （平型关大捷） 平型关大捷后，全国军民抗日的信心更加坚定了，民众向往延安，奔赴延安，这些人当中有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国民党左派、爱国华侨，也有少数投机分子和敌特人员趁机混入延安搞谍报活动，进行破坏。保安处的同志们在周兴处长的领导下，负责侦察、监视边区内外敌人的活动，粉碎了一个又一个阴谋，王范就是他们中优秀的一员，他曾领导侦破了一起暗藏敌特的重大案件，受到党中央及西北局的表扬和奖励，被评为“锄奸模范”，也由此改名王范。  （30年代末在延安（边区）保安处工作的王范）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范调任热河省公安厅副厅长，后任冀察热辽边区行署公安局长、冀察热辽社会部副部长兼热河省公安厅厅长。1946年，他在党的领导和部队的支持下，领导破获了有名的赤峰天主教堂反革命案。当时“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为此案件向美国代表马歇尔“告状”。热河省公安厅随即把确凿罪证交给“执行部”并当面对证，结果国民党代表在事实面前哑口无言，狼狈不堪。在此之后，王范还带领公安人员侦破了一起重大的“黑龙土匪案”，一次性捕获了300多名土匪，解除了林西境内的匪患。 1949年初，王范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向中央社会部汇报工作。中央社会部给王范布置了新的任务，要求他为党中央及毛泽东主席进驻北平做好准备工作。北平和平解放时，敌情十分复杂，王范夜以继日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党中央机关及领导同志安排驻地，布置警卫。1949年4月，当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进入北平时，王范乘坐第一辆汽车在前面开路，胜利地完成了保卫工作。  （王范与李克农 1960年） 1949年4月，渡江战役爆发，王范考虑到自己曾在上海从事过党的地下活动，对上海的情况比较熟悉，便提出前往上海开展工作。经领导批准，他带领了一批干部赶到华东首脑机关驻地丹阳，接受了进入上海以后的安全保卫工作，并立即着手组建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保卫处。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硝烟未尽，王范率领保卫处的干部进入上海，迅速迎头痛击公开的和暗藏的武装反革命分子。当时上海的敌特活动十分猖獗，妄图谋害华东局首长。王范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加强侦破工作，使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培植的亲信、暗杀老手刘金德以及“反共救国军”的一些头目纷纷落网，确保了华东局党政机关及领导同志的安全。  （1963年王范与中央特科老同志李士英合影） 新中国成立以后，王范任华东公安部副部长，1955年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1962年任江苏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1967年初，被“四人帮”迫害致死。1978年中共江苏省委为王范平反昭雪，悼词中称赞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刚直不阿”，肯定他“四十年如一日，不忘初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是一位好党员、好同志”。 1984年，王范当年的狱中难友、后任江苏省省长的惠浴宇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文章，称他为“壮士王范”。上述评价，是对王范同志光辉一生的最高褒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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