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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过汉之声每一条信息：点击右上方菜单栏 ➡ 点击“汉之声” ➡ 点击右上方菜单栏 ➡ 点击设为星标  01 蒙古汗国的分裂和变迁 （一）忽必烈的上位  忽必烈能代表汉人吗？ 忽必烈虽然使用汉族人的力量为自己争夺汗位，但毫无疑问忽必烈并不代表汉族的利益。归根结底，忽必烈缺乏蒙古人支持，但是身边并不是没有一个蒙古人色目人基本盘在，他麾下有重臣突厥人廉希宪、蒙古人伯颜、阿术、安童、完泽等本族或亲信族群臣僚以及数万蒙古色目军士，待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夺取汗位后，虽然忽必烈上位前蒙古人大都持不支持态度，但是上位后漠北等地蒙古人大都承认了既成事实并且臣服于忽必烈任其驱使。汉族人只是忽必烈在崛起前和崛起期间拉来救急的外援而已。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为了征服波斯，而选择讨好埃及人，徒步走入沙漠中朝拜古埃及宗教圣地，给埃及人减免赋税，还给自己冠上了法老的头衔，一切目的便是让埃及人心甘情愿为远征波速的希腊大军提供物资；法兰克王国被一分为三后，同出一宗的东法兰克国王与西法兰克国王兵戎相见，战前动员中东法兰克国王用罗曼语传唤军队，而西法兰克国王则用日耳曼语对将士们喊话并以族群敌对为由鼓动军队奋勇作战。但凡对外扩张的民族采用分封制将一股势力分封到异族土地上，被分封者必然会吸纳本地势力、走本地化团结地方以求反抗宗主的压制，而这种吸纳本地势力和本地化往往是不彻底的，只要被分封者还有自己民族的班底在，寻求吸纳本地势力就只是权宜之计。 蒙古汗国可汗在蒙哥汗继位后，事实上已经处于分裂地位。按照惯例，宗王得封的兀鲁思只包括草场以及其上放牧的牧民，城市则由蒙古大汗派遣的达鲁花赤来管理并对蒙古大汗负责，但蒙哥汗为了报答拔都的拥立之功，默许中亚地区的玉龙赤杰等城市的达鲁花赤向拔都负责。只是拔都与蒙哥汗关系亲善，前者礼节上服从后者，事实上的分裂尚且可以被亲密的关系所掩盖。  蒙哥汗死于钓鱼城下时，他有三个活着的儿子和三个弟弟，三个儿子势力太弱，不可能在已经是名为选举制、实则比军马数量和国内威望的“大汗选举”中获胜，他的三个弟弟则分散各地，忽必烈在湖广围攻鄂州到11月，旭烈兀在西亚两河流域灭亡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后继续向埃及推进，阿里不哥则留守蒙古高原，旭烈兀离得太远，窝阔台、察合台系宗王被当权的拖雷系和亲近拖雷系的术赤系打压不可能上位，术赤系远在中亚东欧也是离得太远，汗位的争夺此时便落在了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间。 阿里不哥得到了蒙古汗国黄金家族成员中铁木真的多数后裔的支持，并实控漠北和秦、陇、川，但阿里不哥所在的漠北高原事实上物资匮乏，粮草全靠尤其是汉地河北、中原地区转运，秦、陇、川屡经战火萧瑟异常，忽必烈虽然在蒙古人中间只争取到了少数如铁木真弟弟的后裔东道诸王的支持，但是忽必烈实控物资、人力相对充沛的潼关以东之北汉地，外加忽必烈名不正言不顺，不抢先称汗在大义名分上将陷入被动，籍此忽必烈在不召开忽里台大会的情况下在1260年3月于老巢开平称汗，汗号薛禅汗。阿里不哥闻此在4月于哈拉和林亦称汗。两方互不相让，于是内战爆发。怯薛军是蒙古大汗的近卫武装和直属力量，战前由蒙哥汗亲自统帅，但在蒙哥汗死后和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斗时，这支部队大都选择投靠阿里不哥，此外随蒙哥南征的蒙军大都站在阿里不哥一边，尴尬的忽必烈不得不重组近卫力量。由于缺乏蒙古人支持，忽必烈重组近卫军不得不选择汉族人，他下令从汉军世侯中大举抽调兵力，尤其以史天泽为最，共搜集汉兵三万成军，军名武卫军，以为近卫。
关陇汉族军事贵族与汉军世侯 在汉族南朝时期，西鲜卑魏国-鲜卑周国由于长期战争，鲜卑族人口锐减而不得不将关陇地区汉族豪强以府兵制的形式吸纳进鲜卑人的军事机器里，并将其中的佼佼者李虎、杨忠等人吸纳进高层，从而培养出一批手握重权的汉族军事贵族，后乘着鲜卑周国朝政动荡，再公元581年杨忠的儿子杨坚成功篡位夺取政权建立了隋朝，继而结束了自五胡乱华以来，胡人在汉地兴风作浪三百年的历史，成功复兴了汉族人的国家。 无独有偶，在蒙古人攻灭女真金国期间，蒙古人一样招降了大量的汉族豪强和反金或抗蒙起义军，但相比鲜卑人让汉兵加入体制内，蒙古人选择让这些汉族人成为体制外的附庸，以封建各地的汉军世侯身份为蒙古人效命。不能进入体制内，就无法从和杨坚一样从内部掀翻蒙古人的统治，而蒙古人早期军势强大且汉军世侯本身被蒙古人以各种手段钳制，这使得汉军世侯亦难以直接反叛蒙古。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内战期间，忽必烈由于缺乏蒙古人支持，于是一方面任用汉族士大夫以提供谋略，又抽调汉军以维持军力，某种意义上忽必烈走了鲜卑人的老路，长此以往必被汉奸们反噬，但1263年李璮起兵后，忽必烈一方面削弱汉军世侯权力，废除了他们世袭领地、军队的领主权力，另一方面又迅速引进色目人以协助牵制、镇压汉族人，历史上汉族军事贵族掀翻鲜卑人统治之例最终无法在蒙古人身上重现，也堪称极大的遗憾。 战争爆发后，忽必烈一面设军户屯田，一面立即切断了对漠北的粮食供应，阿里不哥方被迫向西寻找察合台兀鲁思的支持以求后勤补给。1260年，忽必烈亲率兵在漠南与阿里不哥本部大战，其重臣突厥人廉希宪则主持西进秦、陇、川，两条战线忽必烈都取得大胜，东线忽必烈部攻占哈拉和林，西线廉希宪横扫了阿里不哥的势力，在今甘肃耀碑谷彻底消灭了阿里不哥在汉地西北的余部，阿里不哥被迫离开漠北向西迁徙，并自此势力一落千丈。 从1261年到1264年，阿里不哥多次以西域地区为根据地对漠北展开反扑，但每每困于物资短缺而军事行动失败，而为了维持军事行动，阿里不哥又在西域横征暴敛、烧杀掳掠，这引发了当地居民、他的部众和察合台系宗王的强烈不满。1264年，阿里不哥的驻地阿力麻里（今汉地伊犁河流域）因阿里不哥军掳掠而发生饥荒，阿里不哥军军心溃散，在这种困顿局面下阿里不哥最终认输向忽必烈投降，蒙古大汗的宝座也被忽必烈稳固占据，作为交换忽必烈饶过了阿里不哥的性命并允许他和他的子孙继续以贵族身份在漠北生活。但是忽必烈的汗位再也无法号令西道诸王。
（二）蒙古汗国的分裂 就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内战期间，察合台兀鲁思、术赤兀鲁思与旭烈兀兀鲁思、窝阔台兀鲁思四方因对中亚、西亚疆土划分不均的争端爆发了激烈的矛盾，同时窝阔台兀鲁思与蒙古本部、部分亲忽必烈的察合台宗王也存在因蒙古大汗汗位从窝阔台系转到拖雷系这一难以调和的矛盾，一连串矛盾引发的四大兀鲁思之间的战争持续到1269年，各方难以为继，于是术赤兀鲁思（金帐汗国）、察合台兀鲁思、窝阔台兀鲁思三方决定议和，三家在中亚塔剌思草原召开忽里台大会，三方约定永结盟好、重新划分了中亚的疆土（包括城市地区的治权）并一致敌对旭烈兀兀鲁思（即伊利汗国），还约定三家不能学忽必烈背叛蒙古旧俗去城市过定居生活。  由于战争过程中，窝阔台兀鲁思取得了最多的军事胜利，因此窝阔台兀鲁思取得了最多的利益，窝阔台汗后裔海都不仅不经忽必烈允许自立为汗，还因军功成为了中亚地区的霸主，而作为窝阔台系的首领与铁木真的曾孙，海都其后到死为止都一直秉持与忽必烈乃至大元大蒙古国敌对的立场。忽里台大会历来要求蒙古大汗亲自在场，且各大兀鲁思的汗需要蒙古大汗册封、疆土划分需要蒙古大汗的主持和认可、城市地区要由蒙古大汗直辖，而这次忽里台大会将上述一切原则尽数违反，恰巧此时忽必烈困于对汉族的征服战争无力制止，因此自此蒙古帝国无论是事实上还是名义上都无可挽回的分裂了。 02 蒙古汗国到大元大蒙古国的变迁 （一）官制改革 忽必烈成为蒙古大汗后，汗号为薛禅汗，并实际控制了蒙古本部和北汉地乃至藏地（1239年，亲拖雷系的察合台系宗王阔端征服了藏地），由于汉地经济最发达并且在打赢汗位争夺战中助力最多，外加汉族帝国制度是当时少有的能够长期稳定统治广袤疆土的政治体制，薛禅汗开始以汉族帝国的官僚体系为蓝本，构建蒙古人国家的官僚体制。
1260年，薛禅汗开始模仿汉族帝国的习惯使用年号，当年是为“中统”元年，到了1264年又换年号为“至元”，同时薛禅汗也在这几年重新更定了蒙古国家的首都。原本蒙古汗国的国都在漠北的哈拉和林，该城在1235年由窝阔台汗所建立，到1263年，薛禅汗将老巢开平定为“上都”，到了1264年，他又开始在金中都废墟东北方建造新城，后将新城命名为“大都”，以此作为蒙古人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后世蒙古大汗每年都往返两都进行巡幸。到1276年，薛禅汗正式给自己加上“中国皇帝”的头衔，并把“大元”加到国号中，蒙古汗国由此变成了大元大蒙古国。 不光是薛禅汗统治的蒙古人国家，但凡攻陷汉地的异族政权大都会在官僚体制和政治制度上模仿汉族人的帝国，而他们如此行事的原因是相似的。 首先，国家体制汉族帝国化的第一需求来源于财政和军事动员。异族国家占领了农业和工商业远比本土发达的汉地，在无法对汉地进行人口替换而只能进行统治的情况下，异族国家必须在行政上更像一个汉族政权，才能汲取更多的财政一保证中枢和本族利益最大化，军事化的劫掠对于异族势力而言是不可持续的。第二个需求则是来源于政治的，尤其是以游牧为生或部落主义较为严重的民族普遍有一种贵族共治的传统，即贵族对王权有很大程度上的限制。这些异族攻入汉地后，其大汗或皇帝常接纳汉族士人作为行政官僚，以此来制衡原有的贵族群体以扩大君主的权利，但是他们也很注意在这个过程中一般绝不授予汉族人以军事力量。第三个需求则是对统治稳定性的追求，表现的更像一个汉族帝国或多或少都能减弱汉地民众反抗。但另一方面，必须又在内部强调自己的族群独特性，无论契丹国、女真金国、大元大蒙古国、满洲清国，都有其君主不断斥责自己的那些贵族，怎么忘记了自己的民族传统的记载，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异族们才能够在身份认同上维持住本民族的族群共同体，实现对汉族的殖民统治。 官制改革是蒙古人对本民族国家改造的关键一步。在中枢官制上，蒙古人以中书省为行政机关并下设兵、礼、户、刑、工、吏六部，以枢密院为军事机关而掌管全国军队，以御史台为监察机关，还设尚书省以掌管财政事务但时设时废。此外还设宣政院专门负责藏地乃至全国佛教僧侣事务。地方上，蒙古人建立了行省制。 事实上行省制并不特殊，也不是什么伟大的创新，蒙古人在攻克北汉地期间，一并彻底摧毁北汉地原有的的社会与政治秩序，后来为了统治当地，一方面使用汉军世侯封建州县，另一方面设立中书省统筹协调，后来由于一个中央的中书省无法完成如此巨大的任务，于是设立中书省的派出机构行中书省到地方作为派出机构，行中书省长官称丞相，后又改为平章政事，到薛禅汗统治后期派出机构开始正式转变为地方行政机关。
大元大蒙古国的行政区划 行省大员的权限严格来讲并不大，行省丞相没有调兵权，也没有官吏选拔权，且受到御史台所领导的监察系统的严密监视，因此自主性不强。另外行省区域范围的划分与汉族帝国以往倾向于按照前代区划和山川地形划分行政区不同，尤其是在南方，行省边界划分及其粗暴和畸形，河南江北行省直接不问淮河、汉江而以黄河-沂蒙山、长江分南北界，区域范围过大且不问淮地和汉江流域的山川河道地理人文；湖广行省则以长江为北界而以南海为南界，以至于该省首府、经济文化要地武昌居然入锥子般突兀的处在行省北界，完全不能发挥首府沟通一地交通、经济的作用。但是这种划分边界的方式可以使得省内反蒙势力非跨省无法利用地利形成武装割据，方便了蒙古镇戍军的镇压，因此行省制某种意义上类似于欧洲列强在非洲划分的国界，实质上是蒙古人方便用武力来最大限度镇压反抗和从地方盘剥资源的工具。 此外在行省以下，还存在路-府、州-县等建制，有些地区府在州上，有些地区没有路、府，而只有州、县，这使得大元大蒙古国的行政建制层级最多达到五层，即省-路-府-州-县，如，可谓东亚大陆有史以来最为冗杂。虽然官僚体制上类似宋朝，但判断政权性质的关键在于蒙古人为主的军队和蒙古人以远超其民族人口比例而占据中枢甚至地方显官要职，让整个官僚机构为蒙古人殖民统治服务，官僚机构变成了税吏，和军队形成了蛮族殖民帝国的税吏--军队二元的制度，从而反映出大元大蒙古国对于汉族的殖民性质。 （二）色目人的起势 从蒙古汗国到大元大蒙古国的转变本质上是蒙古汗国过于巨大且继承法混乱导致的分裂而产生的，大元大蒙古国相对蒙古汗国也更加依赖汉地的人力物力以维系国家的运转和蒙古民族的生活享受，但对于这种转变，蒙古人存在极大的警觉性，其转折点便是李璮起兵。
李璮是前红袄军领袖、后降蒙并死于淮南的李全之养子，他在淮北海州任汉军世侯管制当地并娶蒙古宗王之女为妻，但李璮不愿终身为蒙古人驱使。1260年开始，李璮外结南宋，内募精兵，在辖地修文庙、招揽儒生，还以南征为名向薛禅汗讨兵，到1262年三月李璮发难，他杀尽当地蒙古人的戍卫军，南向宋廷献涟海三城以求结好，并跨海攻入山东直取济南，自淮水到济水瞬间变色，宋朝也册封他齐郡王和节度使，但不给任何实质支援。李璮迅速北上拿下济南，但其后他军事上开始不思进取，而是通过书信联络河北汉军世侯希望他们一道起兵响应，虽然河北方面与他书信往来颇多，但是事发后河北汉军世侯大都效忠蒙古人而南下攻打李璮，李璮部被汉军世侯史天泽率领的优势兵力的蒙军围困在济南到七月败亡。 李璮起兵反蒙历时不过四个月，对蒙古方面的打击很有限，且参与围攻李璮的也大都是汉军世侯部，但是汉军世侯的反蒙起义以及其他汉军世侯与背叛蒙古者存在大量书信往来，且最后攻李璮军主帅史天泽在济南城下俘虏李璮后没有将其上交薛禅汗亲自审问，而是急不可耐的在阵前杀死了他，像是要杀人灭口，这深深的刺激了薛禅汗和其他蒙古人高层。 薛禅汗开始大力削弱汉军世侯的权力，从1263年开始，蒙古方面先后在北汉地实施兵、民分治，罢世侯、置牧守、行迁转法，易置汉人将领部属、将不擅兵等制度，将汉军世侯从掌握领地官、军任命与领民生杀大权的封建领主转变为有特权但没有固定领地的军事贵族，还一并疏远身边的汉族文人谋士，这些士人大多被安置于翰林院管理文化事业，或作太子老师，名义上很尊贵，其实没有实权。如刘秉忠做了太保，许衡被任命为翰林院的国子祭酒，窦默被被任为翰林侍讲学士，王鹗被任为翰林学士兼修国史。  蒙古人中的军事人才不少，但是政府管理工作方面的人才却相对紧缺，既然汉族人不再能被重用，那么就要拉一股新势力上位。蒙古人选择的是色目人。色目人非单一族群，但凡身处汉地以西的吐蕃、党项、钦察乃至中亚穆斯林群体都能被称为色目人。由于色目人往往有文化背景，在东方缺乏社会、族群根基，因而能够填塞进官僚系统中为蒙古人和大元大蒙古国服务而没有异心，而汉蒙之间又有血海深仇， 因此色目人的地位开始大大提升。1264年，薛禅汗任命生于今乌兹别克地区、薛禅汗岳父家奴出身的中亚突厥穆斯林阿合马为宰相（即中书平章政事），以此为契机色目人官僚由少到多开始遍布朝堂，1265年薛禅汗宣布“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1268年薛禅汗又宣布“罢诸路女真、契丹、汉人为达鲁花赤者,回回、畏兀、乃蛮、唐兀依旧”，到1276年薛禅汗给自己加了“中国皇帝”的尊号后又强调性宣布“罢汉人之为达鲁花赤者”，在任官上，色目人获得了蒙古人以下的第一优先权，江浙、江西地区省一级大员尤其是行省丞相基本尽数由蒙古人、色目人担任，汉族人几乎不见身影。  古画上的色目人形象 但凡一国统治团体统治着众多非本民族的，必然会利用一些“少数民族”或者相对在某地的“少数民族”来制衡多数人或者一地的多数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殖民保加利亚地区时，便喜欢用希腊人来管理当地，原因便是希腊人在保加利亚地区是少数群体，可以制衡多数的保加利亚人；英国人在殖民缅甸时期便积极的往缅甸运输孟加拉语穆斯林，以求制衡信仰佛教的缅族、若开族群体；阿拉伯穆斯林击灭西哥特王国殖民大半个伊比利亚半岛后，为了理财并制衡当地罗曼语基督徒，便善待犹太人并积极培植他们的势力；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为了镇压北美的反抗，英国人不惜解放黑奴和联合印第安人来对付不服从英国政府的英格兰后裔们。由此可见，蒙古人任用色目人也是相似的原因。 （三）兵制的演变 削弱汉军世侯、提升蒙古本族和亲附蒙古的色目族群的行动一样影响到了大元大蒙古国的兵制，汉军世侯们对本部兵马的世袭统领权被剥夺，而与此同时蒙古人也开始为了方便管理而贯彻军户制。蒙古人实行军户制是在收编汉军世侯后，汉军世侯为了出兵作战和领地发展两不误，于是划分出一定的人口专职军事，后来蒙古人觉得这个策略不错，就拿来推广。 军户身份世代沿袭，父死子继且不准出籍，而军户也有相应的经济权益，拥有四公顷以内的土地无需交税，但军户出征打仗往往也需要自己携带战马和军械。忽必烈称汗后，由于一度缺乏蒙古本族支持，忽必烈组建卫军作为近卫武装，赢得内战后，怯薛军也被重新充实，蒙古大汗就此拥有了卫军和怯薛军两支近卫，而在武卫军的基础上，蒙古人开始实行宿卫军制。 宿卫军以卫为单位，设千户进行统领，不同卫军兵员不同，职能划分也不同，如武卫军主要兵员为汉族人，职能上偏工程兵，右卫率主要兵员是招抚而来的女真人，左右钦察卫的兵员则为钦察人，到大元大蒙古国后期，蒙古、色目卫军15个，兵员13万，汉族卫军11个，兵员11.6万。由于管理上蒙古人把汉族人和女真人、契丹人等也算成汉人，汉族卫军兵员并非全数汉族人。 依靠民族间的制衡，卫军难以成为汉族人或其他对蒙古不满的民族的反抗摇篮，而无论怯薛还是卫军，都是蒙古大汗的近卫力量，地方上还有镇戍军，该军事系统形成于蒙古灭亡宋朝彻底殖民汉族后，其职责在于镇守战略要地和负责辖区内治安。镇戍军系统分为蒙古镇戍军、探马赤军和汉军、新附军四大体系，前两者兵员以蒙古人、色目人为主，探马赤军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汉族人，后两者以前汉军世侯部队和宋朝降兵为主，大体上蒙古镇戍军、探马赤军驻扎和镇压淮河以北，汉军和新附军则在淮河以南充作汉奸，大元大蒙古国设都指挥使司-万户府-千户-百户以统辖这些武力，而镇戍军兵力与军户数相关，蒙古人对汉族人鲜少透露军户数据，目前一般研究认为大元大蒙古国巅峰时期有军户72万户。
03 大元大蒙古国简史与乱局 （一）四次外战 忽必烈夺权后，蒙古汗国及其后的大元大蒙古国与除了汉族的宋朝外的其他周边政权发生了相当频繁的战事。在西方，由于拖雷系夺取窝阔台系成为蒙古的汗对于后者而言是难以忍受的刻骨之仇，因此在1269年塔剌思草原的忽里台大会后，窝阔台兀鲁思的可汗海都随即向他的堂叔薛禅汗忽必烈发难，由此掀起长达三十多年的战争，大元大蒙古国方面称之为“海都之乱”。
1268年海都称汗后，窝阔台兀鲁思的疆土约在今天额尔齐斯河上游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一带，称汗后不久海都便东征，夺取今汉族的天山以南大片土地，与大元大蒙古国在漠北、西域两大战场角斗。在东方，由于外交矛盾，大元大蒙古国在1274年和1281年两次以高丽和江南为基地，发兵渡海进攻日本，是为蒙日战争，即日本人口中的“元寇来袭”。在南方，自1257年镇守大理的兀良合台进攻安南后，到1280年代蒙古人再度试图征服安南，并先后在1284与1287年兴兵南进。到了1293年，由于爪哇岛上的爪哇国国王克尔塔纳加腊镇压了国内的亲蒙势力，大元大蒙古国发兵走海路，以占城、婆罗洲为中转站，大举跨海南征爪哇。
这四场战争除了第一场与窝阔台兀鲁斯的战争外，大元大蒙古国全数失败。1289年，海都东进杭爱山，当地驻防的是忽必烈的孙子甘麻剌，海都大败甘麻剌进而突破杭爱山紧逼到哈拉和林，逼得当时74岁的薛禅汗被迫亲征才将之逼退。但海都所统领的窝阔台兀鲁思土地贫瘠、人口稀疏，军队作战能力相比大元大蒙古国方面并无明显优势，后者长期掌控着西域南部几个重要的军事据点，而窝阔台兀鲁思军一直没能拔除。1301年，海都遭遇了数场恶战，虽然勉强取胜但也因伤而死，到1306年窝阔台兀鲁思遭遇了察合台兀鲁思和大元大蒙古国两面夹击而最终战败，但长期战争也逼得大元大蒙古国基本退出西域，基本仅余哈密一带。 1274年，蒙军与高丽军三万人渡海攻日，日本镰仓幕府猝不及防，连续丧失对马岛等九州沿岸岛屿并在博多湾交战时多次失利，九州岛的政治中心太宰府都一度面临沦陷的危险，但依靠台风重创蒙军船队成功将之击退。
1281年蒙古分别以高丽和江南为基地，前者出动蒙古、汉军、高丽军约4万人，后者发动新附军10万人，此战镰仓幕府准备充分，不仅发动全国武士总计调兵十万备战，还在九州沿海建起高达两米的边墙阻击，蒙军在沿海登陆却始终无法有所进展，到7-8月的盛夏台风重创了停泊在九州沿海的蒙军水师，史称“雹雨风交作，舟不得泊，随惊涛上下触击，皆碎”，十四万蒙军半数以上淹死于波涛中，海面上尸体多到可以踩着尸身行走而不沾海水，蒙军残部因此被迫撤军。 1284年和1287年，蒙军南攻安南并发动数十万新附军一道南征，但蒙军中新附军士气低落，连战线都无力维持，外加安南潮湿炎热的气候，蒙军两次南征损兵数十万全数失败。1293年蒙军两万人南征爪哇，虽然登岛后凭借装备优势迅速攻占爪哇国首都并俘虏旧王、换上亲蒙者威查亚做王，但威查亚上位后立即与蒙古翻脸并动员全国袭击蒙军，蒙军在撤退途中损失惨重，生还回国的不足半数。蒙古攻打日本、安南、爪哇的失败原因既在于侵略对象离蒙古本土甚至汉地太过于遥远，跨海、渡瘴对于当时的军队而言风险太大，往往非因战事便被大自然消灭大半，但也在于蒙古人出兵上述地区的目的并不单纯。 蒙古灭金后，得汉军世侯之兵20万众，灭宋后获新附降兵又数十万众，几十万汉族士兵对蒙古人的统治而言是个隐患，为此尤其是在第二次攻日、攻安南、攻爪哇之战中，蒙军中多数兵马皆是汉兵，战胜则开疆拓土，战败也可消耗汉兵除隐患，而汉兵本就是被逼出征，战心自然不高，攻安南的汉兵甚至还目睹逃亡安南的汉族人因仇蒙而参加安南之军对抗自己，以至于士气低落到多次一触即溃，由此蒙古的三次海外远征之失败也不难理解了。 对马岛之魂辱华了吗？ 《对马岛之魂》是2020年由日本索尼公司发行的一款开放世界动作冒险游戏，剧情以年蒙古入侵日本战争为背景，玩家扮演一名叫境井仁的镰仓幕府武士，以从蒙古侵略者手中保卫日本。游戏发布后由于剧情、画质的优秀，仅四个月便销售 万份而创下索尼公司有史以来的销售记录，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却遭到一些人的“斥责”，这些人认为这部游戏玩家抵抗 元朝”，丑化“今天”“中国 的形象，因此涉及“辱华”。这些认为“辱华 的人的逻辑无外乎是认为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是中国政权，《对马岛之魂》抵抗 元朝”就是在“辱华”，但荒谬的是1274年南宋还在，从年到1279年汉族人抵御蒙军南侵，其中就有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人，这些人的抵抗行为是不是也算 辱华”？是不是凡是不顺从蒙古人的大元大蒙古国就是 辱华”？大元大蒙古国是一个蒙古人、色目人为主体，汉族人为多数且被歧视、迫害的政权，蒙古人在汉地北方肆意屠戮导致当地人口减少了近成，把兴盛了两千年的河南杀成白地，蒙古人的大汗又把地方和中枢的要职全部交给蒙古人、色目人而非汉族人，它们既不觉得自己属于“中国”又鄙视占人口多数的汉族人，如果不是蒙古人以及色目群体而认为将这样一个政权作为反派是侮辱自己，那实在是被抢劫了还替抢劫犯辩护，又闲又贱。而如果是蒙古人或者色目群体觉得“辱华，那就更没必要了，明明蒙古人有祖国，为什么自欺欺人又要抱着“中国 不放觉得自己有权利代表“中国”乃至于汉地？ （二）混乱的继承 薛禅汗统治期间，大元大蒙古国屡征周边邻国，但大都没能取得多少有价值的战果。1285年，薛禅汗的嫡长子、1261年被封为燕王、1273年被立为太子的真金与其爆发了较为严重的矛盾。蒙古汗国原本的汗位继承制度是忽里台大会推举制，但这种继承制度往往不能让自己的子孙后代继承汗位，为此薛禅汗干脆学习汉族帝国的继承制度，以立太子的方式绕开忽里台大会直接选定大元大蒙古国的下任大汗。真金自幼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成年后更是参与朝政决策，久而久之身边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尤其以汉臣为多，到1285年真金羽翼丰满，亲真金的汉臣开始鼓吹让薛禅汗禅让汗位交给真金，这就是著名的“南台御史封章案”，这引发薛禅汗震怒并对此事细查，真金居然因此忧惧而死。真金死后，薛禅汗念及父子之情，又把皇太子的身份安在了真金的儿子铁穆耳身上。
薛禅汗时代，大元大蒙古国屡次进攻周边政权，除攻打宋朝得手外，其他军事行动都没能有效拓展疆土，而其他四个蒙古人的兀鲁斯由于相互的争斗和巩固已占有土地的需要也大都停止继续扩张，蒙古人对外侵略扩张疆土的进程停滞。没有新的疆土，就不可能以分封制并建立新的兀鲁斯以安置蒙古宗王，为此在汉臣的建议下，薛禅汗改分封制为宗王出镇制。宗王出镇制度下，蒙古大汗派遣宗室子弟前往各地驻扎，代表中枢监督当地的军队和官吏，并可以安排部分人事、组建幕僚团、关键时刻指挥军队或截留财政等，但是宗王本身在当地并非被分封，中枢可以调走、更换在当地出镇的宗王，地方军权、财权、人事权依旧在中枢，宗王理论上只能代表中枢而不能自成一体。 大元大蒙古国安排宗王出镇的地区主要包括云南、漠北、吐蕃、江南、宁夏，负责镇压西北、西南、东南的不安定势力，其中出镇西北和漠北的宗王权势最大，往往手握当地军权，而这就产生一个危机。薛禅汗为了汗位能稳妥的传给子孙，于是设立皇太子制，但蒙古人历史上没有嫡长子继承的传统，蒙古高层贵族势力又相对庞大以至于可以脱离制度左右皇权，而原有的继承制度——忽里台大会选举制也并没有被废除，理论上如果蒙古宗王在漠北地区召开忽里台大会并被选为蒙古大汗且得到了多方势力的认可，他就能继位为汗，而出镇漠北、西北的宗王们既靠近蒙古人的老巢，更容易得到蒙古人内部的支持，又往往手握重兵，他们若真有实力便可无视大都中枢和前大汗认定的皇太子而走这个流程，于是薛禅汗在1294年死后，围绕在汗位边发生了多起血腥的博弈，这也使得大元大蒙古国汗位传承的世系极其混乱。 薛禅汗有四个嫡子，其中真金是老二，但由于老大朵儿只早亡且无嗣，留下后代的嫡子只剩下三个，分别是事实上的嫡长子真金，三子忙哥刺、四子那木罕，他们都早于薛禅汗而死。薛禅汗去世后，真金的第三子铁穆耳（完泽笃汗）作为皇太子理应继承汗位，但此时的称制太后、真金的妻子阔阔真却没有直接让铁穆耳（完泽笃汗）继位，而是举办忽里台大会，让铁穆耳和他还活着的大哥甘麻剌现场背诵成吉思汗的训示，背的通畅的一位能继承汗位。 铁穆耳（完泽笃汗）背诵表现优于甘麻剌，于是成功继位，但此事诡吊之处在于，不仅铁穆耳（完泽笃汗）并非真金最年长的孩子却成为了太子，而且大元大蒙古国明明确立了太子制度，可最后汗位继承还是要走忽里台大会的程序，薛禅汗制定的太子制度在蒙古宗王和勋贵们眼里恐怕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摆设，蒙古高层并不认可稳定性高但不能让勋贵们借拥立之功得到封赏的汉族帝国式皇位继承制度，而倾向于实则比拼军力和政治威望的忽里台大会选举制度，毕竟后一种继承法也能逼着蒙古大汗向蒙古军政大员们承诺好处以求支持，远比实行汉族帝国的嫡长子继承制有利得多。 铁穆耳（完泽笃汗）即位后汗号为完泽笃汗，在位期间熬死了海都，打赢了对窝阔台兀鲁斯长达三十年的战争，并让实质上独立的各大蒙古兀鲁斯再度承认执政大元大蒙古国的忽必烈一脉是全体蒙古人政权的宗主，堪称守业之主。但铁穆耳（完泽笃汗）唯一的亲生儿子早死，且该子无后嗣，1307年铁穆耳（完泽笃汗）病死，铁穆耳（完泽笃汗）一脉绝嗣，其皇后卜鲁罕称制。
铁穆耳（完泽笃汗）死时，他的兄弟们也都已经死了，只剩下子辈还在，铁穆耳（完泽笃汗）的大哥甘麻剌和二哥答剌麻八剌都有儿子，一般而言大哥的儿子优先性更高，但不巧的是二哥的两个儿子海山（曲律汗）和爱育黎拔力八达（普颜笃汗）都威望更高，前者还出镇漠北掌握重兵，大哥的儿子只能放一边。但称制的卜鲁罕与答剌麻八剌一家关系很差，于是选择拥立铁穆耳的堂兄弟、薛禅汗三子忙哥剌之子阿难答为汗，但海山（曲律汗）与爱育黎拔力八达（普颜笃汗）与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取得联络，后者尽一切可能不配合称制的卜鲁罕施政，并且与爱育黎拔力八达（普颜笃汗）配合发动政变，海山（曲律汗）则引漠北重兵南下大都，由此一举夺权，并赐死卜鲁罕和堂叔阿难答以及其他政敌。事后海山（曲律汗）通过忽里台大会登基为汗，是为曲律汗，为了犒赏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普颜笃汗）的拥立之功，他册封弟弟为皇太子，并约定等二人相继去世后，汗位再传回海山（曲律汗）一脉。 由于海山（曲律汗）被汉奸臣僚上庙号为“武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普颜笃汗）则是“仁宗”，此政治安排亦被称为“武仁授受”。但这种继承模式必然不牢靠，1311年曲律汗死后，爱育黎拔力八达（普颜笃汗）继位，是为普颜笃汗，1320年普颜笃汗死了，汗位没按照约定给曲律汗的儿子和世剌（护都笃汗），而是传位给普颜笃汗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格坚汗），后者继位后汗号是为格坚汗。 但格坚汗在位仅仅三年就死了。格坚汗即位时大权被祖母答己和答己的面首、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把控，不甘心无权的格坚汗提拔了木华黎后裔、曾任怯薛长的拜住为中书左丞相。到1322年答己与铁木迭儿相继死了，格坚汗没有了掣肘，此时由于曲律汗和普颜笃汗长期对功臣亲信大加封赏，大元大蒙古国出现了财政困难、贵胄亲信权势过大的风险，于是格坚汗令拜住提拔汉臣以制约旧勋贵，并且削减赏赐和裁汰冗员以打击政敌，此举导致朝堂上的蒙古勋臣对格坚汗和拜住及其反感。 1323年，御史大夫铁失和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发动政变，在上都西南的南坡杀格坚汗和拜住，并且迎接格坚汗的堂叔、真金长子甘麻剌之孙也孙铁木尔为汗，是为“南坡之变”。也孙铁木尔无汗号，以本名称之。也孙铁木尔上位后反手杀了参与“南坡之变”的臣僚，又提拔亲信稳定政局。1328年也孙铁木尔死了，其八岁之幼子阿剌吉八即汗位，该子同样没有汗号，以本名称之。也孙铁木尔本质上是谋害格坚汗上位，蒙古高层多有敌视他的，现在也孙铁木尔死了且只剩下八岁小子，于是大元大蒙古国内爆发兵变，河南地方军护送阿剌吉八的堂兄、曲律汗的次子图贴睦尔到大都，而阿剌吉八和他的支持者则在上都，到1328年9月两人分别在两都即汗位，图贴睦尔的汗号为札牙笃汗，两拨人马随即爆发内战，是为两都之战。
由于陕西、四川、云南都效忠上都方，战火很快蔓延到上述地区。上都军虽然兵力和军队质量都优于大都方，但是由于战线拉得太长，大都军凭借局部军力优势很快打退了上都军的南攻，与此同时东道诸王选择支持大都方并袭击了上都城，当年十月上都方便支撑不住选择投降，但陕西、四川一带的上都军不愿投降而继续顽抗，战事绵延到次年才宣告结束。 图贴睦尔（札牙笃汗）的哥哥就是和世剌（护都笃汗），此时和世剌（护都笃汗）在察合台兀鲁斯，由于和世剌的威望高于图贴睦尔，于是1329年三月和世剌（护都笃汗）从察合台兀鲁斯返回漠北后，图贴睦尔（札牙笃汗）便退位，让和世剌做了蒙古大汗（护都笃汗），是为护都笃汗，而投桃报李下护都笃汗又把图贴睦尔（札牙笃汗）封为皇太子，但不巧的是当年8月护都笃汗便暴死了，很难说这不是图贴睦尔（札牙笃汗）谋害的，毕竟是图贴睦尔（札牙笃汗）主导打赢内战夺取了汗位，护都笃汗又是有儿子的，图贴睦尔（札牙笃汗）又怎么可能相信兄弟的承诺甘心让出汗位呢？ 当时有熟悉汉语、会写汉诗的色目人萨都剌作诗道“周氏君臣空守信，汉家兄弟不相容”，说的正是此事。图贴睦尔（札牙笃汗）的汗号为札牙笃汗，他曾立长子阿拉忒纳答剌为太子，但不久后长子死了，由于幼子太小难以继位，外加谋害兄长成功做汗后又死了长子让札牙笃汗认为这是老天爷报复自己，于是札牙笃汗选择把汗位还给护都笃汗一脉。1332年札牙笃汗病死，死前曾遗命让护都笃汗之子妥欢帖睦尔（乌哈噶图汗）继承汗位，但之后又发生变故，札牙笃汗一朝的权臣燕帖木儿不愿让年龄较大、不好控制的妥欢帖睦尔（乌哈噶图汗）继位以影响自己的权势，由此引发一系列政斗下，先是妥欢帖睦尔的弟弟懿璘质班（宜林奇葆汗）为汗，是为宜林奇葆汗，此子做汗53天后便死了，政斗半年后妥欢帖睦尔（乌哈噶图汗）继任蒙古大汗，是为乌哈噶图汗，其人还有一个更有名的称号，即“元顺帝”，也正是在他做汗期间，不愿再被奴役的汉族百姓发动了伟大的红巾军大起义，并在血火中缔造了明朝，进而彻底终结了大元大蒙古国的国祚。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这是1329年汉奸官僚张养浩在赴任陕西行台中丞路上，途径潼关时所作。两都之战虽然在1328年10月就尘埃落定，但是陕西、四川的蒙军不愿向大元大蒙古国护都笃汗效忠，战事延续到第二年，镇压叛乱的蒙军和发动叛乱的蒙军都在战区烧杀抢掠，对汉族百姓犯下惨绝人寰的暴行，且当时汉地西部旱灾不断，到张养浩到达陕西时，当地已是民不聊生、哀鸿遍野、萧瑟荒凉之态，纵使一心事虏且历经五代蒙古之汗的张养浩也不禁目瞪口呆而心生戚戚焉，遂写下此感怀之作。 大元大蒙古国的汗位继承相比汉族帝国、高丽王国、安南王国、女真金国、大白高国等政权的皇位更迭显得极为混乱。在大汗共计迭11位、汗位继承共计10次中，父子相传仅2次，算上直系祖孙相传也仅3次，就算是算上确定为储君且和平继位的也不过4次，剩下大都为兄弟、叔侄通过政斗、谋杀、战争夺位来传承，忽里台大会选举继承法外加宗王出镇和大元大蒙古国较强的贵族群体让汗位延续更像是武力加政治威望的博弈以及权臣的野心作祟。 此外大元大蒙古国大汗的更迭速度也远快于其他民族政权的国君更迭，除了薛禅汗与乌哈噶图汗在位达30年以上外，从1294年到1333年的39年内，大汗换了9位，平均四年一换，根本原因在于蒙古大汗生活习惯太过于不健康，饮食往往重油且酗酒，这导致大多数大汗往往因心脑血管疾病而难以活过35岁，间接导致大元大蒙古国政局动荡。但即便如此，大元大蒙古国的蒙古大汗的汗位更迭也比蒙古汗国时期稳定的多，汗位没有飘出薛禅汗后裔一脉，其后所有成功继位的大汗都为薛禅汗嫡长子真金的后裔，由此也可见文明民族的君主继承制度相比蛮族继承法依旧具有天然的优势。
04 暴乱与腐朽 （一）诸色户计 早期蒙古人在侵略周边民族的战争中，通过屠城、肃清乡野消灭一个地区大多数人口是惯常操作，但唯独工匠会被赦免并特意保护用以帮助蒙古人生产军械或修筑城池，久而久之蒙古人发现如果按照职业划分户籍，对于其相对粗陋、简化的官僚体制而言是最有效率的管理方式，这就是“诸色户计”的户籍制度。
“诸色户计”最早在窝阔台汗执政期间成形，窝阔台汗勒令他的臣仆通过登记流民和分检驱口的方式进行“括户”，按照职业把控制下的人口分为军、民、站（驿站）、匠、屯田、打捕、灶（制盐）、矿、运粮船，甚至儒、医、僧、道、也里可温（基督教教士）、答失蛮（伊斯兰教教士）等户口，这些不同种类的户口世袭相传，非大汗或蒙古人的政府敕令无法从此种户转变为彼种户。当时一共统计人口110万户，其中76万户被窝阔台汗赏赐给宗王大臣作为食邑。 蒙古入侵以前，汉地上的政权，特别是汉族帝国，在安排户籍时鲜少以职业、宗教身份等划分户口，汉朝时曾为了遏制商人做官和购买土地专门划分市籍以作区分，隋唐时专门划分乐户、杂户等从事特定职业者以供官府驱使，但这些户籍种类只对应极少数人口，到了宋朝绝大多数汉族百姓仅以有无田地、家产被分为主户、客户，以及居住在城市的被划为郭坊户，有官身的被划分为官户，是地方大富且有豪强之态的被划分为形势户，不同户种大体上人格平等，满足财产、居住地、官身条件的可以相互转化，国家不会可以对某类群体进行严格的控制，更不会刻意以职业、宗教为基础划分全民的户籍并勒令户种世袭不能变更。
窝阔台汗对全民进行“诸色户计”后，其后的蒙古大汗们贯彻了这一政令并加以完善，到蒙古于1279年彻底征服汉族后，蒙古对南宋境内人口又进行了“诸色户计”，到约1290年代，这一工作基本完成，大元大蒙古国按照职业划分出约80种户口，涵盖农民、僧侣、工匠、军人等各行各业，在“诸色户计”下，户籍身份是世袭的，非蒙古大汗钦定或官府命令不能更换，否则甚至有被处死的风险。不同户籍下，汉族百姓需要承担的赋税压力与承担的政府摊派的公务乃至于社会地位各不相同，其中儒户待遇最为优越，儒户顾名思义，是专门给士大夫群体划分的户种。 凡是通过“儒试”的便能得到儒户身份，大元大蒙古国政府虽然对汉族人大为提防，但是为了笼络汉地士大夫而刻意给儒户极大的特权，可以减免赋税、免除差役、有灾时官府优先救济等一系列好处，出现纠纷还能被官府偏袒，且这些好处还能遗传子孙，相对待遇远超汉族帝国时代，这使得不少人甚至甘愿冒着死亡的风险违法获取儒户身份；而较为凄惨的例如马户，被划分为马户者，需要自行出资为国家无偿养马，动辄破财甚至破家以凑钱维持养马开销，史称“家有一物值钱，则鬻以养马，今则无可鬻者矣”；另外匠户的处境也很悲惨，他们大都没有人身自由，一生都要在低偿甚至无偿的处境下为蒙古人的政府服务驱使，活得还不如牛马，因此匠户、军户等有技术背景的户民为了躲避蒙古人政府的无偿驱使，逃亡的情况十分频繁，而大元大蒙古国对于这种情况，要么派出官吏追捕，追捕不到则干脆强拉其他户种之民充做此户，如1313年许州马户逃亡殆尽，于是又拉43户民户充作马户；1285年河北恩州军户数量严重不足，枢密院就强拉周边几百户富民家庭充作军户，而毫无疑问此举必将导致这些富户家庭破产。 户籍制度古来有之，是国家计算人口数量、选拔官吏和征兵、征税所必须。汉族帝国一般会将绝大多数各行各业的民众划入民户中征收较为标准化的赋税，若有特定物资则要么国家出资购买，要么遇到紧急情况下国家强制征收。而大元大蒙古国的户籍制度则是按照细致的职业划分将汉族民众划入八十多个户种内，不同户种对应承担不同形式的赋税，待遇也截然不同，有如儒户、阴阳户等特权户种，也有如马户、匠户等形同奴隶需要时刻无偿付出的户种。此举一方面对应蒙古人粗放的管理模式，能让低效的官僚系统发挥最大的效能征收到最多的赋税，也有利于分化汉族社会，人为在汉族中制造特权阶层和奴隶阶层，通过让汉族人内部相互憎恨的方式来削弱汉族人的反抗以维系蒙古人的殖民统治。 （二）四等人制 相比明确写明待遇等级的“诸色户计”制度，事实上大元大蒙古国的民族等级制度的规定较为零散和不成体系。目前来看，大元大蒙古国并没有一部民族等级法来具体规定蒙古人在上、汉人在下，但是从多部法律或官方性文件并不难得出蒙古国家内不同民族存在政治、人格等方面的等级的结论。在蒙古的政治生态中，一般出现四个民族称呼，其一是蒙古人，其二是色目人，泛指25种生活在汉地以西的藏地、西域、中亚甚至东欧的如党项、吐蕃、钦察、回回、木速蛮等或黄种人或白种人或基督教族群或伊斯兰教族群，其三是汉人，泛指淮河以北旧金国治下以及云南、四川地区的汉族人、女真人、契丹人、高丽人、渤海人等与汉字文化圈关系较为密切的族群，其四便是南人，指南宋境内除四川外的汉族人、百越、西南夷等群体。 在军备问题上，1285年，蒙古政府令将汉地﹑江南拘收的弓箭﹑兵器分为三等﹐下等销毁﹐中等赐给近居蒙古人﹐上等存库﹐由所在行省﹑行院﹑行台掌管﹔无省﹑台﹑院官署的﹐由色目人任职者掌管。汉人﹑南人虽居职﹐但不得掌兵器。其后又规定了各路﹑府﹑州﹑县捕盗应备弓箭的数量﹐仍命由当地蒙古﹑色目官员掌管。新附军的兵器﹐平时皆存放库中﹐有事时临时才发。蒙古人对军械武器的掌管如此看重而尽可能杜绝汉族人参与，毫无疑问是对汉族人戒心极重；在刑律法治问题上，史籍记载“诸四怯薛及诸王、驸马、蒙古、色目之人犯奸盗诈伪，从大宗正府治之”、“诸蒙古人居官犯法，论罪既定，必择蒙古官断之，行杖亦如之”，大元大蒙古国刑律规定“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蒙古人殴打汉人，人不得还报……指立证见于所在官司赴诉”，蒙古人遇案有专门机关处理，与汉族人口角摩擦致汉人身死可以仅以赔钱解决，汉族人挨了打不能还手而只能想办法留证据报官诉讼，刑律法治毫无疑问偏向于蒙古；在官职安排上，蒙古人和色目人尤其是在高阶官职上拥有惊人的占比。大元大蒙古国中枢三大机构长官分别为中书省的左右二丞相、枢密院的同知枢密院事和枢密院副使以及御史台的御史大夫。中书省左右丞相终大元大蒙古国延续期间，只有史天泽和贺惟一两个汉族人担任过，而除蒙古人外，色目人曾多次担任此职。枢密院职务从来没有一个汉族人担任过，因为“汉人不得与军政”。 御史大夫也从没有一个汉族人担任过，因为“非国姓不得与授”。地方上的大汗直属官达鲁花赤也基本没有汉族人担任，因为“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且在1268年与1276年都敕令“罢汉人为达鲁花赤者”,但回回、畏兀、乃蛮、唐兀等色目人任达鲁花赤的则可以依旧。由此可以看出，在任官上，蒙古人最为优先，色目人其次，汉族人则为最次。 在科考任官上，大元大蒙古国基本没有成型的科举制度，选拔官僚上，蒙古大汗及蒙古人的政府从包括国子监学、蒙古国子监学、回回国子学、医学、阴阳学、身边的侍从近卫、勋贵之家甚至收人钱财等各个途径选拔官吏，而这些途径大都为蒙古人、色目人所垄断。蒙古人的政府为了收罗北汉地人才，在1237年举行过一次科举，随后直到1313年才举办第二次，其后到明军将蒙古人驱逐到燕山以北为止共举办16次，其中科试又分成蒙古、色目人系统和汉人、南人系统，蒙古、色目人科举只需要考两场，一场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中出题，一场考时政，而汉人、南人则繁复的多，需要另外熟悉《尚书》、《周易》、《春秋》、《左传》等才能应试，而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每个群体的录取人数还都是一样的，皆是75人，要知道汉族人在大元大蒙古国治下人口少说也占85%以上，但科举名额占比即使认定参加科举考试的汉人、南人都是汉族人也只有50%，况且走科举成为官员的在大元大蒙古国历史上不足3%。虽然蒙古人没有专门设制法律明确划分四等人的权利义务，但是蒙古人等级最高、色目人其次、汉族人最次却是显而易见的，且虽然蒙古人分汉族人为汉人和南人，但实际政治待遇上汉人和南人区别很小，名为二等，实为一类。汉军世侯群体可能是个特例，由于入股蒙古人的政府时间较早，汉军世侯群体相对其他汉族人在政治待遇上明显地位较高，与色目人接近。因此大元大蒙古国事实上的族群地位排序应该是蒙古人—色目人—汉军世侯—汉族人。 （三）治国糜烂 虽然薛禅汗在国家官僚系统上全面模仿汉族帝国进行改制，但是蒙古人在治理社会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短板并没有得到弥补。在蒙古刚征服江南地区后不久，南宋地区就发生了两次恶性事件。其一是宋理宗皇陵案，薛禅汗信重藏传佛教，对以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初代法王、受薛禅汗册封帝师八思巴为首的藏传佛教僧侣集团非常倚重，并宽纵他们的一切行为，八思巴的弟子杨涟真迦被其任命为江南释教都总统，在任期间作为色目人阶级享有特权的杨涟真迦在江南地区大规模盗墓掘坟搜刮财物而官府不问、汉族人无法制止，在绍兴宋朝皇帝宋理宗赵昀的皇陵也惨遭毒手，不光陪葬品一空，赵昀的遗体也被割下头颅切下头盖骨被制成藏传佛教的法器“嘎巴拉碗”，该法器后来不断流转最终被蒙古大汗收藏。
虽然宋朝政府由于长期重税，在江南民心不旺，但刚灭汉人之国却又掘先帝的皇陵也必然是不得人心的。其后由于薛禅汗以江南为基地，以新附军为主力，大规模加派赋役、广造大船东征日本，大量汉族人被强制征发到船厂近乎无偿做工造船，外加“诸色户计”下强迫匠人等有技艺的人无偿劳作，这多重叠加引发了江南地区长达数年的大规模起义，起义军少则数千多则数万围攻州县，直到薛禅汗停止攻日并一面调兵镇压、一面减免赋税后才将起义镇压下去，但纵观整个大元大蒙古国存续期间，全国范围内的民变一直没有停止过。 对于频繁的民变，最需要负责任的便是藏传佛教特权群体，由于蒙古大汗自薛禅汗以来崇佛，史称“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宝，而近侍陪位者必九人，或七人，......此国俗然也”，即蒙古大汗多常年参与佛教仪式，因此尤其是藏传佛教获得了特权，负责掌管藏地事务和僧俗教众的宣政院有了独立任官权，不受中书省等政府机构节制，也几乎不能被御史台监察。宣政院权势显赫，曾一度奏请曲律汗允许“（凡民）欧（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僧人犯法，也只能由宣政院来处置，史称“诸僧、道、儒人有争，有司勿问，止令三家所掌会问；诸僧人但犯奸盗诈伪、致伤人命及诸重罪，有司归问，其自相争告，从各寺院住持本管头目归问；若僧俗相争田土，与有司约会，约会不至，有司就便归问”，这种处理方式使得僧侣往往能得到寺庙、僧院的庇护，其他政府机构根本管治不了，这也使得僧侣们便越发猖狂，僧人目无法纪，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国家法度的案例时有发生，以至于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 薛禅汗之孙完泽笃汗病死后，大元大蒙古国官僚系统组织应变能力便基本处于失常状态，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1339年，当年河南行省一个汉族人小吏范孟端带着四个同伙假传圣旨，居然一战诱杀大元大蒙古国河南行省全部高阶官员，史称“是平章月鲁不花、左丞劫烈、理问金刚奴、郎中完者秃黑的儿，都事拜住、总管撤思麻、监司秃满、万户完者不花等唤入，皆若使听圣旨然，即以铁骨朵自后槌死，弃尸后园”，事后居然还能假称自己是河南都元帅，收缴大小衙门的官印，甚至能够封闭黄河等重要河流的渡口、阻断南北交通，事情过去数日才被发现，事后河南地区官僚系统被蒙古大汗下令整个清洗，牵连上千人。 一个小吏居然就有资格集中全省大员，而行省大员身边连一个百户的护卫兵力都没有，十几个蒙古、色目大员被五个人谋杀，简直滑天下之大稽。不光官僚系统腐败，蒙古权贵们的生活也可为穷奢极欲。灭金灭宋后，蒙古贵族占有大量的田土，也先帖木儿即位以前，曾献给中枢七千顷土地；乌哈噶图汗执政时期，公主奴伦陪嫁的土地由朝廷转拨给大臣伯颜的也有五千顷。蒙古大汗为了笼络蒙古王公，一登汗位，就把金银和田土分赐给他们，一开始赐汉族北方的田土，后来更转向江南大部分如苏州等膏腴之区了。蒙古贵族把从汉族人那里抢来的土地，再以苛刻的条件租给汉族人，汉族百姓苦不堪言。此外汉族的“儒户”等享有特权的群体也大展“神威”，以福建崇安县为例，该县有田税人户共四百五十家，纳粮六千石，其中五十大家即纳粮五千石，占全县纳税户九分之一的地主大户，竟占有六分之五的土地，汉族贫民已经到了无立锥之地的境地，蒙古人的官僚系统和行政能力迅速走向崩溃光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 （四）必然的覆灭 蒙古人骄奢淫逸，每年搜括来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于无节制的岁赐和“做佛事”。支出年年上涨，收入却不见得增加，有时一年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会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根据1317年宣徽院统计，仅供佛饮食一项，该年共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每日宰羊至万头。1344年，华北、中原地区水旱蝗灾不断，但乌哈噶图汗对汉族百姓的苦难毫不理会，反而继续重金事佛，不仅声色犬马、长期不理政务、沉溺密宗、修炼所谓“男女双修之术”、沉迷于“十六天魔舞”无法自拔，还花重金专门建造了上都穆清阁等一系列佛教建筑，连延数百间，“取妇女实之，以备修习之用”、“飞桥舞台于前，四栏引翼。每幸阁上，天魔歌舞于室，繁吹导之，自飞桥西升，市人闻之，如在霄汉”，干着消耗汉族黎民的血汗而自我享受的无耻勾当。 不光如此，拥有特权的僧侣们居然开始猖狂到可以干涉司法的地步，譬如帝师或上层高僧们，常常以“好事”为由，请求大元大蒙古国政府释放重囚，而这些重囚大多都是有权有势官宦子弟或泼皮无赖。“好事”泛指：“用帝师奏”者；“皇帝即位用帝师奏”者；皇室人员有疾、祭日或诞辰请释囚者；帝师或皇室修佛事者；为皇室祈福者；某高僧圆寂，也得释囚。而引得僧侣们利用特权为重囚开脱的理由，也无外乎这些犯法的官宦贵族子弟或泼皮无赖们往往家财万贯，僧侣们可以借此大赚一笔。据后世统计，因此被释放的死囚不下数百人。 为了维持庞大的开销，蒙古人开始滥发纸钞。事实上大元大蒙古国在薛禅汗统治时期就开始出现因开销过大而财政赤字猛增、政府不得不贬值纸币的恶性时间。在1292年，大元大蒙古国财政收入为273.83万锭，但当年支出至少为363,85万锭，为此到1309年蒙古人的政府不得不选择发行新纸钞从而使得旧纸钞贬值80%，其后由于蒙古大汗更迭不断，新继位者总要大肆封赏参与拥立的功臣，为此不得不不断通过纸钞贬值来掠夺民间财物以喂饱功臣勋贵们，例如完泽笃汗即位时在其祖父薛禅汗原定的岁赐额之外，又慷慨地加授给宗室成员和勋臣大量赏赐，赏赐中金的数额比薛禅汗时期多４倍，银多２倍，而要知道金银等贵金属是发行纸钞的重要准备金，以至于这次赏赐完毕后仅两个月，完泽笃汗便不得不搜罗各地府库白银超过70万两以充做纸钞准备金，而据后世统计，不算格坚汗外在位时间较长的蒙古大汗在大元大蒙古国时代一共通过赏赐散走黄金4.78万两，白银50.3万两，而需知汉地是贫金、银地，1328年大元大蒙古国白银产出仅为491锭20两7钱，才约合白银24550两（一锭为五十两），且近四成产出自云南地区，而宋朝时白银产出约才年均10000两。
而也就在中央政府为发行纸钞所必须的金银而烦恼时，尤其是华北地区的政府白银收入，同样是在1328年却下降到了1锭25两，相比20年前下降了98%，需知在1310年还有“且言复得新矿，银当增办”等白银产量增加的记载，事实上尤其是汉地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的贵金属矿藏都被蒙古勋贵们霸占为自家家产了，而这也导致大元大蒙古国开始全力搜刮江浙、江西、湖广三地的白银储备并加重三省赋税，这也是大元大蒙古国后期汉族民众中流传着“富极塞北、贫瘠江南”之言的重要原因。 随着金银储备被蒙古人的政府挥霍一空，大元大蒙古国政府的纸钞也越来越不值钱，偏偏大元大蒙古国的财政体系是高度纸币化的，出于对纸币的依赖和对汉族人生活生产的漠视，蒙古人的政府开始凭借国家权力屡屡滥发纸币，这导致物价飞涨，光盐价在1310年代相比1276年上涨1000%，而到了1350年代，为了镇压汉族的大起义，蒙古人印造的“至正钞”以1270年代的“中统钞”计价，从1950万锭暴增到6000万锭以上，史称“每日印钞，不可数计”，此举直接导致汉族大地经济崩溃，百姓不再相信信用已经崩溃的纸钞，而选择直接以物易物贸易。 非但财政崩塌，到了公元1330年以后，天灾不断，而蒙古军队也腐朽不堪，史称“边鄙有数十万之兵，仓廪无五、七年之积”,“诸卫半无用之冗兵”、“将骄卒惰,帅领不得其人,军马安置不当”、“卒日以惰，将日以钝。将帅袭其父祖旧部，例皆膏粱乳臭之子，声色是务，睃剥是习，至是不能挽弓者”。甚至不少部队已经沦为土匪强盗，如有蒙军士兵“白昼挥刀戟走市，怖人夺赀货”，以及“纵火焚庐舍，横甚，自郡守以下皆畏噤不敢治”的现象，
而探马赤军彻底沦为治安大队，怯薛军中更满是花钱买出身的汉族人，而汉族百姓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中原各地民谣、预言不断，大都是大元大蒙古国将亡，汉人坐天下，“贫极江南，富跨塞北”等言论在整个汉地蔓延。1337年，河南汉族人胡闰儿在信阳起兵抗蒙，在一年内横行鹿邑、陈州间，同年广东汉族人朱光卿亦起兵攻占增城（今广州市增城区），并改元、建国，直接向蒙古人发难，蒙古贵族面对汉族人开始群起反抗的局面，恐慌愤恨至极，1339年中书右丞相伯颜一方面坚持取缔科举彻底断掉汉族士大夫入仕道路，另一方面还提出要杀光汉族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乌哈噶图汗最终介于难以做到而拒绝。公元1351年，黄河决口，大元大蒙古国征发汉族百姓修筑黄河大坝，但工程艰难而汉族民工们因安全、吃食没有保障而死伤累累，此时汉族秘密社团--白莲教的领袖韩山童、刘福通埋石人于工地附近，并谣传“莫道石人一只眼，跳动黄河天下反”，挖出石人后，汉族民工群情激动，刘福通更以“贫极江南，富跨塞北”为号，并且宣布韩山童是宋朝皇族后裔，要重建宋朝，光复天下，周边汉族百姓投奔者数以十万级，轰轰烈烈的汉族光复战争，正式拉开帷幕。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此词作于1351年红巾军大起义爆发后，作者已不可知。从作者“惹红巾万千”和“哀哉可怜”两句中不难看出，作者的立场更偏向于大元大蒙古国而不是红巾军以及其后重新建立的宋朝一方，因此作者更可能是汉族儒户、医户、阴阳户等特权户种或蒙古人、色目人出身。即便是亲蒙者或者蒙古人、色目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大元大蒙古国后期法治糜烂、贪腐无度、压迫汉族人甚重，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了。 大元大蒙古国的人口 1290年，大元大蒙古国统计国内户口数为万户，其中原女真金国境内135.5万户，原南宋境内万户，总体口数在5883万人。1291年，大元大蒙古国再次统计国内户口数约6049万人。到1293年，这个数字又变为7981万口。这些数字一般认为并不准确，首先这些数据并不包括吐蕃、云南、岭北地区，其次蒙古人拥有的奴仆、军户、匠户并不计入人口中。但即便如此，一般认为大元大蒙古国人口最高峰在30年代左右，约为9000万左右，这个数字少于北宋末期的1亿人口，更少于女真金国与宋朝对立、大白高国存续期间，三方总人口汇总超过-淮河以北汉地人口跌到1：1：4甚至5以上，仅江西行省饶州路就有400万人口，比得上北方四五路的人口，也正是在大元大蒙古国治下，汉地经济中心被迫彻底南移，而这一进程并非自然经济规律所造就，相反是汉族人历史上最惨烈的悲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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