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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公学 1902年11月的一个寻常下午，上海南洋公学内，一位名叫郭镇瀛的老师正走进教室上课，这节课，他本准备讲一讲清廷官修史书《大清会典》以及魏源所著的《圣武记》。 南洋公学是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大学，虽然是倡导新学的新式学校，但实际上还是没有脱离陈旧文化的束缚，教学内容以经史为主，陈旧的习俗和仪式一个不少，虽有诸多热衷于新学的人，但守旧派还是不少，郭镇瀛则是后者。 就在郭老师抱着厚厚的课稿像往常一样走进教室，放好书正准备就坐之时，却发现自己的椅子上摆着一只空墨水瓶，顿时满脸怒气，大发雷霆，他虽然上了年纪，思想迂腐了些，但还是瞬间明白，这是在讥讽他胸无点墨。 郭镇瀛气急败坏地追问全班学生，誓要揪出“主谋”，但讲台之下却没有人吱声，恼羞成怒的他，直接将前排三位学生开除，其余学生皆因“知情不报”而受到记过处分。 说来也可笑，一个自小就饱读圣贤书的读书人，一个讲究以理服人的学者，在此时，面对学生的捉弄，处理的竟然如此粗鲁又野蛮。
部分从南洋公学退学的学生 郭老师可能也没想到，一只小小的墨水瓶竟然牵连出一大堆事来，更出乎他意料的是，甚至还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潮，历史上称之为“墨水瓶风潮”。 郭镇瀛盛怒之下“处理”的一众学生自然很不满意，群情激愤之下，集体到学校的总办所申诉，要求学校撤销对他们的处分，然而，这次申诉并没有得到任何结果，校方显然是偏袒郭镇瀛。 这些学生无奈之下，决定集体退学，以示抗议，离校之前，他们聚集在一起，在各班级宣扬郭镇瀛和学校的行径，言辞激昂，得到了广泛的同情，第二天，学校以“聚众要挟，不守堂章”为由，将这些学生全部开除。 校方这一行为顿时引起全校哗然，其他各班数百名学生声讨总办所，闹得不可开交。担任特班总教习的蔡元培闻声之后，斡旋其间，希望调解双方矛盾，但校方始终拒绝学生提出的一些请求，并且，作为学校的总督版盛宣怀却一直以“丁忧”为由，从未露面。 眼看调和不成，蔡元培愤而离职，与学生们一起离开了南洋公学，事态一发而不可收拾，众多学生纷纷跟随着蔡元培退学，还有不少学校千辛万苦培养的特班学生。后来，校方开始派人规劝退学学生归校，到最后，实际退学人数近150人。 从南洋公学退学的学生大都留在了上海，但没了学生，他们还是陷入深深的迷茫之中，蔡元培见状，将众人组织起来，他计划，要建一个学校！
蔡元培 但办学谈何容易，首当其冲的就是选址和资金，蔡元培东奔西跑，四处筹款，终于凑了一笔钱，并得到了中国教育会的支持，他租下位于静安寺路泥城桥福源里的两栋旧房子，房子分三层，底层办公，二层办学，上层住宿，简单的收拾过后也像模像样。 1902年11月21日，蔡元培将一块写有”爱国学社“的木匾，挂在房子的门楣上，一所名叫”爱国学社“的学校，就办起来了。 爱国学社的主要经费，都来自于一位名叫罗迦陵的犹太裔女士，她是富商哈同的妻子，是中国教育会发起人黄宗仰的弟子，与蔡元培、章太炎等人相交甚笃，爱国学社的成立之初，她豪捐1万元，这笔”巨款“足以让爱国学社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爱国学社 开学式 爱国学社开学典礼上，蔡元培自任学社总理，吴敬恒为学监，几名跟着他从南洋公学退学的特班学生做起了义务教员，学校采取学生自治制度，学生可以监督学校行政和学生操行，高年级学生还可以充当低年级班级的教师，这在当时，是一次空前的尝试。学社的课程有国文、地理、历史、英文、心理、物理、社会、经济、政治等涉及方方面面，以灌输民主主义思想为己任。 这种自由的教学风气让人耳目一新，吸引了众多青年学生前来学习，除了南洋公学，其他地方各个学校内开始陆陆续续出现学生罢课退学的事件，一股自由风潮席卷学界。 那些从各地退学的学生，只要愿意，爱国学社都无条件接收，因此，爱国学社的规模不断壮大，章太炎、邹容等皆在其中。 那些爱国学生在学社内自由阅读新式书刊杂志，大谈革命，全是意气风发的模样。
爱国学社如火如荼，《苏报》也正是声名鹊起。1903年，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苏报》便与爱国学社形成”联姻“关系，学生们为《苏报》撰文，以此换来银两作为办学资金，在《苏报》上专门设立了”学界风潮“和”舆论商榷“两个板块，以报道学生运动，宣传革命思想。 这些星星之火很快成为熊熊燃烧的火焰，《苏报》上的革命文章展现了巨大的影响力，尤其是邹容的《革命军》，因为《苏报》的宣传一路畅销，革命的种子遍地播撒。 但正是那些书、那些文章、那些言论，挑动了清朝廷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在清朝廷和帝国主义的勾结密谋之下，震惊社会的”苏报案“爆发，爱国学社遭到牵连，遭到查封，被迫解散关闭。 从成立到解散，爱国学社只坚持了七个多月，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它引领学界风潮，以教育之名行革命之实，成为了众多革命者的摇篮，也谱就了辛亥革命的序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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