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立身处世，贵在方圆自如；交际待人，贵在宽严适宜

处治世宜方，处乱世宜圆，处叔季之世当方圆并用；待善人宜宽，待恶人宜严，待庸众之人当宽严互存。

——[明]洪应明

《菜根谭》一书，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思想精华的汇集。汇人生感悟之精粹，聚生活智慧之精妙，可谓处世立世之宝鉴，修身养心之真经。

网上，对《菜根谭》虽有很多不同的解读，但大都过分拘泥于字面的解释，而不能站在中华文化基因和思想融贯体系的坐标上，作以追根溯源上的诠释和理解。这样的解说，往往难以把握其中的思想真谛和精神实质，有时不免出现与本意相背的误解。我的诠释理解，仅限于学术上的探讨和心得上的交流。

围绕《菜根谭》“处治世宜方，处乱世宜圆，处叔季之世当方圆并用；待善人宜宽，待恶人宜严，待庸众之人当宽严互存”的思想论说，下面谈一谈处世接人的人生价值问题。人生立身处世，贵在方圆自如；交际待人，贵在宽严适宜。

从字面意义上看，说的是人生的处世之道：当政治清明清正之时，待人接物应采取“方”道；当政治昏庸无道时，待人接物应采用“圆”道；处在叔季之世一样的末世将乱之际，待人接物就应选择“方圆并用”的策略。人生的待人之方：对待善良之人宜宽厚，对待邪恶之人当严厉，对待一般大众应做到宽严并济。

从内在价值精髓上言，旨在揭示：人生的立身处世，贵在行时中之道，方能左右逢源，而不失其宜；人生的待人接物，贵在得时宜之方，方能各得其所，而不失其可。

处治世宜方，处乱世宜圆，处叔季之世当方圆并用。

在人生的立身处世上，既然要面对不同的世道和生存情境，就要有不同的应对之方和相对应的适宜之策。这一道术方略，便是“处治世宜方，处乱世宜圆，处叔季之世当方圆并用”。在立身处世的方略上，或用“方”，或用“圆”，或是“方圆并用”，皆在时措其宜。

方、圆之道的价值内涵，可以从“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易·系辞上》）上加以揭示。唯变所适，权宜变通，为圆之道；各有所止，立不易操，为方之道。“立不易方”（《易·恒卦·大象》）的方道，便是坚守正道而不迁。

在“处治世宜方”的道术方略上，蕴涵着“天下有道则见”（《论语·泰伯》）的价值意旨。“治世”者，为清明有道之世。“宜方”者，是贵在坚守、坚贞，亦即是施展道德抱负，弘扬正义，有所作为，止于至善。此时，若是不能弘毅道义，坚定原则，而甘于平庸，便是可耻之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就是这一价值观的体现。

“处治世宜方”的道术方略，乃是“尊德乐义”（《孟子·尽心上》）而无不自得的坚定不移。“穷不失义，达不离道”，便是“立不易方”。不得志，则“修身见于世”，独善其身；得志，则推扩仁义，兼善天下。坚守道义而矢志不渝，便是“宜方”的价值真谛。

在“处乱世宜圆”的道术方略上，蕴涵着“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的价值意旨。面对无道昏暗之乱世，既要坚守“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邦无道而富贵则耻的道义原则，又要在立身修身和诲人不倦上有所作为，尽人事之所当为。

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若是“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论语·宪问》），就是人生之耻，而非为变通之宜。“邦有道”则富贵，固然可以；“邦无道”而富贵，便是同流合污。“宜圆”之方略，是在坚守道义原则的基础上，权于变通而不惑执功利富贵的价值。

在人间无道的乱世中，既要达致保身、生存，又要不失道义原则，的确需要一种变通的智慧。在坚守原则底线的同时，灵活应对，力争做一些有益的事，明哲保身，便是“圆”道之用。在现今，可以作为人生暂时不得志时的应对策略。既然不得志，就要反思反省，改变一下自己已然的生存策略，或换一种环境和职业岗位，也许就会海阔天空。

在“处叔季之世当方圆并用”的论说上，“叔季之世”一说，出自《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原文是：“穆后及大子寿早夭即世，单、刘赞私立少，以间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图之！”伯、仲、叔、季四者，原为长幼之称；“叔季之世”的价值内涵，是形容争权夺位的末世将乱时代。

于末世将乱时代而“方圆并用”的道术方略，体现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价值坚守。在“方”的方面，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在“圆”的方面，是“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在不违反大的原则基础上，得志能为民做一些事情，也不失有所作为；不得志而坚守正道，忠贞不渝，也不失独善其身的价值宗旨。

待善人宜宽，待恶人宜严，待庸众之人当宽严互存。

在人生的交际待人上，既然要面对不同的人物和人品，就要有不同的处置之策和相适应的对待之道。这一道术方略的价值意旨，便是“待善人宜宽，待恶人宜严，待庸众之人当宽严互存”。在交际待人的道术上，或用“宽”，或用“严”，或是“宽严互存”，皆旨在各得其所。

宽、严之道的价值内涵，可以从《论语》的“恭、宽、信、敏、惠”（《阳货》）的“五德”以及“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的论说加以揭示。待人以宽，方能得众。“待善人宜宽”是仁者的“好人”；“待恶人宜严”，是仁者的“恶人”。善恶分明，各当其分，方是待人之正道。

在“待善人宜宽”的价值坚守上，“宽”之德行，是宽厚、宽容和宽大的价值意旨。“善人”者，是有志于道而品行正直之人。着眼于这一践行道德价值的“善人”之对象，方可说“宜宽”。劝其善而使之自勉，故不必责其恶而“宜严”。

待善人宽厚，是付出真爱和赤诚，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待善人宽容，是包容善人性格上的缺点和不足，正确看待其素质上的短处和缺项；待善人宽大，是对善人出错、有过的宽大处理，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

在“待恶人宜严”的价值坚守上，“严”之品性，是严肃、严格和严厉的价值态度。“恶人”者，是心存恶念而悖德乱理之人。正是基于扶正止恶的原则底线，方可说“宜严”。“恶人”者不能自省而悔改，故必得严格约束、制止，而不可宽恕放任。

待恶人严肃，是认真看待恶人的所作所为，认清其存在的危害和祸患；待恶人严格，是使其坚守人性的底线，守住做人的红线，而不可突破；待恶人严厉，是在对恶人的处理上，坚持惩前毖后的原则，发挥震慑、警示作用。

在“待庸众之人当宽严互存”的价值坚守上，“宽严互存”，是既要宽厚温和，又要严格要求。“庸众之人”，往往立场不定，或是为善，或是为恶。正是基于劝善惩恶的治理原则和要求，方可说“宽严互存”，而刚柔相济。

待庸众之人当宽，是从劝善、鼓励和感召上采取“宽”之道。藉由仁义爱敬，进行感召感动；藉由宽厚温和，进行鼓励引导；藉由宽容宽恕，进行劝勉疏导。待庸众之人当严，是从止恶、震慑和警戒上采取“严”之术。通过禁暴止恶，严以制止越界；通过震慑畏惧，严禁触碰雷区；通过警戒警示，严格教育改造。

处世待人，贵在方圆自如，宽严适宜，而各得其所。

在“处治世宜方，处乱世宜圆，处叔季之世当方圆并用”的道术方略上，彰显了灵活变通、权宜之道的价值意旨。孔子的“圣之时者”（《孟子·万章下》），正是这一智慧运用的典范。

古代贤者伯夷，作为“圣之清”者，可谓“方”之用的古代楷模。“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适逢于乱世，而不忍居其中，不得已隐居于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此便是居乱世用“方”而不能用“圆”的历史人物。　　

古代贤者伊尹，作为“圣之任”者，可谓“圆”之用的楷模。“治亦进，乱亦进”，内涵变通之道。伊尹之为人，是看到天下之民有不被圣道之泽者，则视若己将之推于沟中，可见自任天下之重。此便是居治世用“方”者而处乱世不能用“圆”的历史事例。　

古代贤者柳下惠，作为“圣之和”者，可谓“方圆并用”的楷模。“不羞污君，不辞小官”和“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是用“圆”。“进不隐贤，必以其道”和“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是用“方”。此便是处乱世用“方”又用“圆”的历史人物典型。　

孔子作为“圣之时”者，以自身的德操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人生示范和人格榜样。孔子的这一德操，便是“进以礼，退以义”（《孟子·万章上》）的价值要义。“进以礼”，体现在立身上，便是“处治世宜方”；“退以义”，体现在处世上，便是“处乱世宜圆”。

孔子的“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孟子·万章下》），便是这一德操的圣格体现。比如，“可以处而处”，是“圆”道之用；“可以仕而仕”，是“方”道之用。孔子在得邦家之治理上，是“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论语·子张》），彰显了方圆运用自如而适宜的人生境界。

在与人交际“待善人宜宽，待恶人宜严”的道术方略上，可用雷锋的“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和“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观念主张加以诠释。对待恶人严肃严厉，正是为伸张正义，保护善人，劝诫人们向善；对待善人仁厚宽待，正是发挥正向示范效应，引导向善，激励从善。

在人生的立身处世上，做人“宜方”，就是要弘毅正道，坚持原则，弘扬正气，而不可圆滑世故；为人“宜圆”，便是要权宜变通，灵活应对，而不可刚愎自用。坚持“方圆并用”，乃是达致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在人生的交际待人上，“待善人宜宽”，就是要行仁恕之道，待人宽厚、宽容和宽恕；“待恶人宜严”，便是要用攻其恶的严惩之道，待之以严肃、严格和严厉。坚持待众人的“宽严互存”，是既要责善以严，又要关怀有加。

中华文明五千年，历经沧桑而绵延不绝，已充分证明中华传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和迎接各种挑战的开拓能力。这一文化内涵，既本自“学·思·观”的探求真理而来，又呈现着“学·思·观”的理性自觉和开放思维。让我们齐心协力地一道投入“文化自信”的时代洪流之中，为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冷静的思考，清醒的应对，果敢的斗争，无愧的付出。坚信“文化自信”，践行“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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