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遗忘的知青岁月

　　1975年8月我高中毕业，被迫卷入上山下乡运动。当我戴上大红花 被送上车那一刹啦，我心中并没感到光荣，反而是失落、悲伤甚至是绝望。毕竟第一次远离父母，被下放到边远的农村，风华正茂的年纪，想继续读书无门，想找工作必须先下乡，这是大势所趋。

　　我选择插队落户，背着被子，拿几样生活用品，来到一处偏僻的山沟里。生产队负责人把我带到一个破旧的凹字形院子里，安排我的住的房子曾经是厨房，土墙瓦盖结构，四面漏风，满屋灰尘蜘蛛网。本来有国家发的800元安置费，被生产队里的干部打来吃起，可以理解为他们应该得的接待费。那天晚上，遇到没电，到邻居借用一盏煤油灯，屋里很昏暗，嗡嗡叫的蚊子到处飞，猖獗的老鼠四处窜，屋外传来间断的狗叫声。。。我简单地收拾整理潮湿的土屋，躺在床上，辗转难眠，回想自己18岁一路走来，刚学乖点我再次被命运抛弃，梦想全破灭了。从此我要开始新的生活，适应一个陌生的环境，生活完全靠自己打理，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日子。难道一辈子在这里当农民吗？无形的压力和酸痛一涌而来，我伤心地痛哭了一场。

　　在旷阔天地里，我老老实实地接受再教育三年半，春去冬来，日复一日，深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与农民打成一片，几乎所有农活都干过，最难忘的经历是大战水库，几乎是靠人海战术筑起来的土坝水库，知情当中，除了女的外，男的必须去下苦力，一个月下来，腰都压弯了。为了早日完成劳动定额，每次身挑土石方180斤(净重)，现在想起来太可怕了，万一腰被骨折，不落个残疾才怪。说实话，今天当地老百姓喝的水就有我们知青的贡献。

　　那时知青每人每月粮食定额32斤，猪肉一斤，一般知青合伙煮来吃。每天村里喇叭不怨其烦地播放样板戏，精神生活枯燥单调。为了丰富知青文化生活，知青自己组建宣传队，每天晚上8点在大队集合，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几乎每晚排演至晚11点。情不自禁地盼着天快黑，有一种彼此眷恋牵挂的心情把我们拴在一起。

　　有一年冬天，皓月当空，夜深宁静，从大队返家有两条路可走，本来我可以抄一条近路，但为了陪送一个女知青，把她安全地送回家。我独自继续往前走，始终躲不过一堆堆坟墓，总感觉后面有个幽灵在尾随着，坟墓闹鬼听说过，此时此刻很惧恐，我边走边唱歌，以示为自己壮胆，没过多久，恐怖的山头消失在茫茫的夜幕中。。。当我走下坡路时，突如其来的突突的怪声，头顶被什么东西铺天盖地袭来，因极度恐慌，立马蹲下，抱住脑袋，大喊一声：“谁”！那怪声由近到远地散去。等我缓过神来，发现那一只野鸡的作为，可能是我的歌声惊动了它，而砸下来东西是松树上的白雪。

　　回顾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45年了，那是文革的一部分，也是我抹不去的伤痛。仿效苏联，让城市青年下乡垦荒以解决就业问题。绝大多数人既未成年，也未毕业，更无法继续应有的读书深造，无端成为一场政治风暴的受害者。

更新于 35分钟前

来自作品集豪放君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