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封面图：爱尔兰-荷兰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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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已成为全球经济中最活跃的因素，以其龙头为代表的跨国资本则超越了传统的国际关系中以国别为基础的利益分割，实现了全球性利益布局与地缘冲突上的“不占立场”。当前，在美西方与我长期斗争形势不断加重的大背景下，把握跨国公司与跨国资本的战略利益，引导其深度参与到与我利益相符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是维持中美竞争不脱轨、保障全球相对和平环境的重要手段。对此，应首先明晰跨国公司的全球逐利性、市场依赖性、政治独立性的三大本质，把握其在资本配置、技术研发、人力资源使用和互联网数据应用的共性特点，进而在国际投资、全球知识产权与互联网内外融合等方面提出因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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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跨国公司全球逐利，严重依赖区域性市场而在政治中倾向独立

（一）跨国公司是资本为追求更高利润而进行的区域配置

全球各地的生产要素优势各不相同，因此当电波通讯与空铁交通网络技术实现后，资本具备了跨区域乃至跨国的移动能力，出于寻找更好的组织参与生产、获得经济利润的目的，必然会寻求相应跨区布局。这样的全球逐利性，一方面形成了跨国公司进入新兴经济体的天然动机，特别是一些行业巨头会极度积极参与新市场开发，例如可口可乐与西门子是全球唯二在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有分公司的跨国巨头；另一方面，让跨国公司将所有的利弊因素以最终的利润作为衡量标准，贪腐问题可以作为必要的市场门槛，所得税问题也会倒逼出“三明治结构”（详见“爱尔兰-荷兰三明治”）。

（二）跨国公司对于市场的开放度与区域联络度极为敏感

跨国公司的全球逐利性决定了它是否进入市场，而其市场依赖性决定了它如何维持市场。前者是跨国公司的长期决策，后者则是跨国公司的短期决策。由于跨国公司的日常运营是建立在相对稳定的国际营商环境上，尽管其对于区域不确定性有一定的经济预期，但在高烈度的地缘冲突影响下仍会蒙受巨大损失。对此，跨国公司对于区域各国的经济与外交政策高度敏感，并在一些小国内存在影响甚至左右当地政治的动机，从而对整个区域的经济前景可知甚至可控。对于大国博弈，跨国公司也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尽可能获取相应信息，并做好对区域市场重大变动的因应预案。

（三）跨国公司为谋求灵活姿态，在大国政治中倾向独立

市场是瞬息万变的，除非当市场的滔天大浪超过了跨国公司的预期，跨国公司才不得不做出自己的政治选择。一方面，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决定了其市场客户之间的矛盾性，甚至为了维持公司的正常利润收入，不得不背弃其发源国的政治色彩，导致出现“内资企业不够红”的现象。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政治独立性也成为了调和大国矛盾的桥梁，不同发源国的跨国公司既可以通过国家影响的工具来对自己的跨国商业矛盾施压，也可以通过对冲突大国双方的影响来减弱大国矛盾对自己商业发展的不利影响。总的来说，当前愈发严重的中美对峙格局下，跨国公司的政治独立性越来越影响中美乃至全球经贸与技术议题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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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国公司在资本、技术、人力、数据方面存在独特优势

（一）跨国公司的投融资是国际资本市场流动的主要方式

国际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债券、大宗、外汇及其他金融衍生品市场，其中最活跃的就是跨国公司相关的市场交易。一是企业规模决定，股票市场中的白马股都或多或少参与了全球市场布局或全球产业链的流通。二是跨国企业的庞大资金需求与相对良好的信用，决定了其企业债在债券市场的高评级。三是资源生产与制造业跨国企业的经营生产与全球大宗商品密切相关，甚至会出现某些龙头企业的经营情况对相应大宗市场的巨大冲击。四是跨国企业频繁的内外资金流动带来的外汇市场的高频交易，在小国货币汇率定价上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民用高技术公司采用跨国形式，以最优化配置全球研发资源

技术研发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的公共性行为，只有国家或大型企业才具有相应的风险承担能力。建立在良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上的科研体系建立与成果转化，是高技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对于跨国技术公司，一方面会通过不同地方的技术人才优势差异而开展特色研究，使得在有限研发投入的情况下尽可能获得更好的科研效果；另一方面会在利用知识产权构建专利墙，来维持自己在本行业的全球垄断地位。

（三）跨国公司基于用人成本动态配置产能，进出相对灵活

类似于技术研发的全球配置，跨国公司的制造部门也会寻找性价比最高的制造地。在选择制造地的时候，跨国公司会选择总体人力成本较低的；在确定制造地后，又会通过效率工资、标准化福利等方式吸引较高质量的人才入职。因此，在短期、国内的视角，我们看到的跨国公司是福利优厚的优质雇主；但站在长期、国际的视角，跨国公司又是在扩张、转移、裁员、停工等问题上行动果断。

（四）互联网跨国企业已成为新意识形态和全球大数据的独立玩家

互联网技术构建了超越地理距离的新空间，也让信息舆论交流变得空前便捷。但由于国内外的舆论平台都是私有民营企业，且在境外的社交网络平台基本上被谷歌、脸书等龙头企业垄断，互联网跨国企业在网络舆论引导与新意识形态构成上造成相对独立于国家利益的影响。此外，互联网让数据搜集总结不再困难，通过大数据刻画也可以摸清国家治理与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具有重要的情报价值。同时，数据也使互联网公司必要的生产要素，数据所有权也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转。因此，全球大数据安全也愈发成为主权国家与互联网跨国公司的矛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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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用跨国公司政经特点促我深化改革，更好参与国际经贸合作

（一）规范金融服务风控、扩大资本跨国进出渠道

中国凭借超大规模市场和技术劳动力红利，已经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与跨国资本来华投资经商。一方面，应注意到跨国公司会将包括贪腐、税费、审批时效甚至部门政府干预内化为成本率，从而计算在华投资经商的预估利润率。因此，应规范金融服务风控，警惕跨国公司通过市场号召力对地方或部门的胁迫甚至操纵，用规范化制度化的简政放权实现对金融市场的扩大激活，筑牢风险意识。另一方面，应努力扩大我国有企业的跨国公司发展，努力拉近跨国公司来华发展的量质差距，用跨国公司的管理与投资思路考虑我国有资本的全球布局，扩大资本跨国进出渠道。

（二）加快接轨全球知识产权体系，打破国际标准规则锁定

全球知识产权体系是高技术跨国公司在海外进行生产的安全保障。完善我知识产权法律相关保护，加快接轨全球体系有利于引入海外高技术公司，发挥其鲶鱼效应带活我相应产业研发势头。同时，我们需要警惕高技术本身易受美西方制裁控制，不能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时候论述过头，导致外企在我国内的专利墙完全封死了国内竞品研发路线，否则不利于我在相应产业技术安全。此外，注意技术相关的国际标准设置，避免新国际标准与我国内相应产能脱钩，拉高新技术本土化生产的转化门槛，努力影响其整体对我有利。

（三）重视互联网线上下融合的挤出效应，在稳就业基础上稳增长

互联网跨国资本既包括互联网软硬件技术为重的制造服务业跨国公司，也包括大量利用互联网信息或重视投入本土信息产业的金融跨国公司。这些公司通过线上下融合创造了大量商业机遇，也冲击了原有的线下市场秩序。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互联网跨国资本进入是建立在高收益动机上，既可能用更高效的商业模式提高了市场效率，也可能因为更精简的人员而动摇底层就业稳定。加之跨国资本的出入快速果断，过于强硬的抵抗互联网资本扩张反而会倒逼其逃离我市场，对我长期稳增长不利。因此，一方面是持续警惕互联网跨国资本的无序扩张，另一方面是避免过于激进突然的政策变动冲击跨国资本在华投资的稳定性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