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西汉中期以后，随着国家统治理念的变化，及豪强大家等社会势力的发展，在乡里权力结构中，原来由国家主导选任的乡官里吏，逐渐为乡里的强宗大姓担任和把持。 在此背景下，虽然垂直型的国家行政管理模式，并没有发生变化，但随着这些豪族大家在乡里权力支配的形成，西汉中期以后至东汉，乡里秩序建构的特质及路径的内涵却有所变化。
西汉中期豪族与乡里权力关系发生演进，一些商贾豪民投入到土地的购置兼并当中，形成了新的豪强大家首先，来看豪族的演进及其与乡里权力的关系。豪族是汉代社会结构中一个重要的阶层，学界对其社会构成、发展阶段、作用与地位及与国家权力关系等研究成果颇丰，虽然一些学者对其概念的界定，主要是从血缘宗族性及其地方性等方面来认识的，但在具体的研究中使用的名称不同。如“豪民”、“豪强大家”、“豪滑”、“豪侠”，等等。 在汉初统治者休养生息的社会环境下，商品经济逐渐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从而造就了以经营商业而发家致富的一批新生代豪民，这些商贾豪民在文帝以前按爵名田的限制下，兼并土地、役使农民的现象尚不突出，但文帝入粟拜爵政策的推行，却为这些商贾豪民开启了名正言顺购买土地的大门，土地兼并的活动从此迅速发展起来。 这些新形成或从六国贵族后裔中，重新发展起来的豪族势力，不仅是小农生产生活中的破坏者，也是汉代统治者实行大一统集权制的障碍。
到汉武帝时，便对当时社会“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的兼并势力进行了直接的严厉打击，采用迁豪徙陵、六条文事、算缗告缗、盐铁官营及酷吏政治等抑制措施。这样，一些商贾豪民便转而寻求新的致富途径，投入到土地的购置兼并当中，从而形成了新的豪强大家。 汉武帝确立儒家为统治思想，给豪强大家提供了进入国家权力体系的机会，导致其势力盘根错节同时，汉武帝以后，随着儒家学说被确立为统治思想，以及政府为了扩大统治基础，将政治权力向社会开放，广开仕进之途，这给豪强大家提供了进入国家权力体系的机会，他们通过通经入仕、纳粮等手段与地方和中央权力结合，以此实现他们从富到贵的身份转变。 再加上西汉中期以后，虽然统治者对社会上一些横行乡里的豪强，也给予一定程度的打击。特别是元帝时期实行“宽政”，国家的豪族政策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放弃了对乡里强宗豪右的迁徙政策。
西汉中期以后，随着豪族势力与权力的不断结合，其势力盘根错节于乡里社会之中，集官僚、商人、地主等多位一体的豪族阶层便形成了，他们对乡里政权的控制及乡里秩序的影响，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到西汉中后期，随着豪强大姓的官僚化，及土地兼并的普遍发展，国家已无力对其进行直接的限制打击，虽试图通过“限田限奴”的办法来解决，但因遭到豪强等社会势力的反对无果而终。 王莽曾采取“王田、私属及“六管”等措施，均以失败而告终，而后汉代第三次土地兼并高潮，拉开序幕至新莽时期，对日益激烈的土地兼并和贫民奴婢化问题，王莽曾采取“王田”、“私属”及“六管”等措施，也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样，汉代的第二次土地兼并高潮便达到顶峰，与之相应的则是豪族的迅速发展及其势力的更加强大。
及至东汉时期，豪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逐渐成为乡里政权的支配力量。东汉初年，光武帝曾任用酷吏，对那些与王权相对抗的豪右大姓给予严厉打击，并采取“度田”来企图限制豪强地主对土地的非法占有，虽却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最终以豪右大姓的激烈反抗而不了了之。 自此以后，东汉统治者基本放弃了遏制，和打击豪民势力的措施，汉代历史上的第三次土地兼并高潮，由此拉开序幕。在这种情况下，豪强势力不断增强，并借助其财势、族势及文化优势等出任乡官里吏、郡县掾属、地方长吏甚至朝廷官员，官僚化的程度远远大于西汉。 这样，东汉时期，国家的地方政权，逐渐形成了由豪族把持的局面，有些地区甚至是被几家豪族世代把持，从而形成了豪族的世官化。其次，来看以豪族为介体的乡里政权，对秩序的影响。
西汉中期以后，逐渐实现了豪族的官僚化和世官化，东汉时代，豪族与庄园的联系更为紧密西汉中期以后，随着国家统治理念的变化，之前被限制打压的豪强大姓，通过与权力的紧密结合实现了身份的转变，并逐渐实现了豪族的官僚化和世官化，成为王权统治乡里社会的中介。 此外，乡里社会作为汉代统治者基层统治的末梢，乡官里吏无疑是乡里秩序的主要维护者，从这个角度而言，西汉中期以后，随着乡里权力介体的变化，乡里秩序建构的特质与路径，在王权一元化支配的前提下，其内涵开始发生相应的变化，由此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汉家王朝，对乡里社会控制强度的动态演变。
东汉时代，豪族与庄园的联系更为紧密。东汉时期，随着豪族田庄经济的发展，在田庄里，不仅有大量的奴婢，更有不少的依附民存在。这种豪族的封建田庄经济，使里内宗族的结合更加密切，不过这也加深了农民对豪族依附化的程度。 尽管目前对于当时的依附农，是否隶属于国家名籍还存有争议，但从上述东汉土地兼并的发展情况来看，其总的趋势是农民对豪族的人身依附关系日益加强。 总结从这个角度而言，国家对农民人身和经济的控制也会日益减弱，这就有利于豪族乡里支配力量的增强，从而使乡里秩序朝向，有利于其利益发展的方向发展，从而会影响到国家对乡里控制的强度。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汉中期以后，对于逐渐官僚化、世官化的豪族，虽然来自国家的行政性权威，仍是其能够具有在宗族以外甚至一里一乡，拥有支配力和影响力的主要来源，但从豪族自身发展来看，实现其宗族利益的最大化无疑是其最终目标。 这样，西汉中期以后，随着豪族对乡里社会政权的全面把持，一方面他们固然仍是王权支配乡里社会的中介，但自身利益的驱使欲，让他们完全与统治者的利益，保持一致是很难想像的。 从这个角度而言，西汉中期以后，随着乡里统治介体的豪族化，乡里秩序建构的特质与路径，便逐渐发生了内涵上的变化。 参考内容来源：《汉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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