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第一百八十六卷目录 春秋部总论四 汉书〈五行志〉 后汉荀悦申鉴〈时事篇〉 王充论衡〈定贤篇 正说篇 书解篇 案书篇 对作篇〉 唐啖助春秋纂例〈春秋宗指〉 刘知几史通〈春秋 左传〉 丘光庭兼明书〈刘子元误说周之诸侯用夏正 善者信矣 卫桓公名 荆败蔡师于莘 金鼓以气声也 葛藟庇本根 文马 姞吉人 敝邑之幸 两观〉 宋欧阳修崇文总目叙释〈春秋类〉 郑樵春秋传〈看春秋须立三节 褒贬 例非春秋之法 论始隐 终获麟 三传各有得失 左氏非丘明辨 左氏喜言诗书易 公谷二传 论左氏解〉 经籍典第一百八十六卷春秋部总论四《汉书》《五行志》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傅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揽仲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讫于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秋，著于篇。《荀悦·申鉴》《时事》 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动为春秋，言为尚书。君举必记，臧否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异，咸在载籍。或欲显而不得，或欲隐而名章。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赏罚，以辅法教。 《王充·论衡》《定贤篇》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案《春秋》虚文业，以知孔子能王之德。孔子，圣人也。有若孔子之业者，虽非孔子之才，斯亦贤者之实验也。夫贤与圣同轨而殊名，贤可得定，则圣可得论也。问：周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如周道不弊，孔子不作者，未必无孔子之才，无所起也。夫如是，孔子之作《春秋》，未可以观圣；有若孔子之业者，未可知贤也。曰：周道弊，孔子起而作之，文义褒贬是非，得道理之实，无非僻之误，以故见孔子之贤，寔也。夫无言，则察之以文；无文，则察之以言。设孔子不作，犹有遗言，言必有起，犹文之必有为也。观文之是非，不顾作之所起，世间为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寔矣。论文以察寔，则君山汉之贤人也。陈平未仕，割肉闾里，分均若一，能为丞相之验也。夫割肉与割文，同一寔也。如君山得执汉平，用心与为论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然则桓君山，素丞相之迹，存于《新论》者也。《正说篇》或说《春秋》十二月也。《春秋》十二公，犹《尚书》之百篇。百篇无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说《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善善恶恶，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于《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适具足也。三军六师万二千人，足以陵敌伐寇，横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孔子作《春秋》，纪鲁十二公，犹三军之有六师也；士众万二千，犹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师万二千人，足以成军；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义。说事者好神道恢义，不肖以遭祸。是故经传篇数，皆有所法。考寔根本，论其文义，与彼贤者作书诗，无以异也。故圣人作经，贤者作书，义穷理竟，文辞备足，则为篇矣。其立篇也，种类相从，科条相附。殊种异类，论说不同，更别为篇。意异则文殊，事改则篇更。据事意作，安得法象之义乎。或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说为赤制之中数也。又说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夫据三世，则浃备之说非；言浃备之说为是，则据三世之论误。二者相伐，而立其义，圣人之意何定哉。凡纪事言年月日者，详悉重之也。《洪范》五纪，岁、月、日、星。纪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纪十二公享国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说矣。寔孔子纪十二公者，以为十二公事，适足以见王义耶。据三世，三世之数，适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据十二公，则二百四十二年不为三世见也。如据三世，取三八之数，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说者又曰：欲合隐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隐公元年，不载于经。夫《春秋》自据三世之数而作，何用隐公元年之事为始。须隐公元年之事为始，是竟以备足为义，据三世之说不复用矣。说隐公享国五十年，将尽纪元年以来邪。中断以备三八之数也。如尽纪元年以来，三八之数则中断；如中断以备三世之数，则隐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与月日，小大异耳，其所纪载，同一寔也。二百四十二年谓之据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数矣。年据三世，日月多少何据哉。夫《春秋》之有年，犹《尚书》之有章。章以首义，年以纪事。谓《春秋》之年有据，是谓《尚书》之章亦有据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乘》、《梼杌》同。孔子因旧故之名，以号《春秋》之经，未必有奇说异意，深美之据也。今俗儒之说：春者岁之始，秋者其终也。《春秋》之经，可以奉始养终，故号为《春秋》。《春秋》之经，何以异《尚书》。《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授事相实而为名，不依违作意以见奇。说《尚书》者得经之实，说《春秋》者失圣之意矣。《春秋左氏传》：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书日，官失之也。谓官失之言，盖其实也。史官记事，若今时县官之书矣，其年月尚大难失，日者微小易忘也。盖纪以善恶为实，不以日月为意。若夫公羊、谷梁之传，日月不具，辄为意使。夫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实及言夏，不言夏者，亦与不书日月，同一实也。 《书解篇》周公制礼乐，名垂而不灭。孔子作《春秋》，闻传而不绝。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发，何暇优游为丽美之文于笔札。孔子作《春秋》，不用于周也。司马长卿不预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虚之赋。扬子云存中郎之官，故能成《太元经》，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长卿、子云为相，赋元不工。《案书篇》《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传》也。公羊高、谷梁、寘胡母氏皆传《春秋》，各门异户，独《左氏传》为近得实。何以验之。《礼记》造于孔子之堂，太史公。汉之通人也，左氏之言与二书合，公羊高、谷梁寘、胡母氏不相合。又诸家去孔子远，远不如近，闻不如见。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时，陈元、范叔上书连属，条事是非，《左氏》遂立。范叔寻因罪罢。元、叔天下极才，讲论是非，有馀力矣。陈元言讷，范叔章诎，左氏得寔，明矣。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返也。《吕氏春秋》亦如此焉。《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然则《左氏》《国语》，世儒之实书也。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可褒，则义以明其行善；可贬，则明其恶以讥其操。《新论》之义，与《春秋》会一也。 《对作篇》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拨乱世，反诸正，人道与，王道备，所以检押靡薄之俗者，悉具密致。夫防决不备，有水溢之害；网解不结，有兽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则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夫作书者，上书奏记之文也。记谓之造作上书，上书奏记是作也。晋之乘，而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人事各不同也。《易》之乾坤，《春秋》之元，扬氏之元，卜气号不均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永之章，《论衡》、《政务》，同一趋也。 《唐·啖助·春秋纂例》《春秋宗指》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意，三传无文。说左氏者，以为春秋者，周公之志也。暨乎周德衰典礼丧，诸所记注多，违旧章宣父因鲁史成文，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杜元凯左传序及释例云然〉言公羊者，则曰：夫子之作《春秋》，将以黜周王鲁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何休公羊传注中云然〉解谷梁者则曰：平王东迁，周室微弱，天下板荡，王道尽矣。夫子伤之，乃作《春秋》，所以明黜陟著，劝戒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劝焉，淫人惧焉。〈范宁谷梁传序云然〉吾观三家之说，诚未达乎？春秋大宗安可议其深旨？可谓宏纲。既失万目，从而大去者也。予以为《春秋》者，救周之弊，革礼之薄，何以明之前。志曰：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僿救，僿莫若以忠，复当从夏政。夫文者，忠之末也。设教于本，其弊犹末设教于末，弊将若何？武王周公承殷之弊，不得已而用之，周公既没，莫知改作。故其颓弊甚于二代，以至东周王纲废绝，人伦大坏。夫子伤之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弊。又曰：后代虽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盖言唐虞淳化，难行于季末？夏之忠，道当变而致焉。是故《春秋》以权辅正〈言天王狩于河阳之类是也〉，以诚断礼〈褒高子仲孙之类是也〉，用忠道原情，为本不拘浮名〈不罪栾书之类是也〉，不尚狷介〈不褒泄冶之类是也〉，从宜救乱，因时黜陟，或贵非礼勿动〈诸非礼悉讥之是也〉，或贵贞而不谅〈即合权道是也〉，进退抑扬，去华居实。故曰：救周之弊，革礼之薄也。古人曰：殷变夏，周变殷，春秋变周。〈出淮南子〉又言三王之道，如循环。太史公亦言闻诸董生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公羊亦言：乐道尧舜之道，以俟后圣是知。春秋参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为本，不全守周典，理必然矣。据杜氏所论，褒贬之指唯据周礼。若然则周德虽衰，礼经未泯化人足矣。何必复作《春秋》乎？且游夏之徒，皆造堂室，其于典礼固当？洽闻述作之际，何其不能赞一辞也。又云：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则夫子曷云知我者，亦春秋；罪我者，亦春秋乎？斯则杜氏之言，陋于是矣。何氏所云，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虽得其言，用非其所，不用之于性情〈性情即前章所云用忠道原情〉，而用之于名位〈谓黜周王鲁也〉，失指浅末不得其门者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所言变从夏政，唯在立忠为教，原情为本，非谓改革爵列，损益礼乐者也。故夫子伤主威不行下，同列国首王正以大一统，先王人以黜，诸侯不书战，以示莫敌。称天王以表无二尊，唯王为大邈矣。崇高反云黜，周王鲁以为《春秋》宗指〈隐元年盟于昧传何休注云然〉，两汉专门传之于今，悖礼诬圣，反经毁传，训人以逆，罪莫大焉？范氏之说，粗陈梗概，殊无深指，且历代史书皆是惩劝春秋之作，岂独尔乎？是知虽因旧史酌，以圣心拨乱，反正归诸王道，三家之说，俱不得其门也。或问春秋始于隐公何也？答曰：夫子之志，冀行道，以拯生灵也。故历国应聘，希遇贤主，及麟出见，伤知为哲人，其萎之象。悲大道，不行将托文以见意。虽有其德，而无其位。不作《礼》《乐》乃修《春秋》，为后王法。始于隐公者，以为幽厉虽衰，雅未为风。平王之初，人习馀化，苟有过恶，当以王法正之〈此时但用周家旧典自可理也〉。及代变风移陵，迟久矣。若格以大平之政，则比屋可诛。无复善恶，故断自平王之末，而以隐公为始，所以拯薄俗，勉善行，救周之弊，革礼之失也〈言此时周礼既坏作春秋以救之〉。《刘知几·史通》《春秋》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按汲冢璅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远，书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璅语，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国语云：晋羊舌肸，习于《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左传昭二年，晋韩宣子来聘，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斯则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于隐没无闻者，不可胜载。又按竹书纪年，其所记事，皆与鲁《春秋》。同孟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然则乘与纪年梼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盖皆指此也，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藉，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辞，隐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又按儒者之说，《春秋》也。以事系日，以日系月，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苟如是，则《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盖有异于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昔《春秋》自是为国史者，皆用斯法。然时移世异，体式不同，其所书之事也，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尔安得比于《春秋》哉？《左传》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援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逮孔子云，没经传，不作于时。文籍唯有战国策及太史公书而已，至晋著作郎鲁国乐资，乃追采二史撰为《春秋后传》，其始以周贞王绩前传，鲁哀公后至赧王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继，周终于二世之灭，合成卅卷。当汉代史书以迁，固为主，而纪传互出，表志相重于文，为烦颇难。周览至孝献帝始命荀悦撮其书，为编年体依《左传》，著《汉纪》三十篇，自是每代国史皆有斯作，起自后汉至于高齐，如张璠、孙盛、干宝、徐贾、裴子野、吴均、何之元、王邵等其所著书，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谓之志。虽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焉。《丘光庭·兼明书》《刘子元误说周之诸侯用夏正》刘子元史通云：春秋诸国皆用夏正，鲁以行天子礼仪，故独用周家正朔。至如书元年春，正月年即鲁君之年月，则周王之月，考所纪书年，始达此义，而自古说春秋者，妄为解释。明曰：古者孟春之月，天子颁朔于诸侯，诸侯奉而行之，安有周代诸侯，而用夏家正朔。按文十七年，《左传》郑子家与晋，赵宣子书云：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齐。杜注云：郑文公二年六月日，即鲁庄公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也。此即诸侯奉行周正之明文也，而子元不精鲁史，妄斥先儒说，经典之玷不可以训，或曰：《春秋后序》是杜因晃所书。曲沃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所书是魏国史记，魏本周之诸侯，何故不用周正也？魏国之兴在周之末时，称战国鲁，不臣周，自造史书，追书前代称王，改朔用夏正，而子元执战国之史，而论春秋之制，以末正本无乃悖乎？ 《善者信矣》隐六年，《左传》云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绝其本根，勿使能植，则善者信矣。明曰：信当读为屈伸之伸，古者多用信字为伸。易系辞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此其类焉。传言善者、信善者谓嘉谷之苗也，恶者常盛，则嘉谷之苗屈，恶草除，则嘉谷之苗伸，故知信即古之伸字也。《卫桓公名》隐四年，卫州吁杀其君完，即桓公也，诸侯读皆如字。明曰：非也！完当作儿，何以知之夫名，以昭实终将讳之故，既葬而为谥，若卫侯名完，岂得谥之桓乎？故知完当作儿，按字书容貌之，儿从白下八俗，书完作儿，与容儿之，儿相似是桓公本名，儿传写误为完也。《荆败蔡师于莘》庄十年，荆败蔡师于莘。公羊曰：荆者州名，州不若国，贬之若荆州之人然也。谷梁曰：荆楚也，何为谓之荆。狄之也，圣人立必后，至天子弱，必先叛，左氏无此解。杜元凯曰：荆楚本号也，谭赵取公谷为解。明曰：杜说是也，且一国两号，其国有三，殷商唐晋并此楚荆，著在经典，坦然明白。按礼记云：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又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荆为楚之本号，亦已明矣。故庄四年，传称荆尸而举。又曰：楚武王荆尸皆谓举其先代之军法也，必若以其侵伐中国，贬曰荆。则楚入卫，吴入州来，何故不举州名以贬之乎？按禹四海之内都置九州，而执玉帛万国，则是州大而国小也。岂加大于小而为贬乎？且庄二十三年荆人来聘，又何罪而曰荆楚？败徐于娄林，又何功而书楚？但当时史官承告而书，不以此为褒贬也。按春秋之例，但举国不称人，即为贬。未有去其国号，而举州名为贬者也。或曰既不以荆为贬，经书荆而传称楚何也？答曰：当此之时，楚国实名荆，左氏为传之时近书之为楚耳。推此诸文，则记事之义为得其实矣。《金鼓以声气也》 僖二十二年，《左传》曰：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杜元凯曰：金鼓以佐士众之声气也。明曰：非也。按上文云，三军以利用下文云，声盛致志，则是金鼓所以佐士众之气，若谓佐士众之声，则于文理乖矣。 《葛藟庇本根》文七年，乐豫曰：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根本无所庇荫矣。葛藟犹能庇其本根。杜注曰：葛之能藟蔓繁茂者，以本根庇荫之多也，且庇荫者自上及下之辞也，此理炳明不注亦得。《文马》宣二年，宋人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以赎华元于郑。杜注曰：画马为文，四百匹也。明曰：杜说非也。文马者马之毛色，自有文彩重，其难得若画，为文乃是常马，何足贵乎？《姞吉人》宣五年，《左传》云：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而生穆公。石癸曰：吾闻姬姞耦，其子孙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明曰：石癸所言是论，姞字之义，当时姞从人，作佶，后代改之从女，若当是从女，安得吉人之语乎？故是从女者，失其义也。《敝邑之幸》成二年，齐宾媚人对晋人曰：请收合馀烬，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从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听。杜注曰：言完全之时，尚不敢违晋。今若不幸，即从命也。明曰：杜注误也，今寻其辞，意言背城一战，战若幸胜，尚当从晋命。若不幸，而败固，不敢不服也，幸一战而获胜，非谓完全之时也。〈按媚人注国佐也〉《两观》定二年，雉门及两观灾。冬十月，新作雉门及两观。赵子曰：复作两观讥仍旧也，其意言诸侯无两观。有者僭天子也，今因天灾宜废之。明曰：按左氏及毛诗礼记，天子有灵台，诸侯有观台，灵台者别地为之，观台者因门为之，凡台望云物知灾祥，水旱逆为之，备不可无也。《左传》曰：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礼运》曰：天子诸侯台门，大夫不台门，此以祟为贵也。台门即两观也，由此言之，诸侯之有两观亦以明矣。或曰：鲁以周公故得有两观，其馀诸侯不当有也。答曰：若后者复作是也，又何讥乎？又曰：非讥何以书也？答曰：春秋之义，有褒而书者，有贬而书者，有讥而书者，有非褒贬讥而书者，有国之大事法合书者。即此新作雉门及两观，及僖二十年新作南门之类也。于法自当书，非由讥也。且两观与雉门同文，岂雉门亦不当作邪？据此诸文则赵子言非也。《欧阳修·崇文总目叙释》《春秋类》 昔周法坏，而诸侯乱。平王以后，不复雅而下同，列国吴楚徐夷，并僭称王，天下之人不禀周命久矣。孔子生其末世，欲推明王道，以扶周，乃聘诸侯，极陈君臣之理，诸侯无能用者，退而归鲁，即其旧史，考诸行事，加以王法正其是非，凡其所书一用周礼，为春秋十二篇，以示后世。后世学者传习既久，其说遂殊，公羊、高谷梁赤、左丘明、邹氏、夹氏分为五家，邹夹最微。自汉世已废，而三家盛行当汉之时，易与《论语》分为三，《诗》分为四，《礼》分为二，及学者散亡，仅存其一而馀者皆废。独春秋三传并行至今，初孔子大修六经之书，独于《春秋》，欲以礼法绳诸侯，故其辞尤谨约，而义微隐。学者不能极其说，故三家之传于圣人之旨，各有得焉。太史公曰：为人君者，不可不知春秋，岂非王者之法具在乎？ 《郑樵·春秋传》《看春秋须立三节》郑樵曰：看《春秋》须立三节：五霸未兴以前是一节；五霸迭兴之际是一节；五霸既衰之后是一节。五霸威公为盛，孔子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则威公之有大功于天下，可知然。亦有可憾者，夫自王纲解纽强陵弱众暴寡，当时之人思大国之正己也，如褰裳之诗。此时威公出来统集天下之势，整顿天下之事，岂非有大功于当时乎？然五霸未出，先王之遗风馀泽犹有存者，霸主一兴，则天下之人见霸者之功而无复见先王之泽，岂不大可憾乎？大抵王道霸业，相为消长，春秋之始，齐僖谓之小霸，见于春秋经传。与诸侯会盟，征伐稍多此，便是霸之始，方周末东迁，未尝无方伯连率之职，然当是时尚禀王命，故不谓之霸。东迁以来，王者自无总合系属人心道理，诸侯稍有才智，必自出来会盟，此霸之名所以立。然当僖公之始，当时之势亦不易做得，所以凡书盟不过三四国，而止到威公时，大国言齐宋，远国言江黄，其馀莫不尽从，霸业盛处，便见王道消亡。东迁之初去三代未远，故春秋左氏所载隐桓间事，言多典法，如祭仲之谏，郑庄公封叔段于京，所谓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见得成周，筑城之遗制，犹在如石碏之谏，卫庄公所谓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见得先王教子，家传之法，犹在如师服之。谏晋曰：臣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国，故天子建，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犹见得三代制度，名分等衰，纤悉委曲，如此之不可乱，此春秋初，老师宿儒所传先王之典法未泯，学者所当深考，到后来春秋中与，末能如此言者甚少，间若左史倚相之于楚叔，向之于晋子，产之于郑才，能言当时便谓之圣贤博物君子。 《褒贬》或谓《春秋》其为褒贬之书。欤曰：诸儒之说，《春秋》有以一字为褒贬者；有以为有贬无褒者；有以为褒贬俱无者。谓春秋以一字为褒贬者，意在于尊圣人其说。出于太史公曰：夫子修《春秋》游夏不能赞一辞，故学者因而得是说也，谓春秋有贬无褒者，意在于列国之君臣也。其说出于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故学者因而得是说也，谓春秋无褒贬者。意在于矫汉儒其说。出于竹书纪年，所书载郑弃其师，齐人歼于遂之类，皆孔子未修之前，故学者因而得是说也。虽其意各有所主，然亦不可以尽泥也，泥一字褒贬之说，则是春秋二字皆挟剑戟风霜圣人之意，不如是之劳顿也，泥于有贬无褒之说，则是春秋乃司空城旦之书，圣人不如是之惨也，泥于无褒贬之说，则是春秋为琐语小说，圣人又未尝无故而作经也，大抵春秋一经书，其善则万世之下指为善人书，其恶则万世之下指为恶人兹，所以为褒贬之书，欤故书事也，亦然书始作两观，始者贬之也，言其旧无也，书初献六羽，初者褒之也，以其旧八佾也，圣人虽未尝云，是为可褒云，是为可贬，然而实录其事，微婉其辞，而使二百四十二年君臣之善恶不逃乎？万八千言之间，兹又所以为一字之褒贬者，欤如是而已？《例非春秋之法》春秋之法，重事而轻人，详内而略外，无有所谓例也。朝觐会盟，礼乐之本也。侵袭围入征伐之举也，鲁与邻国有相交之义，则悉书之外，此则弗书也，君在则书君，而臣不列焉？卿在则书卿，而大夫不列焉？卿不在，而大夫将事，然后大夫得书焉？盟所以纪信烈繻因盟莒而得书聘，所以讲礼，公子札因聘鲁，而得书，乞师大事也。故栾黡得书，城杞大役也。故高止得书，以至荀林父之败狄，士鞅之会吴，又赴告而与鲁，共事得书焉。则春秋之书，因事以见人，而非因人以见事，书于鲁国，则详季子叔肸之卒，延厩郎囿之役是也，于他国则略。晏平仲之善交，叔向之遗直，封洫刑书之在郑，反坫塞门之在齐是也，春秋重事而轻人，详内而略外，盖如此乌有所谓例耶？善乎柳宗元之言，曰：杜预谓例，为周公之常法，曾不知侵伐入灭之例，周之盛时，不应预立其法，真知言乎。《论始隐》〈始隐实为东周四百始〉文王武王都丰镐，是为西周，平王都河南，是为东周，西周之书，有诰命存，其诗有雅颂存，盛德大业炳如也，唯东周赏罚纲纪不可考，圣人欲为之书，则东迁周事也，天子陪臣有不当为，故用鲁以名其书，尔武王克商，岁在己卯，隐公即位，岁在己未，其相去盖四百一年也，周家之兴，历年八百，夫子以前四百载，事托之诗书，以后四百载，事托之春秋，而隐公元年，实为后四百始年，此春秋所以不得不始隐也，名虽始隐而意在周，故虽未尝尽录平王之政，而实承平王末年，虽未尝记东迁之始，而实具东迁之末，则亦圣人以此预示其期欤说者，以为春秋之意欲始平王，按平王三年惠公即位，果如是说，则春秋当始惠公矣，说者又以为春秋始隐，贤其逊国，按隐公生不复辟，死不成摄，果如是说，则隐不当称公矣，然则春秋始隐之意，断若是欤。《终获麟》或谓《春秋》成而麟至鲁，胡安国以为文成麟至，亦理之常不可谓无，或者又谓春秋感麟，而作以问于伊川，伊川以为夫子之意，盖亦有素因？此一事而作，故亦因此一事而终其书《春秋》，不害为获麟而作，然麟不世出，《春秋》岂不作因图书，而画卦使图书不出，八卦亦须作，惟此言得之，或者又曰：《春秋》绝笔于获麟，谓仲尼伤己之不遇，而绝笔也。不知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夫子之叹久矣。岂至是而后知之耶？左氏谓圣人之意，初不在此，故续经至夫子卒，使夫子果因获麟，而绝笔为一经之主意，左氏于三家闻见最优，岂不知此况，敢续经乎？大扺终于获麟，此史家之常事，圣人初无意也，麟获于哀公十四年春秋成于是年之九月，越二年而孔子卒，凡史家记录时事，必缺其近数年俟他日裒，集所未闻，而载之非如后世日历之所记也，不幸夫子遽卒，而以麟为春秋之祥，以获麟为夫子之衰可乎？大抵汉世经师，推寻圣人太过，适以启天下之疑，不知圣人初无意于此也。或者又强为之说，曰：不书地不使麟以地得也，不书公不使麟以公得也，呜呼！以是而论，春秋岂真知春秋也哉？如史记谓终于获麟则非矣。《三传各有得失》或问三子传经各有得失，孰优孰劣？曰：公谷曰传而左氏则笔录也，公谷解经而左氏则记事也，体制不同详略亦异，未可以优劣判也，或谓左氏得之亲见公谷得之传闻非也，或谓左氏有三长公谷有五短，亦非也。大扺党左氏者以左氏为大官，以公羊为买饼家尊，公羊者以公羊为墨守，以左氏谷梁为膏肓，废疾善公羊者，以左氏解义背经属缀不伦非一人所为，右谷梁者以为文清义约多所发明，二子所不及，或有均取其善者则曰：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谷梁善于经。均取其失者则曰：左氏失之诬，谷梁失之短，公羊失之俗。或欲尽废三传者春秋三传束高阁，三传作而春秋散，或又不得已合三家同异，而通之作为《春秋》，调人七万馀言以平其得失，是数说者皆不足以尽三家之学也，大扺三家之传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如论其短以王正月为王鲁，是公羊之害，教以获麟为成文所致。是谷梁之附，会以尹氏为君氏。是左氏之误文也，所短者若此之类是也。若论其长，则三子之长非一端经日蚀不书朔者八，左氏曰官失之也，公羊曰二日也，谷梁曰晦也，唐人以历追之俱得朔日，则日蚀之义，左氏为长公，如齐观社。左氏曰：非礼也。公羊曰：盖以观齐女也。谷梁曰：非常，曰观致，曰有惧焉。耳按墨子曰：燕之社，齐之社稷，宋之桑林，男女之所聚，而观之也，则观社之义，公羊为长经书盟于葵丘。左氏曰：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公。羊曰：震而矜之叛者，九国。谷梁曰：陈牲而不杀，盖明天子之禁。按孟子曰：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无易，树子则葵丘之义。谷梁为长三子之长，如此者众也。至于三家背经以作传，犹三子之失也，不可不知经于鲁隐公之事。书曰：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其卒也。书曰：公孔子始终谓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摄也。于晋灵公之事，书赵盾弑其君夷皋，三子者曰：非赵盾也，是赵穿也。于悼公之事，孔子书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三子者曰：非弑也，买病死，而止不尝药也。其所以异乎经者，盖经之义各有所主，孔子鲁人也，因鲁史以成经，固不必论也，然官为正卿，返不讨贼位，居冢嗣药不亲，尝非二子之罪，而谁欤三家之传？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取其长而舍其短，学者之事也，大扺有公谷，然后知笔削之严；有左氏，然后知本末之详。学者不可不兼也，使圣人之经传之至今，三子之力也，汉时公谷既作，凡董仲舒、公孙弘之徒皆引以断大狱，饰吏事，其有功于世，非特传圣人之经而已。左氏既作，凡太史公、刘向之徒，著书立言首尾倒错，皆不待捆摭，而自见其有功于世，又非特传圣人之经而已，学者于圣人之经，苟能合三传而观之亦足矣？未可以是而议其失也。《左氏非丘明辩》 刘歆曰：左氏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在七十子之后。司马迁曰：孔子作《春秋》，丘明为之传。班固《艺文志》曰：丘明与孔子观鲁史而作春秋。《杜预序左传》亦云：左丘明受经于仲尼，详诸所说，皆以左氏为丘明，无疑矣。至唐啖助赵匡独立，说以破之，啖助曰：论语所引丘明，乃史佚迟任之类，左氏集诸国史，以释《春秋》，后人谓左氏为丘明，非也。赵氏曰：公谷皆孔氏之后人，不知师资几世，左丘明乃孔子以前贤人。而左氏不知出于何代，唯啖赵立说以破之，未有的论，然使后世终不以丘明为左氏者，则自啖赵始矣，况孔氏所称左丘明，姓左名丘明，断非左氏明矣。今以左氏传质之，则知其非丘明也，左氏中纪，韩魏智伯之事，又举赵襄子之谥，则是书之作，必在赵襄子既卒之后，若以为丘明自获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使丘明与孔子同时，不应孔子既没七十有八年之后，丘明犹能著书，今左氏引之此左氏为六国人，在于赵襄子既卒之后，明验一也。左氏战于麻隧，秦师败绩，获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长、鲍庶长、武帅师及晋师战于栎，秦至孝公时，立赏级之爵，乃有不更庶长之号，今左氏引之，是左氏为六国人，在于秦孝公之后，明验二也。左氏云虞不腊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腊郑氏蔡邕皆谓：腊于周，即蜡祭诸经，并无明文，惟吕氏月令有腊，先祖之言，今左氏引之，则左氏为六国人，在于秦惠王之后，明验三也。左氏师承邹衍之诞，而称帝王子孙，按齐威王时，邹衍推五德终始之运，其语不经，今左氏引之，则左氏为六国人，在齐威王之后，明验四也。左氏言分星，皆准堪舆，按韩魏分晋之后，而堪舆十二次，始于赵分，曰大梁之语。今左氏引之，则左氏为六国时人，在三家分晋之后，明验五也。左氏云左师辰将以公乘马而归，按三代时有车战无骑兵，惟苏秦合从六国始有车千乘骑万匹之语，今左氏引之，是左氏为六国人，在苏秦之后，明验六也。左氏序吕相绝秦声子说齐，其为雄辩狙诈真游说之士，押阖之辞，此左氏为六国人，明验七也。左氏之书序秦楚事，最详如楚师  犹拾藩等语，则左氏为楚人，明验八也。据此八节亦可以知左氏非丘明，是为六国时人，无可疑者，或问伊川曰：左氏是丘明否？曰：传无丘明字，故不可考。又问：左氏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其知言欤。《左氏喜言诗书易》予爱左氏所载《春秋》赋诗者三十一，自僖二十三年，赵衰赋河水始，诗所以见志，然有一言不酬，一拜不中，而两国之为暴骨者，有赋诗不知，又不答终有必亡之祸者，则学者乌可不知诗之为寓意乎？又爱左氏春秋列国之事，其引书据义者三十九，援虞书者一援，夏书者十三，援商书者十援，周书者十有五，真得古圣贤之用心，不胶、不泥、不立新说，而事之大者，悉取断焉。予又爱左氏所载言易者，二十庄、一闵、二僖、四宣、二成、一襄、三昭、五哀、二用，周易者十有五馀，则连山归藏与占筮者，之系辞尔。予非取其占筮之奇中也，取其通变而不滞也，吾于敬仲之筮，得互体之说焉；又于毕万之筮，得变卦之说焉；有卦无辞于穆姜之筮，得动以静为主之说焉；于南蒯之筮，得不占险之说焉；于秦伯之筮，得系辞之异于今文者之说焉。大抵言易而不拘于易也，左氏非惟解经优于公谷，而又善言诗书易，又非二家所能及也。《公谷二传》或问公谷二家师承所始，曰：吾何以论其始，刘歆汉人，尚不能知，况后人乎？公羊本齐学，后世有以为名高者；有以为子夏弟子者；有以为汉初经师者。谷梁本鲁学后世，有以为名赤者；有以为名俶者；有以为秦孝公时人者。皆无所稽莫得而定，然公羊载乐正子之视疾，则公羊必出于乐正子之后。谷梁虽载尸子之语，或出于汉初，未可知然吾求二家之传矣。二家初，皆口传，非如左氏之笔录，然左氏之传，又不如谷梁之质也，公羊之书，有所谓昉于此乎；有所谓登来之者；有所谓代者为主代者，为友皆弟子记其师之言，会其语音以录之也；有所谓公羊子。曰：则其书非公羊，所自为可知矣。谷梁之书，有所谓或曰；有所谓传曰；有所谓尸子曰、沈子曰、公子启曰；有所谓谷梁子曰。皆弟子记其师之说，而杂以先儒之言，则其书又非谷梁之所自为可知矣，此谷梁必出于沈子、尸子之后，或者疑以为汉初人也。尝合三传而考之，左氏之笔录必出于焚书之前，公谷之口传寔出于焚书之后，何也？左氏兼载晋楚行师用兵，大夫世族无所不备，其载卜筮、杂书与汲冢师春正同，则作于焚书之前明矣。公谷设同左氏之时二百四十年事，犹当十得四五，不应尽推其说于例也，此公谷作于焚书之后明矣。或曰：左氏之传既作于焚书之前，何故隐而不宣？曰：春秋所贬，当世君臣其事，寔具于左氏之传，隐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孔氏之壁北平之家，犹有存者，非尽隐也。公谷邹夹之学不与左氏合，非尽宣也，惟其隐而不宣，此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谷邹夹之学，邹氏无师，夹氏有录无书，故不显于世。惟公谷独盛自左氏兴，而公谷之学又微矣。然亦终不可得而废也，汉兴之初，胡母生以公羊学干景帝时，先立学官，而申公亦传谷梁学受之瑕丘江公，故公谷之学独盛于汉，善乎！范宁之言三家之学曰：废兴由于好恶，盛衰继于辨讷，武帝好公羊，公孙弘又好之，而公羊之学遂兴。卫太子好谷，梁宣帝又好之，而谷梁之学遂兴。此废兴由于好恶也，瑕丘江公讷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义，卒用董，生由是公羊大兴，此盛衰继于辨讷也。呜呼！自胡母生用而公羊盛，石渠论罢而谷梁兴，严氏之学泯而左氏彰，杜预之传晦而啖赵起信矣。夫《论左氏解》杜预解左氏，颜师古注汉书，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尽之矣。左氏未经杜氏之前凡几家，一经杜氏之后，后人不能措一辞，汉书未经颜氏之前凡几家，一经颜氏之后，后人不能易其说，纵有措辞易说者，如朝月晓星不能有其明也。传注之学起，惟此二人其殆庶几乎，其故何哉？古人之言所以难明者，非谓书之理意难明也，实为古人之文言有不通于今者之难明也，能明乎尔雅之所作，则可以知笺注之所当，然不明乎尔雅之所作，则不识笺注之旨归也，善乎！二子之通尔雅也，颜氏所通者，训诂杜氏所通者，星历地理当其颜氏之理训诂也。如与古人对谈，当其杜氏之理星历地理也，如羲和之步天，如禹之行水。然亦有所短，杜氏则不识虫鱼鸟兽草木之名，颜氏则不识天文地理，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杜氏于星历地理之言，则必极其致至于虫鱼鸟兽草木之名，则引尔雅以释之。颜氏于训诂之言甚畅至于天文地理，则阔略焉，此为不知为不知也，其他纷纷是何为者释是何经明是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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