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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曾经在朝歌大地上流血牺牲的革命先辈们致敬 秦玉美同志谈淇县解放初期教育工作 我是河南省涉县照义村人，1917年生，1940年参加革命，1984年入党，已于1983年6月批准离休，但我没有休息，在粮食厅任粮食志编辑组副组长，编写全省粮食志。 我参加工作后，开始一直当教师、教导主任、校长，1948年10月，调淇县民教科任副科长。1949年3月，民政和教育分开，我任教育科长，一直到1951年5月，由淇县调到林县，仍任教育科长，1952年5月调粮食部门工作。 林县“桑园整编”我是以教师身份参加的第三批，学习一个多月，结束后即提升为淇县民教科副科长。当时县政府驻在庙口，民教科没有科长，我只好民政、教育一起抓，没几个月时间，民政、教育便分开了，我专管教育。 当时淇县是个什么形势呢？县城咱们占不住，反动会队杨富也占不住，处于拉锯状态，就连县政府驻地庙口也动荡不安，所以，那时的教育工作仅仅在四区、六区这一带开展。我到淇县时，也只有二三十个教员，整个铁路东没有开展这方面的工作。而这些教员大部分是干部家属，文化水平很低。当时学校主要是初小，只有山里边有个高小班，也只有一二十个学生。 1948年冬季，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必须重视知识分子的指示，各级党委、政府也开始重视抓知识分子，抓教育工作。这年冬季，我们也动员了一些知识分子参加教育工作，县委每次开会都要当成一项任务布置。特别是前边几个新区，知识分子比较多，由于战争环境，那时在家的知识分子很少，大都跑到敌占区去了。如何把跑到敌占区的知识分子拉回来，这是个大事。所以，给各区都分了任务。 当时吸收知识分子我们采取了三种方法：第一种是将有培养前途的青年知识分子送到后方去学习深造。我记得有个知识分子吸收后，选送他去林县学习，后来又送他去石家庄上北方大学（或人民师范）学习。第二种是吸收一些知名的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再通过他的影响吸收更多的知识分子。如1949年初东街成立淇县师范时，我们吸收了阁南街高级知识分子刘孟先，人称他刘老孟，淇县很多人是他的学生。在他影响下，很多人参加了教育工作。迁民村有个老先生，名字记不得了，他的眼不很得劲，我们想法动员他出来，让他在迁民高小当负责人，他又动员出不少人当了教师。第三种是采取在全县范围内招考教师。在1949年春天，一次招考二百来人，经过政治审查，有问题的以没考上为理由，就淘汰了。这次共吸收一百来人参加了教育队伍。这些被录取的人，大多数当了小学教师，适当照顾了一些人的个人困难，分得离家近点，大多数是按工作需要分配的。 1948年冬天，县委准备在知识分子中选拔一批干部，就在县城内西街鲁班庙办了个训练班，调了一批知识分子参加学习。大约40来个人，由于当时敌我还在拉锯，形势还有些紧张，我们采取白天在城内学习，晚上搬出到城西十来里的村里休息，次日清晨以出操的方式回到城里。学习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在训练班上，汪洋县长讲了革命形势，县委宣传部长牛毅讲了党的政策、路线，我讲了如何搞好教育工作。学习结束后，从中选出了一些同志做干部工作，有分在政府各科的，有分在区里的。 到1949年，全县教师已发展到二百来人，原来的教师多数不当教师了，如张加彬、冯炳贞被提到教育科当了科员。这年冬季，在淇县城关、西岗、迁民等建立了几个高小，在东街建立了一个师范，后来又建立了淇县文化馆、淇县新华书店。 我记得在东街县委附近搞了个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具体名字记不准了），学习内容有文化、有理论，每天上课，分初中和高小班。 后来，各校都有了教员，满足了当时的需要，再办师范，教师就不好安排了，便将师范改成了中学。 当时也不是村村有学校，有些地方几个村在一起一个学校，为了便于领导，各区按地理位置，划成几个学区，指定一名水平高的为联合校长。他负责本学区几个学校的教学，教师们的学习，以及给教师开会等。县上召开会议，一般开到联合校长，由他们回去布置传达到每个教师。 为了加强教育工作，每个区都有一名专职的文教助理员。教育科还设立了一个辅导组（还是督导组），他们经常到下边检查各学校的工作，回县后汇报情况，他们的待遇也按教师待遇。 建国前后，小学教师是薪金制，实际上也是半供给制，每月就那么点小米，一般教师六七十斤，高小校长才一百四五十斤。每月月底造个名册，由教育科长签个字，到财粮科审批，即可到仓库领取。当时高小学生也有公费生和半公费生，主要是按其家庭生活而定的，相当于现在的助学金。初小学生没有。教育科负责分配全县各学校的公费和半公费生名额，再由学校作具体安排。 1949年秋季，安阳专署组织了一次全专区小学教员训练班，是利用放秋假时间进行的。我带领全县的二百名教员去参加，学习了一个多月。刚解放时，每逢节假日都搞训练班，一年能搞几次，有时是县里组织，有时由专署统一组织。 1951年成立了教育工会，这是全县统一的，全县的小学教员都参加了教育工会，教育工会有主席、副主席、常委。第一届教育工会主席是郝裕德。他原是一高小的校长，我任副主席。郝裕德走后，冯炳贞代理一高小校长，后正式任校长。我调离淇县时，郝裕德又任淇县总工会主席，教育工会他还在。 教育工会的意义很大，原来说教员是知识分子，不是工人阶级，老是受排斥。参加教育工会后，我们就成为工人阶级了，所以对教员们震动很大，都积极参加教育工会。特别是在当时，普遍地认为教员没前途。这和执行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有关，领导上很重视知识分子，但到下边执行起来有困难。过去国民党也抓知识分子，我们也抓知识分子，大多数知识分子出身成份高，所以动摇性大。镇反时，教员中受冲击也比较大，逮捕了几个，有的还被镇压了。如原任过西岗学校校长的张××，就是在镇反时被枪毙的。 有少数人感到教书没有意思，认为提干，到外边上学还差不多，这样有出路。当教员没地位、没出路，政治上没保证。多数人是好的。我虽是教育科长，也常同其它科长们流露出搞教育工作没意思，总感到人家看不起，常出问题，今天这个被捕了，明天那个教员有问题。我的思想也代表了一般教员的思想：知识分子受歧视，教学没有前途，知识分子政策不落实，实际上也是这样。我在淇县那几年，贯彻了党中央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使淇县的教育工作开展起来了，县委、政府还是比较重视的。 在社会工作方面，不论教育科或各学校，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记得1948年秋后，我们向敌人展开政治攻势，县里由我带队，抽调六七名教师，组成宣传组，到西岗以南搞宣传，主要是写标语。给群众直接宣传困难很大。我们到一个村，群众看见了，说敌人的便衣来了，便上了街门，连街上的小孩子都往家里跑。我们到村上再三解释，才慢慢出来几个小孩和老头老婆。后来逐渐有些中年男女才出来了。要做很多的工作。当时吃派饭，群众不让去他家，而是叫到保公所里等着，到饭时，群众提个小罐就送来了。后来，不给送饭了，叫到他家的街门口上等着，吃一碗端一碗。直到1949年安阳、新乡解放后，太平了，群众才叫工作员去家吃饭。 我们在西岗以南搞宣传，为了安全，也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我们到了村里，就让保长给找房子，他给找好房子，我们白天在那，晚上就撤回西岗以北的安全地带了，第二天起早再去。 有一天，我们在靠近淇河边的一个村子里正写标语，有个群众报告说：敌人来了。我们立即撤退，我们前边刚出了村，后边敌人可进了村。因为我们没有武器，不能与敌人碰硬。 我记在1948年冬天，我们教育科的一个科员，在三区工作时，让敌人放毒药给暗害了。这个同志的名字我记不起了，只记得他是辉县人。 1951年元宵时，由我们组织起一个文艺比赛，有高跷、秧歌、旱船等，非常热闹。对于表演好的还发了奖旗，北关有个业余剧团，编了个新戏，用旧形式表演的，丑化了新人物，县长还批评了我们。 淇县原来的民教科长是霍维祚，“桑园整编”后他便改任其他工作。我任科长时，教育科科员有冯炳贞、张加彬，后来有王月生、刘××，还有个女大学生。郎力夫是四川人，是位老同志，神经有些病，我去时，他是科员，1949年4月提升为副科长。另外，辅导组还有4个同志。 1949年秋成立了个卫生科，到1950年又给撤销了，卫生科的工作也归了教育科。1951年又分开了。 （赵树人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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